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草莓的人

简奥斯汀的小说《艾玛》里面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群上流社会的贵人到果园里去摘草莓，为了不让他们那娇嫩的膝盖受伤，园丁们在他们屈膝之前，为他们每人在泥地上铺了一只软垫子。尽管奥斯汀刻意淡化了时代背景，但在布里斯托港口的黑奴交易上演得如火如荼的19世纪， 猜猜就知这些园丁们大多来自非洲。不过让当年那些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刻意回忆膝底下那块黑奴时代的软垫子，还是多少勉为其难的。在乡村城堡里避暑，在英格兰如鱼鳞般冰凉的阳光下摘采草莓，就已经足以把他们的童年回忆占满了。
然而摘草莓的真相却是这样的：从霜冻刚刚褪去的五月，到寒冬即将来临的十一月是英格兰的草莓季节。园丁们通常要每天凌晨4点起床，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6到7天；每摘满10公斤，就要把满载草莓的篮子提到步行至少100米之外的卡车上。专业的园丁每天能摘80到120公斤的草莓， 地球人大概能赚50到100英镑一周，阿凡达也许能赚150到200英镑一周，但无论怎样努力，所赚的钱不会远远高于6.25英镑／小时的英国最低工薪；弯腰曲背一整天后，晚上便在农场附近由一截截车皮搭建成的营寨里休息，到城里去享受一下夜景是不可能，除非自己有车；因为是货真价实的苦力活，很多人一生只摘过一天的草莓。
尽管如此，这份工作仍旧吸引了每年超过2万名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的季节性移民。所谓的季节性移民，应该说是季节性移民工，就像象群在干旱的非洲大陆上寻找水源一样，这些移民工寻找的是低技能，易上手的工作机会，以及在同类工作环境下，比自己国家高出2到3倍的工资。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是大学生，有的专业还是赫赫有名的国际关系学或金融世贸学，趁着年轻体力好，来赚下学期的生活费或暑期旅行的钱。这些年轻人偶尔在车皮营寨里开派对，唱的歌超过10种语言。
Alastair是Langdon Manor 农场的农场主，他的草莓果园在英国的草莓胜地Kent，每年在他的农场里工作的季节性移民工大约有160多人，他们中有20%是大学生，来自东欧各地。因为最近这几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声称要退出欧盟的英国独立党互相较劲，看谁能成为移民的最大仇家，所以实行了60年的季节性移民政策（seasonal migrant scheme）在这场仇恨的角逐中，终于在2013年12月被喝令暂停，针对非欧盟国家的季节性移民工签则全面取消——这就意味着草莓将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摘采，会成片成片地烂掉，草莓的市场价格将因此而提升10%到15%。不仅仅只是草莓，还有玉米，蔬菜，甚至整个农业都被殃及渔池。Alastair因此忧心仲仲。很多农场主已经在考虑，未来要把农场搬到人工和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国家里去。而受这种自杀式移民政策的影响，据《卫报》报道，2014年1月抵达英国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只有25人。
英国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口号是要让农业回归到英国本地人的手中，解决常年失业的问题。表面上这和欧洲绿党“发展区域农业，自给自足，自己摘草莓”宗旨是有些相仿，但实施起来却比摘月还难。因为政客们，毕竟，拥有的只是童年时代摘草莓的回忆。
那些仇外分子，趁机把错误一古脑地推到移民身上，说都是移民惹的祸，是因为有了移民，这世上才有了最低工资，因为只有那些饥不择食的移民才会为了每小时2英镑卖身——这种只提鸡蛋不提母鸡的论调，无论如何，于事无补。
如果历史可以从1863年废除奴隶制之后开始改写，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放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如果农场主愿意将草莓的价格保留在之前的水平，然后将薪水提升到平均工资之上……如果。
然而即使薪水提升到平均工资之上，报名来摘草莓的英国人也许也仍旧一如既往地寥寥无几。自二战以后，草莓农场就一直承袭着某种移民传统，工业革命以前是黑人，1980年代是苏格兰人，2000年代是波兰人，之后便是东欧人。也许是因为摘草莓这个活确实很苦，能在这苦中品味出甜味来的，都是那些经受过比它苦上十倍的生活的人。斯大林的暴政，1989罗马尼亚革命以前24年独裁，这一类的苦，英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尽管自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人民也开始吃起苦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英国可笑的福利制度决定了人们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任何季节性的工作。因为一旦有了工作，失业救济金就会被叫停，季节性的工作则意味几个月后又将失业。而再次领取救济金则要等到失业第6周之后，如果幸运，能在波涛汹涌的失业大军中独树一帜，那么就有可能在第18或28周之后，再次成功地申请到救济金……然而摘草莓的工资，无论如何丰厚，都是不足以让人类成活到第18或28周的。
可见，季节性移民工已经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宿命，这种宿命决定了“移动才是生产力。” 消极的移民政策要和这种宿命斗争，最好还是先算一副塔罗牌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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