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回民起事时期的伊克昭盟地区

       清同治元年（1862），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在陕西关中地区爆发回民起事，很快发展到陕北和甘肃省，严重威胁清王朝在整个西北的统治。回民起事爆发后，清政府除从湖南、湖北和河南等省调遣大批官军陆续派往陕甘两省全力镇压外，还从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各旗以及阿拉善旗、察哈尔八旗等蒙旗调遣蒙古骑兵，协助镇压回民起事。
                            
　　 起初，蒙古军队只是驻扎在蒙古地区和宁夏、甘肃、陕西的分界线一侧，分兵把守各要口，严防回民军进入蒙地。同治二年（1863），回民军力量以更加迅猛之势向西北各地发展。宁夏回民军于年初攻陷固原之后，继续向平凉进攻。为此，陕甘总督熙麟飞咨阿拉善亲王和伊克昭盟盟长，请求速派三千名蒙兵，“星驰赴固”援救，当地蒙古王公只好拼凑军力，入关进口参加征讨回民军的战斗。到同治三年（1864），当回民军席卷宁夏地区时，清朝政府又令伊克昭盟各旗备办驼只，会同阿拉善兵到伊盟西南一带防堵，“相机兜击”回民军。同年（1864）夏秋之际，回民起事波及新疆，各地相继陷入战乱之中。同治五年（1866），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大本营伊犁等地相继失陷，清政府又强征包括伊克昭盟军力在内的内蒙古盟旗军队，经外蒙古至新疆阿尔泰地区与回民军作战。无穷无尽的徭役与兵饷，使得伊克昭盟的普通牧民终日颠仆于道路，并忍受惨死疆场的痛苦，造成大量的人口损耗。
       随着战局的发展，回民军对紧挨陕北、宁夏地区的伊克昭盟的侵扰也随之开始。早在同治四年（1865），聚集在陕北长城一带的回民军以及许多因战乱失去家园的汉族流民团体、土匪以及地方民团，就已经开始向伊克昭盟进军。但他们的人数不多，一般在伊盟蒙旗的南部边缘地带活动，所以，同守边的蒙兵很少发生交战。到了同治六年（1867），清廷新任命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进入陕西，向回民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左宗棠首先将关中的回民军逼到贫瘠的陕北，然后陆续剿杀，溃围的回民军多数逃入甘肃，同时也有一部分回民军和汉族流民武装越过长城进入蒙地，试图取道草地，向东转移。守边蒙兵竭力迎剿回民军，堵住了回民军的东进之路，于是引发了回民军与伊克昭蒙古军队的厮杀。同治七年（1868）正月，回民军“马家拉拉等，率领马步万余，窜陷宁条梁之后，” 纷纷向伊克昭盟腹内进攻，于是“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本柴达木， 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哈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当时驻扎在乌审旗南境的蒙兵也报称：“由宁条梁东逃之回匪数千人，深入蒙地一百五十余里，四处抢掠。” 同年夏天，已有好几支回民马队长期占踞准格尔旗东北部黄河岸边的古城、十里长滩、巴汉图等地，有的马队在黄河边与对岸清军隔河对峙，对包头、归绥等塞外重镇造成了威胁。他们以古城【即隋唐胜州城，今十二连城乡】附近为根据地，不断地向周边郡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等地发动袭击。同年年底，随着陕北神木、榆林等地接连被回民军占领，进入蒙地的回民军人数与日剧增。至同治八年（1869），伊克昭盟境内几乎处处可见回民马队纵横疾驰，原来分散驻扎沿边沿河地区的乌、伊两盟和阿拉善旗蒙古兵，无力抗击蜂拥而入的各路外来武装，纷纷溃散。
　　回民军各路马队相继攻入伊克昭盟境内，进而威胁包头、归绥等重镇后，清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清廷认为，进入蒙地的回民军和汉族流民、土匪团伙“聚集日多，” 一旦与“蒙民勾串滋事，”将“致成巨患；” 而包头及后套地区“为甘军粮源所出，” 若被回民军占踞，“关系非轻”。所以，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清政府从各地调遣大批官军，陆续派往包头、归绥一带进剿回民军。宁夏副都统金顺所部，张曜的嵩武军，宋庆的毅军等部队也分别从甘肃、陕西出发，进军伊克昭盟，回民军在清军正规军的两面夹击下，很快败溃，剩余人马被迫退回关内。
       在左宗棠兵分三路进军甘肃以后，受清军逼迫从宁夏进入蒙地的回民军又开始增多。同治八年（1869）四月，“回匪盘踞磴口、乌喇特等处，蔓及缠金，日渐东趋。”占踞磴口一带的回民军向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三公旗，以及伊克昭盟的杭锦旗、达拉特旗和郡王旗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了这些蒙旗的严重恐慌。对于回民军再度深入蒙地，清廷也感到吃惊，遂命前次调来的南北各路清军立即进剿“自西路滋扰蒙地之回匪。” 同时又令当地蒙兵会同官军肃清所有“逃窜之回匪。”
       短短数年之内，伊克昭盟各旗陆续遭受战乱之苦，特别是鄂托克旗等鄂尔多斯右翼各旗由于变成了清军镇压回民军的主要战场，受害最为严重。当地战事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初，宁夏回民军被镇压后，才终于平息。剩余的回民军“由甘州草地沿边北窜，”“窜入图谢图汗部落到处滋扰，复在赛因诺颜部落肆行焚抢，蒙古人众闻警逃散，并探另有大股匪徒图犯库仑，” 回民军由外蒙古南下，进绕察哈尔北部军台，行军地跨万里。同年夏秋，回民军又陆续北上袭扰外蒙古，秋季更是占领了外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将清朝下嫁外蒙古的郡主都抓了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0）才最终平息。
                
                
       清政府镇压回民军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乱，给伊克昭盟各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影响。首先,，战争、饥饿和疾病使伊盟各部人口急剧下降。为保卫家园或奉命“剿回”，各部蒙古族壮丁被征调上战场，大量的战亡战伤使得人口本来就较少的蒙古民族损失了极高比例的人口，而随战争而来的饥荒和瘟疫，使得民族人口发生锐减。当时为保性命，蒙古人只好“年老体弱者藏匿于沟壑，年富力强者远走他乡，” 但仍有不少人因无法找到藏身之处和获取食物，在出逃路上在旷野冻饿而死。当时在伊克昭盟的西方传教士说，“反叛的伊斯兰教徒从1868 年到1872 年连年抢劫，把鄂尔多斯蒙古人严重地搜括穷了。” 遭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鄂托克旗。“八十三个苏木之台吉、章京、阿拉巴图人等，或出征打仗受伤致死；或遇回匪被害致死；或无处藏身冻饿致死。以致各苏木之一半人口损失殆尽。” 战争期间，回民军还大批劫掠蒙古人口，驱使从军或者从事生产，这也造成了伊克昭盟地区人口的流失。
      其次，伊克昭盟地区的支柱产业畜牧业生产陷于瘫痪，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连年的战乱使得劳动生产得不到保障，社会财富减少严重。由于回民军和进驻清军的抢掠，蒙古民众的牲畜、财产损失惨重，生活日益贫困化。俄国旅行家普尔杰瓦尔斯基于1871年6月至9月间，在鄂尔多斯高原旅行时曾目睹过战乱后的鄂尔多斯的悲惨情景。他在《蒙古与青海》一书中写道：“东干人【指回民】自西南方向攻入此地，并摧毁了所碰到的一切。当时，许多蒙古人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放弃家中的所有东西和牲畜，四处逃奔。所以现在到处可以看到被丢失的，并已野性化的牲畜。” 蒙古军被征调镇压回民军期间，各旗出征官兵“应需军器、驼、马、账房都均自行筹备，所有倒毙驼、马、损坏兵器、破烂皮衣，亦须随时摊办补齐。”此外，清政府还多次从蒙古地区征调驼、马,，为清军转运粮饷、兵器等，在内蒙古西部增设、新辟驿路台站后，伊克昭盟各蒙旗也承担了更加繁重的运输、传递任务，封建王公们为取得加官晋爵机会，还争先恐后向清廷捐输驼马，毫无疑问，这些负担，都相继被转嫁到广大下层农牧民头上，这都让蒙古民众在战乱逃生之后，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致使广大牧民生活更加因难。繁重的徭役和重税使得蒙古民众对清朝中央政权的愤怒加深，而战乱时期兵匪一家，主要以汉族为主的清军对当地蒙民的压迫虐害，更让蒙古民众对内地政权和汉人产生了离心力和民族隔阂。
       再次，许多历史悠久的寺庙在战乱中被烧毁或遭破坏，造成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回民军进军蒙地，因为民族、宗教的不同，对当地民众带有浓厚的抢劫性，在遇到蒙古王公的敌视和蒙古兵的堵截剿杀后，更对蒙古民众产生了盲目的报复心理。当时，伊克昭盟各蒙旗的寺庙成为回民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寺庙不仅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更是蒙旗金银财宝比较集中的地方。盲目狭隘的宗教情绪使的回民军在劫掠召庙后，往往还要放火焚毁召庙，同时由于回民军常常进攻寺庙，清军、蒙兵同回民军之间的战斗也往往在寺庙及其附近地区发生，这就造成对寺庙的更大破坏。这一切，都使的伊克昭盟地区一批历史悠久的召庙被破坏，蒙古民族植根于寺庙的文化传统、文字撰述更被销毁殆尽。除寺庙外，还有许多刚刚模仿内地兴建的定居点以及王府，也被抢劫和破坏，致使蒙古民众经济损失后又无家可归。战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民众尤其是王公上层，为了重建被战火烧毁的寺庙、府邸，延续数十年的摊派筹资，使得广大蒙古民众负担沉重，生活难以度日，地区经济更加贫困落后。
       最后，由于伊克昭盟地区人口的大量损失，使得汉族移民进入蒙古地区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由于大量空置土地的出现，以及蒙古王公对足够可控制人口的渴望，许多汉族移民迁入蒙地定居，再不像先前“走西口”的“雁民”一样冬去春来，清政府对此则是睁一眼闭一眼，其实就是放宽了之前严禁汉人进去蒙古地区的禁令。大量汉族移民“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齐。” 各旗蒙古王公，为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流离失所而迁徙来的内地民人，主动出荒招租留客定居，甚至规定能集合150人组成一佐领【苏木】者，不论蒙汉即授予苏木章京一职，上升为蒙古基层统治者。于是伊克昭盟地区汉族垦民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村落，在民国后渐成伊克昭盟地区的主要人口。【而蒙古族人口，却由清初的206500人，逐年下降，到1937年只剩93120人。】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拓宽财源解决财政危机并防御沙俄的北边蚕食，清廷最终放弃原先封禁蒙地的政策，宣布全面开放蒙地，开始了移民实边政策，解决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近现代伊克昭盟地区蒙汉杂居的局面从此逐步形成。而一直作为清室依靠的蒙古宗藩，因为在镇压回民军以及之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蒙古骑兵于近代枪炮战阵面前表现欠佳，被日渐冷落。随着汉族军阀的崛起，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前，选择了汉族军阀这个新的倚靠，蒙古贵族开始丧失了自己作为清朝统治者重要同盟军的政治地位，在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如丰厚的俸银食禄也不复存在。为维持之前体面的贵族生活，蒙旗王公贵族频繁向旅蒙商借入高利贷，导致债台高筑甚至变卖全旗公产都不能抵偿，只能卖地开垦还债。旅蒙商及进入蒙地的汉族人，往往依借清朝驻扎蒙地的汉族官员、军人，在民事纠纷中欺凌蒙民，而在蒙地设立的厅县政权也加重对蒙旗领地的侵夺，这都使得蒙古地方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日益高涨。放垦移民政策使得蒙古各阶层的利益都遭受重大损失，这让蒙古各阶层中的一些人离心倾向开始产生。而清朝、民国的统治者也认为蒙古人懦弱好欺，在蒙地强行执行移民、放垦政策，掠夺蒙古财富，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近现代蒙古分裂势力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