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欧洲同性恋史
欧洲同性恋史
引论：
同性恋活动分子的文字中采用的“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非常狭义的界定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而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这种现象是少数群体对含有敌意并对之不能理解的多数的一种回避和弃绝。
（身份认同需要强烈的标签来指定自己并提高自尊，然而这种认同不应敌对和排他，所以“酷儿理论”认为“我不是”，以此来标定全部的酷儿，然而这种理论忽视了最引人注目的区别，难以实现共识）“是不是同性恋”的两种立场都要不惜一切地否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将之简约为一个预先界定的概念，因为这对这个或那个阵营有利，这就清楚地出现了两种危险：“同性恋”的概念在个体经验的无差异中冲淡，或者“同性恋”与其他人群分离，使这一名称只能满足“同性恋”的所有政治标准的个人的非常有限的群体，即排他性的吸引，完整的性关系，自称其身份，公然的战斗精神。“怎么解释酷儿理论？”
20实际20年代，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同享受到战后欧洲宽松的氛围，在战胜国，时代是乐观主义的，是追溯过往的，在隐忍之后人们想要小，想要乐，更容易宽容特别性取向的表达。20年代同性恋解放有多重来源，历史上可以纳入19世纪末运动的大方向，试图借助医学理论的发展是公众舆论发生演进。解放依靠一种颠覆文化，创造自己的准则，确定自身的领域。语言，服装，俱乐部，解放可能谈不上，单也并非不真实。
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称他为“鸡奸犯”，王尔德随后上诉诽谤。4月3日起案件转为对王尔德不利，随后又男妓被传召出庭作证，侯爵被判无罪。之后王尔德被控有伤风化和鸡奸。5月25日，他被判处2年监禁，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热烈欢迎。对王尔德的判决时清教徒的胜利，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道德”的形象，是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接下来是对同性恋有预谋的沉默，意图保护家庭道德。《柳叶刀》评论：“此类事情不得在街道讨论，对少男少女不宜。”
一战之前不乏同性恋丑闻，这证明了同性恋解放尝试的脆弱，受到变化不定的舆论的左右，舆论估计体面，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为了拯救民族的罪行而牺牲掉这些理想的牺牲品，并怀疑鸡奸者的道德必然导致“剑桥间谍案”，同性恋者乃是叛国之人。
然而一战的男性社会使意向谨慎畏缩的同性恋大发展，产生一种以荣耀和共同经历铸成的男性社会。然而同性恋感情的尴尬在于它在沉默和不确定中才合理，一旦有了要求就会遭到贬斥。
一战后风流少年和假小子的男女同性恋装束开始显现。反对同性恋的法律在英国和德国都有，但是法国没有，这使得德国和英国有更多而更组织化的同性恋机构，而法国的同性恋文化是更加个人化的，享乐主义的。英国由于在上流公学中的性别隔绝寄宿制以及但是知识分子的“唯美派”风尚，存在很大的同性恋崇拜风潮，特别是在牛津大学。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同性性行为，他们在毕业后即使不是同性恋，也对同性恋者相对包容。因为英国的同性恋文化是相对精英化的。柏林是当时同性恋文化的“魔都”，也是同性恋运动最发达的地方。而女同性恋行为一直都不被法律管理，大城市的女同性恋是精英的，特别是巴黎的贵妇沙龙，女同性恋思潮和女权主义思想捆绑在一起，然而女同性恋即不被女权主义者重视，也不被男同性恋团体理解。外省的女同性恋基本的状态是寂寞。
德国：
从1890年起，德国同性恋者试图引起公众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废除刑法175条，它涉及判罚男性同性恋行为。
最大的同性恋维权团体：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由影响力巨大的犹太性学，精神病学家，医生马格努斯 希尔施费尔（Magnus Hirschfeld）德发起建立。他认为同性恋是雌雄之间的“第三性”，是先天的，并发展一套对人类性别雌和雄之间的精细化分。
MH医生和Whk不仅在科学上理解同性恋，而且不断发起情愿和演讲希望废除175法案，并在成员中培养政治意识，Whk的口号是“由科学而到公正”。然而由于男权精英狭隘同性恋组织“唯一者联盟”的质疑和批判，当时糟糕的德国经济，德国政治的动荡和纳粹的掌权，MH医生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身份，反同性恋游行常和反犹太，反女权，反现代主义联合在一起。有钱的同性恋削减了Whk的经济支持以自保，1907-1909年Whk经费所见2/3，而且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力量支持。
其他的德国同性恋运动人物：《唯一者》：Adolf Brand 《人权联盟》：Der Fur Menchenrecht
《世界性改革联盟》同性恋国际？MH（以科学为几乎的世界性改革大会号召立法团体，报界和各国人民来协助建立一中对男性和女性性生活的新的社会和法律态度）
女同性恋者处于斗争的边缘，这也更符合她们的真是期待，不是所有妇女都放心出入同性恋会所，相对于积极斗争，她们更愿意谨慎行事。
同性恋者一般投票给左派。
英国
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
爱德华 卡朋特和英国性心理协会（BSSP）
BSSP没有作为同性恋协会而引人注目，而是力求隐蔽他和WhK间的联系，EC说我们不认为英国已经准备好了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在修改法律之前，同性恋必须得到更好地理解。
小说《莫里斯》
福斯特，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被誉为与D•H•劳伦斯齐名的20世纪的伟大小说家。
著有六部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长的旅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莫瑞斯》，还著有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一部演讲集《小说面面观》，一部游记，两部人物传记。
《莫瑞斯》完稿于1914年，因内容涉及同性恋情，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福斯特生前始终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后，于次年1971年才得以出版。作者在书中肯定同性恋，走在时代之前。
英国公学有着同性恋崇拜的价值观颠覆，有时甚至是性放纵。奥登是一个典型，他之所以讲述性的细节，是为了解放他的听众，向他们展示人们可以战胜负罪感，通过奥登，人们向性的快感平反，这仍然是同性恋的一大禁忌。
“我在精神中仍然残存着认为在彼此的同性恋爱关系中有些下流东西的想法。”
在牛津，同性恋和智力相对应，异性恋和肌肉相对应。同性恋是“唯美派”的时髦，颓废而美感，异性恋则是竞技者。
法国
个人主义和马塞尔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
普鲁斯特明白了他的友情只是压抑着的欲望的升华，同时他感到罪恶感，因为必须向母亲说谎，隐瞒可能对她致命的真相。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找不到对同性恋的认可。普鲁斯特的性行为演变表现了爱情幻灭的逐渐散失和向肉体满足的退缩。这种缓慢的退化是普鲁斯特式同性恋的含谕：性倒错是一种缺陷，只能导致罪恶，想要用高贵和宽厚的情感表达是自欺欺人，其面目是粗暴的性，不洁的变态和卖淫。同性恋的第一宗罪就是背叛父母，他不肯能从这种原罪中解脱，这是一种宿命：生于罪恶，性倒错只能表现其罪恶。
安德烈 纪德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 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了他广包性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
《伪币制造者》表达了纪德同性恋该有的态度的看法：他亲切，谨慎，关心对心上人的教育和保护，他害怕被无忧无虑的渴求快感的的少年抛弃。
《只要种子不死》“我写这本书因为想开个先例，做一个承担的榜样，启发一些人，安抚一些人，使舆论认识一些不知的或不屑的或假装无知的东西。我甘愿被仇视也不愿因为做我不是的人而被爱戴。”
20年代，同性恋组织增加，德国同性恋斗争达到顶峰，然而除了刊物和宣传册的丰富，议会的院外影响，他们任然遭到主要领袖间意见不一，误解和敌对，缺少共同纲领，甚至是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他们排除了女同性恋者，有的甚至是男权崇拜的，这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离心离德的有一证明。性解放背景下同性恋亚文化繁荣，而对权利的争取看起来只是次要的，令人生厌和流于形式的。
第一代的同性恋者受到医学理论和世纪初丑闻的影响，他们被社会的排斥聚在一起，这一代依然依赖外界的关注，对主动的自我的确定感到困难，事实上只有男性精英在真正要求一种同性恋认同。与此相比第二代同性恋更易自我认同，他们更好地融入同性恋生活，同时对社会的裁决也更超脱，有更多的性机会和更好地群体形象。女同性恋的认同出现了，主要是依赖一些榜样，但不一定引起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医学的介入和心理分析的冲击也是的同性恋成为社会的话题，然而在种种矛盾的理论中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进展艰难。有的男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者并不是真正的男人，因而他们并不令人渴望，而异性恋男性则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征服。
德国作家克劳斯 曼年轻时就毫不隐晦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对自我认同十分确信，以至于认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平等对于他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致没必要将它列入斗争的纲领。”然而在纳粹上台，父亲的否定，感情的挫折，朋友的不幸结局之后，他渐渐消沉，他旅行，斗争，写作，参军。几次自杀之后再1949年死去。他的死说明了被承认的，积极斗争的，正面的同性恋梦想的失败，同性恋退缩到私密空间，如同他父辈的生活。
而大多数女同性恋将自己放在反社会的位置，他们从中得到一种认同，但也失去了融入社会的机会。一些女同性恋对男同性恋有深深的反感：“他们是丑恶和恶心的，而且他们彼此厌恶，他们不断换伴侣，不能真正的幸福。女性不做任何她们厌恶的事情，她们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
20年代的同性恋试图自我肯定，但他们不能超脱外界强加的概念，缺少团结一致，这部分由于对“同性恋”定义的不统一，许多人不愿与“第三性”或“性倒错”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舆论出于不决断，无所谓或者简单的从众，许多人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见解的基础上。教会对同性恋的反对根植与对普遍的追求肉体满足的责难，认为欲望会分散人的精神病室道德处于险境。实用主义也反对同性恋对战争要求人口的危险。男同性恋还打破了阶级传统，往往是中上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男孩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更单纯，没有受到道德教育的污染，敢于表现出性的欲望”。女同性恋和女权质疑了社会分工和传统的家庭关系。在德国，问题被公开辩论。享有科学的保证，“同性恋”“性倒错”这些词被寻常使用。在英国，报界顺从有生命力的沉默法则，没有使公众更好了解同性恋。在法国，报界言论较多，但也很谨慎。舆论反对鸡奸，认为是对男子气概的攻击，而认为女同性恋是“有趣的”。然而他们反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们会在统一地盘竞争。20年代公众舆论受到矛盾潮流的激荡，在道德反对和自由改革之间难以选择，整个时期的同性恋其实依然明显。同性恋成为一个谈论，分析，演义的时尚主题，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同性恋关系质疑社会基础：家庭，权威，男权。它破坏了道德的确信，创造新的超越社会等级的联系。在二，三十年代，这些潜质被当时的政治力量察觉，但所有人都惧怕这股无政府力量，它几乎无法容纳与任何党派的纲领之内。但是同性恋者确实一个筹码，他们积极斗争，他们的支持总是很宝贵，但却没有足够分量让人们接受他们的要求。作为敌人，反对者，他们则是理想的靶子，完美的替罪羊，吸引辱骂而能够保证公众的支持。
引论：
同性恋活动分子的文字中采用的“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非常狭义的界定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而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这种现象是少数群体对含有敌意并对之不能理解的多数的一种回避和弃绝。
（身份认同需要强烈的标签来指定自己并提高自尊，然而这种认同不应敌对和排他，所以“酷儿理论”认为“我不是”，以此来标定全部的酷儿，然而这种理论忽视了最引人注目的区别，难以实现共识）“是不是同性恋”的两种立场都要不惜一切地否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将之简约为一个预先界定的概念，因为这对这个或那个阵营有利，这就清楚地出现了两种危险：“同性恋”的概念在个体经验的无差异中冲淡，或者“同性恋”与其他人群分离，使这一名称只能满足“同性恋”的所有政治标准的个人的非常有限的群体，即排他性的吸引，完整的性关系，自称其身份，公然的战斗精神。“怎么解释酷儿理论？”
20实际20年代，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同享受到战后欧洲宽松的氛围，在战胜国，时代是乐观主义的，是追溯过往的，在隐忍之后人们想要小，想要乐，更容易宽容特别性取向的表达。20年代同性恋解放有多重来源，历史上可以纳入19世纪末运动的大方向，试图借助医学理论的发展是公众舆论发生演进。解放依靠一种颠覆文化，创造自己的准则，确定自身的领域。语言，服装，俱乐部，解放可能谈不上，单也并非不真实。
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称他为“鸡奸犯”，王尔德随后上诉诽谤。4月3日起案件转为对王尔德不利，随后又男妓被传召出庭作证，侯爵被判无罪。之后王尔德被控有伤风化和鸡奸。5月25日，他被判处2年监禁，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热烈欢迎。对王尔德的判决时清教徒的胜利，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道德”的形象，是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接下来是对同性恋有预谋的沉默，意图保护家庭道德。《柳叶刀》评论：“此类事情不得在街道讨论，对少男少女不宜。”
一战之前不乏同性恋丑闻，这证明了同性恋解放尝试的脆弱，受到变化不定的舆论的左右，舆论估计体面，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为了拯救民族的罪行而牺牲掉这些理想的牺牲品，并怀疑鸡奸者的道德必然导致“剑桥间谍案”，同性恋者乃是叛国之人。
然而一战的男性社会使意向谨慎畏缩的同性恋大发展，产生一种以荣耀和共同经历铸成的男性社会。然而同性恋感情的尴尬在于它在沉默和不确定中才合理，一旦有了要求就会遭到贬斥。
一战后风流少年和假小子的男女同性恋装束开始显现。反对同性恋的法律在英国和德国都有，但是法国没有，这使得德国和英国有更多而更组织化的同性恋机构，而法国的同性恋文化是更加个人化的，享乐主义的。英国由于在上流公学中的性别隔绝寄宿制以及但是知识分子的“唯美派”风尚，存在很大的同性恋崇拜风潮，特别是在牛津大学。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同性性行为，他们在毕业后即使不是同性恋，也对同性恋者相对包容。因为英国的同性恋文化是相对精英化的。柏林是当时同性恋文化的“魔都”，也是同性恋运动最发达的地方。而女同性恋行为一直都不被法律管理，大城市的女同性恋是精英的，特别是巴黎的贵妇沙龙，女同性恋思潮和女权主义思想捆绑在一起，然而女同性恋即不被女权主义者重视，也不被男同性恋团体理解。外省的女同性恋基本的状态是寂寞。
德国：
从1890年起，德国同性恋者试图引起公众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废除刑法175条，它涉及判罚男性同性恋行为。
最大的同性恋维权团体：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由影响力巨大的犹太性学，精神病学家，医生马格努斯 希尔施费尔（Magnus Hirschfeld）德发起建立。他认为同性恋是雌雄之间的“第三性”，是先天的，并发展一套对人类性别雌和雄之间的精细化分。
MH医生和Whk不仅在科学上理解同性恋，而且不断发起情愿和演讲希望废除175法案，并在成员中培养政治意识，Whk的口号是“由科学而到公正”。然而由于男权精英狭隘同性恋组织“唯一者联盟”的质疑和批判，当时糟糕的德国经济，德国政治的动荡和纳粹的掌权，MH医生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身份，反同性恋游行常和反犹太，反女权，反现代主义联合在一起。有钱的同性恋削减了Whk的经济支持以自保，1907-1909年Whk经费所见2/3，而且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力量支持。
其他的德国同性恋运动人物：《唯一者》：Adolf Brand 《人权联盟》：Der Fur Menchenrecht
《世界性改革联盟》同性恋国际？MH（以科学为几乎的世界性改革大会号召立法团体，报界和各国人民来协助建立一中对男性和女性性生活的新的社会和法律态度）
女同性恋者处于斗争的边缘，这也更符合她们的真是期待，不是所有妇女都放心出入同性恋会所，相对于积极斗争，她们更愿意谨慎行事。
同性恋者一般投票给左派。
英国
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
爱德华 卡朋特和英国性心理协会（BSSP）
BSSP没有作为同性恋协会而引人注目，而是力求隐蔽他和WhK间的联系，EC说我们不认为英国已经准备好了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在修改法律之前，同性恋必须得到更好地理解。
小说《莫里斯》
福斯特，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被誉为与D•H•劳伦斯齐名的20世纪的伟大小说家。
著有六部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长的旅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莫瑞斯》，还著有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一部演讲集《小说面面观》，一部游记，两部人物传记。
《莫瑞斯》完稿于1914年，因内容涉及同性恋情，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福斯特生前始终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后，于次年1971年才得以出版。作者在书中肯定同性恋，走在时代之前。
英国公学有着同性恋崇拜的价值观颠覆，有时甚至是性放纵。奥登是一个典型，他之所以讲述性的细节，是为了解放他的听众，向他们展示人们可以战胜负罪感，通过奥登，人们向性的快感平反，这仍然是同性恋的一大禁忌。
“我在精神中仍然残存着认为在彼此的同性恋爱关系中有些下流东西的想法。”
在牛津，同性恋和智力相对应，异性恋和肌肉相对应。同性恋是“唯美派”的时髦，颓废而美感，异性恋则是竞技者。
法国
个人主义和马塞尔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
普鲁斯特明白了他的友情只是压抑着的欲望的升华，同时他感到罪恶感，因为必须向母亲说谎，隐瞒可能对她致命的真相。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找不到对同性恋的认可。普鲁斯特的性行为演变表现了爱情幻灭的逐渐散失和向肉体满足的退缩。这种缓慢的退化是普鲁斯特式同性恋的含谕：性倒错是一种缺陷，只能导致罪恶，想要用高贵和宽厚的情感表达是自欺欺人，其面目是粗暴的性，不洁的变态和卖淫。同性恋的第一宗罪就是背叛父母，他不肯能从这种原罪中解脱，这是一种宿命：生于罪恶，性倒错只能表现其罪恶。
安德烈 纪德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 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了他广包性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
《伪币制造者》表达了纪德同性恋该有的态度的看法：他亲切，谨慎，关心对心上人的教育和保护，他害怕被无忧无虑的渴求快感的的少年抛弃。
《只要种子不死》“我写这本书因为想开个先例，做一个承担的榜样，启发一些人，安抚一些人，使舆论认识一些不知的或不屑的或假装无知的东西。我甘愿被仇视也不愿因为做我不是的人而被爱戴。”
20年代，同性恋组织增加，德国同性恋斗争达到顶峰，然而除了刊物和宣传册的丰富，议会的院外影响，他们任然遭到主要领袖间意见不一，误解和敌对，缺少共同纲领，甚至是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他们排除了女同性恋者，有的甚至是男权崇拜的，这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离心离德的有一证明。性解放背景下同性恋亚文化繁荣，而对权利的争取看起来只是次要的，令人生厌和流于形式的。
第一代的同性恋者受到医学理论和世纪初丑闻的影响，他们被社会的排斥聚在一起，这一代依然依赖外界的关注，对主动的自我的确定感到困难，事实上只有男性精英在真正要求一种同性恋认同。与此相比第二代同性恋更易自我认同，他们更好地融入同性恋生活，同时对社会的裁决也更超脱，有更多的性机会和更好地群体形象。女同性恋的认同出现了，主要是依赖一些榜样，但不一定引起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医学的介入和心理分析的冲击也是的同性恋成为社会的话题，然而在种种矛盾的理论中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进展艰难。有的男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者并不是真正的男人，因而他们并不令人渴望，而异性恋男性则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征服。
德国作家克劳斯 曼年轻时就毫不隐晦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对自我认同十分确信，以至于认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平等对于他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致没必要将它列入斗争的纲领。”然而在纳粹上台，父亲的否定，感情的挫折，朋友的不幸结局之后，他渐渐消沉，他旅行，斗争，写作，参军。几次自杀之后再1949年死去。他的死说明了被承认的，积极斗争的，正面的同性恋梦想的失败，同性恋退缩到私密空间，如同他父辈的生活。
而大多数女同性恋将自己放在反社会的位置，他们从中得到一种认同，但也失去了融入社会的机会。一些女同性恋对男同性恋有深深的反感：“他们是丑恶和恶心的，而且他们彼此厌恶，他们不断换伴侣，不能真正的幸福。女性不做任何她们厌恶的事情，她们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
20年代的同性恋试图自我肯定，但他们不能超脱外界强加的概念，缺少团结一致，这部分由于对“同性恋”定义的不统一，许多人不愿与“第三性”或“性倒错”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舆论出于不决断，无所谓或者简单的从众，许多人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见解的基础上。教会对同性恋的反对根植与对普遍的追求肉体满足的责难，认为欲望会分散人的精神病室道德处于险境。实用主义也反对同性恋对战争要求人口的危险。男同性恋还打破了阶级传统，往往是中上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男孩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更单纯，没有受到道德教育的污染，敢于表现出性的欲望”。女同性恋和女权质疑了社会分工和传统的家庭关系。在德国，问题被公开辩论。享有科学的保证，“同性恋”“性倒错”这些词被寻常使用。在英国，报界顺从有生命力的沉默法则，没有使公众更好了解同性恋。在法国，报界言论较多，但也很谨慎。舆论反对鸡奸，认为是对男子气概的攻击，而认为女同性恋是“有趣的”。然而他们反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们会在统一地盘竞争。20年代公众舆论受到矛盾潮流的激荡，在道德反对和自由改革之间难以选择，整个时期的同性恋其实依然明显。同性恋成为一个谈论，分析，演义的时尚主题，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同性恋关系质疑社会基础：家庭，权威，男权。它破坏了道德的确信，创造新的超越社会等级的联系。在二，三十年代，这些潜质被当时的政治力量察觉，但所有人都惧怕这股无政府力量，它几乎无法容纳与任何党派的纲领之内。但是同性恋者确实一个筹码，他们积极斗争，他们的支持总是很宝贵，但却没有足够分量让人们接受他们的要求。作为敌人，反对者，他们则是理想的靶子，完美的替罪羊，吸引辱骂而能够保证公众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