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俄罗斯经济崩溃及时为中国上了一课
【原编者按】2013年12月11日，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 Kotz）教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中国崛起可以持续吗？”的演讲。科茨教授认为，俄罗斯的迅速转型使其遭遇了巨大经济挫折，而中国经济正是坚持了渐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才取得了35年的快速增长。结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科茨表明，坚持政府的引导对保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科茨接着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他建议国家出台新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另外，政府应当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从而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
大卫·科茨
大卫·科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俄罗斯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批判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等。代表作：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2010）；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2007）；Revolution from Above: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coauthored with Fred Weir,1997），中译本：《来自上层的革命》。
编辑：王鹏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俄罗斯的迅速转型使其遭遇巨大经济挫折
今天我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可以持续吗？有一些中国学者论证说，俄罗斯正确地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战略，即迅速转型。这些学者宣称中国在完全支持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却犹豫了。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既有中国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除非中国把市场经济活动中剩余的限制移除，并且放弃剩余的国有企业，否则中国的崛起就会马上转为停滞或者倒退。
虽然中国有了引人注目的35年高速发展，至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些诊断却是错误的。如果上述建议被采纳的话，它们并不会支持而是会逆转中国的快速发展。那些认为俄罗斯进行了正确转型的人并不了解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在1992年，按照西方的建议，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迅速对其经济进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虽然俄罗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应该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在1992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经济转型中起到重大作用，或者将经济转型引导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上。
相反，俄罗斯政府只是把经济的发展完全留给市场去决定，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从苏联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情况中看出来。从1992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转型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萧条期，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大国中，还是第一次。1998年，俄罗斯的GDP相比于1990年的水平，下降了42.5%。从199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非常缓慢的增长，其GDP直到2007年才达到了19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07年，这17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是0%。在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时期，这个国家拥有一种多样化的、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而在转型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则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石油的出口。
从1995年到2011年，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出口已经占到了总出口的接近70%。在2011年，原来可以生产很多高质量工业品的俄罗斯（前苏联），发现它的工业品出口只占到总出口的4.5%。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地铁系统是在1970年代建成的，用来生产铁轨的机器设备都是在当时的苏联制造的。华盛顿政府之所以购买俄罗斯的铁轨，并不是为了让苏联去发展它自己的经济，而是因为从苏联买到的铁轨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可以找到的最好的铁轨。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发达的工业体系已无法再生产出高质量的耐用工业品了。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由于世界市场过分依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承受了GDP的巨大下降，降幅达到7.8%。就在同一年，中国GDP的增长却达到了9.2%。之后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回到了3%-4%的区间，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在上升。
俄罗斯的自然市场战略使其在基础建设的投资逐渐下降，比如铁路、电力供应等等，教育、公共医疗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下降。俄罗斯的人均病床数从1992年到2010年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虽然俄罗斯取得了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但是俄罗斯高等院校录取的学生人数却在过去的4年中下降了28%。苏联时期的科研成就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受雇于科研和发展项目的雇员却在逐渐的下降。
我们的数据只到2007年，因为2007年以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拒绝发表来自科研人员的统计数据，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难堪的。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像中东小国科威特那样的情况，但是他的人口却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俄罗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经济中找不到生产性的位置。因为把油从地底下挖出来，用管道运出去，然后再出口，并不需要很多人。这也不奇怪，自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死亡数以及移民国外的人数超过了出生数。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策略与俄罗斯的转型策略非常不同。在中国，自由化的过程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渐进的。在1990年代之前，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甚至还没有开始，中国政府调节着转型的进程，对重要的市场关系，例如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保持着控制。中国工业的重要部分以及主要银行都仍然在国家的手里，这样一种转型策略带来的是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在这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这并不是偶然的。
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才行，举例来说：
在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并没有多少工业。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工业化。美国政府在当时并没有采取甩手不管的策略，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内的铁路网，使得其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另外对来自德国、英格兰等地区的工业品给予高关税，从而使其工业得到发展。如果美国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推进的市场化政策，美国可能仍是一个农业国，主要依靠棉花和小麦的出口。
在19世纪的德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日本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活跃程度比前面几个国家都高。1950年代前期，韩国的人均GDP还不如大多数亚洲国家，然而韩国政府引导了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得韩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之所以出现这些结果，都有政府参与的原因，比如银行系统需要将信贷注入那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部门，而不是采取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信贷走向。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就会流入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领域，而不是让经济和货币不稳定，这一点如果只是将资本流动留给市场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1990年代的前期，韩国政府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允许资本在韩国和国际上自由流动，而这些资本都是短期逐利的资本，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韩国，在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短期资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迅速离开了韩国，导致韩国的货币在短期内崩溃，从而造成了一场严重的经济灾难。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并没有波及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短期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国境，而只允许直接投资进入那些可以服务于中国发展的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正因为国企在一些关键的工业领域进行了大宗产品的生产，国家才能够建立起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信，而这对健康的经济发展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采取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来到了北京，给出了自由化的建议；世界银行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给出了同样的建议。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了这些西方建议者们“明智的”建议，然后把他们完全忽略掉了。
与他们的提议相反，中国政府发展出了一套不同的、渐进的转型策略。而那些接受了世界银行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建议的国家，其经济数据却不断在下降。1996年，世界银行的结论指出，如果想让经济成功转型，就应该听取世界银行的建议。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由于中国政策中符合世界银行政策的那个部分。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的建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就不是10%，而是15%了。就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又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叫《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给出了与1998年的报告类似的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世界银行发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建议，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而国内需求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到1988年，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家庭消费以每年10.6%的速度增长，而这段时间GDP的增长率只有10.1%。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许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从而迅速填充了农民的荷包。农民由于有钱了，开始进行大中商品的消费，从而带动头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然而从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时间，家庭消费却比GDP的增长更为缓慢。在这十年里，是投资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与投资一起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导性的因素，而家庭消费却只占到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二。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千夜，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到了GDP的38.4%，这对任何一个经济大国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占中国需求的比重在2007年之后明显上升，像起飞一样达到了接近40%，而家庭消费的比例下降到了GDP的36%，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消费比例之一。
从18世纪的下半叶起，当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其出口仅仅占GDP的不到三分之一。日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口大国，在二战之后的十年，它的出口只占GDP的不到10%，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下降到了GDP的26.7%，而中国的投资则增长到了非常高的比例，达到46%。这是因为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突然一下子变得接近于0%，中国政府用高投资来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这的确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些投资也使得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周我乘坐了从北京到济南的高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修建地铁系统，鉴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交通状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将会在以后产生许多好处，然而就长期而言，这样高的投资比例却是不可持续的。过高的投资比例将会逐渐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必须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这使得我不得不去考察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将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以此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曾问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什么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呢？他回答说：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了。但在我看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中国1980年代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0.3以下；然而自1990年代起，这个数字开始增长，到2012年达到了0.474。随着收入份额不断从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的手中，国内消费的需求相对于GDP肯定会不断下降。虽然有钱人用很多钱去消费，但是与中低收入人群比起来，他们只是将收入中较小的比例用来消费。随着分配不公在1990年代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19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呢？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5年内，美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开始放松，许多公共领域开始被私有化。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收入分配不公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在2007年，最有钱的1%的人，其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在2009年，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水平，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何降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呢？那些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私有化从而降低分配不公的人，其建议正好与历史经验相反。虽然在国企中，高管人员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比起私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又是比较小的。如果国企私有化的话，这些企业中的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我的三个博士生都来自中国，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收入的差距，他们使用了“生存工资”的概念。所谓生存工资是指，可以使人过上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国企中，工人的工资只比生存工资略高一点点；而在私企中，工人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目前，投资占GDP的30%，而政府购买占GDP的20%。30%的投资，对滋生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足够了，45%的投资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那些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低收入者手中。但是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说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工资也都是非常低的，仅仅够生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工人收入的上升。美国和西欧的工人之所以能提高待遇，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与资本家做斗争。今天，中国工人为之服务的私有企业主，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除非得到更大的谈判力量，否则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收入。
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国的家庭把收入中很大的比例用于储蓄，因为所谓的“三座大山”：医疗、高等教育和养老。如果中国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这不仅会帮助普通民众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带来更高的消费，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行成功的转型。
除了GDP的比例不正常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既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转型上了及时一课
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并修正其混合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完全向自由市场转变，那就会变更既有的经济模式。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上了非常及时的一课。
在1980年代的末期，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改革以“新思维”而著名。新领导层一开始希望得到混合的经济模式，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有企业，既有计划，又有市场，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1987年到198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从1989年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社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开始对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越来越不满，并希望转向将国企快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战略。鲍里斯·叶利钦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快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那些主张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停滞的声音，在决定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结果将与他们所倡导的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政策在中国得以实施，取代了现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终止，而且政治动乱将随之而来。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混合经济模式，并且做出一些改变，亦即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地分配于整个人口，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可以持续的。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国企一旦私有化，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提问：自由化、市场化和不公平之间关系是什么？如果市场非常有效和灵敏，那么市场本身的能力能否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大卫·科茨：在我新写的一本书中，恰好探讨了自由化、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兴起。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当中，强者倾向于变得更富裕，而弱者倾向于变得更贫穷，资本主义总是产生这样的结果。
市场的确需要能够减缓这种趋势的制度，包括政府对有钱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最低工资、政府对工会的鼓励以及收入累计税（指有钱的人要交比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更多的税）。新自由主义往往说自由化的市场能够使得经济中的不平等逐渐减少，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和实际的机制表明市场真的会这样做。
关于私有化，国有企业相比较于私营企业更倾向于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倾向于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国企的管理层挣的钱不如私企的多。在1980年以前，美国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是由政府密切地监管着的，包括交通、通信以及电力的供应等等。这些部门的工人往往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当这些领域私有化之后，这些行业里工人工资下降了大概15%。
比如说飞行员以前在美国是挣钱非常多的职业，但是今天，一些在小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只能挣到刚刚够活下去的工资，你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乘客安全负责的。再比如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他们原本有着非常舒适的收入，但是在政府调节经济的时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入卡车行业，他们的收入随之开始下降，而且劳动条件也更差了，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工作更久。我可不愿意在一个为了生存下去已经开了二十个小时卡车的司机旁边开车，这些事例都能支持我提出的论点。
科茨接着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他建议国家出台新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另外，政府应当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从而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
大卫·科茨
大卫·科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俄罗斯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批判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等。代表作：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2010）；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2007）；Revolution from Above: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coauthored with Fred Weir,1997），中译本：《来自上层的革命》。
编辑：王鹏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俄罗斯的迅速转型使其遭遇巨大经济挫折
今天我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可以持续吗？有一些中国学者论证说，俄罗斯正确地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战略，即迅速转型。这些学者宣称中国在完全支持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却犹豫了。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既有中国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除非中国把市场经济活动中剩余的限制移除，并且放弃剩余的国有企业，否则中国的崛起就会马上转为停滞或者倒退。
虽然中国有了引人注目的35年高速发展，至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些诊断却是错误的。如果上述建议被采纳的话，它们并不会支持而是会逆转中国的快速发展。那些认为俄罗斯进行了正确转型的人并不了解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在1992年，按照西方的建议，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迅速对其经济进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虽然俄罗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应该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在1992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经济转型中起到重大作用，或者将经济转型引导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上。
相反，俄罗斯政府只是把经济的发展完全留给市场去决定，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从苏联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情况中看出来。从1992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转型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萧条期，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大国中，还是第一次。1998年，俄罗斯的GDP相比于1990年的水平，下降了42.5%。从199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非常缓慢的增长，其GDP直到2007年才达到了19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07年，这17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是0%。在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时期，这个国家拥有一种多样化的、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而在转型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则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石油的出口。
从1995年到2011年，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出口已经占到了总出口的接近70%。在2011年，原来可以生产很多高质量工业品的俄罗斯（前苏联），发现它的工业品出口只占到总出口的4.5%。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地铁系统是在1970年代建成的，用来生产铁轨的机器设备都是在当时的苏联制造的。华盛顿政府之所以购买俄罗斯的铁轨，并不是为了让苏联去发展它自己的经济，而是因为从苏联买到的铁轨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可以找到的最好的铁轨。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发达的工业体系已无法再生产出高质量的耐用工业品了。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由于世界市场过分依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承受了GDP的巨大下降，降幅达到7.8%。就在同一年，中国GDP的增长却达到了9.2%。之后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回到了3%-4%的区间，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在上升。
俄罗斯的自然市场战略使其在基础建设的投资逐渐下降，比如铁路、电力供应等等，教育、公共医疗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下降。俄罗斯的人均病床数从1992年到2010年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虽然俄罗斯取得了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但是俄罗斯高等院校录取的学生人数却在过去的4年中下降了28%。苏联时期的科研成就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受雇于科研和发展项目的雇员却在逐渐的下降。
我们的数据只到2007年，因为2007年以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拒绝发表来自科研人员的统计数据，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难堪的。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像中东小国科威特那样的情况，但是他的人口却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俄罗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经济中找不到生产性的位置。因为把油从地底下挖出来，用管道运出去，然后再出口，并不需要很多人。这也不奇怪，自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死亡数以及移民国外的人数超过了出生数。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策略与俄罗斯的转型策略非常不同。在中国，自由化的过程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渐进的。在1990年代之前，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甚至还没有开始，中国政府调节着转型的进程，对重要的市场关系，例如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保持着控制。中国工业的重要部分以及主要银行都仍然在国家的手里，这样一种转型策略带来的是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在这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这并不是偶然的。
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才行，举例来说：
在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并没有多少工业。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工业化。美国政府在当时并没有采取甩手不管的策略，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内的铁路网，使得其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另外对来自德国、英格兰等地区的工业品给予高关税，从而使其工业得到发展。如果美国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推进的市场化政策，美国可能仍是一个农业国，主要依靠棉花和小麦的出口。
在19世纪的德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日本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活跃程度比前面几个国家都高。1950年代前期，韩国的人均GDP还不如大多数亚洲国家，然而韩国政府引导了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得韩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之所以出现这些结果，都有政府参与的原因，比如银行系统需要将信贷注入那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部门，而不是采取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信贷走向。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就会流入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领域，而不是让经济和货币不稳定，这一点如果只是将资本流动留给市场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1990年代的前期，韩国政府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允许资本在韩国和国际上自由流动，而这些资本都是短期逐利的资本，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韩国，在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短期资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迅速离开了韩国，导致韩国的货币在短期内崩溃，从而造成了一场严重的经济灾难。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并没有波及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短期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国境，而只允许直接投资进入那些可以服务于中国发展的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正因为国企在一些关键的工业领域进行了大宗产品的生产，国家才能够建立起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信，而这对健康的经济发展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采取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来到了北京，给出了自由化的建议；世界银行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给出了同样的建议。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了这些西方建议者们“明智的”建议，然后把他们完全忽略掉了。
与他们的提议相反，中国政府发展出了一套不同的、渐进的转型策略。而那些接受了世界银行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建议的国家，其经济数据却不断在下降。1996年，世界银行的结论指出，如果想让经济成功转型，就应该听取世界银行的建议。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由于中国政策中符合世界银行政策的那个部分。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的建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就不是10%，而是15%了。就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又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叫《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给出了与1998年的报告类似的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世界银行发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建议，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而国内需求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到1988年，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家庭消费以每年10.6%的速度增长，而这段时间GDP的增长率只有10.1%。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许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从而迅速填充了农民的荷包。农民由于有钱了，开始进行大中商品的消费，从而带动头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然而从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时间，家庭消费却比GDP的增长更为缓慢。在这十年里，是投资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与投资一起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导性的因素，而家庭消费却只占到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二。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千夜，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到了GDP的38.4%，这对任何一个经济大国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占中国需求的比重在2007年之后明显上升，像起飞一样达到了接近40%，而家庭消费的比例下降到了GDP的36%，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消费比例之一。
从18世纪的下半叶起，当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其出口仅仅占GDP的不到三分之一。日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口大国，在二战之后的十年，它的出口只占GDP的不到10%，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下降到了GDP的26.7%，而中国的投资则增长到了非常高的比例，达到46%。这是因为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突然一下子变得接近于0%，中国政府用高投资来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这的确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些投资也使得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周我乘坐了从北京到济南的高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修建地铁系统，鉴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交通状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将会在以后产生许多好处，然而就长期而言，这样高的投资比例却是不可持续的。过高的投资比例将会逐渐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必须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这使得我不得不去考察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将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以此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曾问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什么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呢？他回答说：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了。但在我看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中国1980年代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0.3以下；然而自1990年代起，这个数字开始增长，到2012年达到了0.474。随着收入份额不断从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的手中，国内消费的需求相对于GDP肯定会不断下降。虽然有钱人用很多钱去消费，但是与中低收入人群比起来，他们只是将收入中较小的比例用来消费。随着分配不公在1990年代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19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呢？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5年内，美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开始放松，许多公共领域开始被私有化。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收入分配不公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在2007年，最有钱的1%的人，其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在2009年，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水平，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何降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呢？那些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私有化从而降低分配不公的人，其建议正好与历史经验相反。虽然在国企中，高管人员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比起私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又是比较小的。如果国企私有化的话，这些企业中的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我的三个博士生都来自中国，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收入的差距，他们使用了“生存工资”的概念。所谓生存工资是指，可以使人过上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国企中，工人的工资只比生存工资略高一点点；而在私企中，工人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目前，投资占GDP的30%，而政府购买占GDP的20%。30%的投资，对滋生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足够了，45%的投资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那些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低收入者手中。但是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说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工资也都是非常低的，仅仅够生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工人收入的上升。美国和西欧的工人之所以能提高待遇，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与资本家做斗争。今天，中国工人为之服务的私有企业主，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除非得到更大的谈判力量，否则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收入。
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国的家庭把收入中很大的比例用于储蓄，因为所谓的“三座大山”：医疗、高等教育和养老。如果中国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这不仅会帮助普通民众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带来更高的消费，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行成功的转型。
除了GDP的比例不正常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既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转型上了及时一课
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并修正其混合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完全向自由市场转变，那就会变更既有的经济模式。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上了非常及时的一课。
在1980年代的末期，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改革以“新思维”而著名。新领导层一开始希望得到混合的经济模式，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有企业，既有计划，又有市场，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1987年到198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从1989年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社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开始对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越来越不满，并希望转向将国企快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战略。鲍里斯·叶利钦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快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那些主张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停滞的声音，在决定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结果将与他们所倡导的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政策在中国得以实施，取代了现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终止，而且政治动乱将随之而来。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混合经济模式，并且做出一些改变，亦即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地分配于整个人口，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可以持续的。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国企一旦私有化，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提问：自由化、市场化和不公平之间关系是什么？如果市场非常有效和灵敏，那么市场本身的能力能否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大卫·科茨：在我新写的一本书中，恰好探讨了自由化、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兴起。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当中，强者倾向于变得更富裕，而弱者倾向于变得更贫穷，资本主义总是产生这样的结果。
市场的确需要能够减缓这种趋势的制度，包括政府对有钱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最低工资、政府对工会的鼓励以及收入累计税（指有钱的人要交比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更多的税）。新自由主义往往说自由化的市场能够使得经济中的不平等逐渐减少，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和实际的机制表明市场真的会这样做。
关于私有化，国有企业相比较于私营企业更倾向于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倾向于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国企的管理层挣的钱不如私企的多。在1980年以前，美国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是由政府密切地监管着的，包括交通、通信以及电力的供应等等。这些部门的工人往往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当这些领域私有化之后，这些行业里工人工资下降了大概15%。
比如说飞行员以前在美国是挣钱非常多的职业，但是今天，一些在小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只能挣到刚刚够活下去的工资，你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乘客安全负责的。再比如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他们原本有着非常舒适的收入，但是在政府调节经济的时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入卡车行业，他们的收入随之开始下降，而且劳动条件也更差了，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工作更久。我可不愿意在一个为了生存下去已经开了二十个小时卡车的司机旁边开车，这些事例都能支持我提出的论点。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