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摘录

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
真正的批评家是诗人的仆人。现在他却当起了主人，或者说被当成了主人，他忽视了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在技术交流迅速地掩盖了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的时代，批评家可以充当中间人和监护人。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若遇到被烧毁的书，他要收集灰烬进行破译。
语言之间没有精确对等，只有背叛。但是，要是一首诗歌要穷尽它全部的生命，翻译的努力便是恒常的需要。
我们的时代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它是在非人道的压力下负重前行的时代，是经历过罕见大规模恐惧的时代，距离可能的毁灭并不遥远。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但是就怕承受不起。
在与活死人的对话中，我们不是被动的角色。在不止是白日梦或因厌倦产生的欲望冷漠的地方，阅读是行动方式。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象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隐秘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焚书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自梵高以来，西方的眼睛看见松柏，无不注意到树梢上面冒出的烟火。
那么，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第二十章，读了哈姆雷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在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
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癫痫病人在早期阶段会做一个独特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身体，他再也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了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是白丁而已。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得使人更加仁慈。更糟糕的是，有大量确凿的反证。文学想象在政治暴力面前，不是逆来顺受，就是热烈欢迎。有时候，受过传统人文教育的个体在执行这样的政治暴行时，甚至使政治暴行变得更加雅致。文学价值和极端非人性，在同一共同体中共存，在同一个体感受力中能够共存。
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精神状况，结果我们也许会发现，更难与现实世界认同，更难入心体会现实经验世界———“入心”这个说法很有启迪。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够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或许，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
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化的序曲。
克尔凯郭尔说：“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
20岁的时候，卡夫卡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卡夫卡拥有可怕的预言能力，他看到恐怖逐渐生成的每个细节。他深知克尔凯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卡夫卡像斯宾诺莎打磨镜片一样打磨他的语词，一束精确的光线穿透语词而丝毫无损。但在他的氛围中总有一丝单薄和凉意。
生命的纯粹力量充斥着《伊利亚特》，就像深紫色的大海浪潮。荷马欢呼生命的能量。即使是在大屠杀的战场上，生命依然圆满，踏着快乐狂野的节拍高歌猛进。荷马知道并宣称，人类发自内心地热爱战争，战争的恐怖远没有家中漫长空虚的日子可怕。对光荣的渴望最终胜过了对死亡刹那间的恐惧。哪怕特洛伊陷落了，灾难也击垮不了人类，因为就在变成焦土的城邦和野蛮噪杂的战场之外，仍然有宁静的大海，海豚在跳跃，牧羊人在祥和的大山中打瞌睡。
当翻译没有充分传达原文的时候，它是背叛；当翻译保持了忠实且超越了原文的时候，它是圣化。
没有适度，翻译将是背叛；只有一直保持适度，翻译才能趋于完美。
论普拉斯：她诗歌中强烈亲密的情感，构成了一种真诚强大的修辞。诗歌以其骄傲的坦荡骚扰着我们的神经，发出迫切的强烈要求，让读者萎缩，为自己日常谨慎退避的感受力而尴尬。它们太真诚，付出的代价太大，不能轻易当成神话。
就在梅林教授或兰格纳被迫害致死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近在两英里之地的波兰村庄，还是远在五千里之遥的纽约，都在吃饭、睡觉、看电影、做爱或忙着看牙医。这正是我想象不下去的地方。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它们共存是个可怕的悖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存在，既是因为有些人建造了它，也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任由它存在。
只有那些真正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那些像维塞尔一样在奥斯维辛目睹父母被活活抽死或毒死之后活下来的人，那些从尸体身上残留的金牙中辨别亲人之人，他们才有权宽恕。纳粹在集中营和行刑室里所做的一切完全无法宽恕。这是人类形象上的烙印，将永远留存。由于放纵了潜藏于我们身上的非人性，我们每个人都因此而渺小。
当初，沉默笼罩着大屠杀；如今，丑闻笼罩着谈论大屠杀的书。
即便只有一个人，也能够充分记住正常的人类生活，从他的同伴和他受尽凌辱的形象中辨别出人性。只有辨别出人性，才可能产生反抗和最高认同，
在无法言说和想象的地方，唯一自然的位置是沉默或对死者的祈祷。
对于卡普兰日记或维塞尔《夜》等作品，惟一最恰当的“评论”就是逐行重新抄写，遇到死者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就停顿一会儿，如同传统的《圣经》抄写员，遇到上帝神圣的名字时要停顿一下。直到我们用心记住书中的许多话，将这些知识铭记在心底，在黎明时分能够背诵几句，提醒我们是活着的后来者，提醒我们在生命终结那一天，除了陌生的死亡，还有更陌生的非人审判或记忆将来临。
在华沙的犹太聚居区，一个孩子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现在，我想重写这句话：“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然后，我要反复默念，为那个孩子祈祷，也为我自己祈祷。因为在那个孩子写下这句话之时，我吃得饱（甚至超过了我的需要），睡得暖，沉默不言。
让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就是它的共谋。
犹太人的归宿不在某地，而在时间里，在他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历史意识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的家园。
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毒液，把欧洲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它使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像发疯的旅鼠。宣称自己是加纳人、尼加拉瓜人或马耳他人，一个人就免除了许多苦恼，他不用挖空心思地去想自己是谁，他的人性在哪里。他成了整齐划一武装起来的一伙人中的一员。现代政治中每一次暴民的冲动，每一次独裁的企图，都靠民族主义哺育，都服食了仇恨的药汤。
要使文明的潜力不被摧毁，我们就必须培养出更复杂、更暂时的忠诚。正如苏格拉底的教诲，为了让城邦更自由，就要对他人更开放，需要必要的背叛。相比于精神的自由活动、梦想的狂乱不羁，哪怕是大同社会，也不过是短暂的畛域。
一种充溢着暴力与谎言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一切都会遗忘，但语言不会。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
摘自乔治·斯坦纳著《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李小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