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阮《山濤論》

山濤論
徐高阮
竹林七賢並不是一群只愛清談的文人。他們是魏、晉之際一個鋒芒很露的朋黨。他們的消極狂放都只是對司馬氏專政謀篡的一種抗議。他們多數有接近低微的色彩，與司馬氏所代表的大族閥閱正處在對照的地位。他們雖不是人人有放誕之行，但確都愛好老、莊，崇尚自然，反對那些大族閥閱所標榜的形式上的禮教。他們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們的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晉以後許多名士的傾向。
不過七賢才性各異，他們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際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禍，阮籍至慎以全身。這兩個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絕高的聲譽，真可成為精神的領袖，但也正因此似乎註定不容有實際作為的機會。只有山濤是個深沉堅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選擇了一條奮鬥的曲折路線。他在後半生幾十年裏一直還是名士間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當權份子的一個長期的首腦。也許正是山濤的經歷最能夠顯示七賢在政治上的積極目標和他們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質。
山濤（漢建安十年，205生）長阮籍五歲，長嵇康十八歲（注一）。東晉袁宏的《山濤別傳》（《御覽》四〇九引）說濤初不識二人，但“一與相遇，便為神交”。《晉書•山濤傳》說濤先識嵇康，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注二），敘在濤四十歲前。可見濤結交嵇、阮總在年輕的叔夜才致已經成熟的時期，濤自己總已將近四十。因為濤說當世只這兩個人可以為友，他的妻韓氏曾特意窺察嵇、阮，並且看出濤的才致不及兩人，“正當以識度相友”（《世說•賢媛篇》；濤自己也說，“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御覽》四四四引《竹林七賢論》）。然而這個以“識度”勝的山濤，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卻與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輕得多的嵇康，一見即為神交，更說只這兩個人可以為友，可見他一定也有潛蘊的奇氣，深藏的抱負。
比山濤年少將三十歲的王戎（魏青龍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與王同輩的裴楷也說，“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世說•賞譽篇》）。這兩個人所說的至少總是山濤五十以後的氣象。東晉顧愷之的《畫贊》更說，“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世說•賞譽篇》注引）。這是山濤近八十歲的生涯贏得的身後評論。正是這個極有深度的山濤擔負了實際政治上一種不尋常的，極需要堅毅和忍耐的任務。他也正因為擔負了這樣的任務，才更使人認得他的潛沉幽遠的稟賦。
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馬懿殺曹爽兄弟和他們的與黨，是決定魏室運命的第一個猛烈打擊。這是懿在七十三歲（嘉平三年，251）高齡病死前兩年多的事變，是為著確保司馬氏地位的必要行動。正始八年五月，這個大謀略家就託病不出，可以說已開始秘密作政變的準備。
山濤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歲）才作本郡河內的屬佐，二三年間歷任主簿、功曹、上計掾，被舉孝廉，又被司州辟為部河南從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師行政的要職。這也正是循著政治升進的一條主要途徑。而這二三年間曹爽正用全力擴張權勢；何晏任吏部尚書，畢軌任司隸校尉，李勝任河南尹，都是爽在這一時期的佈置。何晏本來是尚清談崇老、莊的前輩，他和畢、李等人與曹爽同日受誅是當時名士的重大損折。留傳下來的舊史雖沒有寫出山濤與何晏等的個人交誼，但他的升進到督察河南的職位總可以表示出他與當時的吏部、司隸，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關係。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總不能超乎曹氏當時擴張權勢的佈置之外。因此他雖還是職在地方，卻對中樞高層的動靜消息抱異常的關切。
《晉書》濤本傳載著他和石鑒在司馬懿初託病時的一段夜談的故事：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石鑒的輕嘲雖未必足以證明他對政局的變化全沒有關切，山濤的早慮卻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見用不是普通的仕進。在曹爽被誅前預作遠嫌避禍之計的也不止濤一人。阮籍在政變前一年餘也託病辭曹爽的參軍。然而阮是早已見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為參軍，以及後來得司馬父子或高貴鄉公授給參議、侍從的官職（大將軍從事中郎，散騎常侍），都似乎只是虛領榮街和祿位，不是真正的進取。所以他辭曹爽，雖然記載不詳，也似乎只是輕鬆的舉動，不像山濤棄職那樣帶一種緊急的意味。山濤不僅可以說有親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樞的實際行政上迅速升進。當然他的職位還低；他還有隱身退避的餘地。他應當還要保留未來的政治機會。所以他不能不時刻保持特別的警覺。他不能不在一個最早的時機從前進的路上迅急撤退。
山濤是河內懷人，與溫縣的司馬氏同郡。他又與司馬懿的妻張氏有中表親。自棄職隱身後幾年，總在司馬師執政（嘉平三年，251，濤四十七歲）後二三年，濤以親戚見師，被舉秀才；重登政治的階梯。魏朝末年，司馬昭特命他的兒子炎拜濤，說他是“鄉閭宿望”（濤本傳）。然而這樣的鄉閭和姻戚兩重關係不能掩去山濤和司馬氏間的家族門第的差別。
濤父曜只是冤句縣令，濤自己早孤而貧，但少年就有聲譽。《世說•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載濤十七歲時（黃初二年，221）他的族人對司馬懿談論“濤當與景[師]文、[昭]共綱紀天下者”，懿卻作戲言答說：“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
這一句話就不只點出了山濤的家族身份，而且點出了魏、晉之際和入晉以後政治危機的一個根源：士大夫中的不同門戶的對立。
曹操的父親（嵩）是宦官的養子。操在漢末重建中央政權的過程裏擊敗了袁紹那樣四世三公的家族的人物，吸引了許多不同門第的俊傑，並且公開打破東漢以來世族所造成的衡量人才的標準，以不計家世和重才不重德代替較量家世和只重道德虛表（注五）。司馬氏專政又是世族的得勢。河內在秦、漢之際是司馬氏建殷國之地，懿以上幾代既連出顯官，又是禮教著名的門庭。有功于晉室受禪的幾個大老，琅玡王祥，陳國何曾，潁川荀顗，都是世族的表率。曹爽所援引的一批名士家族背景不齊，但都不屬典型的高門（注六）。何晏、夏侯玄等倡言名教本于自然，就是上接曹操的通脫趨向，正違逆著世族專重禮法的傳統。司馬師在青年時也曾與何晏等接近（注七）。總是為了爭取名士而有意表示思想的開明，不是真正背棄他們自己家族的風尚。竹林七賢的放達更為顯著，實際上他們中間接近寒素的色彩也極重。嵇康還不至於靠勞力生活，但他確慣與向秀合作鍛鐵，這也許表示他們正以低微自傲。阮籍雖有名父（瑀），阮姓還不是世族，籍與鹹並且說是貧家（注八）。劉伶的家世最晦暗。他的容貌既醜，鹿車帶酒似乎更顯得傖陋。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還用繁麗的文辭和翱翔的意想遮飾著對士君子的譏刺，劉伶的《酒德頌》則簡短粗率，朝著貴介縉紳直吐極端的輕蔑。司馬昭在執政前也曾想為他的兒子（炎）求婚于阮籍，這也是為了求得一個名士的政治支持，不顧兩方門戶的差別。阮籍則連醉六十日，使對方的意思不能提出。
當然這也沒有產生單純的陣線。嵇、阮和山濤還得到琅玡王戎那樣大家青年的追隨。另一個高門人物，泰山羊祜，與竹林名士結了更重要的盟誼。在晉中朝的一次真正最有決定性的政治大權的爭奪裏，正是山濤，以一個長老的地位，支持那次爭奪中的一方面的主角羊祜。但這種盟誼和那次政爭在舊史裏幾乎全被掩蓋了。後文正要論列這個題目。
然而大族、小族的界限還是那個時代裏政治分野的一個重要因素。竹林名士顯然有一個小族的背景，總是一個廣闊的背景。山濤晚年（七十歲以後）在晉朝特別被要求長期主管吏部，也許最足以顯示他在小族份子中的地位。世族得勢的政府卻不能不用一個典型的小族人物在一段長時間裏一直掌管這控制官吏進身和升降的部門，足以表示那個政府不能不顧到非世族份子的願望，總也是廣泛而有力的願望。這又足以顯示山濤正是那些非世族份子的一個領袖，因此他的長期主管吏部對於滿足那廣泛的願望才正是必要的。
司馬氏在誅曹爽後，還要有十年間連串的整肅，鎮壓，凶譎的行動，才能接近禪代。司馬懿在死的前一年，嘉平三年（250），削除了淮南的王淩。從正元元年到景元元年（254—260），師和昭相繼殺夏侯玄、李豐等，廢齊王芳，平毋丘儉、文欽（淮南），破諸葛誕（淮南），一直逼出了高貴鄉公（曹髦）進攻相府被刺死的事變（景元元年，260）。
山濤在這些驚心的歲月裏，過了退隱的一段，只有若干年似乎不關輕重的經歷（郎中，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趙國相）。要到景元二年（261，濤五十七歲），即高貴鄉公事變後一年，他才就任吏部郎（年份據《魏志•王粲傳》注引《山濤行狀》），這是吏部尚書之下實際掌管銓選的關鍵位置。濤在晚年自己主管晉朝的吏部，曾形容這吏部郎是與選用事務“日夜相接”的要員（《北堂書鈔》六十引山濤《啟事》）。但他自己在這個職位只有很短的經驗，到景元四年（263）就被轉調作大將軍（司馬昭）的從事中郎（注九）。可見的舊史傳全沒有寫出什麼因素引出了那次吏部郎的任命：是司馬氏的勝利迫成了山濤的就範和升進，還是連串的鬥爭之後不同的政治力量還要尋求新的平衡？也沒有文字說明山濤在這個職位的時間的短暫：這只關涉個人的浮沉，還是牽連著政局的大勢？在山濤就吏部郎前幾年裏吏部的主官和郎中的人選沒有可察的明白記載（注一〇），也許正足顯示當時沒有有重望的人物在職。但用山濤為吏部郎的任命，以及濤的接受這任命，卻實在都不是簡單的事情。照有名的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看來，那次任命實在經過很長的醞釀。康在那信裏說出他寫信的時間是才聽到了山濤新任命的消息，據信裏提到的康的男孩（紹）的年齡計算，是在景元元年（260）（注一一）。那信裏又明明提到康自己“前年從河東還”聽說濤曾提過以康“自代”。那個”前年”算來是甘露三年（258）。初有濤為吏部郎的擬議或者更要早些，至晚也在康“從河東還”的同年（注一二）。可見從初有以濤為吏部郎的擬議到任命的發佈至少有二三年的時間。山濤就這吏部郎職位又不在任命發佈的當時，而在景元二年（261），也就是嵇康聽了那任命的消息並寫了那封絕交書的明年。因此從初有那任命的擬議到山濤的就任至少經過四個年頭（258—261）。這就更可見得那次吏部郎的選擇總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一件有重大理由而又很費周折的事。任命這樣遲遲決定和發佈的原因裏總有山濤的重大考慮和猶疑。
山濤在初有那次任命的擬議時的一個行動，就是提出以嵇康“自代”，最可以表明濤自己在當時的嚴肅立場。康在當時本來正為了謝絕司馬氏一次徵召的意思而托詞在河東避過一段時間（注一三），而在從那遠方回到京城或他的寓土山陽時（注一四）聽到了山濤的那個提議。一個“淳深淵默”的山濤，用嵇康絕交書的話來說是“傍通多可而少怪”的山濤，卻要提議讓一個鋒芒最露的嵇康，而且是素為神交，又是已經表明不受徵召的嵇康，替自己接受這操縱銓選的關鍵位置，那就大概不會是要借一個美好的官缺酬答一個朋友，也不會是認為只有這個朋友的才識恰好配這個職位。而大概是為了表明他自己在面對著一個重要的邀請時沒有離開自己的一群，表明他自己還深信這個朋友是一個廣闊的方面最有眾望的人物，表明他自己認為這吏部郎的任命如果意味著一種政治的讓步，則接受這任命的還應當是這個朋友。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濤的提議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兩個政治力量之間的一種協商。山濤用行動使人明白，沒有個人的就範或交易。
嵇康對山濤那次舉薦的表示並沒有立時的反應。那件著名的絕交書雖然有一個謝絕推引的題目，卻並不是在山濤有那次推薦表示時寫的，而是在濤有那次表示之後二三年，並且是在濤的任命已經公佈之後寫的（前面已經提過）。嵇康在信裏還明白說到濤提議舉他自代的事已經過去了（注一五）。那信也絕不是兩個朋友為了什麼薦舉的事而分裂的憑證，而是嵇康假借了一個沒有實在意義的謝絕推引的題目（注一六）針對眼前時勢而發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裏所說的種種很不中聽的不堪任官的理由，顯然只是為了托出“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這一句最激烈的譏刺。康在濤提議以他自代之前為著謝絕司馬氏的一次徵召不過是托詞遠避，他在絕交書裏的激烈表現則大大不同於往日托詞的意態。因為他這時所面對的已不是一次徵召，也不是一個朋友薦舉的提議，而是一個新的政治情勢，是司馬懿誅曹爽以後十年來終於出現的最嚴重的情勢。前面提過，嵇康寫絕交書是在景元元年。高貴鄉公在司馬氏的相府前被刺死就在這年的五月。山濤就吏部郎任是在景元二年，康寫信給濤在聽說濤的任命之後，在濤就任之前，大可推測是在元年的後半，應當是緊接著高貴鄉公那次的事變。因此他那信裏所說的“每非湯、武”和“在人間不止此事”已不是泛泛譏刺司馬氏篡奪的長期趨向，而是直指著已迫近的禪代和新發生的魏主的死難。嵇康在那信裏又不止吐露了他自己一個人的聲音；他所表示的可以說是他的幾個親密的朋友和以外許多人當時不能表示的心情。司馬昭害嵇康（四十歲，景元三年， 262）（注一七）只借了一種非政治的理由（注一八），而三千個大學生在康下獄後請求任命他為博士，有些豪傑還要追隨入獄，已構成一個明顯的政治抗議（注一九）。這雖然只是一個一現的運動，也足以標出司馬氏專政之下直到這時還有廣大的潛存的反對力量。晉受魏禪是嵇康死後三年的事（鹹熙二年末，已是西元 266年初）。可見司馬氏在走向禪代的前夕之時不能不容忍著這樣的反對力量。
山濤就任吏部郎正在高貴鄉公死難與嵇康受害這兩個禍變之間。史傳沒有寫出他是抱著怎樣的意態就這個職位，讀史的人也許可以想像他不得不忍耐著痛苦的情勢，正仿佛司馬氏政權不能不包容著反對的力量。但這絕不是達到了真正的妥協。濤的就職距離任命的最初擬議有四個年頭之久，而不出二年多他又離開吏部轉就大將軍從事中郎，那是景元四年（263），已經更接近了禪代。如果原來以濤為吏部郎的任命可以說是意味著求一個政治的平衡，他的早早離任也許正可以表示他的在這個銓選職位在當時急趨向於皇權大變動的局勢之下已沒有什麼實質的重要。
這又絕不是山濤的重要的消逝，而正是他將要顯出更大得多的重要的轉機。因為入晉以後的歷史將要表明禪代並不是政爭的結束，魏末相對抗的兩個勢力在晉武帝一朝還要演出新的不斷的爭衡，而且正在臨近禪代的變動緊湊的兩年裏便要看得見那些新的爭衡的起步。山濤則正要在那些爭衡起步時，在新朝的爭衡裏，顯出一個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先進者的地位，一個名士陣線的長老和組織者的地位。嵇康臨誅對他的兒子說，“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本傳）。這句話應當不僅說的是遺孤的有托，還表示康對山濤的政治上的信賴。
晉室受禪以後的朝廷不再有司馬氏父子那樣一手控制全局的人物。但泰始（265—274）初幾年裏就有兩個對立的勢力要擁出各自的領袖。一方面的人物是賈充，是司馬氏一個真正的心腹份子，是景元元年事變中下令刺死高貴鄉公的人。賈家本是儒學的舊族，充的標榜孝道正是追隨著王祥、何曾等禮教大家的門風。另一方面的人物是羊祜，他的立場最值得精微的分析。舊史特寫出祜在禪代之際對晉室有“佐命之勳”（祜本傳），然而他在早年確與曹氏有一段不平常的關係。泰山羊氏本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門，祜自己也是拘謹守禮，然而他所愛接近的卻是低微的份子，放達的名士。賈充與羊祜在泰始初幾年裏的競爭大權是晉中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政爭。以後十幾年裏迭起的政爭都只是這次政爭的延續，而且，在回顧中看來，這次政爭的結果也許幾乎決定了後來那些政爭的最終結果。
然而這樣一次有決定性重要的爭衡在舊史裏卻幾乎完全被掩蓋住了。這就使以後十幾年裏不斷的政爭的面貌和真正性質也都模糊了。只有《晉書•山濤傳》敘濤在泰始四年（268）因為得罪一個“權臣”而被排到冀州一節包含著這次爭衡的一點消息，卻是真正重要的消息，但也是被隱秘起來的，要有重重探測估量才可以確實得到的消息：山濤大概參與了泰始初兩、三年裏一次賈充與羊祜的爭衡，而且是一個比爭衡兩方的主角都還更重些的人物，是一個不憑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夠企圖左右政治大局的人，是一個名士陣線的長老，是站在羊祜背後支持他競爭大權的人。
羊祜比山濤晚生十六年（黃初二年，221）（注二〇）。這兩個人都不是單純的人格，而祜似乎更是一個包括一切的人格。論家世和稟賦，他與山濤有些相近的地方，卻也有很大的差別；論政治的憑藉和趨向，他們有些不同的地方，卻又有基本的一致。祜的人格似乎包括了一切難於兼備，甚至於互相矛盾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似乎樣樣要歸結到一件事情，樣樣要歸結到他是一個一出來就顯得十分重要的人物，一個當然有資格在晉朝競爭政治大權的人物，也是一個當然要得名士陣線擁護的領袖人物。只是山濤終可以說是一個比羊祜更重要些的人物，因為在祜成為那樣重要的角色的時候他正是祜的主要支持者。
祜和濤都與司馬氏有姻戚的關係，不過祜更是近親。司馬懿的妻張氏是濤的從祖姑的女兒；祜則是司馬師妻的同母弟。兩個人自己的家族地位更有差別。山家被司馬懿明白叫做“小族”，羊氏則到祜時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門。山家的人在濤少年時說他將來應當與師和昭“共綱紀天下”，司馬懿雖是戲言卻直說以山家的地位怎能出這樣的“快人”。祜的本傳則記著他大概十二歲時就有一個神秘的父老預言他在六十歲前要“建大功於天下”。這儘管也許是後來的附會，史官卻似乎覺得正合他的生來的身份。祜在政治上進取的途徑也不是濤所能比。濤是四十歲以後才循著從州郡屬佐起上升的路開始前進，到了五十幾歲才得吏部郎的任命。他是在入晉以後，很經過波折，到了六十八歲，才得吏部尚書的任命，就任那年整七十歲（泰始十年，274）。祜則在青年時不受地方的征辟。他到了三十五歲，不憑經歷而被征作機要的宮中侍從（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到了禪代之際（鹹熙二年末，改元泰始，已入266），他才四十五歲，已經是禁兵統帥（中領軍——中軍將軍）。再過兩年多，才四十八歲，他已經是尚書左僕射（泰始四年，268）（注二一），到了他接近最高的行政權力的時候。
祜和濤的稟賦很有相近的地方。濤的近八十歲的生涯贏得一個“淳深淵默”的題贊，祜的傳略也可以使人看出他的深沉。濤在晉朝主管吏部，據說每有官缺他總是先“密啟”幾人，然後公開奏舉（《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祜半生參與晉朝樞要政事，據說他的建議“皆焚其草”，他的推薦人物也都不使人知，因此被稱為“慎密太過”（祜本傳）。但這兩個人的資性還是大有不同。濤只被認為“識度過人”，似乎全沒有表面上可見的才氣。祜則似乎具備了一切先天的優越，正配他清華的家世。他大概十二歲的相貌已引起人對他的大期望，夠作一個誇耀的題目。長成以後，他既博學能文，又有修偉的軀幹（七尺三寸，不及嵇康的七尺八寸）（注二二），美觀的鬚眉，而且善於談論。看後來的事業，他更是文武兼長。他能統率宿衛的重兵，能總領防吳的武力，能計畫並且預備親自指揮（只是沒有如願）一個吞滅敵國的事業，而他又常是那樣雍容文雅，所以成了歷史上的儒將典型。他在襄陽營中“輕裘緩帶”“畋漁廢政”的傳說，他的功成“角巾歸故里”的志願，他在平吳計畫被擱置後登臨峴山在酒會中的詩人般的詠歎，他對敵國人民和將領所表示的德信，他死後襄陽人民為他悲泣，為他立碑的故事——這一切儘管也許經過文學的點染，總幫助表現出一個似乎全德的人才。
如果只看山濤與羊祜在政治上升進的緩速，則濤對司馬氏的關係顯然比祜疏遠，而祜應當是晉室更可靠的親信。但實際上祜和濤在司馬氏與曹氏的對抗過程裏卻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場，甚至於祜的偏向曹氏比濤還要更明顯些。祜在青年時因為天資才學受本郡守將夏侯威的激賞而娶威兄霸的女兒，霸是淵的長子。曹操的父親嵩本是出於夏侯氏；淵是操的族兄，並且是曹氏的功臣。祜在青年時不受地方的征辟，已可見他的身份不輕，他的出處很持重。祜本傳載他與王沈同時被曹爽徵召，沈勸他就征，他答說，“委質事人，複何容易？”後來曹爽敗滅，沈以爽的故吏被免職，還佩服祜的遠見。祜與沈在被爽徵召時的商議正彷佛山濤與石鑒在司馬懿初託病時的夜談。王沈與石鑒同樣對時局似乎不經意，倒可見他們在當前兩姓的爭鬥中大概與任一邊都沒有重要的牽連。王沈後來在高貴鄉公攻擊相府前竟是向司馬氏預報消息的人（注二三）。羊祜不受曹爽的徵召，則又彷佛山濤在司馬懿託病時的急退。祜也像濤一樣在政局中必不是沒有偏向，因此要格外警覺。但是祜又有濤所沒有的刺人眼目的行動。曹爽被誅時夏侯霸正在征西軍中，於是投蜀，受了鄭重的接納。這是魏、蜀關係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魏朝內政上的一件大事。霸在國內的姻戚都與他的家族斷絕，只有祜還維持並且加厚對他們的親情。祜本傳說他在夏侯霸事件剛過後連遭母、兄喪事，乃至“毀慕寢頓十餘年”，並且形容他在這段時間裏“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這也彷佛山濤在曹爽敗滅後的“隱身不交世務”，只是祜的行動更觸目得多。祜的待善夏侯氏應當不只表示他對岳家的人情或道德的風格，還表示他在時局中的獨立。喪制和哀思，無論在當時或在為他立傳的人的筆下，可以說都正好掩飾他在政治上的挫折退避。
祜的“寢頓”實際上不到十年。司馬昭在正元元年（255，高貴鄉公在位第二年）二月為大將軍，開始執政。祜本傳說“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征拜中書侍郎。”祜的就征若在昭執政的第一年，距夏侯霸事件（嘉平元年，249）不過七年。伹這約七年的時間正當祜二十九歲到三十五歲，是人生最盛的時期。以祜的門第，以他與司馬氏密切的姻戚關係，以他本人出眾的才品，他卻要把一段最好的年華在退息隱避中消度。這也許正足表示他在當時的局勢裏不是一個沒有份量的人物。他在兩姓對抗中總不是沒有明白的偏向；他對於那些年裏正在強化的司馬氏的地位總是持了不輕易承認的態度。
祜的親曹傾向是使他在政治上有一段長期退避的因素，然而也是使他在禪代之際和入晉後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的因素。禪代雖然終於不能避免，而一個親曹氏的政治力量，無論在禪代的前夕，在晉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晉後將十年，都還顯然存在著。晉武帝一朝的兩個對立勢力的一方正是這個親曹的力量。他們雖然沒有恢復舊朝的企圖，卻在司馬氏皇權之下有不懈的競奪政治大權的意志。羊祜就在這樣的兩個力量的對立中興起。但他絕不是憑著任何居間的地位得勢；他所靠的竟是那些在晉朝還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
晉朝政府裏的親曹力量並不完全掩飾他們的面貌。武帝一朝的不斷的政爭中聽得見對於司馬氏謀篡的陳跡的公開追訴。《晉書•裴楷傳》載著武帝問，“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當時在宿衛（屯騎校尉、右軍將軍）（注二四），答說，陛下“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這大約在武帝受禪後六年，即泰始七年（271）（注二四），楷的對答是這年裏一次排賈充到中央之外的活動的一部分。楷雖然沒有說出什麼是他所指的充的罪惡，但充正是篡奪過程裏最兇險的一步行動的顯著象徵，楷的所指總也不在別的事實。這樣的言論在晉的朝廷裏不但被容納，而且收了效果。賈充在當時是車騎將軍、侍中，守尚書令。武帝聽了任愷（侍中）、庾純（中書今、河南尹）的建議，任命充為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保持著車騎和侍中的榮銜而奪去了在中央的政治實權。這是泰始七年七月的事（年月據《武帝紀》）。不但是任命已下，而且百官的餞別已經舉行。只是到了十一月將臨出發的時候，因為荀勖、馮紞設計使充的女兒結婚太子，充才得被留在原職，一次排除他的計畫才被打破。
然而不久還要發生一次強烈的反對情緒的爆炸。賈充在泰始八年七月又得了司空的尊號（年月據武帝紀）。大概就在這以後不久（注二五），在他的一次邀宴朝士的集會上，庾純拒絕他的勸酒引起互相譏諷，竟變成彼此不留餘地的衝突。充也許沒有料到後果而責備純“父老不歸供養”；純則顯然不惜決裂，乘機揭開裴楷沒有明白說出的政治題目。他直呼賈充的名字說，“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充反問“何罪？”至於如此，純竟叫出“高貴鄉公何在？”（純本傳）。宴會立時被驚散，純靠兩個同情者羊琇、王濟的救護才免於被充左右扣留（注二六）。
庾純的一叫引出一場公開的政潮，更顯出兩個對立勢力的相持。賈充以司空、車騎，尚書令的崇高權勢不得不用解職作抗議；庾純則自己繳出印綬，於是以醉酒犯上的罪名被免去河南尹與關內侯。接著在詔令之下還有一場許多人用奏議參加的辯論，但回避著政治的忌諱，只檢討純的父老不歸和醉酒失常。一個完全替純辯護而反對免官的意見雖然不能被採納，總結辯論的詔書卻承認純在孝道和禮節這兩方面都不算有過，免官只是為“將來之戒”，還說“疑[當時]賈公亦醉” （純本傳）。有純那樣公開的犯忌，還有這樣迂遠的辯論和這樣寬容的詔書，可見在司馬氏皇權之下偏向舊朝的勢力還有何等份量。又過了幾年，已經是武帝在位第十年，即咸寧三年（277），純又被任為國子祭酒（注二七），更可見他還得博士及大學生的眾望。這件事令讀史的人想到魏末嵇康入獄時大學生三千人的請願。
作為司馬氏篡奪行動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也不只一個賈充。比充勳望更高的何曾在晉室是第一功臣；誅曹爽前他隨著司馬懿託病，廢齊王芳有他預謀，司馬炎襲晉王他作晉國的丞相，禪代之際他領銜勸進，入晉朝後他位至上公（太保、太傅）。曾死在咸寧四年（八十歲，278，武帝在位第十四年），博士秦秀議應當諡為“繆醜”；策命諡為“孝”（曾本傳）。而賈充身後也有完全相同的遭遇。充死在太康三年（六十六歲，282，武帝在位第十八年），又是秦秀議應當諡為 “荒”：後來另一個博士順承帝旨議諡為“武”（充本傳）。秀論這兩個人雖然只說他們的私行（注二八），但何、賈的事業與晉室的興起有那樣不可分的關係，他們在晉朝有那樣的權勢、地位，秀為他們前後擬的惡諡就不能不說足以表示一種總不只是一個人的對禪代的不滿與憾恨。秀能夠兩次強烈發洩這樣強烈的情緒，他的背後必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在司馬氏皇權之下這樣明白的偏袒魏朝的傾向又牽連著受壓抑的家族和放達的風尚。如果羊祜親曹氏的傾向是他在晉朝得到一個廣大方面的支持的一個因素，他的接近低微和放達份子也是他後半生在政治上顯得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祜雖然是名教中的賢人，有幼年喪父“孝思過禮”的美德（本傳），卻也留下解釋老子的著作（注二九），可見得他還是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本人儘管是深沉縝密，他所愛好提攜的人物卻有顯明特異的色彩。《晉書•郭奕傳》載著奕作野王縣令時祜到界會邀見，奕因為送祜出界幾百里而被免官，大概是祜盛年時代的事（注三十）。這個郭奕恰好也得山濤賞識，被濤稱作“高簡有雅量”（《御覽》二二九引山濤《啟事》）。郭家是“累世舊族”（《世說•賞譽篇》引晉諸公贊），但奕在晉朝雍州刺史任上因為拔用一個“門寒”受排斥的亭長李含而被認為“知人”（奕本傳）。奕自己或者不能算狂放，然而“少所稱先”，卻獨為阮籍“心醉”（《晉書•阮籍傳》附鹹傳），鹹正是追隨著叔父籍的“任達不拘”而遭禮法之士譏嘲的著名份子（鹹傳；《世說•賞譽篇》引《名士傳》）。山濤在晉朝主管吏部，為了引用咸任吏部郎而與賈充有一場堅持的衝突，只是終於沒有成功。（這是下文的一個題目。）從郭奕對羊祜的親密忘形到他對阮籍的“心醉”。足夠透露祜與奕和阮籍、山濤一輩的愛好的相同。
祜在晚年策劃平吳，最靠兩個人幫助。一個是在中樞參與謀議的張華，這就是憑一篇《鷦鷯賦》被阮籍歎為“王佐之才”而有了聲名的人（華本傳）。他那篇文字本是借一個“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的微寓比喻他自己樸素的身世，傾吐他不凡的意氣。他所歌詠的“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 儘管是淡泊靜守的哲學，但他所禮贊的“匪陋荊棘，匪榮苣蘭”，“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還是表達著堅強不屈的情志。這又當然不只寄託著一個人的懷抱，而正發抒了一個廣大方面的心聲，所以一篇短賦便得到阮籍重大的賞識。華的父親（平）是漁陽郡守，但華少年孤貧，曾過牧羊的生活，所以他後來最能鼓勵窮賤的人才。他雖是修謹有禮，伹當然是阮籍那樣放達的名士的朋友和追隨者。另一個幫助羊祜的人是與張華同時贊助滅吳計畫，在祜死前被薦舉接替南方軍事的杜預。這又是一個有受壓抑的身世的俊傑。預的父親恕因為得罪司馬懿而被免作“庶人”（《魏志•杜畿傳》附恕傳）。預自己少年微賤，所以豪放不受拘束；在送他出發到荊州去的集會上，稱為“名氏雄俊”的楊濟竟覺得“不堪”而離席（《世說•方正篇》）。讀史的人便不難推測祜和華、預的關係絕不只是二三個人間的投合，而代表著祜與一群自由色彩的名士們的盟誼。
羊祜、山濤這兩個人的家世和稟賦的重要差別，加上他們政治憑藉和趨向的基本一致，便使祜顯得是一個比濤更複雜些的人格，一個似乎是包括一切的人格。祜不只是比濤對司馬氏姻戚更近，他的清華的門第更不是濤的“小族”可此（桑按：勘误，应为比）。祜與濤同樣有深沉的性格，而祜的似乎全德的天資又不是濤的僅以“識度”過人所能及。在曹氏與司馬氏的對抗中，祜與濤都有親曹的傾向，只是祜更有十分觸目的表示；他們在入晉以後當然同樣有那些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祜的門第雖高，他卻正是濤所代表的非世族份子的盟友。他自己以“孝思過禮”，“恂恂若儒者”知名，卻和拘謹的山濤一樣又愛好目然放達的傾向。因此他可以說是一個包括了種種難得兼備的，甚至於似乎互相矛盾的因素的人格。而這一切便似乎樣樣要引到一件事情，引到羊祜在政治上一出來就顯得十分重要而成為在晉朝有資格競爭政府大權的人物——但他絕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間憑著任何居間地位得勢。在司馬氏皇權之下，他是那個偏袒舊朝，反對閥閱，標榜自然的名士陣線所要擁護的領袖。
只是山濤終可以說是一個比祜更重要的人物。因為在祜成為那樣重要的角色時正是濤站在他的背後，而且，到了爭衡的一個有決定性的時機，正是濤站在一個有決定性影響的地位，雖然是落在挫敗的一方。但這點消息還要經重重探測才能估定。
司馬昭在咸熙元年（264）正月西征在蜀叛變的鄧艾，只到了長安。因為艾和接著他叛變的鐘會失敗得迅速，昭當月內便回到洛陽，隨著在三月便以相國晉公進爵為晉王。第二年五月炎立為晉王太子（二十歲），八月昭病死（五十五歲）。炎的受禪就在這年十二月（改元泰始，入266）。
《晉書•羊祜傳》敘鐘會在蜀被誅之後祜拜相國從事中郎，應當是咸熙元年正月司馬昭回洛以後的事。這篇傳接著寫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隨後就是武帝受禪，祜“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這段記錄已可表示羊祜在禪代之際似乎一步成為一個顯明的重要角色，但其中還有幾個疑點要追究清楚，才能更多估量祜這一步前進的意義。《晉書•文帝紀》載司馬昭在咸熙元年五月奉魏帝命建天子旌旗之後，晉國已置御史大夫至中領軍等官。羊祜自相國從事中郎升任的是晉國的還是魏朝的中領軍？祜遷任這中領軍在鹹熙元、二年裏哪一段時間？是什麼情勢使祜自相國的謀議之職一步進到“悉統宿衛”， “執兵之要”的地位？中軍將軍更是禪代告成後特設的新職（注三一），一個崇高的統宿衛的名號。祜又為什麼得這崇號？
讀史的人雖然容易誤認羊祜自相國從事中郎遷任的是魏朝的中領軍（注三二），《晉書•司馬望傳》（孚傳附）卻清楚地載著望（懿侄）自魏末到晉初多年是兼中領軍不動，可見祜在禪代之前遷任的絕不是魏朝的，而是晉國的宿衛統頒。祜本傳沒有記明他“遷中領軍”的確切時間，但王隱《晉書》的殘文在祜“遷中領軍……事兼內外”下還有“祜以大事既定，辭不復入”二句（《書鈔》六十四引），已可使人推測晉國的中領軍的任命是十分臨近著禪代發動之時的一步安排，是應付那個禪代”大事”的一個必要手段。
《晉書•武帝紀》載著鹹熙二年九月（司馬昭死後一個月，禪代前三個月）晉國才任命了丞相（何曾）、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而沒有提到中領軍；又載著十一月（禪代前一個月）“初置中護軍以統城外諸軍”（注三三），也沒有載出這中護軍的任命。這都不是當日史官或後世修晉書的人的遺漏，而正足以指示晉國的中領、中護這兩個關鍵武職的任命都還要等待到一個最後的時機。魏末統率禁兵的是先以衛將軍，後以驃騎將軍、司徒兼中領軍的司馬望；統率京都 “城外諸軍”的是中護軍賈充，在禪代前三個月還加了晉國衛將軍的頭銜。因此晉國的中領軍、中護軍的實際任命就將是宣佈接管只在名義上還屬於魏朝的京城內外全部武裝力量，那也就應該是到了禪代已經發動的時候。舊史雖沒有寫明，賈充統率城外諸軍的權力在禪代之際總是保持不動（注三四）。他以晉國衛將軍兼魏朝中護軍在禪代發動時如果變成兼晉國中護軍，那只是名義的轉移。羊祜的遷任晉的中領軍則是一件更重大的事。因為晉國當然早有自己的宿衛（注三五），晉的中領軍便要統率晉的宿衛，更去接管魏的宿衛。《羊祜傳》寫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便不是寫一個魏朝中領軍的份內職掌，而是寫祜在禪代發動時自受命為晉國中領軍起的一整串重大而迅速的行動：就了中領軍職，一手統率晉國與魏朝的宿衛，走入宮廷去執行職務，掌握了京城內全部兵力的指揮權力，控制著宮廷內外兩邊的局勢。王隱《晉書》的“大事既畢，辭不復入”兩句寫的便是祜的一整串列動在禪代大功告成之後的一個收束，雖然他並不能真得到退休。
禪代的告成又必然引出羊祜的軍銜的進級。這不單是對祜的“佐命”功勳的酬報，也是宿衛統屬的新情勢的要求。司馬望在魏末和晉初（拜太尉）一直保持著兼中領軍的地位，可見魏朝的宿衛在禪代之際沒有脫出晉室這位近屬的掌握。羊祜以晉的中領軍“悉統宿衛”，在禪代大事進行中便暫時成瞭望的主將。因此晉武帝的新的朝廷便要設置“中軍將軍”這一個新的職官，一個高過中領軍的禁兵統帥。這才能夠一面使望保持以兼中領軍控制魏朝舊宿衛的權力，一面使祜有總統宿衛的崇高地位。
從祜的遷任晉國中領軍到他就新朝的中軍將軍，可以斷定是從禪代發動到告成之初的短暫時間裏包含著許多重大行動的一段發展。這段發展足以顯示羊祜在禪代之際一步成為一個顯明的重要人物。他雖然不必是能實際操縱晉國與魏朝兩部分宿衛武裝，但他與統率城外諸軍的賈充已可算有對等的聲勢。中軍將軍的崇號更只是為他而設，所以在僅僅兩年略過之後，到泰始四年（268）二月，他從中軍進到政治中樞（尚書左僕射），這個總統宿衛的軍職就已撤銷（注三六）。這也更加托出羊祜在禪代過程裏的特別地位。他在遷任晉國中領軍之前的約兩年裏只是相國從事中郎，他的本傳說他在那個職位是“與荀勖共掌機密”。但他在禪代之際一步成為這樣顯明的重要人物，便可見他本身在政治上具有不是僅僅那個“掌機密”的職位所能表示的份量。讀史的人可以想像他在當時洛陽的一般人心裏，在宮廷內外的軍心裏，一定有他的不平常的影響力，被認為必須借重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他才被要求在那重大的關頭擔當一個非常的任務。
然而，僅看史傳上羊祜在禪代之際的地位和行動，以及他在禪代後的升進，還不能估定他那樣的影響力的根源和他的政治方向：他的影響力是單單他個人的，還是正顯出他是魏末相對抗的政治勢力的一方的代表人物？他是純然順應著皇權轉移的大勢，還是幫助兩個對抗的勢力尋求妥協平衡？他是在政治的對抗中憑著居間的地位得勢，還是代表著一個方面在求妥協平衡中更作新的進取？山濤在禪代之際沒有羊祜那樣顯然煊赫的聲勢，但是他在接近禪代的約兩年裏，在禪代告成之初，也曾擔當不止一件非常的任務，反復顯出他具有在皇權轉移中必須借重的政治影響力。如果他的政治方向也是僅看禪代之際還不能估定，他在當時的被借重卻巳特別透露了他與將要消逝的魏皇室的不平常的關係。
司馬昭西征叛變的鄧艾，帶著魏天子同去，山濤以大將軍從事中郎受委任暫作軍司馬，領五百親兵鎮鄴，因為那是曹氏王公所在。《晉書•文帝紀》和《山濤傳》都記載著濤鎮鄴這件事，濤傳還寫著昭在出發前對他的叮囑，“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然而曹氏王公早在魏朝盛時已受了壓抑宗枝政策的折磨（注三七），自司馬懿死前被一律安置在鄴城以來更是像囚人一樣沒有力量（注三八），所以司馬昭這時雖然要作小心的佈置，山濤的五百親兵並不像有嚴重的軍事鎮壓的態勢。濤的被借重應該不足表示他的威棱，反倒似乎可以顯示他與魏室的親睦。司馬昭帶魏天子西行，當然不是怕這軟弱的君主留在京中會自己發難（像高貴鄉公那樣），而應該是怕洛陽的反對勢力若有可乘的危機時刻要利用皇室行動。他委任山濤鎮鄴，也不會是怕在鄴的那些沒有力量的人起事，而應該是怕洛陽有人果然企圖不利司馬氏，又當魏天子不在，便要從鄴城皇裔中找一個可以擁戴的角色。因此他對山濤的特別委任便不是要靠那五百親兵的武裝力量，而大概是靠濤在洛陽和鄴兩面的政治影響力，靠他對魏室的親睦，阻斷那些曹氏王公被洛陽利用的機會，消除洛陽可能有的野心形成的一個必需條件。司馬昭離洛陽時總放下可靠的留守武力（注三九），但是他還要有了山濤鎮鄴這一步安排才算有萬全的部署。所以他對濤說的“後事深以委卿”便有切當的用意，彷佛說整個後方的安危正系於濤赴鄴的使命。
司馬昭從順利迅速的行役回來，隨著由晉公進爵為王。當年十月，炎立為世子。第二年五月，世子進為太子。《山濤傳》載著昭曾“以濤為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又敘出一個理由是昭為了立長子炎或立次子攸（繼伯父師）曾有所猶疑，在問過裴秀的意見之後又問了山濤才確定“太子位”。只是《武帝紀》所載的繼承決定的事更準確：昭的猶疑是在定世子位時，即是咸熙元年的事，而立炎的確定是靠何曾等的“力爭”。濤本傳所載的濤受了諮詢，而且他的贊成立長也有幫助決定的作用，還應該是可信，但是他與何曾站的地位不同也可以看得分明。何曾與司馬氏有不可分的運命，曾在魏末又是重臣（司徒），他幫助司馬昭立自己的直系繼承者既是當然，他的“力爭”與他的地位也相稱。山濤雖與晉室有親，但是他得司馬氏的任用很遲。為了晉世子的事在濤之前受諮詢的裴秀是尚書僕射，而濤不過是相國長史（由從事中郎遷）。然而這就格外顯出濤是一個具有不尋常的政治影響力的人物。司馬昭命炎拜濤，說他是“鄉閭宿望”，也就令人想到是含了更深的用意。昭一定不僅是看重那一層鄉閭的關係，也不僅是要表示感謝濤幫助了繼承的決定，而是看重並且要表示感謝濤，作為一個有大影響力的人物，對晉國地位的尊重與對將要到來的禪代的承認。
等到禪代告成，濤又單獨受命以司管諸侯的主官（大鴻臚）名義送讓位的天子到鄴。這正表明濤被看作是前朝最後所親賴的舊臣的代表，甚至於是那個舊朝的遺留勢力的一個象徵。不過山濤究竟只是以一個有親魏室色彩也有影響力的人被利用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還是作為一個大政治勢力的代表將要在新朝之下為他所屬的方面擔當重要的使命？濤在魏末這樣被司馬氏借重又與羊祜在禪代之際的驟然煊赫可有什麼關聯？他們可是有共同的背景，又可是有共同的方向？這一切只看史傳上的禪代之際也還都不能估定。
新朝的最初兩年多裏，羊祜在政治上實在是猛驟前進，可以說是緊追著賈充。充在禪代後放棄了統率城外諸軍的權力（注四〇），但由衛將軍升到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任尚書僕射，已是位勢極重而總握著最高行政實權的人物。同時任尚書令的裴秀雖有名望，但似乎不是實際上的要角。到了泰始四年正月，就是禪代後第三個年頭的開始，秀升作司空，充便接替作尚書令，仍保持車騎的兵權和常侍的近職，隨後並由常侍進到侍中。羊祜則在同年二月解除禁兵統率權，由中軍將軍轉為衛將軍，受命為尚書左僕射（司馬由同時受命為地位較次的右僕射，年月都據《武帝紀》）。《羊祜傳》還載了武帝以祜為僕射的詔命，說祜在中軍“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而要他擔任的新職是“總齊機衡，允厘六職，朝政之本”。這就是羊祜已到了在中樞行政權力上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
只是祜在這個地位的時間極短，又與賈充的久任成了十分的對照。依祜本傳的記載，他是因為武帝“將有滅吳之志”而受命去都督荊州軍事，時間是在泰始五年（269）二月（據武帝紀），距他就任左僕射不過整整一年。而且他是到了荊州便要長期留下去。直到死前不久因病請求回到京城（咸寧四年，278，五十八歲），他在鎮守南方的任上整十個年頭（注四一）。
充則自泰始元年便是尚書僕射，四年起是車騎將軍，守尚書令，八年起是司空，仍守令職，咸寧二年（276）起是太尉錄尚書事，直到太康三年（282）三月病死；算來他以逐步增強的地位掌握中樞大權超過十七年。祜作僕射時是衛將軍，在都督荊州任上進位車騎，緊接著因為軍事一次挫折貶為平南將軍（注四二），到咸寧二年又升為征南大將軍，三年封南城侯（不受，年份據《武帝紀》）。但這些榮賞都不能幫助他同到中樞。祜本傳在他力辭封侯得許之後敘他 “每被登進，常守沖退”，因此“名德遠播，朝野具瞻”，“縉紳僉議當居台輔”，只是武帝“仗祜以東南之任”，所以這種議論便被擱置。到祜病死前回京，山濤（已是左僕射，吏部尚書）才建議祜作尚書令，但祜已到了最後的日子（注四三）。另一方面則儘管朝廷中似乎佈滿賈充的政治敵人，在祜離開尚書後兩年多也有任愷等排除他的謀劃，在那次謀劃失敗之後又有庾純那樣對他的爆炸性的攻擊，甚至在他死後還有博士對他的極端貶議，而充在世時的繼續當權可算沒有遭過真正的搖動。
以祜與充的遭際這樣相此，便可以推測祜在泰始五年的離開中央雖說是負了準備平吳的使命，卻是他的整個政治生涯裏一個重大變化的關鍵，一次決定性的挫折。祜作僕射是到了在中樞政府上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而他的離開尚書便是他在餘生裏永久喪失了回到中央政府的機會。然而祜的這一步挫折，如果是確實的，在歷來讀史者的眼裏卻也許幾乎是完全看不出了。不只是可見的史傳都不點出祜的政治上的挫折，而是以祜與充為主角的一次最高的政治爭衡，在晉朝當時，在祜生前和身後，絕不容宣告。如果羊祜的被排在當時朝廷裏不是沒有人理會的，充在祜出京後也自己表請“立勳邊境”經皇帝慰勉，才“從容任職”（充本傳），正是要洗除他有主謀的嫌疑。一次排除賈充的謀劃演到公開的地步，庾純對充的攻擊更是公開的，另一方面縉紳議論祜“當居台輔”也是公開的。《晉書•任愷傳》寫著那次排充的謀劃失敗之後愷的友好（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等）與充的親近（楊珧、王恂、華廙等）鬧到“朋黨紛然”，竟使武帝要召宴充、愷，替他們調和，而他們因為“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但是充與祜的相抗還是絕不能提起，因為那才是爭衡的真正焦點，標示出兩個人物，兩個勢力，對中央政治大權的競奪。
祜本人在朋黨對立中的偏向也並沒有掩飾。他的本傳明寫他“嫉惡”邪佞，因此“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其實荀、馮就是充的嫡黨。但是祜本人還有重要的行動掩飾他與充的相抗。《賈充傳》載著那次以充都督秦、涼的任命撤銷之後武帝對充說出祜曾“密啟留充”，因此充還對祜致謝，說“始知君長者”（注四四）。這段記載也許反洩露羊祜雖在荊州還與中央的政治有牽連，充致謝的語氣更表示出他對祜的猜疑，伹是祜的“密啟”正是爭衡中的一個主角掩飾他本身地位的作法。排除賈充可以說便是有利於羊祜，所以祜不待這個謀劃的成敗揭開便要作留充的建議。他的“密啟”如果不能遮蔽當時人的眼目，卻還足以混亂後世讀史者的理解（注四五）。而一篇《羊祜傳》用力寫祜的準備平吳使命，寫他在南方軍中的閒雅風度，他的感人的德性，他的澹泊的襟懷，他的詩人的氣質，以至他死後在荊州百姓和吳國將士中引起的悲痛，正好塑成一個可欽佩可同情的完美的英雄典型。這篇傳記也許正隱托著祜的無限抑鬱，以及為他立傳的人的無限不平，但傳中文字的蒼涼只令讀史的人興起感歎，卻恐怕更理會不到，也不屑去理會，祜後半生在政治上的大挫敗。
只有《山濤傳》裏一節極簡短而含糊的記載可以說包含了武帝朝初兩三年裏一場同時牽連著濤和羊、賈的爭衡的消息。這又不是一篇傳記裏偶然保存了別處迷失的史料，而是因為濤在那場爭衡裏占了—個比爭衡兩方的主角也許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為那場爭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質，所以最初為濤立傳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隱蔽中留下一點線索，好讓後世的人憑著去追尋那場爭衡的真相和濤在爭衡中的任務。濤在禪代告成時送過魏天子到鄴之後只有一個奉車都尉的榮銜。他的本傳在他任奉車都尉之下敘出他被排到冀州一節，應當就是泰始四年賈、羊分任尚書令、左僕射時的事：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這一節裏所說的“羊祜執政”自然是指祜任左僕射，可奇怪的是這一節文字完全沒有說出祜的“執政”與裴秀、山濤的事有什麼關係。昕謂 “時人”與“權臣”自然是指賈充（注四六），而這樣閃避與影射的筆法也更表明這一節敍事裏必有重大的隱秘。
所謂裴秀的受危並沒有別的記載可考，秀的本傳裏也沒有一點他受危的痕跡。秀在當時並沒有特別顯著的鋒芒，而且他是由尚書令進為司空，讓出了總握樞要的位置，所以他本身也不應當成為賈充排擊的目標。秀與山濤誠然是很有交誼，濤被調出到冀州，也許在調出的詔命公佈時，秀還有書信慰問，說“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書鈔》七二引王隱《晉書•山濤傳》，依孔廣陶校）。然而他的意態這樣輕鬆，似乎也可見得他不會是當時一次爭衡裏的主角，不會是引起山濤被排出中央的人。
倒是尚書左僕射與尚書令的職位相聯，階秩極近，而羊祜又是在禪代之際突然顯現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力，走上了聲勢可以抗衡賈充的地步，然後又迅速到了這個與尚書令一同總握樞要的位置——而他的背景和傾向與賈充又是有重大的不同——所以祜與充這兩個人在尚書的不能並立應該可以說正是必然的情勢。事實上羊祜任僕射僅一年就退出中樞，而且從此到他死前不能回來，雖然有籲請用他作台輔的呼聲也不能回來，因而在以後賈充繼續當權的十幾年裏，儘管朝廷中似乎滿布著他的政治敵人，但始終沒有一個聲勢地位可以與他正面抗衡的對手。所以泰始五年羊祜的受命到荊州，儘管說是為了“滅吳”大計，卻可以推測是祜在政治上的決定性的挫折與充的最大勝利。這就是晉初的一個政治大變化。決定這個大變化的契機便一定在於祜到荊州的前一年，即泰始四年賈、羊並在尚書時環繞著他們兩人的一次極重要而極不可宣告的爭衡。
從舊史傳的文字無法推斷裴秀與這一爭衡有怎樣的關係，秀在當時以元老的地位也許不能避免被這爭衡牽入。山濤既是得罪“權臣”而被排，秀還有慰問信說“論道之士不宜處外”，又可見他的意態雖是輕鬆，他也不是絕然不在局內。但是山濤得罪“權臣”這一節記載所涉及的主要背景還可以說應該是賈充對羊祜而不是對裴秀的排擊。“及羊祜執政”一語更應該是有意暗示這個背景，而不是僅僅昧然指明一個時間。所謂“時人欲危裴秀”和“濤正色保持之”這兩方面的行動，儘管記載過分含糊而無法追察，卻可以說一定最後牽連到羊祜。
山濤在當時的行動一定是要維護政爭中一方面的真正主角，而且他這行動是有力量的，所以他本身才成為另一方面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而必須排除的障礙。濤本傳載明他的得罪“權臣”而被排出是跟著羊祜“執政”的事，就是泰始四年二月之後不久。祜受命出鎮荊州是在第二年三月。這就可見得山濤被排竟是羊祜外調的一個前提。泰始四年濤六十四歲，祜四十八歲，以年輩論濤也恰合是祜的支持者。如果祜可以說是一個有資格與賈充競爭掌握中樞大權的人，濤則可以說正是祜背後的一個有影響力的長老。在對面的賈充，那年五十四歲，也可以算得出有他的有權威的前輩，那就是何曾，七十二歲。不過何曾早就是晉室最倚仗的重臣，泰始三年已進位太保（年份據《武帝紀》），他要支持賈充總握行政最高實權的地位，並且有力量支持，正是當然的，彷佛他在魏末當然要幫助司馬昭立炎為世子，並且有資格去力爭。曾本傳雖只載出後來充由尚書令進位為司空（仍錄尚書事）時他“卑充而附之”，又載出充與庾純的衝突爆發時他“黨充而抑純”，但他對充的支持必不只是後來的事，充初任尚書令時他已當然在充的背後。而山濤只是在接近禪代時才被司馬氏借重，泰始以來他還只有奉車都尉這樣稍有尊榮而可以參謀議的名位，卻能夠參與中樞政治上一次最高的爭衡，一次環繞著尚書令、僕，至少牽連著司空（裴秀），太保（何曾）的爭衡，而且成為爭衡中的一方面為了一個目標而必須排除的障礙——這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一件比他在魏末晉王立世子時受諮詢更應該說是不平常的事情。
這件事情便表示山濤背後，也是羊祜背後，有一個非常大的力量。這就是魏末十幾年裏走向禪代的司馬氏不能不容忍的那個反對力量。濤在禪代前的兩年裏不止一次被借重，祜在禪代發動時一步走到顯赫的地位，兩個人各顯出了不尋常的影響力。他們的影響力的根源便都在於他們的共同背景裏的大力量。只是山濤並不是純然被利用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羊祜也不是純然順應著禪代的趨向而在兩個勢力的對抗中憑著居間的地位得勢。他們兩個人在接近禪代時被邀請的行動實際上成了後來的新的爭衡的起步，指示出他們背後的那個力量在求政治的妥協平衡中還要作新的進取。一個原來是反對禪代的力量在新的皇權之下成了反當權份子的力量。羊祜到了尚書，到了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便是這個反對力量迅急前進到了中樞政治大權爭奪的焦點，到了一個不可調解的衝突。這時山濤便正站在羊祜的背後。而濤與祜的先後緊接著迅速從中央被排出去，便是這個反對力量遭到了一個決定性的挫折。
在歷史的回顧中可以把泰始五年羊祜被排出中央的決定性重要看得更清楚。因為以後十幾年裏迭起的政爭都只是祜被排出前的那次政爭的延續，而正是那次政爭的結果也許幾乎決定了後來這些政爭的最終結果——不但決定了祜被排出中央之後便直到死前不能回來，也不但決定了賈充直到死前在中央再沒有像祜那樣一個可以與他抗衡的對手，甚至決定了武帝一朝裏在充死後的政局變動。
只是山濤還可以說是一個比羊祜更重要些，比泰始四、五年的政爭兩方的主角羊祜與賈充都更重要些的人物。如果祜是站在政府的中心可以與充抗衡的角色，濤則是一個不憑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夠企圖左右政治大局的人。如果泰始五年祜的離去中樞幾乎決定了以後十幾年裏迭起的政爭的最終結果，則泰始四年濤的被排可以說便決定了祜的離去。
濤同時的人說看他“如渾金璞工，人能欽其寶，莫能名其器”，又說見他“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他身後得的評論是“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但這樣一個深沉幽遠的人物，在他也曾盡一份力量幫助建立的新皇權之下，在他自己六十四歲之年，卻以“正色”的表示幹與一次最高的政治爭衡，因而得罪“權臣”，招致被排出中央的結果——這就可見得他是以一個政治勢力的首腦份子的地位臨到了爭衡的一個有決定性的時機，所以不能不擔負一個有決定性的任務，更沒有深藏迴旋的餘地。
這又令人想到深沉的山濤在魏時曾舉鋒芒顯露的嵇康代自己為吏部郎，可以推斷是以此表明他緊守自己的政治的立場，一個名士陣線的立場。那是禪代前大約七年（甘露三年，258），即泰始四年之前十年，濤五十四歲。十年後的山禱，雖然經過了皇權的轉移，可以說還是屬於那個舊日的陣線，只是已進到一個長老的地位——不只是年輩居上，而且具有政治的權威。裴秀給濤的信說他是“論道之士”，“不宜處外”，也許絕不是僅僅表示私人的情誼，而正是宣達一個政治的方面對一個有權威的長老的慰問（注四七）。
這個長老在邊鎮不久便將被要求回到中樞來。如果羊祜有長期被排在外的理由，山濤卻有被要求長期在中樞的理由。在繼續發展的爭衡中，山濤將顯示得更明白是保持平衡不可少的人物，是爭衡的一方真正的首腦。
羊祜在荊州的十個年頭裏洛陽迭起的政爭還是泰始初幾年環繞著祜與賈充的爭衡的延續。祜離開中樞之後兩年半，朝廷之內一個排除賈充的謀劃幾乎真正成功（泰始七年）。這個排充的謀劃失敗之後一年多，就有庾純公開問充“高貴鄉公何在”引起來的政治大風波（泰始八年或九年）。又過了三四年，就有兩個新的關係更重大的爭衡的線索顯露出來。一個線索關係著南方的軍事。因為平吳統一的遲早可以決定羊祜回到中樞來的機會，所以平吳大策成了政爭的一個關鍵。另一個線索關係著帝位的繼承。因為賈充的勢力堅強不倒，反賈的一方公然發起擁護武帝弟齊王攸（羊祜甥）（注四八）代替太子的運動，想藉帝位繼承的大變化來制勝。這兩個線索都伸展到羊祜死去之後。循著這兩個線索的爭衡都要引到強烈爆發性的結果。兩個線索合起來最後造成武帝一朝政治的一個重大的結局。
羊祜在咸寧二年（276）十月進為征南大將軍（年月據武帝紀），於是上疏請決定伐吳，祜本傳引的這篇疏中說到蜀平（264）以來十三年，算來這年是祜在荊州的第八年。疏裏已說晉的兵力十分足夠，吳的弓、弩、戟、楯和馬騎都不如“中國”，晉軍只要過了長江，吳就可以平定。後來平吳的迅速成功證明祜的估計是正確的，據祜傳的記載武帝也深深同意祜的見解。但這個大計還不能真被採取，大概西面境內有胡人叛亂的牽制成為反對派的一個理由，因此祜傳說，“會秦、涼屢敗”，祜有第二個表說“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結果是“議者多不同”。實際上秦、涼二州各有一個刺史（胡烈、牽弘）在討伐叛胡的戰鬥中敗死在泰始六、七年（據武帝紀），賈充的政敵正是利用了那個題目設計使充都督秦、涼軍事，而充的這個任命在頒佈之後半年還能夠取消，以後幾年裏也沒有西邊緊急的記載。到了咸寧五年（279）正月才有涼州被胡人（鮮卑樹機能）攻破的事件（年月據《武帝紀》），而且引出了募兵討虜的對策，但平吳的大計就是這年秋季裏決定的。西徵募集的勇士只有三千五百人（注四九），而南伐的大軍總數二十餘萬（據《武帝紀》）。伐吳行動在這年十一月開始，涼州對胡人的戰役在十二月得到勝利（年月據《武帝紀》）。這些都顯示兩方的軍事輕重不能相比，而征伐盡可以並行，因此西邊的情況不足以成為延緩平吳的真正理由。祜在第二次上表後因為“議者多不同”而歎息“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又說，“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這就是不承認西邊軍事牽制夠成為延緩平吳的一個真正理由。祜那樣的悲鬱便可以說顯示他感到深受了軍事理由以外的阻撓、壓抑。祜傳只載平吳的主張“議者多不同”。《杜預傳》說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張華傳》也說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不可，惟華贊成其計”。這三篇傳都透露伐吳的建議遭到重大的阻撓，但沒有載出誰是反對的人。祜在咸寧四年夏季帶病回到京城，對武帝面陳伐吳之計，武帝命張華（中書令）在祜修養中問祜的籌畫，祜指出吳國已可“不伐而克”；華深表贊成，祜便說“成吾志者子也”（祜本傳）。這年十一月祜在京中病死，死前他已薦杜預（度支尚書）接替自己都督荊州的軍事職務。這都是華、預為祜的伐吳建議的支持者的確切記載。然而反對方面的人物則可見的舊史傳裏全沒有寫出。這又不是由於史料的殘缺或史家的疏漏，而是由於在羊祜作建議的當時那反對的方面原是處在不公開的地位。依據舊史傳裏關於祜死後繼續發展的平吳爭議的記載可以推測出祜在時反對他的建議的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公開阻撓南伐決策，甚至於在南伐軍事發動後還企圖破壞決策的賈充、荀勖、馮紞，也就是一個政治上反羊祜的力量（注五〇）。這個力量在當時的反對平吳也便可以推測不會是根據真正的軍事考慮，而是根據深秘的政治謀劃，是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吳大功而回到中樞的機會。正因為他們的反對平吳牽涉著這樣重大的政治關鍵，他們的活動在當時朝廷中便不能指出，在當時的史官也不能記錄（注五一）。羊祜等傳裏說“議者多不同”，“朝議多違”，“群臣多不可”，也便不是真說祜的建議引起普遍的反對，而正是借一種不實指的敍事寫出幾個特定的不可指名的人的反對活動。
杜預到荊州後不久即對吳國西邊（西陵）的守軍作了一次襲擊，取得一個戰役的勝利，並且以送還戰俘揭破那方守將對吳主（孫皓）的隱瞞敗喪實情，使吳主更換了守將。這應該是咸寧五年上半的事。隨後預作了必要的安排，便請求定伐吳的時期。因為武帝的回答是“待明年方欲大舉”，預又連上兩個表力陳不可延緩的理由，預本傳載了兩個表的緊要部份。第一個表中說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指示出這兩個表是這年秋間上的（注五二）。第一個表說“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便是指出一個阻撓力量的存在。第二個表追溯羊祜建議遭阻撓的往事，說“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大計，故益令多異”，便是點出羊祜當初與武帝的商議對朝廷是不公開的。這就可見得後來寫成的羊祜與張華的本傳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潛與羊祜謀伐吳”，並不是泛寫晉朝的軍事策劃對國人或敵國保密，而是特寫武帝與祜的計議對朝廷不公開。杜預以邊防軍事負責的地位批評羊祜與武帝的密商，一定不是批評為了軍事理由的保密，而是批評為了非軍事理由的不公開。因為計議是這樣不公開的，所以群臣中反對的人也是站在不公開的，不能指名的地位。預表所說的“多不同”，“益令多異”，便不是真說祜的主張遭遇很多人的反對，而是借不實指的說法指出那個不公開，也不能指名的反對力量的存在。預表的文詞最可以說明《羊祜傳》、《張華傳》裏 “多不同”，“多違”，“多不可”這樣的寫法的由來和真正意義。
《晉書》賈充傳、荀勖傳、馮紞傳和王濬傳寫出賈、荀、馮三個人，不涉及第四個人，協同竭力阻撓伐吳決策的故事。而這四篇傳所寫的可以看明白只是羊祜死後的故事，是從反對王濬的催促決策開始的。濬是祜拔識的人物（注五三），在泰始八年從廣漢太守升到益州刺史（注五四），又經祜的推舉進到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注五五）。他在咸甯三年曾派一員益州別駕（何攀）到京遞呈伐吳的建議，並叫這人到襄陽與祜作仔細的討論（注五六）。但引起賈充等的強烈反應的不是濬那回的建議，而是祜死以後他又上的催促決策的表。濬上這個表大約是在咸寧五年的夏季，隨後就有杜預連上的兩個表（注五七）。這兩個人的催促就促成了大計的訣定。《荀勖傳》載“濬表請伐吳，勖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王濬傳》則寫出更完整的故事，說濬這次上疏得到武帝的採納，“賈充、荀勖陳諫，以為不可，惟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動兵。《馮紞傳》沒有提到王濬，只在平吳後補說“初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這“同共苦諫”顯然也就是荀勖、王濬兩傳所寫的從反對濬開始的故事。《賈充傳》也是在平吳後用極簡單的文字補敘決策前的事，說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這補敘中的“固諫”還就是咸寧五年有了王濬的催促決策以後，直到大計決定的最後關頭，賈、荀、馮三個人“同共苦諫”的故事。
賈、荀、馮和王濬的傳都沒有透露羊祜在咸寧二年和四年主張伐吳時朝廷中反對他的人是誰，賈充傳說的“本無南伐之謀”似乎明示充是一向不贊成伐吳的。但這六個字也可以說正是小心避免了說出祜在時充可能有的反對伐吳建議的活動。咸甯五年秋季杜預的第二個表指責眼前反對的人只是因為“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這是點明眼前反對的人就是當初反對羊祜的人。這個表又說“近來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異同”。這是說眼前反對的人是有特別依恃的，應該就是指像賈充那樣有特別依恃的權臣和他的党友。但預這些話畢竟還是十分隱約，他說到羊祜當初遭遇的阻撓還只用“多不同”，“益令多異”這樣似乎所指很廣泛的言詞代替實指一個特定的反對勢力。根據賈、荀、馮，王傳和杜預表文推測羊祜在時反對伐吳建議的人就是後來“同共苦諫”的賈充一黨，並不是別人，也不是廣泛的朝臣，應該是不錯的。但這樣的推測還是不可簡單到消除了舊史傳裏沒有寫出羊祜在時反對伐吳建議的人是誰這一事實。
《杜預傳》載預的第二個表遞到宮廷正值武帝與張華圍棋，華就在棋秤旁催促武帝當時作了決斷。《馮紞傳》所寫的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一定不只是決策之前的事，而是在武帝採納了張華的緊急建議之後更要作的事。《資治通鑒》在武帝採納了華的建議並任命華作度支尚書籌畫征南的漕運之下敘賈、荀、馮三人“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這段敍事雖在今日可見的舊史裏查不到來源，但應當是可靠的材料。充的謝罪正是伐吳決策前的阻撓活動一直進行到最後的結果。馮恨華，不過充的勢力並不因為政策決定中的挫折而搖動。咸寧五年（279）十一月伐吳的部署公佈，堅持反對的賈充卻受命為南征的統帥（大都督）。這就是一個彌縫政治大裂隙的方法，也是大裂隙存在與賈充一方勢力強大的明證。第二年，太康元年（280）正月已有入吳軍隊的捷報，二月王濬的舟師已攻下武昌（年月據《武帝紀》）。而就在這樣軍事迅速勝利的中途，賈充還從統帥的駐地（已自襄陽移到項）上表說“吳未可悉定”，主張召回諸軍，並且說“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在中樞的荀勖則呼應說“宜如充表”（充本傳），只是武帝不聽。這雖夠使充等在平吳之後大感覺慚懼（但仍受優禮），也正足顯示他們的勢力始終不倒，而完成羊祜遺志的有力份子張華已被他們看成了一個主要的敵人。
華的政治運命又與一個要直接決定皇太子地位的重大爭執有不可分的關係。賈充曾靠納女為太子妃挽回他幾乎喪失的權勢，反賈的一方則終於有了擁立齊王攸以代太子的運動。這並不是只為了疾視充一個人的外戚身份，因為他有兩女分嫁給齊王和太子（注五八）。反對擁立齊王也不只是充一人或一系的勢力。在充死前幾年裏已有一個將接替充的權勢的人起來，就是弘農楊駿。楊家既是顯著的閥閱，駿又是武帝先後兩皇后的父親。駿與弟珧、濟三個人迅速成為顯貴。賈、楊兩家雖終於將有利害大衝突，但他們在反對擁齊王的勢力的鬥爭中正是聯合的力量。咸寧二年（277）初武帝有一次重病，當時已有“朝廷屬意於攸”的徵象（《賈充傳》）。因此第二年（咸寧三年，278）便有楊珧（衛將軍）領銜建議一向留在京城的諸王公一律就國（年月據《武帝紀》），這就是為了驅除齊王攸謀立法準備。攸在咸寧二年八月由侍中、太傅接賈充任司室（充轉太尉），並保持原有的兩職，他的政治地位正到一個高峰。咸寧三年八月有詔命使幾個重要的王兼任都督，把他們的王國改到近都督任的所在，要他們就國；沒有官守的王公也都要就國。這一次的詔命並不包括對齊王地位和國土的改變，但使諸王公就國的立法就是以後對齊王的重大行動的根據。接著諸王公的受詔就國便是在朝廷政治危機暴露中決策並完成平吳統一這個大關頭。而一過了這個關頭，正當統一盛業完成之初，武帝也沒有疾病不安的消息（他死在平吳後十年，即太康十年，289，五十五歲），太子的存廢的決定竟似乎已不容等待。泰始七、八年間顯露出來的反賈充的朋黨一份子和嶠在平吳後作侍中，他的本傳載著他因侍坐對武帝直陳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隨後嶠與荀勖在侍坐時同時奉命觀察太子的進境，勖回報說太子“明識弘雅”，嶠則說“聖質如初”（嶠本傳）（注五九）。這就是不但爭端已經揭開，而且對抗的兩方各沒有一點退讓。齊王攸傳則寫出荀勖、馮紞都是攸所疾視的人，他們看到 “朝望”在攸，對武帝說恐怕“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武帝問“何故”，勖說“百僚內外皆歸心于齊王”，“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同傳又寫出馮紞建議遣王公就國應從齊王開始。擁齊王的關鍵人物則是平吳後名聲大盛的張華。華的本傳寫他以中書令的機要地位促成伐吳決策，隨後以度支尚書掌管軍事供應，而且在大軍前進時維持既定的決策不變，因此已得眾人的欽服；他又能承擔文官制度與儀禮的改革，以及皇帝詔命的草定，所以“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只是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早等待機會排他到京外，恰好武帝問他“誰可寄託後事者”，他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而這個回答 “微為忤旨”，勖便有了離間成功的條件。於是華受命都督幽州。這是太康三年（282）正月（據武帝紀），距元年三月滅吳還不滿兩年。勖的離間當然出自他的一方排除政敵的決心，華的率直也正表示他臨到了一個不能回避的選擇。
華的選擇及緊跟著的結果自然不是僅關乎他一個人的升沉際遇。華受命到幽州在那年正月（據《武帝紀》），才兩個多月後，即四月，賈充便病死（六十六歲，年月據本傳）。到當年十二月，便是齊王受命都督青州；明年（太康四年，283）正月、二月又先後下詔增加對齊王的“崇錫”之物和齊國的封土，都是催促齊王就國的手段。但齊王病發，沒有奉詔，請求留京守先後陵又不得准，到四月即病死（三十六歲）。這就是擁齊王的運動走到了破滅。而張華的被排又可以看出是齊王受逼迫的一個前提，彷佛羊祜受命離開中樞之前有山濤被排到冀州。華被排後兩個多月便有賈充的病死，這也就是充在死前看到驅除了一個有關鍵重要性的敵人，一個雖不具有羊祜那樣圓滿的條件，但可以憑擁護齊王而為一個方面和他本身開展無限前途的敵人。荀勖、馮紞的成就都正是賈充的成就。華本傳又詳載著他到幽州後聲譽還增長，朝廷中有徵召他回來執政的議論，仍是馮紞進言，說華在方鎮掌兵的危險性，使武帝反將華召回而授給一個太常的閒職，且跟著以太廟棟折為理由免除他這個職位。齊王的受逼迫果然在朝廷中引起激烈的反抗，正如荀勖所預言的。有平吳的大軍功，己任尚書左僕射的王渾為反對遣齊王就國上書（見渾本傳）。渾的兒子濟（侍中）的妻是公主，他叫他的妻與甄德（侍中）的妻，也是公主，進宮去哭諫，引得武帝動怒。羊祜的從弟琇（中護軍）與成粲（北軍中侯）合謀見楊珧，預備動刀，因為珧“合謀構出齊王”（琇本傳），只是珧躲避不出，使凶謀不成實現。當初庾純與賈充公開衝突時正是羊琇與王濟救護了純，使他免於被充的左右扣留。武帝詔命研討增加對齊王的“崇錫”之物，幾個博士上表不答所問而指說命齊王就國不當。這表的起草人是庾純的兒子旉；連署者有秦秀，曾主張諡何曾為“繆醜”，諡賈充為“荒”。幾個博士都被交廷尉論罪，定了死刑，最俊得免死。庾純曾看過旉的草稿，沒有攔阻，後來因自首才得無罪。這一切人情激動的表現是武帝一朝長久的政治危機走到一個破裂的高潮——也是終局——的標誌。一方面羊祜已早死，張華已受了決定性打擊，寄在齊王身上的希望已悲慘地破滅，再沒有可以代替他們任何一個的人了；另一方面則像賈充那樣有身份，有經驗，有力量的領袖也巳消逝，繼他起來的楊氏兄弟終將證明不能比他。
山濤在泰始四年離開中樞到冀州刺史任，在六年轉任北中郎將鎮鄴（注六〇），第二年（泰始七年，271，六十七歲）便被召回京城，作侍中（注六一）。他又先後被任為尚書，太常卿，都不就，因母喪回到鄉里。他在泰始八年便被請求作吏部尚書（注六二），仍以喪病堅決辭謝。直到十年（274）七月武帝楊元皇后死（年月據《武帝紀》），他回到洛陽參加殯禮，才在迫促下就吏部職，已是整七十歲。從此他便要主管吏部九個年頭。他在咸甯元年（275）受命為太子少傅，又作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注六三），四年（278）進為左僕射（注六四），侍中與領吏部不變，直到太康三年（282）末進位司徒，才離開這兩個職位。活到七十九歲，死在太康四年（283）正月，在齊王攸死前不足兩個月（注六五），已是攸受就國逼迫病發的時候。
從泰始七年到太康三年，從一次排除賈充的謀劃幾乎成功到齊王攸受出京的逼迫，是洛陽的政治危機一步步暴露而走向一個淒烈的終局的十二個年頭。如果依《山濤傳》的記載，則濤在這十二個年頭裏似乎是一個沉默保守，站在那些重大的爭衡之外的人物。他總是辭讓授給他的官職，屢次以老疾求退。本傳甚至可以給他加上“中立於朝”的標記，只是在晚年的最後看到後党楊氏的專權才作過些終證明無益的“諷諫”。但他實在默默中擔負著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一個反當權份子的任務。他的長期主管吏部便是他背後一向存在的那個政治大力量繼續存在的象徵。他的銓選人物的記錄顯出他為保護與鼓勵一個方面的代表們盡到了工夫，不顧重重的打擊。他雖然似乎遠離著政治大權的爭衡，軍事大計的決定，帝位繼承的困惱，卻正是那些風波中屬於—個大陣線的人的朋友和實際的首腦。他又不是完全站在後面，到了一個關頭上他也要與敵對方面真正的主腦人物——賈充——作了正面的對抗，儘管在舊史傳裏這也是被盡力遮蓋的，卻已夠點明他在一個長期的政治陣線裏的究極地位。
濤在泰始八年以“喪病”的理由堅決不受吏部尚書的任命，到十年再受逼迫才肯就職。朝廷對他這樣的要求和等待，他自己這樣的推避和遲疑，便表示這吏部的任命和他的最後接受這個任命都必有不尋常的重大意義。自武帝受禪到初有以濤為吏部的任命，這六七年裏可以查出有武陔、李胤兩個人先後作吏部的主管，都是無煊赫的門第而有清高的品節的人物（注六六）。但他們在吏部主管的職位似乎只是過渡的角色，他們的本傳都只載了吏部尚書的經歷，不僅沒有在職的清楚年份，也沒有在職的長短，更沒有在職的事蹟。一個政治鋒芒銳利的任愷也曾被放在這個重要的位置上，但愷本傳明寫出那一任命是愷和他的朋黨排賈充到外鎮的謀劃失敗以後充的一個報復手段，為的是使愷離開他的親近皇帝的侍中職位（注六七）。那次排充謀劃失敗在泰始七年末，愷傳接著寫的朋黨紛然，充、愷怨深，以至充有調愷的設計，應該是泰始八年的事，以愷為吏部也許正在那年山濤拒絕了吏部的任命之後。愷傳還有“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的記錄，但充和荀勖、馮紞已乘他“侍覲轉希”的機會進行譭謗，說他“豪侈，用禦食器”，並且指使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彈奏，直接達到罷免。珪自泰始七年三月任右僕射，十年正月死在任上（年月據《武帝紀》），他被指使奏愷總不能遲過泰始九年。愷在吏部便只是泰始八、九年間一段匆促不幸的經歷。在泰始十年濤就職以前還有盧欽曾以僕射領吏部，這也是一個樸素的人物。
濤本傳說他在主管吏部的長時間裏題選謹慎，“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這是有根據的。今日可見的山濤《啟事》的片斷中還有這樣“啟擬數人”的例子。但這樣謹慎的山濤並不回避推薦那些尖端的人物。他曾薦和嶠自黃門侍郎作吏部郎，認為他“最有才”（《通典》二一山濤《啟事》），但沒有成功。嶠是反賈充的朋黨一份子，並且是一個趨向鮮明的人。他在少年便慕舅父夏侯玄的風度，玄是魏時為司馬師所殺的名士。嶠作到中書令，因為鄙視同時任中書監的荀勖，不與勖同車，打破了“監、令同車”出入朝的慣例。後來他與荀勖奉命同去看太子的進境，回來對武帝作了正相反的報告。任愷是與庾純共同用計促成以賈充鎮秦、涼的詔命的，後來在吏部尚書任上被奉免官，而濤到了吏部便舉他作河南尹，因為深知他“通敏有智局”（愷本傳）。只是愷的河南尹又因盜發不獲被奏免。裴楷曾對武帝說陛下“尚未比德於堯、舜”，只因為“賈充之徒尚在朝”。濤舉楷作侍中，說他“通理有才義”（《御覽》二一九《山公啟事》）。庾純是因為與賈充公開衝突而自河南尹、侍中被罷免的，在咸寧三年又被任命為國子祭酒（注六八），這應該也由於濤的推薦。濤一次為侍中出缺舉了三個可選用的人，一個是雍州刺史郭奕，是羊祜賞識的人；一個是右衛將軍王濟，曾與羊琇同救護庾純；再一個便是國子祭酒庾純（注六九）。濟與純都作到了侍中。羊祜是更大的人物，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也曾經濤極力舉作尚書令，說是可以“整肅朝廷，譏刺時政”（《書鈔》五九引山濤《啟事》）；又舉作太博，說是可為太子“儀刑”，又可 “與聞國議”（《書鈔》六五引山濤《啟事》）。只是這都不能實現，因為祜已經被病壓倒。濤在吏部自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世說•政事篇》載有人在尚書的閣柱上寫了韻語諷刺山濤所受的包圍：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秋，王濟剔嬲不得休。（注七〇）。
“大牛”的此喻也許恰好形容濤老年更加顯著的沉默的態度和他的堅強的地位。“鞅秋剔嬲”則說的是幾個氣盛的後生對選舉事務的無限熱心的干涉。和、裴、王正是反賈充的朋黨裏最露鋒芒的份子，嶠與濟在擁齊王的運動中有尖端的記錄。史傳寫出山濤在主管吏部的長時間裏前後所選的“周遍內外百官”（《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世說•政事篇》），他在這樣廣泛的選舉事務中自然受那些包圍左右的人糾纏挑剔的影響。但和嶠輩終日與濤談論不休的一定不會限於單純的評選人物；他們論人的見解不能不牽連著他們對朝廷中的政治爭衡的觀點。濤是選官部門的首長，對政爭應該要守“中立”，但和嶠輩在重大爭衡中的言論和行動一定可以代表他們與濤互相影響而形成的立場。
濤在咸甯元年進位右僕射，四年更進位左僕射，領吏部不變。但他的本傳裏這兩次升進的紀錄都已成了錯誤。元年的進位只說在“咸甯初”，跟著寫濤“固辭以老疾”，直寫到他“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再被詔書慰勉“乃起視事”。四年的進位則寫入“太康初”，應該是平吳以後，濤入了七十六歲（太康元年， 280）以後。濤在咸甯元年盡可以有固辭僕射的事，但別的史料夠說明濤“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應該是在咸寧四年他再進位到左僕射以後的一個舉動。這又不是為了辭謝一個新的任命，而是為了接受新任命之後不久便遭遇到一次構成重大壓迫的敵人的進攻。這個進攻直接來自賈充；進攻的目標就是吏部裏的關鍵位置—— 吏部郎的空缺；進攻的用意就是占取吏部這個關鍵位置，同時剝奪吏部主管對這關鍵位置人選的主張權力，給山濤在任官用人事務上已建立的支配聲勢以打擊。濤在咸寧四年七十四歲，正當他泰始四年被排那件事之後十年，重入政府就吏部尚書之後的第五年，已從右僕射遷任左僕射，到了一個接近政治高峰地位的時候。而且濤遷左僕射在這年三月，羊祜還沒有報病人京（祜入京在夏季），平吳正在準備，祜建立了大功自南方回來在當時還正是一個大希望。濤這時在吏部的聲勢，加上左僕射的聲勢，從抱著這樣的大希望的一個政治的方面看來也應當是格外重要的。所以賈充這一年（六十二歲，太尉，錄尚書事）對吏部的進攻，對濤的壓迫，也就是一個重大的謀略，是一次襲擊，也是一次政治威力的表示。濤本傳所寫的“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實在就是濤對這襲擊與威力表示的堅決抵抗裏的一個節目。本傳敘濤這個舉動雖然錯排了時間，更完全沒有寫出濤發喪離職的背景，但用力寫了濤的求去，錄了一個左丞白褒（注七一）的彈奏及武帝反復慰勉的詔書，正足配合本傳外的史料說明這一場重要的戰鬥的整個經過。
濤自己在魏時曾得吏部郎的任命，又曾提議以嵇康“自代”，可稱為禪代前的政治爭衡中一個有重大意味的事件。濤在主管晉朝的吏部任裏為一次舉吏部郎的人選的“啟事”曾論這個位置的緊要，說是“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書鈔》六十引）。這次他舉的人是杜默、崔涼、陳淮。又一件 “啟事”則舉的是崔諒、史曜、陳准（《淳化閣》帖三），這個史曜得了任命。咸甯四年濤與賈充為吏部郎人選的衝突便起於曜出缺這個機會。賈充薦舉一個陸亮，是根據一個進攻的謀略；濤也提出了人選，阮咸，則正好表明濤的與充正相反對的立場，一個名士陣線的立場。
《晉書•阮鹹傳》只說濤舉鹹掌選，武帝認為鹹“酖酒虛浮”，不用，沒有寫出薦舉的時間和情勢。幹寶《晉紀》的殘文（《書鈔》六十引）也只說濤舉鹹為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世說•賞譽篇》注引山濤《啟事》注明“詔用陸亮”，便點出濤舉鹹是與充舉亮同時的事。舉鹹的啟事說吏部郎人選的條件和鹹的優點：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常侍阮鹹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
像叔父籍—樣為當世禮法者所譏的阮咸，照武帝說來是“酖酒虛浮”的阮鹹，在濤看來卻是“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的典型，是“妙絕于時”的“整風俗理人倫”的人選，也就是不但“正己”還要“正人”的人選。這就顯出了兩個絕然相背的論人觀點。老年的山濤在這個時機表明了完全沒有改變他三十幾年前與嵇康、阮籍結交時的懷抱。他自己雖然是從來守禮，他所愛重的卻還是自然放達的傾向。他從沒有被那些世家大族的禮法者動搖過。他舉阮鹹的啟事又比什麼理論的分析更足以解釋愛好自然放達之士的思想裏的積極因素。他們所尊崇的是真正能夠克制自己而不受外物引誘的人格，他們的目標正是人倫與風俗的整理。
《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說到陸亮是“詔旨所用”，濤“爭之不得”。《世說•政事篇》注引晉諸公贊點明了賈充舉陸亮是在濤初遷任左僕射的時候（那就是咸寧四年），詳細寫出了充這一薦舉是出於對濤在吏部的權力進攻的謀略，也寫出了濤的反應：亮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郎]（注七二），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效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注七三），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
這一節記事就是濤本傳聽寫的濤“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的故事的真正面貌。本傳雖把固辭，被彈奏，得慰免，“輒還外舍”以至最後“乃起視事”這一串節目寫在濤“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之下，但只說濤“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注七四）所奏”，這並不涉及濤是否接受僕射的新任命。左丞也當然不能為濤不接受一個新任命而彈奏。詔書只說“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又一個詔書則說“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便當攝職，令斷章表”；在濤“還外舍”以後的詔書則說“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若體力故未平庸者，便以與聯輿還寺舍”。這三次詔書也都只安慰濤的告病，只是說一個在僕射職的老臣不視事也無妨，說他應當視事以斷絕言官不該有的議論，最後才要以尊重的方式要他回到官舍，而全不是說到他辭謝一個任命，要他接受這個任命。因此不論這一串節目，發生在什麼年份，若直接寫在一個遷僕射的任命之下，含糊造成一個山濤“固辭”這僕射的任命的故事，便是一個明白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產生的原因便不僅是沒有把故事的時間敘清楚，而是完全沒有寫出故事的背景。如本傳所寫的這樣一串山濤固辭，被彈奏、得慰勉，離開官舍以至重視事的故事一定有重大情勢作背景；這就應該是像賈充蓄謀對濤的權力進行壓迫這樣的情勢。
濤與賈充誰先一步提出補吏部郎的人選雖然無從考定，但他們兩方面的薦舉有同等的積極性而又在同一段時間裏盡力進行應該容易判斷。晉諸公贊已寫出充的薦舉陸亮是因為他早已感到對選用的事“每不得其所欲”，才有人勸他把一個“心腹人”放到吏部裏可以抵制尚書的位置上，在要抵制山濤時代替他自己出面干涉。充的薦舉應當是在吏部郎出缺後很快就提出。濤則以領吏部的地位在吏部郎出缺時自然有提出補缺人選的職責和權利，這也不會耽擱多久才作。他提出阮鹹這樣的人物更是一步真正的進取。這時是咸寧四年，已是濤主管吏部的第五年，從晉諸公贊所記賈充方面的感受也夠看出濤已在選舉事務上表現了不可輕視的力量。濤自己又從尚書右僕射進到了更有權勢的左僕射，已是一個總持行政的地位。而羊祜的成就大功還正是一個大希望。如果這時再得一個色彩顯著而在名士中有聲望的阮鹹補吏部郎，那就不只是濤在選舉部門得到更強的控制，而且意味著一個陣線在整個政治局勢中得到一步重要的伸展，足以使一個廣大的方面受很大的鼓勵。十七年前（景元二年，261），濤自己（五十七歲）在一個痛苦的局勢中就一個吏部郎的職位，不出二年多便離去。阮鹹若在這時補吏部郎，他自然會有大不同于濤在魏末勉強就這個職位時的境遇；他將抱著振奮的心情望著個人與一個陣線的前途。但這樣圓滿的結果是那個敵對的方面不能容許出現的。賈充既蓄意打擊山濤在選舉上的權力，自然更不能容忍濤以阮鹹補吏部郎這樣的企圖。這便要引到一場決鬥式的衝突。濤薦阮鹹做到“三上帝弗能用”才止。充薦的陸亮則被濤幾次奏說“可為左丞，非選官才”。這就是七十四歲的尚書左僕射與六十二歲的太尉錄尚書事的一場決鬥。決鬥的結果不只將決定一個吏部郎的任命，而且將顯出兩方政治大力量的強弱，甚至預示終極的勝負。詔旨用的陸亮雖然在吏部不多時就坐事免官（注七五），但他當時的得到任命已是賈充對濤在吏部的權力和濤所屬的一個方面的重要攻擊獲得了預期的結果。
這個結果就使山濤不能不作出強烈的抗議，不能不堅決辭職——辭尚書左僕射和領吏部的職。這才是濤本傳的一段大概錯排了時間的“章表數十上”以至托詞“輒還外舍”的故事的真正背景。武帝不能不拒絕阮咸而用陸亮，但也不能不竭力安撫山濤，不聽左丞的彈奏，說“不得有所問”，指責這彈奏“甚妄”，說只是為了“不喜凶赫”才不加追究，最後只承認濤“以微苦暫出”，還用輿車把他請回。這就顯示兩個對抗的勢力的相持使皇帝不能不竭力維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