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村的公公来了（前言）
我是农村人，来自江南一个小城镇。大概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买了一辆三蹦子，以开三蹦子拉客为生，与此同时，家里还会种点桔子、花生等经济作物。印象中，儿时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所以直到现在还对贫穷的生活充满阴影。
可是，在我第一次去山东的时候，对农村又有了新的定义。
首先就是交通。第一次计划跟马先生去山东，那会儿还没有结婚。那是一个元旦，从天津去他们老家的火车只有两班，都是北京始发的过路车，都是普快，且开车时间都是在深夜。我们通过黄牛买到了两张硬座票，半夜打车二十公里，来到了天津郊区杨柳青火车站，破烂不堪是肯定的——昏黄的白炽灯下坐着裹着破旧棉袄、睡眼惺忪的打工者。空气中弥漫着厕所和泡面混杂的味道。
一个小时之后，来到站台上。我立刻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群给镇住了。心里正犯嘀咕，这么多人，都能上得了车么，火车来了。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惊呆了，攥着马先生的袖子，直翻楞。这时候看到车厢里，有一个女人已经晕了过去，被人背下来的。站台上有人拼命地往里挤，而车上的人下不来，哭声、叫骂声充斥着整个车站。直到火车开走了，我们也没能上车。旁边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试图扒火车，被乘警给拽下来了。乘警在一旁骂骂咧咧，那男子带着哭腔说：我是要回去订婚的，巴拉巴拉。原来，对象好不容易上车了，他却没能上去车。
这就是我对山东的第一个印象。交通真是太不方便了，火车居然挤成这个样子，是从上大学开始就在外读书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当然咯，可以想象得到那边的农村也是极其落后，村子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留下的老人小孩还都穿着80年代的大花对襟棉袄。村子里的男人几乎都抽烟，过年串门到一块儿，一根接一根。到了冬天，大家都聚集在厨房，门窗紧密地一根接一根地抽，那烟味可比雾霾要浓多了。除了抽烟，男人们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酒，公公一天三顿都得喝点儿，喝不起好酒，就到外面买那种便宜的散装酒。每顿喝个一二两，随便吃口菜，饭也就不爱吃了。
公公婆婆都生于五十年代，正值上学年纪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几乎没上过学，但他们都认字，俩人算是村里的能人。马先生的外公曾是共产党的军官，打南京的时候怕丢命，没敢去，这才窝在农村生活。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印刷得一点不差，平时爱好下棋、养花，还有就是喝浓茶。活到九十去世的，有这样良好的基因，婆婆非常地贤惠能干，在村里颇有人缘。说媒据说成功了有七八对。而公公则给村里的鞋厂干了三十年的技术工人，眼见着鞋厂从集体制，到倒闭，然后又转包给个人，从鼎盛时期到日渐衰败。公公人好，鞋厂这些年效益不好，总共也就那么五六个人，人手不够他就给帮忙，除了管机器，卸货、搬运、送货、出差什么活都帮忙干。一年下来也就拿个一万多元钱，还经常需要半夜起床去修理机器，大冬天开着手扶拖拉机去送货。一直嚷嚷着不想干了，可老板找过来，又抹不开面子，乡里乡亲的，还得接着干。去年过年，发工资，老板才给了八千元，合一个月才七百多元钱。这下公公彻底恼了，不想干了，又怕厂长总找他。于是决定，过完年，跟我们一块儿来天津住上一个月。
可是，在我第一次去山东的时候，对农村又有了新的定义。
首先就是交通。第一次计划跟马先生去山东，那会儿还没有结婚。那是一个元旦，从天津去他们老家的火车只有两班，都是北京始发的过路车，都是普快，且开车时间都是在深夜。我们通过黄牛买到了两张硬座票，半夜打车二十公里，来到了天津郊区杨柳青火车站，破烂不堪是肯定的——昏黄的白炽灯下坐着裹着破旧棉袄、睡眼惺忪的打工者。空气中弥漫着厕所和泡面混杂的味道。
一个小时之后，来到站台上。我立刻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群给镇住了。心里正犯嘀咕，这么多人，都能上得了车么，火车来了。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惊呆了，攥着马先生的袖子，直翻楞。这时候看到车厢里，有一个女人已经晕了过去，被人背下来的。站台上有人拼命地往里挤，而车上的人下不来，哭声、叫骂声充斥着整个车站。直到火车开走了，我们也没能上车。旁边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试图扒火车，被乘警给拽下来了。乘警在一旁骂骂咧咧，那男子带着哭腔说：我是要回去订婚的，巴拉巴拉。原来，对象好不容易上车了，他却没能上去车。
这就是我对山东的第一个印象。交通真是太不方便了，火车居然挤成这个样子，是从上大学开始就在外读书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当然咯，可以想象得到那边的农村也是极其落后，村子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留下的老人小孩还都穿着80年代的大花对襟棉袄。村子里的男人几乎都抽烟，过年串门到一块儿，一根接一根。到了冬天，大家都聚集在厨房，门窗紧密地一根接一根地抽，那烟味可比雾霾要浓多了。除了抽烟，男人们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酒，公公一天三顿都得喝点儿，喝不起好酒，就到外面买那种便宜的散装酒。每顿喝个一二两，随便吃口菜，饭也就不爱吃了。
公公婆婆都生于五十年代，正值上学年纪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几乎没上过学，但他们都认字，俩人算是村里的能人。马先生的外公曾是共产党的军官，打南京的时候怕丢命，没敢去，这才窝在农村生活。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印刷得一点不差，平时爱好下棋、养花，还有就是喝浓茶。活到九十去世的，有这样良好的基因，婆婆非常地贤惠能干，在村里颇有人缘。说媒据说成功了有七八对。而公公则给村里的鞋厂干了三十年的技术工人，眼见着鞋厂从集体制，到倒闭，然后又转包给个人，从鼎盛时期到日渐衰败。公公人好，鞋厂这些年效益不好，总共也就那么五六个人，人手不够他就给帮忙，除了管机器，卸货、搬运、送货、出差什么活都帮忙干。一年下来也就拿个一万多元钱，还经常需要半夜起床去修理机器，大冬天开着手扶拖拉机去送货。一直嚷嚷着不想干了，可老板找过来，又抹不开面子，乡里乡亲的，还得接着干。去年过年，发工资，老板才给了八千元，合一个月才七百多元钱。这下公公彻底恼了，不想干了，又怕厂长总找他。于是决定，过完年，跟我们一块儿来天津住上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