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麦子的长成——“过去的学校”丛书编辑手记
文/三童
一粒种子
这套书的策划,如果要追根溯源,还得从我08年在西安一个二手书店的一次偶然翻阅说起。我那时正在关注民国教育,刚好看到钟叔河先生编的《过去的大学》,翻了翻,但没买——我忘了当时是觉得品相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料想,那一念会成为一套书。
契机
时间到了2011年,我已经在出版公司上班。恰好为傅国涌先生的新书稿做一个编辑方案。他取名《告别历史三峡》,后来被改为《民间的梦想》,编辑方案做好了,却被告知他的这部书稿别的出版社已经送终审了。我们慢了一步,不过也有收获,傅先生说:“我喜欢你的编辑方案,可惜不能由你们出了”——这为我们后来的合作建立了基本的信任。(这部书稿最终还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出版)
当时,我正在做《毕业生》—— 一部反思清华百年教育历史的文集。做选题规划时,我自然就想到了民国教育,何不编一套总结民国教育的丛书呢?“过去的大学”已经有钟叔河先生的版本做改编的底子。“过去的中学”也有傅国涌先生的版本;如果再有一本《过去的小学》,那这套书就算对民国教育有一个交待了。
说干就干,我立即告诉傅先生这个想法。不料,他立刻回复我说:“电我,细聊”。一通电话,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把小学的稿子编辑好了,正愁没人出呢!我立即和主编说了这个选题,记得当时我在QQ上写了这样一句:“只要我们的教育一天还有问题,这个选题就不会过时!”——主编季老师非常同意,我旋即和傅先生谈版税、草拟合同,迅速签下了他的中学、小学书稿的版权。
中小学没问题了,大学怎么办?这一次,我仔细看完了钟叔河先生编的《过去的大学》,觉得还不满意——有不少校史资料一样的官样文章都可删去,配图也较差,尚有很大的提升余地。这个版本虽不能用,但却让我的编辑思路更加清晰——不要概论性的资料稿件,一定要当事人的回忆,要有细节、有故事、有趣味。也就是说要选“摆事实,不讲道理”的那种文字。当时我还不认识钟叔河先生,心想老人家一把年纪,我怎么好意思请他删改、重编呢?
我决定另想办法,同事萧老师提供了一个人选——编过《逝去的大学》的陈远;我自己则倾向另一个倾慕已久的教育史学者谢泳先生。仔细思量,我还是选择了谢泳。
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电话。电话打过去,谢泳非常和善,对选题很感兴趣。不过,他说还得考虑一下。我想他可能是对我还不放心吧,就又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我们出版公司情况,以及具体的编辑思路。他很快回信答应帮我编书。看到他的信件,我高兴得直哼哼!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两个月过去了,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只好打电话询问,他推说比较忙、再等等。后来,又过去一月有余,我给谢泳下了“最后通缉令”——必须得确定一个完稿时间!不料,他打来电话诚恳地告诉我说,不能编了、太忙。我差点没气晕过去,白耗了三个月!
还得另想办法。思来想去,我还是觉得只剩下钟叔河先生的版本有改编的潜质。很快又找到了他老人家的电话,战战兢兢地打了过去。这次非常顺利,也很快签下了大学的版权。
至此,这套书的选题策划阶段初步告捷。
大问题
稿子都签下来了,摆在我面前的大问题就是:怎么编?
在我看来,编辑就是一个发现讯息、判断价值、设计呈现、分享体验的过程。这里面,编辑要做的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设计呈现”。具体来说就是三套文字系统的打造工作:
一、内文信息的节奏设计:就是把你要表达的主题提炼出来,比如“过去的大学”这部书稿,我必须用一个清晰的思路整理出来,删除不和主题的、增加缺少的角度、做出一套框架;
二、目录系统设计:也就是把编辑好的内文框架变成目录系统,让表达的意思简洁、清晰地呈现在目录上,让读者一眼就能明白你要通过什么形式、表达什么内容。
三、封面文案设计:封面上的文字更要简洁。当然,不同的书,处理方式大不相同。在此不多说。
那么,我们这部书怎么编?看着几十万字的文稿,我有些迷乱。
不论如何,先做起来。我开始浏览大学文稿,对每篇文章做内容概括,很快就发现可以分成“校长说”“教师说”“学生说”三类文章。如此一来,这本书基本上可以变成“过去的校长”“过去的教授”“过去的学生”三个部分了。但是分类完毕后却发现文章不够,三部分文章很不均衡。——我还真是好运,恰好那段时间新来的同事饶佳荣兄带来了一套民国大学回忆丛书。我从中精选了一些文章快递给钟老,请他审核。同时我还附带给他了一份删改文稿的编辑方案。主编听说我这么干,替我捏了一把汗。还好,钟老看到编辑方案后同意删改文稿。很快,大学就进入后期编辑阶段。
寻找另一种可能
大学搞定,中小学两部文稿也来了。一看之下,发现原来编辑大学的思路全然用不上。我又陷入了稿件的迷宫。
如何才能找到这团乱糟糟的稿件内在节奏、思路?如何做出新意?突出什么卖点?……一堆问题又开始在我脑海里盘旋。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学习释梦。从释梦这件事里学了一个好办法——凝视法——如果某个问题困扰你,那么你就一直盯着它,知道它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盯着这对稿子好几天,仍然一无所获。
我只好“正面强攻”,不管有没有思路,先编起来。和往常一样,我开始做稿件分析,把每一篇稿子的作者视角、内容特点、文风都做了细致归类;做着做着,开始有了一些思路,我试着出了一个编辑方案。
原来,这些乱糟糟的稿子里面暗藏线索:《过去的小学》文稿为编者辑录,内容以当事人回忆小学为主,校长角度的文章只有一篇,老师角度的文章没有;因而,只好把回忆小学的稿件进行细分,才能使本书文稿有层次、有节奏,才有更好编辑方案,按此思路“过去的小学”被我分成了三辑:
第一辑我的小学(侧重介绍小学)
第二辑小学生活(侧重写小学生活)
第三辑小学杂忆(侧重细节,描写小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校长角度的、专写老师的、专写校歌的,等等)
——从我的小学,到我的小学生活,再到小学生活的细节,层层递进,文稿就有了层次。我通过这个目录,造成一种过去小学与今天小学的对比,用“我的小学”“小学生活”“小学杂忆”等标题链接今日读者的经验,激活了历史细节。
中学的文稿稍微复杂一些,但基本思路相似,做了四辑:
第一辑 我的中学(侧重个人对中学时光的回忆)
第二辑 中学生活(侧重中学生的生活细节的记录)
第三辑 中学杂忆(侧重更大的方面、更多的角度,比如校长角度)
第四辑 中学精神(侧重当事人自述他们的中学教育理念,包括对运动会的看法,今天看来仍然鲜活。)
至此,这套书稿的编辑思路尘埃落定。现在想想,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开头干起来,哪怕是一个坏的开头也无所谓。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过去的大学》在2011年12面世了。中小学也已经排好内文、做好封面,就等印刷。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决定辞职。
见证
在走上编辑道路之前,我一直试图通过“传播”来改变世界、改变人。后来我发现:大人是没法改变的,大学生是没法改变的,连中学生、小学生也很难改变。——仅仅靠传播一些有建设性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我慢慢地相信:只有亲力亲为,做一些切实的事情,才能推进改变。后来。我研读心理学著作,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人格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在零到六岁就已基本定型,往后就是属于积累和发挥、修炼与运气。
——假如说人是一只洋葱,那么幼儿阶段的发育就是洋葱最内核部分的发育,“内核”长好以后,小学、中学、大学都只是不断长出洋葱皮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做教育要从幼儿教育开始,也就是从培养人的“精神胚胎”开始。前几天,我和一位做大学分院院长的朋友聊天,他和我谈到一种无力感,他发现他想传递的理念非常难以被学生接受(我当年也是他的学生,他的课上的非常有趣、有料,并不是那种没激情的课),我理解这种无力感,我曾经做报纸、做杂志,到后来的做书,也是为了传播有建设性的理念,可是我认为收效甚微。
恰好,那段时间编辑的另一本书的作者决定做幼儿教育。我们一拍即合。心中虽然主意已定,但行动还是犹豫不定,毕竟主编是难得的编辑老师,待我很好。而且,我自己也一直想在出版领域做一些事情,难道我一下子就要砍断之前的所有意志吗?难道要和奋斗了这么长的职业生涯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吗?
当时,我正在编辑 “过去的学校”从书。白天编书,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终于还是决定离开。“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不能继续做这种解释世界的“知识”的传播工作了,我要去做直接介入改变人的事情。
说起来,这套书也是我经历转折的一个见证。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我从此要走上一条新路。
给行动者的书
做图书编辑两年,我常常在想:编辑的意义是什么?编辑的使命是什么?
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编辑的使命和意义在于改变世界。编辑如何改变世界?——当然是出好书啦。日本名编辑见城彻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思想与观念的价值,就是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为之付诸行动。”我深以为然,编“过去的学校”丛书就是为了给停滞不前的教育界的一记警钟,希望他们有所警醒,有所行动;也是编给行动者的,希望他们从中获得行动的启发,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的编辑方案是“过去的校长”“ 过去的教授”“ 过去的学生”三辑,我试图告诉他们前人怎么做教育、教学生。我试图通过当年的教育亲历者的回忆告诉今天的人们:什么是好的校长,什么是好的教授,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好的教育。
是为记。
《过去的大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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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
这套书的策划,如果要追根溯源,还得从我08年在西安一个二手书店的一次偶然翻阅说起。我那时正在关注民国教育,刚好看到钟叔河先生编的《过去的大学》,翻了翻,但没买——我忘了当时是觉得品相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料想,那一念会成为一套书。
契机
时间到了2011年,我已经在出版公司上班。恰好为傅国涌先生的新书稿做一个编辑方案。他取名《告别历史三峡》,后来被改为《民间的梦想》,编辑方案做好了,却被告知他的这部书稿别的出版社已经送终审了。我们慢了一步,不过也有收获,傅先生说:“我喜欢你的编辑方案,可惜不能由你们出了”——这为我们后来的合作建立了基本的信任。(这部书稿最终还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出版)
当时,我正在做《毕业生》—— 一部反思清华百年教育历史的文集。做选题规划时,我自然就想到了民国教育,何不编一套总结民国教育的丛书呢?“过去的大学”已经有钟叔河先生的版本做改编的底子。“过去的中学”也有傅国涌先生的版本;如果再有一本《过去的小学》,那这套书就算对民国教育有一个交待了。
说干就干,我立即告诉傅先生这个想法。不料,他立刻回复我说:“电我,细聊”。一通电话,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把小学的稿子编辑好了,正愁没人出呢!我立即和主编说了这个选题,记得当时我在QQ上写了这样一句:“只要我们的教育一天还有问题,这个选题就不会过时!”——主编季老师非常同意,我旋即和傅先生谈版税、草拟合同,迅速签下了他的中学、小学书稿的版权。
中小学没问题了,大学怎么办?这一次,我仔细看完了钟叔河先生编的《过去的大学》,觉得还不满意——有不少校史资料一样的官样文章都可删去,配图也较差,尚有很大的提升余地。这个版本虽不能用,但却让我的编辑思路更加清晰——不要概论性的资料稿件,一定要当事人的回忆,要有细节、有故事、有趣味。也就是说要选“摆事实,不讲道理”的那种文字。当时我还不认识钟叔河先生,心想老人家一把年纪,我怎么好意思请他删改、重编呢?
我决定另想办法,同事萧老师提供了一个人选——编过《逝去的大学》的陈远;我自己则倾向另一个倾慕已久的教育史学者谢泳先生。仔细思量,我还是选择了谢泳。
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电话。电话打过去,谢泳非常和善,对选题很感兴趣。不过,他说还得考虑一下。我想他可能是对我还不放心吧,就又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我们出版公司情况,以及具体的编辑思路。他很快回信答应帮我编书。看到他的信件,我高兴得直哼哼!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两个月过去了,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只好打电话询问,他推说比较忙、再等等。后来,又过去一月有余,我给谢泳下了“最后通缉令”——必须得确定一个完稿时间!不料,他打来电话诚恳地告诉我说,不能编了、太忙。我差点没气晕过去,白耗了三个月!
还得另想办法。思来想去,我还是觉得只剩下钟叔河先生的版本有改编的潜质。很快又找到了他老人家的电话,战战兢兢地打了过去。这次非常顺利,也很快签下了大学的版权。
至此,这套书的选题策划阶段初步告捷。
大问题
稿子都签下来了,摆在我面前的大问题就是:怎么编?
在我看来,编辑就是一个发现讯息、判断价值、设计呈现、分享体验的过程。这里面,编辑要做的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设计呈现”。具体来说就是三套文字系统的打造工作:
一、内文信息的节奏设计:就是把你要表达的主题提炼出来,比如“过去的大学”这部书稿,我必须用一个清晰的思路整理出来,删除不和主题的、增加缺少的角度、做出一套框架;
二、目录系统设计:也就是把编辑好的内文框架变成目录系统,让表达的意思简洁、清晰地呈现在目录上,让读者一眼就能明白你要通过什么形式、表达什么内容。
三、封面文案设计:封面上的文字更要简洁。当然,不同的书,处理方式大不相同。在此不多说。
那么,我们这部书怎么编?看着几十万字的文稿,我有些迷乱。
不论如何,先做起来。我开始浏览大学文稿,对每篇文章做内容概括,很快就发现可以分成“校长说”“教师说”“学生说”三类文章。如此一来,这本书基本上可以变成“过去的校长”“过去的教授”“过去的学生”三个部分了。但是分类完毕后却发现文章不够,三部分文章很不均衡。——我还真是好运,恰好那段时间新来的同事饶佳荣兄带来了一套民国大学回忆丛书。我从中精选了一些文章快递给钟老,请他审核。同时我还附带给他了一份删改文稿的编辑方案。主编听说我这么干,替我捏了一把汗。还好,钟老看到编辑方案后同意删改文稿。很快,大学就进入后期编辑阶段。
寻找另一种可能
大学搞定,中小学两部文稿也来了。一看之下,发现原来编辑大学的思路全然用不上。我又陷入了稿件的迷宫。
如何才能找到这团乱糟糟的稿件内在节奏、思路?如何做出新意?突出什么卖点?……一堆问题又开始在我脑海里盘旋。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学习释梦。从释梦这件事里学了一个好办法——凝视法——如果某个问题困扰你,那么你就一直盯着它,知道它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盯着这对稿子好几天,仍然一无所获。
我只好“正面强攻”,不管有没有思路,先编起来。和往常一样,我开始做稿件分析,把每一篇稿子的作者视角、内容特点、文风都做了细致归类;做着做着,开始有了一些思路,我试着出了一个编辑方案。
原来,这些乱糟糟的稿子里面暗藏线索:《过去的小学》文稿为编者辑录,内容以当事人回忆小学为主,校长角度的文章只有一篇,老师角度的文章没有;因而,只好把回忆小学的稿件进行细分,才能使本书文稿有层次、有节奏,才有更好编辑方案,按此思路“过去的小学”被我分成了三辑:
第一辑我的小学(侧重介绍小学)
第二辑小学生活(侧重写小学生活)
第三辑小学杂忆(侧重细节,描写小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校长角度的、专写老师的、专写校歌的,等等)
——从我的小学,到我的小学生活,再到小学生活的细节,层层递进,文稿就有了层次。我通过这个目录,造成一种过去小学与今天小学的对比,用“我的小学”“小学生活”“小学杂忆”等标题链接今日读者的经验,激活了历史细节。
中学的文稿稍微复杂一些,但基本思路相似,做了四辑:
第一辑 我的中学(侧重个人对中学时光的回忆)
第二辑 中学生活(侧重中学生的生活细节的记录)
第三辑 中学杂忆(侧重更大的方面、更多的角度,比如校长角度)
第四辑 中学精神(侧重当事人自述他们的中学教育理念,包括对运动会的看法,今天看来仍然鲜活。)
至此,这套书稿的编辑思路尘埃落定。现在想想,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开头干起来,哪怕是一个坏的开头也无所谓。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过去的大学》在2011年12面世了。中小学也已经排好内文、做好封面,就等印刷。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决定辞职。
见证
在走上编辑道路之前,我一直试图通过“传播”来改变世界、改变人。后来我发现:大人是没法改变的,大学生是没法改变的,连中学生、小学生也很难改变。——仅仅靠传播一些有建设性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我慢慢地相信:只有亲力亲为,做一些切实的事情,才能推进改变。后来。我研读心理学著作,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人格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在零到六岁就已基本定型,往后就是属于积累和发挥、修炼与运气。
——假如说人是一只洋葱,那么幼儿阶段的发育就是洋葱最内核部分的发育,“内核”长好以后,小学、中学、大学都只是不断长出洋葱皮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做教育要从幼儿教育开始,也就是从培养人的“精神胚胎”开始。前几天,我和一位做大学分院院长的朋友聊天,他和我谈到一种无力感,他发现他想传递的理念非常难以被学生接受(我当年也是他的学生,他的课上的非常有趣、有料,并不是那种没激情的课),我理解这种无力感,我曾经做报纸、做杂志,到后来的做书,也是为了传播有建设性的理念,可是我认为收效甚微。
恰好,那段时间编辑的另一本书的作者决定做幼儿教育。我们一拍即合。心中虽然主意已定,但行动还是犹豫不定,毕竟主编是难得的编辑老师,待我很好。而且,我自己也一直想在出版领域做一些事情,难道我一下子就要砍断之前的所有意志吗?难道要和奋斗了这么长的职业生涯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吗?
当时,我正在编辑 “过去的学校”从书。白天编书,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终于还是决定离开。“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不能继续做这种解释世界的“知识”的传播工作了,我要去做直接介入改变人的事情。
说起来,这套书也是我经历转折的一个见证。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我从此要走上一条新路。
给行动者的书
做图书编辑两年,我常常在想:编辑的意义是什么?编辑的使命是什么?
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编辑的使命和意义在于改变世界。编辑如何改变世界?——当然是出好书啦。日本名编辑见城彻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思想与观念的价值,就是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为之付诸行动。”我深以为然,编“过去的学校”丛书就是为了给停滞不前的教育界的一记警钟,希望他们有所警醒,有所行动;也是编给行动者的,希望他们从中获得行动的启发,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的编辑方案是“过去的校长”“ 过去的教授”“ 过去的学生”三辑,我试图告诉他们前人怎么做教育、教学生。我试图通过当年的教育亲历者的回忆告诉今天的人们:什么是好的校长,什么是好的教授,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好的教育。
是为记。
《过去的大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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