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历史背景
一谈到，宋代妇女问题总是绕不开宋代大儒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这句话太响亮、太有名了，它曾大有给宋朝妇女定位之气势，那就是宋代妇女地位低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长期间被很多人看是套压在妇女身上的一道沉重枷锁。因为理学家以理杀人，理学宣扬女性贞烈而扼杀人性、摧残妇女。程颐、朱熹不知毒害了多少宋代青年女子。程颐、朱熹真有那么大的能力与本事吗？能影响到宋代女人的地位与命运吗？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就这个荒谬的观点与逻辑在新中国史学界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主流认识。
用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乃至宋代妇女不能再嫁。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根本就不能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因为这句话不是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是看宋代妇女整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两个学者提出的梦想、主张。
一、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中唐至五代文明日下，人伦亲情早已大坏。大文豪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慨叹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这句话绝不仅仅适用于五代，也适用于中唐残唐一百五十多年，甚至也同样适用于宋初大部分时期。中国文明的种子保受战乱摧残，已经接近彻底泯灭！宋承二百年乱世，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恢复与重建，在于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怀的回归，这就包括早已淡薄异常的夫妻之伦。
到宋代中华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大坏。北宋蔡襄感慨当时的夫妻之情时说道：“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此生民之大蔽也。”北宋和尚文莹也感慨道：“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北宋王安石亦曾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王安石指出此时宋代士大夫不重其节，妇女不重贞节。这是当时宋代的实际情况。北宋曾巩亦指出：“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曾巩还曾写道：“岭以南素习于夷，无男女之别。日浸月滋，为吏者师耳目，谓俗止如此，凡奸事虽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对于宋代夫妻之伦感情大坏，欧阳修写诗感慨道：“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
“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宋代当时夫妻之间感情淡薄，不注重传统的夫妻情谊操守，这正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程氏遗书》记载北宋大儒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上就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对于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宋末大儒魏了翁认为：“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再，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罪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清朝学者徐继畬认为：“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民国学者吕思勉认为：“程子之意，自极言律己之当严，不重在责妇之守节。”
首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两方面的，是希望男女都能遵守的。不止提倡妇女守节，也主张男人不再娶。是要求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爱情保持忠诚。男女是相同的，义务是对等的。程颐指出：“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在程颐的理想之中男女一旦相约成为夫妇就应该是终生的，丧偶者无论男女，皆不应再娶、再嫁。程颐还明确提出：“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其次，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男人、女人提出的高级要求与理想目标。程颐并没有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虽然程颐一方面主张：“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程颐也认可：“出妻令其可嫁。”程颐对两宰相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一个寡妇之事，并没有指责他们伤风败俗、不成体统。“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可见在程颐眼士大夫娶寡妇及寡妇再嫁都是正常之事。程颐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赞扬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可见程颐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
再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是程颐说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是反对妇女改嫁的首言者。他也只不过是把前人话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已。程颐只不过是拾前人牙慧罢了，而且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起汉代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唐代的“男有重娶之义，女无再醮之文。”“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 只要求妇女守节而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来说，无疑更能体现男女平等与时代进步。
二、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到南宋时宋代妇女地位才大幅度下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其中的责任归罪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因为他也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写信给陈师中，劝他死去妹婿的妹妹守节，在《与陈师中书》信中写道：“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扶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承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有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迁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其实这都是完全无知的言论，南宋夫妻一伦淡薄程度比起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邦炜在《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中指出：“《夷坚志》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例竟达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改嫁的时间可考者凡41例，属于北宋的仅4例而已，属于南宋的多达37例子。”南宋袁采《世范》指出：“（夫）作妻名置产，身死而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明确说道：“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多矣。”南宋庄绰《鸡肋编》记载：“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南宋末应俊在《琴堂谕俗编》指出：“今尔百姓婚姻之际多不详审，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这是朱熹又一次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朱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陈师中的妹妹还是选择再嫁，“再适太常少卿罗点”。可见在宋代即使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也影响有限。宋代女性改嫁不守节非常普遍。
只凭一封书信就断定朱熹是妇女守节的捍卫者，也太过武断。因为朱熹书籍言论何其之多，不下千百万，涉及方方面面但从没有一个章节谈到妇女守节问题，也没有一个语录明确主张妇女守节。在朱熹思想体系和生活伦理，从未明确传扬妇女必须守节，不需再嫁。在他担任地方官时也未鼓励当地妇女守节。相反朱熹的许多言论，对广大妇女改嫁还是抱着相当开放的态度的。
朱熹《朱子语类》问：“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曰：“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柰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熹《答李敬子余国秀》：“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还甚至为唐朝皇族后宫淫乱辩护“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男尊女卑、从一而终是古时世界各国各代封建社会的共通的，朱熹认为女子从一而终“不必拘泥”、“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妇女改嫁“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这些观点主张相当的开明与进步。
小结：
终宋一朝，民间没人拿程颐、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当回事。他的影响也极其微弱，根本影响不到宋代妇女的地位。程颐的甥女及他哥哥程颢的儿媳妇都曾再嫁，陈师中的妹妹也再嫁未听从朱熹的建议。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也不是对普通妇女提出的，而是对士大夫阶层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起到天下表率作用，以改变两宋“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的现实情况。
宋代民间远比唐代民间开放，所谓保暖思淫欲。程颐、朱熹所处的两宋的当时实际情况是夫妇人伦大坏，夫妻间感情淡薄，容易离散。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呼唤，只不过是他们希望传统价值的回归。
东方飞龙2013年2月19日初稿完成于河北石家庄
用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乃至宋代妇女不能再嫁。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根本就不能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因为这句话不是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是看宋代妇女整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两个学者提出的梦想、主张。
一、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中唐至五代文明日下，人伦亲情早已大坏。大文豪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慨叹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这句话绝不仅仅适用于五代，也适用于中唐残唐一百五十多年，甚至也同样适用于宋初大部分时期。中国文明的种子保受战乱摧残，已经接近彻底泯灭！宋承二百年乱世，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恢复与重建，在于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怀的回归，这就包括早已淡薄异常的夫妻之伦。
到宋代中华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大坏。北宋蔡襄感慨当时的夫妻之情时说道：“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此生民之大蔽也。”北宋和尚文莹也感慨道：“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北宋王安石亦曾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王安石指出此时宋代士大夫不重其节，妇女不重贞节。这是当时宋代的实际情况。北宋曾巩亦指出：“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曾巩还曾写道：“岭以南素习于夷，无男女之别。日浸月滋，为吏者师耳目，谓俗止如此，凡奸事虽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对于宋代夫妻之伦感情大坏，欧阳修写诗感慨道：“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
“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宋代当时夫妻之间感情淡薄，不注重传统的夫妻情谊操守，这正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程氏遗书》记载北宋大儒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上就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对于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宋末大儒魏了翁认为：“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再，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罪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清朝学者徐继畬认为：“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民国学者吕思勉认为：“程子之意，自极言律己之当严，不重在责妇之守节。”
首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两方面的，是希望男女都能遵守的。不止提倡妇女守节，也主张男人不再娶。是要求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爱情保持忠诚。男女是相同的，义务是对等的。程颐指出：“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在程颐的理想之中男女一旦相约成为夫妇就应该是终生的，丧偶者无论男女，皆不应再娶、再嫁。程颐还明确提出：“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其次，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男人、女人提出的高级要求与理想目标。程颐并没有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虽然程颐一方面主张：“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程颐也认可：“出妻令其可嫁。”程颐对两宰相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一个寡妇之事，并没有指责他们伤风败俗、不成体统。“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可见在程颐眼士大夫娶寡妇及寡妇再嫁都是正常之事。程颐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赞扬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可见程颐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
再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是程颐说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是反对妇女改嫁的首言者。他也只不过是把前人话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已。程颐只不过是拾前人牙慧罢了，而且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起汉代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唐代的“男有重娶之义，女无再醮之文。”“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 只要求妇女守节而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来说，无疑更能体现男女平等与时代进步。
二、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到南宋时宋代妇女地位才大幅度下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其中的责任归罪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因为他也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写信给陈师中，劝他死去妹婿的妹妹守节，在《与陈师中书》信中写道：“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扶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承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有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迁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其实这都是完全无知的言论，南宋夫妻一伦淡薄程度比起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邦炜在《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中指出：“《夷坚志》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例竟达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改嫁的时间可考者凡41例，属于北宋的仅4例而已，属于南宋的多达37例子。”南宋袁采《世范》指出：“（夫）作妻名置产，身死而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明确说道：“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多矣。”南宋庄绰《鸡肋编》记载：“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南宋末应俊在《琴堂谕俗编》指出：“今尔百姓婚姻之际多不详审，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这是朱熹又一次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朱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陈师中的妹妹还是选择再嫁，“再适太常少卿罗点”。可见在宋代即使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也影响有限。宋代女性改嫁不守节非常普遍。
只凭一封书信就断定朱熹是妇女守节的捍卫者，也太过武断。因为朱熹书籍言论何其之多，不下千百万，涉及方方面面但从没有一个章节谈到妇女守节问题，也没有一个语录明确主张妇女守节。在朱熹思想体系和生活伦理，从未明确传扬妇女必须守节，不需再嫁。在他担任地方官时也未鼓励当地妇女守节。相反朱熹的许多言论，对广大妇女改嫁还是抱着相当开放的态度的。
朱熹《朱子语类》问：“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曰：“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柰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熹《答李敬子余国秀》：“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还甚至为唐朝皇族后宫淫乱辩护“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男尊女卑、从一而终是古时世界各国各代封建社会的共通的，朱熹认为女子从一而终“不必拘泥”、“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妇女改嫁“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这些观点主张相当的开明与进步。
小结：
终宋一朝，民间没人拿程颐、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当回事。他的影响也极其微弱，根本影响不到宋代妇女的地位。程颐的甥女及他哥哥程颢的儿媳妇都曾再嫁，陈师中的妹妹也再嫁未听从朱熹的建议。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也不是对普通妇女提出的，而是对士大夫阶层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起到天下表率作用，以改变两宋“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的现实情况。
宋代民间远比唐代民间开放，所谓保暖思淫欲。程颐、朱熹所处的两宋的当时实际情况是夫妇人伦大坏，夫妻间感情淡薄，容易离散。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呼唤，只不过是他们希望传统价值的回归。
东方飞龙2013年2月19日初稿完成于河北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