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梦为马Ⅱ
壹
寒假的招募工作吸引了数十名志愿者加入，黎雯、张腾龙、华夏作为新人分别挑起瓢虫映像杭州、广州、重庆的大梁。成都在2012年末的最后一场放映后进行了简短会议，但最终因为我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不欢而散。
由于城市改造和经营不善，成都的民谣酒吧被迫停业，瓢虫映像与其场地合作宣告终止。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不得不在即将来临的三月之前寻求放映地点。在此之前，我和华夏为杭州寻得位于市区地段的合作场地，西湖当代美术馆，并以个人名义签订使用协议。之后，成都的放映场地得到了廊桥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北京场地由706青年空间更迭为盒子空间，上海几经辗转最终落户河岸艺术空间，广州寻找到新的合作对象木马艺术空间，南京以往的场地因转让问题而更改为青果，武汉经历三月份和参差咖啡的不愉快接触后搬至半亩园美术馆。由此，瓢虫映像在两个月时间里实现了硬件的全面提升，我开始满怀信心迎接着更名后的第一场放映。
老欧对我耗费业余时间筹办的放映组织不以为意，进入四川电信半年来，我对传媒行业从陌生变成熟悉，我的空想主义被老欧批判得一无是处。虽然五个月来跟随老欧长了不少见识，但他对瓢虫映像的纯公益性质予以全盘否认依然让我感到不屑一顾。老欧认为任何长久存在的公益组织必须依托经费支撑，在现有国情下，瓢虫映像的出路有两条，投靠政府或自力更生，后者必须和商业机构紧密结合，在完成赞助商品牌传播任务的同时获取劳务收入。
为吸引更多观众参与，除上海和厦门依旧保持门票分成形式的收费放映，其他各地均施行免费观影。同时，在管理上我们进行协作分工，筹建理事会，形成人事、市场、执行、策划四个主要部门。这让我在一段时间内信心倍增，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划分如何，也无法避免组织纯公益零经费性质导致的执行力低下，而我当时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也引起了志愿者的情绪抵触。
我的这一缺陷在成都的志愿者团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樊李雁就曾对我的行为作出评述：拿腔捏调，极端自我，管理白痴。对于她的说话，刚开始我报以不置可否的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加体会到自己的性格和状态已成为瓢虫映像继续成长的阻碍。拿腔捏调是部队语境训练下的遗留糟粕，即便我诚意十足的论述也会让诸多志愿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疏离。于是，每当有新人加入，我便会提前告知自己有语言表达障碍，以期未来产生误会。我试图克服过于自我的毛病，并希望能在团队中寻求一名有一定经验、擅长管理运营的靠谱志愿者顶替我的职务。
贰
凡事亲力亲为的好处在于能够在团队协作疏松的情况下，控制组织的品牌高度，使得外界对瓢虫映像的第一感官不至于太山寨。但过于追求完美也致使自己的繁忙的现实工作压力下，承担了更多本应分配给其他志愿者协作完成的工作量，这让很多人在加入成都团队后，发现自己除了每周前来架设放映设备和收发问卷调查外无所事事。至少当时的我认为，良好的表象可以获得电影作者和合作场地的倾心，以维持日常选片和放映的稳固。
这些远远不足以维持机构的长期运作，即便部门划分分工协作的办法并未有效解决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问题，我已意识到放映本身的差异化。对比亚洲青年电影节的现场执行力度和卓绝成效，我打算暂停瓢虫映像城市站点的扩展，停下脚步，在活动质量上下工夫。眨眼间半年过去，瓢虫映像所做的放映工作依旧停留在原始、简单的流水线操作层面，任凭我绞尽脑汁我未能寻到改善和突破的方式。对于我的满腹疑问，单佐龙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给你的建议是，当观众走出你的场地后，你至少得让他得到答案，得到他自己一个人无法得到的答案，观众的能量当然很大，也参差不齐。如果做到这样，你的放映工作就非常成功了，即便工作流程与过去没什么明显差异。
艺术电影放映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填鸭式流水线方式上，活动内容和结构本身的精致对于瓢虫映像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大规模地提升硬件设备保障观影体验，更要求活动组织者对艺术电影具备良好的认知和对文化传播方式的精准把握。
作为零经费运作的线下活动组织机构，浓郁的艺术氛围，独立的放映空间，精良的放映设备等等硬件设施我们只能依托以完善和更迭场地合作解决。在活动执行流程上，我们可以加以提炼，但映后交流却成为我们提升品质的最大障碍。即使大量去消化电影目录也无法让我和赵长运对独立电影的由衷情怀及对电影的精准评析对比。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执行长是瓢虫映像的躯体，那么老赵和他带领的选片策划团队便为瓢虫映像注入灵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志愿者在活动现场都会遇到无法回答的观众提问，而邀请导演到场所产生交通食宿费用我们无法解决。招募一个同时具备演说和电影评析能力的主持人成为我们面临的又一难题。
我最终选择以通过高校放映合作交流的形式，得到学校师资的支持。教授纪录片专业的李姝成为瓢虫映像的第一位客场主持人。李姝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从师纪录片巨匠蒋樾。
叁
更名后的瓢虫映像，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已丧失之前六个月的品牌积累。我们最终未能取得2013年产出的两部独立电影《焚尸人》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放映授权，与此同时诞生的制片机构天画画天和意图打造国内第一条艺术院线的后窗放映异军突起，他们丰厚的学术资源背景和相对充足的运作资金支持是瓢虫映像望尘莫及的。独立电影的剧情片相比纪录片更容易取得广电总局的放映许可证，院线的有偿放映为电影创作成本回收乃至盈利创造了可能。放映机构的新局势迫使 我放弃了剧情片，将瓢虫映像的宗旨修改为致力于发掘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的纪实电影。
瓢虫映像在2013年的第一场放映选择讲述大学生就业问题为背景，表现理想与现实冲突“后大学时代”为主题，它能保证瓢虫映像收获较高的现场人气，弥补更名后的品牌丧失和场地合作更新升级后的关系稳固。主 题放映在各地均得到大量观众人气的支持，负责重庆观影的华夏找到我，她的父亲是影视从业者，也参加了这场观影，但对我们的选片标准提出了质疑。我无法反驳影片本身制作的粗糙，但从为合作场地以及自身品牌转换的角度来看，我并不认为选片工作有任何问题，相反，两部作品的导演均参与了瓢虫映像部分地区的现场交 流，使活动达到以往青年沙龙都前所未有的热度。
肆
北斗理事长刘一舟向我推荐了郑高娃，经过简单交流，郑开始负责和统筹瓢虫映像西安地区的重建和运营。但 不久之后，我和郑便因为合作场地问题争执起来。原来，郑寻求的场地不是别的，正好是去年已停止合作的婕妮花咖啡，这个事实让我难以接受。郑对此的解释是， 使活动尽快在西安落地比纠结于前嫌更重要。我对此不置可否，但郑的认真与坚持的态度让我心中起了一丝涟漪。我的原则是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惠互利，平等自 由。我们为场地方提供活动内容和组织人力，并聚集一定人气，拉动场地营业销售和品牌知名度，场地方相应地将空间和设备的免费使用作为回报。由于去年是收费 放映，收入以分成形式结算，婕妮花咖啡尚未将属于瓢虫映像（原青年沙龙）的经费支付。这是我一直以来拒绝再次合作的根本原因。
婕妮花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去年在西安人事更迭频繁，咖啡店员替我们收取了放映费用，但具体数额未及时统计，又由于时间久远无法核算。我调出自己去年和西安志愿者 的聊天记录，并将人数报给婕妮花，却遭到婕妮花以活动人数统计不实为由拒绝。婕妮花认为，以喝咖啡为目的到场巧遇放映和以观影为目的到场后又选择只喝咖啡 的人数统统不予计算。我彻底对婕妮花咖啡失望，但这一结果并未使郑放弃之前的计划。我在感动之余提出了最后一种解决方案，我不参与定夺，由选片人赵长运和另一运营负责人贺子龙共同裁决是否放弃经费回收和婕妮花继续合作。
子龙的反对让事态平静下来，这让郑高娃备感失落。前者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后者让我的内心却更加不平静。郑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对原则的执拗让他之前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为了表达自己的歉疚，我第一次为此道歉。
瓢虫映像最终在郑高娃夜以继日的 努力下于西安万邦书城落地。此后的几个月里，西安成为瓢虫映像发展最快的城市站点，志愿者团队逐渐成长壮大，并成为最具凝聚力，且分工有序，协作配合完善 的工作集体。从那时起，除每个月分配片源，西安的放映工作从未给我带来任何叨扰。郑高娃成为我认为未来最有能力接替我并带领瓢虫映像走向更远的最佳人选。
伍
在瓢虫映像刚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我满怀信心。原本涣散的重庆在华夏的打理下变得井井有条，同时又有过往咖啡完全不计回报的支持，我开始对重庆重新拾起希望。新人的加入也为原本死气沉沉的上海注入活力，乐观认真的胡珊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木马艺术空间因为设备问题导致第一场主题活动出现消极状 况，“瓢虫映像”被新人志愿者误写成“飘虫影像”张贴在场地门口，作为广州负责人的张腾龙对此有点幸灾乐祸，说幸好不是他自己写的，这句话像是针刺一样戳在我心口，我对他表示相当的无言以对，和另一位新人罗莞卿的认真负责比起来，我恨不得把他拉出来大卸八块。北京因为选片人赵长运的加入，活动质量比以往提升和拓展到更宽阔的空间。老赵和毕玉婷组织下的北京站稳步前进，并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数场规模不一或导演到场的 放映活动及学术讲座。
我唯一报以消极态度的 是绝大多数志愿者至此依然没有丝毫版权保护意识，这成为我最为担忧的事情。因为瓢虫映像做得再大，一旦其中一个站点将片源流失出去，为影片制片方、或被拍 摄者、抑或影片内容的政治敏感性给导演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我们整个组织过去辛苦积累的所有渠道资源将统统消失。这将关系到作为一个放映机构在行业内 的诚信和口碑，以及对电影作者的最基本的尊重。为此我和老赵分别以执行总监和选片人的名义，和各地执行长签订版权保护协议，以规避片源流失带来的组织沦丧 风险。我并非不能理解很多志愿者的加入第一原因是因为能通过我们获得更多的观影机会，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片源被未知机构泄露而引起的巨大风波给我加以警 醒，我至今未能找到回报志愿者辛勤付出的替换方法，只能反复向各地执行长强制灌输版权保护意识以达到暂时的平静。在志愿者们看似冰冷的版权协议面前，我们 最终取得CNEX的信任，获得了纪录片《博弈》和《1428》的授权。
陆
四月的放映主题是“拆建，巨变下的生活与纷争”，老赵以当下热点社会话题为背景，精选了三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人文意义的纪录片。这期主题放映在各地均收效 甚微，相对上期较为冷门的话题很难吸引到更多观众参与，场地合作方对此向我提出质疑，所幸的是，一期冷场并未让合作方对我们彻底失去信心。从各地观众的问 卷反馈来看，不同地域的观影素质层次呈现不同境况，既有喜欢本期主题的，也有现场瞌睡沉沉的，老赵和我左右为难。北斗网是瓢虫映像的孵化器，潜移默化的影 响中，大学生成为我们的主要观众群体。我开始思考如何从运营角度扩展观众的类别，并企图寻求平衡各地观影体验差异的办法。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七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房屋剧烈晃动的瞬间，熟悉的恐惧感向潮水般向我涌来。我不顾一切用身体将身边的Bryan挡住，一边安慰她不要害怕，一边双眼直瞪瞪地盯着楼板的变化。而这个潜意识下的动作，促使后来Bryan 与我相爱。那天下午，我不顾女友的阻挠和担心，依旧来到廊桥当代艺术中心筹备纪录片《煤市街》的放映。实际上我对那天下午是否有观众到场并不抱信心，毕竟 强烈的余震让成都市的每个人都显得焦躁和惊恐。当约定的放映时间即将到来时，我突然发现有观众已陆陆续续赶到现场，虽然比预期报名的人数少了很多，但他们 对纪录片以及瓢虫映像持有的强烈信任与认同使我无比感动。从那一刻开始，我愈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成为之后我在面临各种危机与困难时，坚持下去的动 力。
与此同时，瓢虫映像南京站却面临着抗拆迁群众问讯聚集在我们放映现场，他们似乎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现场对异见者的呵斥和对官商勾 结的控诉不绝于耳。眼前的混乱阵势让年轻的南京志愿者慌了手脚，我接到黄依琳的求助电话，由于争执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现场秩序已无法挽回，对此我的答复是 停止映后交流，将观众疏导离开。原来，我们的拆建主题放映计划被正在面临强拆危机的南京某地居民得知，他们错将活动现场当成控诉之地，而现场其他持异议观 众，以及我们对合作场地的政治风险承诺，使得双方发生口角争执，才有了后来这一幕。南京的放映风波引起了我对现场管控的关注，与其争执，不如顺势将此作为 被强拆居民讲述自己遭遇的真实演绎场，让其他观众在观影之后亲临残酷现实，或许比单纯的凭空交流更具价值。
柒
四月底至五月初，我陷入了进入四川电信工作以来最忙碌的状态。新媒体中心承办了春季房交会的配套服务区的活动，同时参与到某大型地产公司的酒文化节策划工作 中。亚洲青年电影节市场总监黄育龙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参与网易“有态度”纪录片大赛的协办，主要职责是纪录片校园展映单元的选片和导演邀约。2013年5 月，瓢虫映像策划了汶川地震五周年的主题放映，而刚刚过去不久的雅安地震，成为此次联合放映活动的关键敏感因素。
整个五月我都在繁忙工作、业余放映与政治尺度审查中间周旋，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劳使自己快要支撑不住。那段时日气温多变，过敏性鼻炎的复发和因过度劳累而酗烟又导致扁桃体发炎，结果落下急性咽炎的病根。我最终将《1428》从成都地区的放映目录中划掉，将内容相对和缓的《活着》作为五月主选电影，并在各地志愿者团队的通力协 作配合下，影片在全国十座城市于2013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同步放映。
过去我一直认为选片尺度是有关部门关心的重点，所以瓢虫映像所放映的影片始终在国安划定的红线边缘徘徊，但五月的放映过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严密的组织形式和高效率的同步配合，才是当局盯住我们的 关键，如此精确的协同性在诸多国内非营利机构里显得异常突兀，但后来我才发现，这将成为瓢虫映像由非营利组织向营益机构转型的重要必备条件。
捌
在北斗北美分部的协助下，瓢虫映像第一次在美国丹佛大学以尝试为目的举办了一场小型观影交流活动。而哈佛大学的放映计划因为负责承接活动的志愿者的民运身份被迫放弃。否则我们难免会被当局扣上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
在广州新人罗莞卿的协调下，瓢虫映像最终进入中山大学，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放映活动。在此之前，她曾试图联络方所文化在内的多个艺术空间场地合作，但均因 场地环境条件不宜放映而告终，方所作为广州我认为的最佳场地，又因对方提出的条件是电影作者必须到场，这让我们企图将日常常规放映植入方所的幻想破灭，只能临时作为未来重大活动场地备用。成都站在2013年启动志愿者轮班制，但尝试两次后不了了之。让我至今都感到不可置信的是，我竟然和杭州团队负责人黎雯 闹掰。
事情起源于北斗网五周年LOGO制作。此前一舟托我设计一款周年纪念标识，而那时我正出于最忙碌的状态无暇顾及，便将此事转托给黎雯。在此之前，我和黎雯从2013年初相识，每天无话不说，这在当时被我认为是自己在参与纪录片放映工作中结识的最令人愉快和激动的友谊。黎雯当时对北斗 有些许偏见，但这与我在武汉十聚之前对北斗的偏见一样，我认为需要互相接触感受才能彻底消除。在我软磨硬泡下，黎雯接下活儿，并在第二天接到黎雯的 LOGO设计作品，然后直接转发了给一舟。
由此，我的疏忽引发了长达两个月的争执。LOGO并非黎雯自己设计，而是托朋友设计后交付于 我，我在没有任何提示和对话的情况下转发给一舟，然后被误以为是我设计的，在志愿者群里，一舟将此事提及。导致黎雯对此误会并找我兴师问罪，我在解释的同时让一舟在群里消除了误会，但黎雯似乎消不了气，语句来往之间，我发怒了，和她展开争执，并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我多次主动打电话向黎雯道歉，并诚恳希望得到她的原谅，但回复的却是透着酸腐气的阳奉阴违。一个月繁重工作压力下，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再次和她发生了争执。我将这么多天憋 在心里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诸多委屈以最直接的方式爆发在她身上，电话挂断后，我脑袋里一片混沌，我坐在办公室里，希望借酗烟消除自己的不安定状态。
那天下午，我接到杭州志愿者的电话，说黎雯当时就哭了，我怔了怔，这是自己未曾料到的，我对志愿者说，请替我转达我的歉意，我最近太累了所以说话做事很冲动，说了很多伤害她的话，对此感到非常非常内疚，如果这样还不够解气，你就别拿我当回事儿，当着黎雯面嘚劲儿地讽刺我，只要不骂爹妈，怎么数落我都行，只要她解气就好。志愿者问我怎么不自己去，我说现在她连我电话都不接，我有劲儿没处使啊。
黎雯最后选择了离开，在组织完六月杭州上半年最后一场活动后。从那以后，我和她之间鲜少说话，而且再也无法找回当初的默契了。这让我苦恼至今，如果说政治压力是我做纪录片放映遇到的一个大坎儿，那么和黎雯友谊的破灭便是我遇到了另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心痛。
玖
由于和四川师范大学的约定被学校联络人忽视，黄育龙找到我，希望我能尽快为网易纪录片大赛巡展在成都寻求另一所高校。在成都志愿者樊李雁的协调下，我最终与 四川音乐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到院系党委的支持，由瓢虫映像协办，学校影协承办网易纪录片大赛校园巡展川音站活动，并邀请到纪录片《活着》的导演范俭到场。
作为亚洲青年电影节市场总监，黄育龙只比我大两岁，但他的这次造访却让我彻底告别了以往对瓢虫映像纯理想主义的设想，开始真正接受商业机构可能会对瓢虫映像 进行的赞助支持。我为单佐龙感到庆幸，能有育龙这样能力卓绝的臂膀来支持电影节的发展。他让我理解到怎样去做真正的影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高度，更 多的是巧妙且适度的商业资源整合。这时候再回想起老欧对我说过的点点滴滴，一切在此刻终于开始变得明朗起来，我将自己从亚洲电影节和电信老欧身上学到的东 西逐一消化，并在往后的日子里，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成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
拾
广州最终因为场地协调不周，再次回到古粤东山青旅。罗莞卿向我表达了歉意，并向我告知了即将出国深造的消息。她在离开广州之前给我和张腾龙留下一份整理细致 的拟合作场地名录。随后，胡珊也因为工作原因退出。重庆华夏的离开显得十分突然，说是外婆疾病复发，我至今无法确定她是否因为选片的差异和我个人的因素才 做此选择，去年加入的沈逸鲲因此接下重庆站，北京盒子空间因事务纠纷和瓢虫映像终止了合作。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萎靡不振，在我自己也将选 择放弃执行总监的时候，却得到郑高娃即将毕业前往广州的消息，他的梦想是经商，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商业精英。
很多志愿者无法理解瓢虫映像 选片的差异化。影片质量的参差不齐以及各地观众不同的素养让志愿者向老赵和我提出扩大选片数量的要求，这使得我非常为难。在此之前，我们的选片原则是既要 保证有学术高度和人文价值的影片进入，又不能放弃制作可能相对粗糙但主题鲜明具备市场吸引力的作品。我们首先要对志愿者负责，这是自北斗十聚以来我一直所 坚持的，我不希望有关部门的叨扰延伸到这些大多数都还在读书的志愿者身上，所以在尺度上，老赵和我控制非常严格，而我们又不能因此丢掉传播人文价值的良 知。于是，瓢虫映像的最大选片尺度一直在国安给出的红线周围徘徊，并不间断地小规模突破。另外，我们要对得起场地的免费支撑，我们合作的基础在于人气聚 集，但大多数被我和老赵称赞的好片并不受普通观众待见。由此，我们的选片方式一直是混杂的，没有在学术或市场的任何一方具备鲜明表现力的，但是这种暂时的 平衡并不可靠，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老赵和我一筹莫展。同时，作为初生的非营利民间放映机构，我们在选片上始终站在被动的位置，我们无法在依靠诚意打动导 演给予片源和免费授权之后，根据各地的实际观众需要来放弃或长时间延迟作品放映，这会使瓢虫映像在艰难建立的邀片渠道上受尽折损，我们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达 到和电影作者之间控制主动权的地步。我们能做的，只有细致完成每一期放映，并将整理好的观众问卷和现场活动照片反馈给各个导演，以期缓慢取得和积累瓢虫映 像在行业内的口碑。
拾壹
我以跳槽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老欧辛苦栽培的感谢以及对四川电信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转向朋友筹建的户外旅游项目的工作室上班。跳槽后薪资翻了一番，但这样的境况并未维持太久。
我将第一个月的工资预支出来，并将其中的三分之二用来筹备瓢虫映像第一次全国志愿者聚会。眼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而去年北斗武汉十聚的阴影又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自那以后，瓢虫映像渐渐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曾一起服役的战友告诉我，我已经很不幸地中了枪。
我打算将这次聚会的主题从外观形式上转变成单纯的放映和联谊活动，于是向各地志愿者团队发出邀请，并以两部非常优质的纪录片《同学》和《不老骑士》内部放映 做引诱。虽然因为个中原因有一部分志愿者已相继离职，但我还是向钟欣格、黎雯、华夏、胡珊、罗莞卿、郑高娃等在内的志愿者通过电话邀请，即便最终他们还是 以不同理由推辞了。我希望这次聚会见面后，一切都能有一个改观。
但这个美好愿望很快便夭折了。我为包括北京毕玉婷在内的已确认报名的志愿 者垫付了住宿定金，因为七月是成都旅游旺季，所以商家给了我一旦确认订金无法退还的友情提示。就在聚会即将到来的前几天，我收到毕玉婷已确定无法前往成都 的消息，而这却是在我在闲聊中被老赵无意中提起，否则我根本不知道情况。我将心中的不满情绪压抑起来，给玉婷拨去电话，希望她能改变主意，但电话那头的她 似乎很不耐烦，她只说自己有事不想来，最后甩下一句“大不了我把钱赔你”后挂断电话。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得知 毕玉婷是因为学业缘故临时被导师留下才未能参与，而且她正在气头上。但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无法忍受的。既然确定预定，我才帮你垫付的，现在你又不来了，就算退一万步讲，你不来至少得告知我一声啊，无法兑现约定不向对方告知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几十块定金丢了就算了，但是你至少得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啊，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万分。
拾贰
瓢虫映像志愿者的聚会顺利开始，但廊桥当代艺术中心因经营不善，总部要求任何组织举办活动需收取场租，这成为当时经济上一片拮据的我最大的困难。这不仅表示 聚会中的放映无处可去，未来成都的放映场地也将被迫搬迁。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紧急协调到另一座场地，相比之下，红星路三十五号无论从空间大小还是硬件设备 上，都略胜廊桥一筹。但因为假期正在装修也暂时无法使用，廊桥的艺术总监欢姐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对此她也表示无能为力。
我最终得到 战友的帮助，解决了第一场场租问题，第二场放映则挪到了志愿者住宿的青旅附近，蒸汽酒吧。我想起第二任武汉执行长的建议，并有现在放映工作最杰出的西安站 的实例，我用身上剩余的一部分钱为各地团队负责人印制了志愿者工作牌。《不老骑士》放映结束后的饭桌上，我向大家说起自己对瓢虫映像的规划，并打算接受外 部商业资金的支持，我把之前列出的方案要点向大家逐一阐明，希望得到他们对方案的批评修正以及对这一重要决定的拥簇，我不想看到有志愿者对商业植入持反对 态度，所以我需要征询大家的意见。
因为人数众多，我们被分割成两桌，分别在不同的包间。方案阐述间隙，我听到隔壁欢乐的笑声。此后，我所 在的这一桌一直沉闷异常，这使得我无比尴尬，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错误的事务处理时间。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将此和去年北斗十聚的热闹欢腾气氛 作对比，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初生放映机构的最大不和谐隐患。
到场的各地执行长不过半数，这让我有点失望。晚上，上海 站贺子龙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你让我们千里迢迢来成都，然后给大家看一份已经成熟完整的方案吗？你拿我们怎么看？既然方案已经这么好了，你就自己做 吧。”子龙的话让我再次陷入深深的矛盾，这与去年我在成都最后一次志愿者团队会议的结果截然相反。我究竟是让大家参与进来一起解决问题，还是我将解决办法 提出，各地仅做执行？
随即广州张腾龙，西安郑高娃，北京毕玉婷相继打来电话，关心会议的进展，我尴尬地坐在床边，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 答。于是，那天晚上成为大家向我的各种对团队管理不周，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等等问题的声讨。但声讨的同时，每个人都给出了他的建议，即便有些建议是相互矛盾 的，虽然这种矛盾让本就矛盾的我再次陷入死循环，但大家对瓢虫映像的感情和诚恳，让我颇为感动。
缪灵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自两年前 在纪录片资源分享群里认识，经常在网上各种侃天，但他最后异乎寻常的话，让在场的人都陷入沉默。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那句话的内容，但他的那句“我也能为瓢 虫映像出一份力，希望瓢虫映像能来昆明，我在云南等你们。”让我记忆深刻。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凌晨四点才各自睡去，但我在床上躺了许久也无法入眠，矛 盾、感动、欣慰、自卑、愧疚……各种情绪夹杂在脑海里，我发现此时此刻已无法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了，于是，我失眠了。
第二天的放映 结束后，我们相聚在美食城吃烤串和麻辣干锅，我始终精神状态不佳，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老赵陪着我坐在青旅门前的空地上，我向他倾诉着自己内心的各种情 绪，这让我显得有点矫情。这次聚会对我的打击让我后来思考了很久，但这并未让我垂头丧气，因为每个志愿者的诉说让我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我或许是一个 合格的具备独立做事能力的志愿者，但作为执行长，我欠缺的管理能力太多了。那天晚上，我把木桌上剩余的酒都喝了下去，我抬头望着天，一年的付出已让自己失 去了太多，继续走下去对我来说是否值得？我不知道。至少在当时，被酒精刺激后的愚钝脑袋让我无法冷静思考。
从那以后，我给了自己一个月假期，逃避与纪录片有关的任何事情。
拾叁
暑期一天，我接到从厦门打来的电话，罗舜予说她已经从厦大毕业，将离开这里去深圳工作。而瓢虫映像厦门站此时仅剩下刚晋升为北斗理事长的周拙恒。
我点燃一支烟，惴惴不安地等待电话那边继续传来的消息。
寒假的招募工作吸引了数十名志愿者加入，黎雯、张腾龙、华夏作为新人分别挑起瓢虫映像杭州、广州、重庆的大梁。成都在2012年末的最后一场放映后进行了简短会议，但最终因为我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不欢而散。
由于城市改造和经营不善，成都的民谣酒吧被迫停业，瓢虫映像与其场地合作宣告终止。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不得不在即将来临的三月之前寻求放映地点。在此之前，我和华夏为杭州寻得位于市区地段的合作场地，西湖当代美术馆，并以个人名义签订使用协议。之后，成都的放映场地得到了廊桥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北京场地由706青年空间更迭为盒子空间，上海几经辗转最终落户河岸艺术空间，广州寻找到新的合作对象木马艺术空间，南京以往的场地因转让问题而更改为青果，武汉经历三月份和参差咖啡的不愉快接触后搬至半亩园美术馆。由此，瓢虫映像在两个月时间里实现了硬件的全面提升，我开始满怀信心迎接着更名后的第一场放映。
老欧对我耗费业余时间筹办的放映组织不以为意，进入四川电信半年来，我对传媒行业从陌生变成熟悉，我的空想主义被老欧批判得一无是处。虽然五个月来跟随老欧长了不少见识，但他对瓢虫映像的纯公益性质予以全盘否认依然让我感到不屑一顾。老欧认为任何长久存在的公益组织必须依托经费支撑，在现有国情下，瓢虫映像的出路有两条，投靠政府或自力更生，后者必须和商业机构紧密结合，在完成赞助商品牌传播任务的同时获取劳务收入。
为吸引更多观众参与，除上海和厦门依旧保持门票分成形式的收费放映，其他各地均施行免费观影。同时，在管理上我们进行协作分工，筹建理事会，形成人事、市场、执行、策划四个主要部门。这让我在一段时间内信心倍增，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划分如何，也无法避免组织纯公益零经费性质导致的执行力低下，而我当时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也引起了志愿者的情绪抵触。
我的这一缺陷在成都的志愿者团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樊李雁就曾对我的行为作出评述：拿腔捏调，极端自我，管理白痴。对于她的说话，刚开始我报以不置可否的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加体会到自己的性格和状态已成为瓢虫映像继续成长的阻碍。拿腔捏调是部队语境训练下的遗留糟粕，即便我诚意十足的论述也会让诸多志愿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疏离。于是，每当有新人加入，我便会提前告知自己有语言表达障碍，以期未来产生误会。我试图克服过于自我的毛病，并希望能在团队中寻求一名有一定经验、擅长管理运营的靠谱志愿者顶替我的职务。
贰
凡事亲力亲为的好处在于能够在团队协作疏松的情况下，控制组织的品牌高度，使得外界对瓢虫映像的第一感官不至于太山寨。但过于追求完美也致使自己的繁忙的现实工作压力下，承担了更多本应分配给其他志愿者协作完成的工作量，这让很多人在加入成都团队后，发现自己除了每周前来架设放映设备和收发问卷调查外无所事事。至少当时的我认为，良好的表象可以获得电影作者和合作场地的倾心，以维持日常选片和放映的稳固。
这些远远不足以维持机构的长期运作，即便部门划分分工协作的办法并未有效解决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问题，我已意识到放映本身的差异化。对比亚洲青年电影节的现场执行力度和卓绝成效，我打算暂停瓢虫映像城市站点的扩展，停下脚步，在活动质量上下工夫。眨眼间半年过去，瓢虫映像所做的放映工作依旧停留在原始、简单的流水线操作层面，任凭我绞尽脑汁我未能寻到改善和突破的方式。对于我的满腹疑问，单佐龙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给你的建议是，当观众走出你的场地后，你至少得让他得到答案，得到他自己一个人无法得到的答案，观众的能量当然很大，也参差不齐。如果做到这样，你的放映工作就非常成功了，即便工作流程与过去没什么明显差异。
艺术电影放映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填鸭式流水线方式上，活动内容和结构本身的精致对于瓢虫映像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大规模地提升硬件设备保障观影体验，更要求活动组织者对艺术电影具备良好的认知和对文化传播方式的精准把握。
作为零经费运作的线下活动组织机构，浓郁的艺术氛围，独立的放映空间，精良的放映设备等等硬件设施我们只能依托以完善和更迭场地合作解决。在活动执行流程上，我们可以加以提炼，但映后交流却成为我们提升品质的最大障碍。即使大量去消化电影目录也无法让我和赵长运对独立电影的由衷情怀及对电影的精准评析对比。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执行长是瓢虫映像的躯体，那么老赵和他带领的选片策划团队便为瓢虫映像注入灵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志愿者在活动现场都会遇到无法回答的观众提问，而邀请导演到场所产生交通食宿费用我们无法解决。招募一个同时具备演说和电影评析能力的主持人成为我们面临的又一难题。
我最终选择以通过高校放映合作交流的形式，得到学校师资的支持。教授纪录片专业的李姝成为瓢虫映像的第一位客场主持人。李姝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从师纪录片巨匠蒋樾。
叁
更名后的瓢虫映像，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已丧失之前六个月的品牌积累。我们最终未能取得2013年产出的两部独立电影《焚尸人》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放映授权，与此同时诞生的制片机构天画画天和意图打造国内第一条艺术院线的后窗放映异军突起，他们丰厚的学术资源背景和相对充足的运作资金支持是瓢虫映像望尘莫及的。独立电影的剧情片相比纪录片更容易取得广电总局的放映许可证，院线的有偿放映为电影创作成本回收乃至盈利创造了可能。放映机构的新局势迫使 我放弃了剧情片，将瓢虫映像的宗旨修改为致力于发掘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的纪实电影。
瓢虫映像在2013年的第一场放映选择讲述大学生就业问题为背景，表现理想与现实冲突“后大学时代”为主题，它能保证瓢虫映像收获较高的现场人气，弥补更名后的品牌丧失和场地合作更新升级后的关系稳固。主 题放映在各地均得到大量观众人气的支持，负责重庆观影的华夏找到我，她的父亲是影视从业者，也参加了这场观影，但对我们的选片标准提出了质疑。我无法反驳影片本身制作的粗糙，但从为合作场地以及自身品牌转换的角度来看，我并不认为选片工作有任何问题，相反，两部作品的导演均参与了瓢虫映像部分地区的现场交 流，使活动达到以往青年沙龙都前所未有的热度。
肆
北斗理事长刘一舟向我推荐了郑高娃，经过简单交流，郑开始负责和统筹瓢虫映像西安地区的重建和运营。但 不久之后，我和郑便因为合作场地问题争执起来。原来，郑寻求的场地不是别的，正好是去年已停止合作的婕妮花咖啡，这个事实让我难以接受。郑对此的解释是， 使活动尽快在西安落地比纠结于前嫌更重要。我对此不置可否，但郑的认真与坚持的态度让我心中起了一丝涟漪。我的原则是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惠互利，平等自 由。我们为场地方提供活动内容和组织人力，并聚集一定人气，拉动场地营业销售和品牌知名度，场地方相应地将空间和设备的免费使用作为回报。由于去年是收费 放映，收入以分成形式结算，婕妮花咖啡尚未将属于瓢虫映像（原青年沙龙）的经费支付。这是我一直以来拒绝再次合作的根本原因。
婕妮花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去年在西安人事更迭频繁，咖啡店员替我们收取了放映费用，但具体数额未及时统计，又由于时间久远无法核算。我调出自己去年和西安志愿者 的聊天记录，并将人数报给婕妮花，却遭到婕妮花以活动人数统计不实为由拒绝。婕妮花认为，以喝咖啡为目的到场巧遇放映和以观影为目的到场后又选择只喝咖啡 的人数统统不予计算。我彻底对婕妮花咖啡失望，但这一结果并未使郑放弃之前的计划。我在感动之余提出了最后一种解决方案，我不参与定夺，由选片人赵长运和另一运营负责人贺子龙共同裁决是否放弃经费回收和婕妮花继续合作。
子龙的反对让事态平静下来，这让郑高娃备感失落。前者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后者让我的内心却更加不平静。郑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对原则的执拗让他之前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为了表达自己的歉疚，我第一次为此道歉。
瓢虫映像最终在郑高娃夜以继日的 努力下于西安万邦书城落地。此后的几个月里，西安成为瓢虫映像发展最快的城市站点，志愿者团队逐渐成长壮大，并成为最具凝聚力，且分工有序，协作配合完善 的工作集体。从那时起，除每个月分配片源，西安的放映工作从未给我带来任何叨扰。郑高娃成为我认为未来最有能力接替我并带领瓢虫映像走向更远的最佳人选。
伍
在瓢虫映像刚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我满怀信心。原本涣散的重庆在华夏的打理下变得井井有条，同时又有过往咖啡完全不计回报的支持，我开始对重庆重新拾起希望。新人的加入也为原本死气沉沉的上海注入活力，乐观认真的胡珊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木马艺术空间因为设备问题导致第一场主题活动出现消极状 况，“瓢虫映像”被新人志愿者误写成“飘虫影像”张贴在场地门口，作为广州负责人的张腾龙对此有点幸灾乐祸，说幸好不是他自己写的，这句话像是针刺一样戳在我心口，我对他表示相当的无言以对，和另一位新人罗莞卿的认真负责比起来，我恨不得把他拉出来大卸八块。北京因为选片人赵长运的加入，活动质量比以往提升和拓展到更宽阔的空间。老赵和毕玉婷组织下的北京站稳步前进，并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数场规模不一或导演到场的 放映活动及学术讲座。
我唯一报以消极态度的 是绝大多数志愿者至此依然没有丝毫版权保护意识，这成为我最为担忧的事情。因为瓢虫映像做得再大，一旦其中一个站点将片源流失出去，为影片制片方、或被拍 摄者、抑或影片内容的政治敏感性给导演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我们整个组织过去辛苦积累的所有渠道资源将统统消失。这将关系到作为一个放映机构在行业内 的诚信和口碑，以及对电影作者的最基本的尊重。为此我和老赵分别以执行总监和选片人的名义，和各地执行长签订版权保护协议，以规避片源流失带来的组织沦丧 风险。我并非不能理解很多志愿者的加入第一原因是因为能通过我们获得更多的观影机会，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片源被未知机构泄露而引起的巨大风波给我加以警 醒，我至今未能找到回报志愿者辛勤付出的替换方法，只能反复向各地执行长强制灌输版权保护意识以达到暂时的平静。在志愿者们看似冰冷的版权协议面前，我们 最终取得CNEX的信任，获得了纪录片《博弈》和《1428》的授权。
陆
四月的放映主题是“拆建，巨变下的生活与纷争”，老赵以当下热点社会话题为背景，精选了三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人文意义的纪录片。这期主题放映在各地均收效 甚微，相对上期较为冷门的话题很难吸引到更多观众参与，场地合作方对此向我提出质疑，所幸的是，一期冷场并未让合作方对我们彻底失去信心。从各地观众的问 卷反馈来看，不同地域的观影素质层次呈现不同境况，既有喜欢本期主题的，也有现场瞌睡沉沉的，老赵和我左右为难。北斗网是瓢虫映像的孵化器，潜移默化的影 响中，大学生成为我们的主要观众群体。我开始思考如何从运营角度扩展观众的类别，并企图寻求平衡各地观影体验差异的办法。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七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房屋剧烈晃动的瞬间，熟悉的恐惧感向潮水般向我涌来。我不顾一切用身体将身边的Bryan挡住，一边安慰她不要害怕，一边双眼直瞪瞪地盯着楼板的变化。而这个潜意识下的动作，促使后来Bryan 与我相爱。那天下午，我不顾女友的阻挠和担心，依旧来到廊桥当代艺术中心筹备纪录片《煤市街》的放映。实际上我对那天下午是否有观众到场并不抱信心，毕竟 强烈的余震让成都市的每个人都显得焦躁和惊恐。当约定的放映时间即将到来时，我突然发现有观众已陆陆续续赶到现场，虽然比预期报名的人数少了很多，但他们 对纪录片以及瓢虫映像持有的强烈信任与认同使我无比感动。从那一刻开始，我愈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成为之后我在面临各种危机与困难时，坚持下去的动 力。
与此同时，瓢虫映像南京站却面临着抗拆迁群众问讯聚集在我们放映现场，他们似乎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现场对异见者的呵斥和对官商勾 结的控诉不绝于耳。眼前的混乱阵势让年轻的南京志愿者慌了手脚，我接到黄依琳的求助电话，由于争执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现场秩序已无法挽回，对此我的答复是 停止映后交流，将观众疏导离开。原来，我们的拆建主题放映计划被正在面临强拆危机的南京某地居民得知，他们错将活动现场当成控诉之地，而现场其他持异议观 众，以及我们对合作场地的政治风险承诺，使得双方发生口角争执，才有了后来这一幕。南京的放映风波引起了我对现场管控的关注，与其争执，不如顺势将此作为 被强拆居民讲述自己遭遇的真实演绎场，让其他观众在观影之后亲临残酷现实，或许比单纯的凭空交流更具价值。
柒
四月底至五月初，我陷入了进入四川电信工作以来最忙碌的状态。新媒体中心承办了春季房交会的配套服务区的活动，同时参与到某大型地产公司的酒文化节策划工作 中。亚洲青年电影节市场总监黄育龙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参与网易“有态度”纪录片大赛的协办，主要职责是纪录片校园展映单元的选片和导演邀约。2013年5 月，瓢虫映像策划了汶川地震五周年的主题放映，而刚刚过去不久的雅安地震，成为此次联合放映活动的关键敏感因素。
整个五月我都在繁忙工作、业余放映与政治尺度审查中间周旋，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劳使自己快要支撑不住。那段时日气温多变，过敏性鼻炎的复发和因过度劳累而酗烟又导致扁桃体发炎，结果落下急性咽炎的病根。我最终将《1428》从成都地区的放映目录中划掉，将内容相对和缓的《活着》作为五月主选电影，并在各地志愿者团队的通力协 作配合下，影片在全国十座城市于2013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同步放映。
过去我一直认为选片尺度是有关部门关心的重点，所以瓢虫映像所放映的影片始终在国安划定的红线边缘徘徊，但五月的放映过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严密的组织形式和高效率的同步配合，才是当局盯住我们的 关键，如此精确的协同性在诸多国内非营利机构里显得异常突兀，但后来我才发现，这将成为瓢虫映像由非营利组织向营益机构转型的重要必备条件。
捌
在北斗北美分部的协助下，瓢虫映像第一次在美国丹佛大学以尝试为目的举办了一场小型观影交流活动。而哈佛大学的放映计划因为负责承接活动的志愿者的民运身份被迫放弃。否则我们难免会被当局扣上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
在广州新人罗莞卿的协调下，瓢虫映像最终进入中山大学，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放映活动。在此之前，她曾试图联络方所文化在内的多个艺术空间场地合作，但均因 场地环境条件不宜放映而告终，方所作为广州我认为的最佳场地，又因对方提出的条件是电影作者必须到场，这让我们企图将日常常规放映植入方所的幻想破灭，只能临时作为未来重大活动场地备用。成都站在2013年启动志愿者轮班制，但尝试两次后不了了之。让我至今都感到不可置信的是，我竟然和杭州团队负责人黎雯 闹掰。
事情起源于北斗网五周年LOGO制作。此前一舟托我设计一款周年纪念标识，而那时我正出于最忙碌的状态无暇顾及，便将此事转托给黎雯。在此之前，我和黎雯从2013年初相识，每天无话不说，这在当时被我认为是自己在参与纪录片放映工作中结识的最令人愉快和激动的友谊。黎雯当时对北斗 有些许偏见，但这与我在武汉十聚之前对北斗的偏见一样，我认为需要互相接触感受才能彻底消除。在我软磨硬泡下，黎雯接下活儿，并在第二天接到黎雯的 LOGO设计作品，然后直接转发了给一舟。
由此，我的疏忽引发了长达两个月的争执。LOGO并非黎雯自己设计，而是托朋友设计后交付于 我，我在没有任何提示和对话的情况下转发给一舟，然后被误以为是我设计的，在志愿者群里，一舟将此事提及。导致黎雯对此误会并找我兴师问罪，我在解释的同时让一舟在群里消除了误会，但黎雯似乎消不了气，语句来往之间，我发怒了，和她展开争执，并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我多次主动打电话向黎雯道歉，并诚恳希望得到她的原谅，但回复的却是透着酸腐气的阳奉阴违。一个月繁重工作压力下，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再次和她发生了争执。我将这么多天憋 在心里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诸多委屈以最直接的方式爆发在她身上，电话挂断后，我脑袋里一片混沌，我坐在办公室里，希望借酗烟消除自己的不安定状态。
那天下午，我接到杭州志愿者的电话，说黎雯当时就哭了，我怔了怔，这是自己未曾料到的，我对志愿者说，请替我转达我的歉意，我最近太累了所以说话做事很冲动，说了很多伤害她的话，对此感到非常非常内疚，如果这样还不够解气，你就别拿我当回事儿，当着黎雯面嘚劲儿地讽刺我，只要不骂爹妈，怎么数落我都行，只要她解气就好。志愿者问我怎么不自己去，我说现在她连我电话都不接，我有劲儿没处使啊。
黎雯最后选择了离开，在组织完六月杭州上半年最后一场活动后。从那以后，我和她之间鲜少说话，而且再也无法找回当初的默契了。这让我苦恼至今，如果说政治压力是我做纪录片放映遇到的一个大坎儿，那么和黎雯友谊的破灭便是我遇到了另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心痛。
玖
由于和四川师范大学的约定被学校联络人忽视，黄育龙找到我，希望我能尽快为网易纪录片大赛巡展在成都寻求另一所高校。在成都志愿者樊李雁的协调下，我最终与 四川音乐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到院系党委的支持，由瓢虫映像协办，学校影协承办网易纪录片大赛校园巡展川音站活动，并邀请到纪录片《活着》的导演范俭到场。
作为亚洲青年电影节市场总监，黄育龙只比我大两岁，但他的这次造访却让我彻底告别了以往对瓢虫映像纯理想主义的设想，开始真正接受商业机构可能会对瓢虫映像 进行的赞助支持。我为单佐龙感到庆幸，能有育龙这样能力卓绝的臂膀来支持电影节的发展。他让我理解到怎样去做真正的影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高度，更 多的是巧妙且适度的商业资源整合。这时候再回想起老欧对我说过的点点滴滴，一切在此刻终于开始变得明朗起来，我将自己从亚洲电影节和电信老欧身上学到的东 西逐一消化，并在往后的日子里，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成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
拾
广州最终因为场地协调不周，再次回到古粤东山青旅。罗莞卿向我表达了歉意，并向我告知了即将出国深造的消息。她在离开广州之前给我和张腾龙留下一份整理细致 的拟合作场地名录。随后，胡珊也因为工作原因退出。重庆华夏的离开显得十分突然，说是外婆疾病复发，我至今无法确定她是否因为选片的差异和我个人的因素才 做此选择，去年加入的沈逸鲲因此接下重庆站，北京盒子空间因事务纠纷和瓢虫映像终止了合作。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萎靡不振，在我自己也将选 择放弃执行总监的时候，却得到郑高娃即将毕业前往广州的消息，他的梦想是经商，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商业精英。
很多志愿者无法理解瓢虫映像 选片的差异化。影片质量的参差不齐以及各地观众不同的素养让志愿者向老赵和我提出扩大选片数量的要求，这使得我非常为难。在此之前，我们的选片原则是既要 保证有学术高度和人文价值的影片进入，又不能放弃制作可能相对粗糙但主题鲜明具备市场吸引力的作品。我们首先要对志愿者负责，这是自北斗十聚以来我一直所 坚持的，我不希望有关部门的叨扰延伸到这些大多数都还在读书的志愿者身上，所以在尺度上，老赵和我控制非常严格，而我们又不能因此丢掉传播人文价值的良 知。于是，瓢虫映像的最大选片尺度一直在国安给出的红线周围徘徊，并不间断地小规模突破。另外，我们要对得起场地的免费支撑，我们合作的基础在于人气聚 集，但大多数被我和老赵称赞的好片并不受普通观众待见。由此，我们的选片方式一直是混杂的，没有在学术或市场的任何一方具备鲜明表现力的，但是这种暂时的 平衡并不可靠，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老赵和我一筹莫展。同时，作为初生的非营利民间放映机构，我们在选片上始终站在被动的位置，我们无法在依靠诚意打动导 演给予片源和免费授权之后，根据各地的实际观众需要来放弃或长时间延迟作品放映，这会使瓢虫映像在艰难建立的邀片渠道上受尽折损，我们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达 到和电影作者之间控制主动权的地步。我们能做的，只有细致完成每一期放映，并将整理好的观众问卷和现场活动照片反馈给各个导演，以期缓慢取得和积累瓢虫映 像在行业内的口碑。
拾壹
我以跳槽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老欧辛苦栽培的感谢以及对四川电信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转向朋友筹建的户外旅游项目的工作室上班。跳槽后薪资翻了一番，但这样的境况并未维持太久。
我将第一个月的工资预支出来，并将其中的三分之二用来筹备瓢虫映像第一次全国志愿者聚会。眼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而去年北斗武汉十聚的阴影又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自那以后，瓢虫映像渐渐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曾一起服役的战友告诉我，我已经很不幸地中了枪。
我打算将这次聚会的主题从外观形式上转变成单纯的放映和联谊活动，于是向各地志愿者团队发出邀请，并以两部非常优质的纪录片《同学》和《不老骑士》内部放映 做引诱。虽然因为个中原因有一部分志愿者已相继离职，但我还是向钟欣格、黎雯、华夏、胡珊、罗莞卿、郑高娃等在内的志愿者通过电话邀请，即便最终他们还是 以不同理由推辞了。我希望这次聚会见面后，一切都能有一个改观。
但这个美好愿望很快便夭折了。我为包括北京毕玉婷在内的已确认报名的志愿 者垫付了住宿定金，因为七月是成都旅游旺季，所以商家给了我一旦确认订金无法退还的友情提示。就在聚会即将到来的前几天，我收到毕玉婷已确定无法前往成都 的消息，而这却是在我在闲聊中被老赵无意中提起，否则我根本不知道情况。我将心中的不满情绪压抑起来，给玉婷拨去电话，希望她能改变主意，但电话那头的她 似乎很不耐烦，她只说自己有事不想来，最后甩下一句“大不了我把钱赔你”后挂断电话。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得知 毕玉婷是因为学业缘故临时被导师留下才未能参与，而且她正在气头上。但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无法忍受的。既然确定预定，我才帮你垫付的，现在你又不来了，就算退一万步讲，你不来至少得告知我一声啊，无法兑现约定不向对方告知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几十块定金丢了就算了，但是你至少得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啊，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万分。
拾贰
瓢虫映像志愿者的聚会顺利开始，但廊桥当代艺术中心因经营不善，总部要求任何组织举办活动需收取场租，这成为当时经济上一片拮据的我最大的困难。这不仅表示 聚会中的放映无处可去，未来成都的放映场地也将被迫搬迁。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紧急协调到另一座场地，相比之下，红星路三十五号无论从空间大小还是硬件设备 上，都略胜廊桥一筹。但因为假期正在装修也暂时无法使用，廊桥的艺术总监欢姐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对此她也表示无能为力。
我最终得到 战友的帮助，解决了第一场场租问题，第二场放映则挪到了志愿者住宿的青旅附近，蒸汽酒吧。我想起第二任武汉执行长的建议，并有现在放映工作最杰出的西安站 的实例，我用身上剩余的一部分钱为各地团队负责人印制了志愿者工作牌。《不老骑士》放映结束后的饭桌上，我向大家说起自己对瓢虫映像的规划，并打算接受外 部商业资金的支持，我把之前列出的方案要点向大家逐一阐明，希望得到他们对方案的批评修正以及对这一重要决定的拥簇，我不想看到有志愿者对商业植入持反对 态度，所以我需要征询大家的意见。
因为人数众多，我们被分割成两桌，分别在不同的包间。方案阐述间隙，我听到隔壁欢乐的笑声。此后，我所 在的这一桌一直沉闷异常，这使得我无比尴尬，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错误的事务处理时间。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将此和去年北斗十聚的热闹欢腾气氛 作对比，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初生放映机构的最大不和谐隐患。
到场的各地执行长不过半数，这让我有点失望。晚上，上海 站贺子龙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你让我们千里迢迢来成都，然后给大家看一份已经成熟完整的方案吗？你拿我们怎么看？既然方案已经这么好了，你就自己做 吧。”子龙的话让我再次陷入深深的矛盾，这与去年我在成都最后一次志愿者团队会议的结果截然相反。我究竟是让大家参与进来一起解决问题，还是我将解决办法 提出，各地仅做执行？
随即广州张腾龙，西安郑高娃，北京毕玉婷相继打来电话，关心会议的进展，我尴尬地坐在床边，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 答。于是，那天晚上成为大家向我的各种对团队管理不周，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等等问题的声讨。但声讨的同时，每个人都给出了他的建议，即便有些建议是相互矛盾 的，虽然这种矛盾让本就矛盾的我再次陷入死循环，但大家对瓢虫映像的感情和诚恳，让我颇为感动。
缪灵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自两年前 在纪录片资源分享群里认识，经常在网上各种侃天，但他最后异乎寻常的话，让在场的人都陷入沉默。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那句话的内容，但他的那句“我也能为瓢 虫映像出一份力，希望瓢虫映像能来昆明，我在云南等你们。”让我记忆深刻。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凌晨四点才各自睡去，但我在床上躺了许久也无法入眠，矛 盾、感动、欣慰、自卑、愧疚……各种情绪夹杂在脑海里，我发现此时此刻已无法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了，于是，我失眠了。
第二天的放映 结束后，我们相聚在美食城吃烤串和麻辣干锅，我始终精神状态不佳，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老赵陪着我坐在青旅门前的空地上，我向他倾诉着自己内心的各种情 绪，这让我显得有点矫情。这次聚会对我的打击让我后来思考了很久，但这并未让我垂头丧气，因为每个志愿者的诉说让我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我或许是一个 合格的具备独立做事能力的志愿者，但作为执行长，我欠缺的管理能力太多了。那天晚上，我把木桌上剩余的酒都喝了下去，我抬头望着天，一年的付出已让自己失 去了太多，继续走下去对我来说是否值得？我不知道。至少在当时，被酒精刺激后的愚钝脑袋让我无法冷静思考。
从那以后，我给了自己一个月假期，逃避与纪录片有关的任何事情。
拾叁
暑期一天，我接到从厦门打来的电话，罗舜予说她已经从厦大毕业，将离开这里去深圳工作。而瓢虫映像厦门站此时仅剩下刚晋升为北斗理事长的周拙恒。
我点燃一支烟，惴惴不安地等待电话那边继续传来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