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无为而为
http://select.yeeyan.org/view/457458/396453
协作负责人：helian
译者：helian、海狸不吃黄米饭、唯吟Candice、独眼一点五
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古代哲学小故事，庖丁受召在一次传统宗教祭典上尽其职责。这次仪式是为了给一鼎新铸成的铜钟加持圣礼，需要厨工在公开场合献祭一头公牛，同时诸侯王和众人会在场围观。还冒着热气的大钟一经铸成便被搬运过来，然后要淋上献祭动物的鲜血降温。——这是一个需要精确把握时间并完美无误执行的过程。庖丁完全胜任这一工作，轻松优雅地将巨大的动物分解了：“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的动作之优美、刀法之高超，使得这么市井的任务宛若一场艺术表演一般。之后魏惠王向他问起这门惊人的技艺，庖丁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于是进一步解释了，他是怎样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其结果即是，庖丁并不是砍断牛身上经络相连、肌肉聚结的地方，而是将锋利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于是在运转刀刃时就宽绰而有余地了。
他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庖丁轻松的舞蹈会被麻烦打断，这种时候，他就会集中一些注意力（尽管他仍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来应对他面前的形势：“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魏惠王清楚地意识到了庖丁之言绝不限于解牛，其后大有深意。他大赞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句话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庖丁解牛的故事应被看做一则隐喻。这个故事出自道家著作《庄子》一书，此书主要探讨了“无为”的价值观，或者说是不故意人为。字面上，“无为”即“不尝试”或者“不作为”，但它绝不是指迟钝的不行动。事实上它指的是，当人进入一种积极、有效的佳境时所体会到的自由、自得、自若的精神状态。对于进入无为境界的人来说，恰到好处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就如同身体在听到诱人音律时会自然而然地舞动。这种和谐状态是具有复杂和整体性的，需要身、情、心的合而为一。庖丁的刀“刀刃若新发于硎”，是因为它“技经肯綮之未尝”，“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同样得，无为之人亦只悠游于生活中的开阔所在，避免那些会害人精神、伤人身体的是非之地。这是一则历久弥新的隐喻。举个例子，我本人可以证实这种说法，经历了四十余年时有艰辛的生活后，我自己的刀刃已有些破损钝塞了。
字面上，“无为”即“不尝试”或者“不作为”，但它绝不是指迟钝的不行动。
早期中国人对于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进行过很多争论，而如何修成“无为”境界则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其他早期道家著作中，比如《老子》，对“无为”的特性描述以简洁隐晦的诗句形式出现，而不是故事。他们常将“天道”形容成教化之人处世立身所应遵从的典范。在这些诗中，老子学派的贤人通过不尝试任何人为，只是与大自然一同融入“未始有物”的和谐之中，从而达到“无为”。道家诗作的显著特征是顺其自然的安逸和无我之境的自然，后者在早期儒家思想中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可能会让你有些吃惊，因为儒家思想一贯与迂腐的传统主义和古板的礼制相联系，这些都被认为是“无为”的对立面。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保持刻板的传统礼教方面做了很多。在学习的初期，胸怀大志的儒家君子需要背诵极其大量的古代文献，学习鞠躬的精确角度，学习进入室内时正确的踱步步幅。他的坐垫必须一直保持完全笔直。然而，所有这些严苛与限制，都最终旨在培养一种既有后天培养却又源于内心的自发性，实际上，直到个体完全超越了需要思考和努力的境界，训练的过程才能算得上圆满。
我的猜想是，在人生的某些时间点上，我们都体验过这种事半但功倍的结合。当我们完全的投入在切菜和炒菜中时，一顿复杂的晚餐就在我们眼前自己完成了。在完全放松时，我们在一场重要的面试中应对自如，甚至至都没有意识到它进行的如此顺利。我们这些对自发性所带来的快乐和力量的亲身体验“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中国古代故事如此具有感染力，并表明这些思想家正要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结合中国智慧与现代科学，我们现在可以去理解这些状态是如何达成的。
口语上，我们在表达自己时通常将自我一分为二：“我这个早上没能叫自己起床。”“我必须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尽管我们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语句，但如果你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它们有点奇怪。是谁不想起床？他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的舌头真的有自己的意志吗，我怎么才能管住它？（如果我不是我的舌头，我又是谁？）因为从来只有一个“我”参与，所以这种自我分裂的对话显然是比喻而非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分裂的对话肯定不仅限于英语中：我们可以从许多古代中国“无为”的故事里看到，很多故事都包括了一段叙述性的”自我“和一部分多少带些自觉性的”本我“的描写。
当我们走路时，我们可以看到，自觉的”本我“采取了行动。我们无需担心如何走路，当我们走路时也无需有意识地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只要走就可以了。事实上，光是在努力走路时”思考“如何走路都要费一番周折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从大脑意识中获得任何信息，就能做到许多事情，而走路只是其中一件。当我们仔细考虑这件事时，我们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一种分裂感，那源于有意识的“自我”与无意识却常常显得有思想的身体之间的分离。
近期研究表明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只有一个主体“我”，但是在一个重要的官能意义上我们可以被分为两个个体。当下的一个共识是，人类的思想可以被分为两个有着鲜明特质的系统。其中居于首位并且最为重要的系统（隐形的热认知，即“一号系统”）反应迅速，自动，无需费力，并且多为无意识的，大略对应我们称为的“身体”或者庄子称为的“天道”。第二种系统（显性的冷感知，即“二号系统”）反应缓慢，谨慎，费力且有意识，大致对应于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有意识，陈述性的自我。
所以当我说我不得不迫使自己不去拿第二份提拉米苏时，此时发生的挣扎就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了。我的意识，即冷系统，关心的是一些长远问题，比如健康和增重，它正努力控制更出于本能的热系统，后者真的很喜欢提拉米苏，并且不像冷体系那样忧虑后果。这并不是因为热系统不考虑后果。问题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个系统关于相关后果的观念在很久以前就定型了，而且十分得死板。在我们的进化史中，“糖分和脂肪：很好”这条重要的原则保证了我们的生存，因为一直以来取得充足的营养都是一项挑战。相反的，在今天，放纵我们自己过多摄入这些营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冷系统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它可以在获得新知识后改变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所以，另一种思考两个系统的不同之处的方法就是，热系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古老，更死板，而冷系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新，更易变通——也因此更易适应新的行为后果。
无为的目标就是让两个自我合作得更流畅有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系统甚至在神经解剖学上都是不同的——就是说，他们运作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上。事实上，我们关于两个系统的存在的第一条线索就是从临床案例中得来的，选择性大脑损伤允许研究者在一个系统缺失的条件下观察另一部分运作。看过电影《记忆碎片》（2000）的人都会对一种叫做顺行性遗忘症的疾病有所了解：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无法形成新的，陈述性的短期记忆。他们记得自己是谁以及更加遥远的过去但却被宣告——至少是意识里——永久的遗忘现在。有趣的是，尽管这些病患无法在意识里形成新的记忆，在潜意识层次里他们可以形成新的，非陈述性的记忆。他们无法有意识地回忆起那个他们每天见面，手掌里藏着图钉的医生，可却会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握他的手。
当涉及不同类型的技能时，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脱节：无意识的“知道怎样做这件事”和有意识的“知道这件事本身”是截然不同的。和情感记忆一样，这两种类型的认识似乎似乎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并保存的。失忆的患者不仅能“记得”不去和图钉医生握手，他们还可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指导之后，学习到新的身体技能，却没有相关训练的意识层面的记忆。即使患者完全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个新技能，以及为什么获得这个新技能。
因此，尽管“心”和“身”的说法在技术层面是不精确的，这种说法的确抓住了两个系统在重要功能上的区别：意识层面的缓慢、冷漠，和无意识的迅速、热烈，后者是身体上的本能、直觉以及技能。“我们”倾向于认同冷漠、缓慢的那一套系统，因为这是我们的意识感知以及自我意识的基础。然而，在这层自我意识之下，是另外一个自我——更广阔、更强大——我们不能直接与之沟通。如何分开双腿、四处移动，这是我们的意识中更为深层、进化上更为古老的部分。当我们试图抗拒提拉米苏的诱惑，或者在重要的会议之前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时，我们就是在与这个部分抗争。
无为的目标是让这两个自我融洽而有效率地一起工作。对于一个处于无为状态的人来说，心就是身，身就是心；这两个系统——热烈的和冷漠的，迅速的和迟缓的——完全浑然一体了。这个融合的结果，就是心智获得了自发性，完美地适应了环境。在观众看来，庖丁解牛表现得易如反掌，反应出了庖丁本人的内在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听凭“神欲”的引导，无须费力，牛肉如土委地。
让我们回忆一下，庖丁是怎么向魏惠王描述自己在三个不同阶段“看到”的不同情况的：“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些句子似乎也描述了用不同部分的自我来进行的“观看”行为。当庖丁完全是一个新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牛”本身，这个时候他仅仅是用肉眼来看的，他注视着这个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动物，他必须用某种方法把它的肉分割开来。任何一个近距离观看过牛的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这还真不是什么普遍的体验——都可以生动地想象出新手庖丁面临的困境。他就在那儿站着，站在一堵巨大的、皮毛和鲜肉组成的墙面前，手里拿着牛刀，不知道怎么开始，开始切第一刀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
在三年的实践和练习之后，庖丁达到了“未尝见全牛”的境界。或许庖丁现在看着牛，所见到的是类似肉铺中挂在牛肉上面的那种图表，标示出切牛肉的不同刀法。牛对于他来说不再是横在他道路当中的一个沉默的、迟钝的家伙。借助着他的练习和分析思路，庖丁现在感知到的是牛的不同组成部分，感知到的是他领会的一套刀法，或者是一系列他将要面对的挑战。
最终，庖丁达到了一个境界，如他所说，他不再用肉眼观看了。他解释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但是，为了理解他是怎样故意关闭他的大脑中某个区域的，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一下，人为努力和主观意识是怎样在内部运作的。
让我们从一个小练习开始。看下面的一列词，尽可能迅速地默读每一个字，然后根据这个词是用（打字机上档）大写字母，还是（打字机下档）小写字母写的，大声说“upper”（大写）或者“lower”（小写）。
UPPER
lower
lower
upper
LOWER
除非你是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外星机器人，否则你很可能前面一切顺利，直到你读到最后两个词，并踌躇更久才在看到小写单词“upper“(大写）时说出“lower“（小写），看到大写单词”LOWER“（小写）时说出”upper"（大写）。当你开始念的时候，会有小小的停顿——感到你必须阻止自己，不是要读出这个词，而是要注意它的大小写——这种现象被叫做魅力，是自觉的意志和人为努力的标志。这种要求某人看意义和外形不匹配对象的任务，通常被叫做“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这种任务得名自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论文研究这种效应的美国心理学家，他创造性地用不匹配的颜色打印某个表示颜色的词（例如，绿这个词用红色来印）。斯特鲁普任务是叫做认知控制器官执行控制功能的一个典型例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冷漠的表层意识（二号系统）有权介入，并自动介入了自主管控，无需努力的一号系统。
脑成像研究表明认知控制特别涉及两块大脑区域：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和外侧前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两者加起来就是大脑的“认知控制区域”。虽然对于各区域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仍有争议，但有种说法尚且可信，即ACC的角色就像烟雾探测器，而LPFC就像消防应急小组。ACC像烟雾探测器一样时刻处于监测模式，等待着嗅出一丝危险的烟雾，比如认知冲突。在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中，我们的大脑内有两种自动化反应相冲突：对字体或颜色的感知与对简单文字的自动反应（假设我们都识字且这些字都是我们的母语）。这种冲突就会引发ACC向LPFC发出警报，让其来处理这种情况。
LPFC 负责许多高级认知功能，如有意识知识和无意识知识的融合，工作记忆（意识的小聚光灯，让我们能聚焦在那些清晰明了的信息之上）及有意识的规划。与斯特鲁普任务最相关的一点：LPFC 也通过加强任务相关网络的活性来减弱其他网络的活性，从而控制大脑的其他区域。通过减弱某些神经通路，LPFC 实质上就是在叫它们停止活动，相当于阻燃泡沫的作用。
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及开始支持它的科学）告诉我们，许多理想境界的最佳追求方式是绕道而求之。
在上文的斯特鲁普任务中，要求你看到单词LOWER（小写）却说出upper（大写）。ACC 让LPFC知道你对单词大小写的感知与对单词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冲突。然后LPFC运用对任务要求的理解——任务要求你大声说出单词的大小写，而不是念出单词本身——于是决定说“upper（大写）”优先。随后，LPFC发信号告诉检测大小写的视觉系统继续；这种对视觉系统的加强会促使文字认知系统关闭。这一连串繁琐程序就会导致反应短暂延迟和一种费劲感。但当单词lower(小写)就是以小写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你是不用费这种劲的。因为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两块区域合作很和谐，ACC冲突监测器没有被激活，LPFC 也没有被要求裁定神经元间的纠纷。如果你想一下学习一门新技能（驾驶、划皮艇等任何技能）的过程，你也会对认知控制的大脑内部感受有所了解。初期，你需要不断保持警觉心并付出努力（ACC和LPFC都非常活跃），可一旦你掌握了这门技能，刻意控制就转变成了潜意识的、自动化的系统，你的大脑意识就可获得释放去完成其他任务。
具备这一知识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处于“无为”境界的大脑大概是如何运作的。得益于最近一些对“无为”状态的神经学研究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对它描绘出一幅相当精确的画面。由查理斯·利姆（Charles Limb）和艾伦·布劳恩（Allen Braun）主持的一项研究巧妙地观察到了专业爵士钢琴家在演奏时大脑内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无磁性的钢琴键盘，内置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本质上就是个巨大的磁铁）。然后研究者让钢琴家们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弹奏。第一种情况为“音阶”，要求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弹奏C大调音阶的一个八度。第二种情况为“爵士乐即兴创作”，要求他们用与刚刚相同的调即兴创作一段旋律，并且得在之前要求他们记忆的作品基础之上创作这段旋律。
这些研究者们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当钢琴家转换进入即兴创作模式时，脑区的激活状况：LPFC大范围钝化，但相关感觉运动系统、ACC和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的额极部分活力大增。该研究表明，在自发的但高技能要求的情境下，如爵士乐即兴创作，具有冲突检测功能的ACC始终在后台保持警惕，即使在LPFC关闭的时候，也不放松。当我们完全投入一个复杂的活动时，就进入了一种放松但又警惕的模式，上述特殊的神经结构，可能在主观上与这种模式相符合。换句话说，至少有一些形式的“无为”状态似乎包括关闭主动自觉意识和控制但保持后台警惕。当你的意识松懈时，你的身体会接替意识。
中国古代的“无为”理想就包含这种不费力作为的活动，而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躯令人惊叹。毕竟，当魏惠王看完庖丁解牛之后，并没有感谢庖丁教他如何杀牛，而是感慨庖丁教会了他如何养生。这就是“无为”的力量。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仔细推究并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奋斗来实现它们。但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及开始支持它的科学）告诉我们，许多理想境界的最佳追求方式是绕道而求之。加强自发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处世立身之道，并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实现游刃有余。
作者 Edward Slingerland；插画 Pep Monsterrat；2014年2月6日
本文作者Edward Slingerland 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研究教授，担任该校中国思想和具身认知（Chinese Thought and Embodied Cognition ）的研究主席。
本文节选自Edward Slingerland所著的《Trying Not to Tr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pontaneity》一书，版权© 2014，将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旗下的皇冠出版社 （Crown Publishers）出版，出版日期定为3月4日。
协作负责人：helian
译者：helian、海狸不吃黄米饭、唯吟Candice、独眼一点五
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古代哲学小故事，庖丁受召在一次传统宗教祭典上尽其职责。这次仪式是为了给一鼎新铸成的铜钟加持圣礼，需要厨工在公开场合献祭一头公牛，同时诸侯王和众人会在场围观。还冒着热气的大钟一经铸成便被搬运过来，然后要淋上献祭动物的鲜血降温。——这是一个需要精确把握时间并完美无误执行的过程。庖丁完全胜任这一工作，轻松优雅地将巨大的动物分解了：“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的动作之优美、刀法之高超，使得这么市井的任务宛若一场艺术表演一般。之后魏惠王向他问起这门惊人的技艺，庖丁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于是进一步解释了，他是怎样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其结果即是，庖丁并不是砍断牛身上经络相连、肌肉聚结的地方，而是将锋利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于是在运转刀刃时就宽绰而有余地了。
他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庖丁轻松的舞蹈会被麻烦打断，这种时候，他就会集中一些注意力（尽管他仍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来应对他面前的形势：“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魏惠王清楚地意识到了庖丁之言绝不限于解牛，其后大有深意。他大赞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句话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庖丁解牛的故事应被看做一则隐喻。这个故事出自道家著作《庄子》一书，此书主要探讨了“无为”的价值观，或者说是不故意人为。字面上，“无为”即“不尝试”或者“不作为”，但它绝不是指迟钝的不行动。事实上它指的是，当人进入一种积极、有效的佳境时所体会到的自由、自得、自若的精神状态。对于进入无为境界的人来说，恰到好处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就如同身体在听到诱人音律时会自然而然地舞动。这种和谐状态是具有复杂和整体性的，需要身、情、心的合而为一。庖丁的刀“刀刃若新发于硎”，是因为它“技经肯綮之未尝”，“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同样得，无为之人亦只悠游于生活中的开阔所在，避免那些会害人精神、伤人身体的是非之地。这是一则历久弥新的隐喻。举个例子，我本人可以证实这种说法，经历了四十余年时有艰辛的生活后，我自己的刀刃已有些破损钝塞了。
字面上，“无为”即“不尝试”或者“不作为”，但它绝不是指迟钝的不行动。
早期中国人对于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进行过很多争论，而如何修成“无为”境界则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其他早期道家著作中，比如《老子》，对“无为”的特性描述以简洁隐晦的诗句形式出现，而不是故事。他们常将“天道”形容成教化之人处世立身所应遵从的典范。在这些诗中，老子学派的贤人通过不尝试任何人为，只是与大自然一同融入“未始有物”的和谐之中，从而达到“无为”。道家诗作的显著特征是顺其自然的安逸和无我之境的自然，后者在早期儒家思想中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可能会让你有些吃惊，因为儒家思想一贯与迂腐的传统主义和古板的礼制相联系，这些都被认为是“无为”的对立面。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保持刻板的传统礼教方面做了很多。在学习的初期，胸怀大志的儒家君子需要背诵极其大量的古代文献，学习鞠躬的精确角度，学习进入室内时正确的踱步步幅。他的坐垫必须一直保持完全笔直。然而，所有这些严苛与限制，都最终旨在培养一种既有后天培养却又源于内心的自发性，实际上，直到个体完全超越了需要思考和努力的境界，训练的过程才能算得上圆满。
我的猜想是，在人生的某些时间点上，我们都体验过这种事半但功倍的结合。当我们完全的投入在切菜和炒菜中时，一顿复杂的晚餐就在我们眼前自己完成了。在完全放松时，我们在一场重要的面试中应对自如，甚至至都没有意识到它进行的如此顺利。我们这些对自发性所带来的快乐和力量的亲身体验“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中国古代故事如此具有感染力，并表明这些思想家正要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结合中国智慧与现代科学，我们现在可以去理解这些状态是如何达成的。
口语上，我们在表达自己时通常将自我一分为二：“我这个早上没能叫自己起床。”“我必须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尽管我们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语句，但如果你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它们有点奇怪。是谁不想起床？他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的舌头真的有自己的意志吗，我怎么才能管住它？（如果我不是我的舌头，我又是谁？）因为从来只有一个“我”参与，所以这种自我分裂的对话显然是比喻而非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分裂的对话肯定不仅限于英语中：我们可以从许多古代中国“无为”的故事里看到，很多故事都包括了一段叙述性的”自我“和一部分多少带些自觉性的”本我“的描写。
当我们走路时，我们可以看到，自觉的”本我“采取了行动。我们无需担心如何走路，当我们走路时也无需有意识地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只要走就可以了。事实上，光是在努力走路时”思考“如何走路都要费一番周折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从大脑意识中获得任何信息，就能做到许多事情，而走路只是其中一件。当我们仔细考虑这件事时，我们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一种分裂感，那源于有意识的“自我”与无意识却常常显得有思想的身体之间的分离。
近期研究表明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只有一个主体“我”，但是在一个重要的官能意义上我们可以被分为两个个体。当下的一个共识是，人类的思想可以被分为两个有着鲜明特质的系统。其中居于首位并且最为重要的系统（隐形的热认知，即“一号系统”）反应迅速，自动，无需费力，并且多为无意识的，大略对应我们称为的“身体”或者庄子称为的“天道”。第二种系统（显性的冷感知，即“二号系统”）反应缓慢，谨慎，费力且有意识，大致对应于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有意识，陈述性的自我。
所以当我说我不得不迫使自己不去拿第二份提拉米苏时，此时发生的挣扎就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了。我的意识，即冷系统，关心的是一些长远问题，比如健康和增重，它正努力控制更出于本能的热系统，后者真的很喜欢提拉米苏，并且不像冷体系那样忧虑后果。这并不是因为热系统不考虑后果。问题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个系统关于相关后果的观念在很久以前就定型了，而且十分得死板。在我们的进化史中，“糖分和脂肪：很好”这条重要的原则保证了我们的生存，因为一直以来取得充足的营养都是一项挑战。相反的，在今天，放纵我们自己过多摄入这些营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冷系统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它可以在获得新知识后改变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所以，另一种思考两个系统的不同之处的方法就是，热系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古老，更死板，而冷系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新，更易变通——也因此更易适应新的行为后果。
无为的目标就是让两个自我合作得更流畅有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系统甚至在神经解剖学上都是不同的——就是说，他们运作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上。事实上，我们关于两个系统的存在的第一条线索就是从临床案例中得来的，选择性大脑损伤允许研究者在一个系统缺失的条件下观察另一部分运作。看过电影《记忆碎片》（2000）的人都会对一种叫做顺行性遗忘症的疾病有所了解：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无法形成新的，陈述性的短期记忆。他们记得自己是谁以及更加遥远的过去但却被宣告——至少是意识里——永久的遗忘现在。有趣的是，尽管这些病患无法在意识里形成新的记忆，在潜意识层次里他们可以形成新的，非陈述性的记忆。他们无法有意识地回忆起那个他们每天见面，手掌里藏着图钉的医生，可却会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握他的手。
当涉及不同类型的技能时，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脱节：无意识的“知道怎样做这件事”和有意识的“知道这件事本身”是截然不同的。和情感记忆一样，这两种类型的认识似乎似乎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并保存的。失忆的患者不仅能“记得”不去和图钉医生握手，他们还可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指导之后，学习到新的身体技能，却没有相关训练的意识层面的记忆。即使患者完全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个新技能，以及为什么获得这个新技能。
因此，尽管“心”和“身”的说法在技术层面是不精确的，这种说法的确抓住了两个系统在重要功能上的区别：意识层面的缓慢、冷漠，和无意识的迅速、热烈，后者是身体上的本能、直觉以及技能。“我们”倾向于认同冷漠、缓慢的那一套系统，因为这是我们的意识感知以及自我意识的基础。然而，在这层自我意识之下，是另外一个自我——更广阔、更强大——我们不能直接与之沟通。如何分开双腿、四处移动，这是我们的意识中更为深层、进化上更为古老的部分。当我们试图抗拒提拉米苏的诱惑，或者在重要的会议之前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时，我们就是在与这个部分抗争。
无为的目标是让这两个自我融洽而有效率地一起工作。对于一个处于无为状态的人来说，心就是身，身就是心；这两个系统——热烈的和冷漠的，迅速的和迟缓的——完全浑然一体了。这个融合的结果，就是心智获得了自发性，完美地适应了环境。在观众看来，庖丁解牛表现得易如反掌，反应出了庖丁本人的内在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听凭“神欲”的引导，无须费力，牛肉如土委地。
让我们回忆一下，庖丁是怎么向魏惠王描述自己在三个不同阶段“看到”的不同情况的：“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些句子似乎也描述了用不同部分的自我来进行的“观看”行为。当庖丁完全是一个新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牛”本身，这个时候他仅仅是用肉眼来看的，他注视着这个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动物，他必须用某种方法把它的肉分割开来。任何一个近距离观看过牛的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这还真不是什么普遍的体验——都可以生动地想象出新手庖丁面临的困境。他就在那儿站着，站在一堵巨大的、皮毛和鲜肉组成的墙面前，手里拿着牛刀，不知道怎么开始，开始切第一刀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
在三年的实践和练习之后，庖丁达到了“未尝见全牛”的境界。或许庖丁现在看着牛，所见到的是类似肉铺中挂在牛肉上面的那种图表，标示出切牛肉的不同刀法。牛对于他来说不再是横在他道路当中的一个沉默的、迟钝的家伙。借助着他的练习和分析思路，庖丁现在感知到的是牛的不同组成部分，感知到的是他领会的一套刀法，或者是一系列他将要面对的挑战。
最终，庖丁达到了一个境界，如他所说，他不再用肉眼观看了。他解释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但是，为了理解他是怎样故意关闭他的大脑中某个区域的，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一下，人为努力和主观意识是怎样在内部运作的。
让我们从一个小练习开始。看下面的一列词，尽可能迅速地默读每一个字，然后根据这个词是用（打字机上档）大写字母，还是（打字机下档）小写字母写的，大声说“upper”（大写）或者“lower”（小写）。
UPPER
lower
lower
upper
LOWER
除非你是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外星机器人，否则你很可能前面一切顺利，直到你读到最后两个词，并踌躇更久才在看到小写单词“upper“(大写）时说出“lower“（小写），看到大写单词”LOWER“（小写）时说出”upper"（大写）。当你开始念的时候，会有小小的停顿——感到你必须阻止自己，不是要读出这个词，而是要注意它的大小写——这种现象被叫做魅力，是自觉的意志和人为努力的标志。这种要求某人看意义和外形不匹配对象的任务，通常被叫做“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这种任务得名自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论文研究这种效应的美国心理学家，他创造性地用不匹配的颜色打印某个表示颜色的词（例如，绿这个词用红色来印）。斯特鲁普任务是叫做认知控制器官执行控制功能的一个典型例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冷漠的表层意识（二号系统）有权介入，并自动介入了自主管控，无需努力的一号系统。
脑成像研究表明认知控制特别涉及两块大脑区域：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和外侧前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两者加起来就是大脑的“认知控制区域”。虽然对于各区域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仍有争议，但有种说法尚且可信，即ACC的角色就像烟雾探测器，而LPFC就像消防应急小组。ACC像烟雾探测器一样时刻处于监测模式，等待着嗅出一丝危险的烟雾，比如认知冲突。在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中，我们的大脑内有两种自动化反应相冲突：对字体或颜色的感知与对简单文字的自动反应（假设我们都识字且这些字都是我们的母语）。这种冲突就会引发ACC向LPFC发出警报，让其来处理这种情况。
LPFC 负责许多高级认知功能，如有意识知识和无意识知识的融合，工作记忆（意识的小聚光灯，让我们能聚焦在那些清晰明了的信息之上）及有意识的规划。与斯特鲁普任务最相关的一点：LPFC 也通过加强任务相关网络的活性来减弱其他网络的活性，从而控制大脑的其他区域。通过减弱某些神经通路，LPFC 实质上就是在叫它们停止活动，相当于阻燃泡沫的作用。
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及开始支持它的科学）告诉我们，许多理想境界的最佳追求方式是绕道而求之。
在上文的斯特鲁普任务中，要求你看到单词LOWER（小写）却说出upper（大写）。ACC 让LPFC知道你对单词大小写的感知与对单词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冲突。然后LPFC运用对任务要求的理解——任务要求你大声说出单词的大小写，而不是念出单词本身——于是决定说“upper（大写）”优先。随后，LPFC发信号告诉检测大小写的视觉系统继续；这种对视觉系统的加强会促使文字认知系统关闭。这一连串繁琐程序就会导致反应短暂延迟和一种费劲感。但当单词lower(小写)就是以小写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你是不用费这种劲的。因为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两块区域合作很和谐，ACC冲突监测器没有被激活，LPFC 也没有被要求裁定神经元间的纠纷。如果你想一下学习一门新技能（驾驶、划皮艇等任何技能）的过程，你也会对认知控制的大脑内部感受有所了解。初期，你需要不断保持警觉心并付出努力（ACC和LPFC都非常活跃），可一旦你掌握了这门技能，刻意控制就转变成了潜意识的、自动化的系统，你的大脑意识就可获得释放去完成其他任务。
具备这一知识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处于“无为”境界的大脑大概是如何运作的。得益于最近一些对“无为”状态的神经学研究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对它描绘出一幅相当精确的画面。由查理斯·利姆（Charles Limb）和艾伦·布劳恩（Allen Braun）主持的一项研究巧妙地观察到了专业爵士钢琴家在演奏时大脑内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无磁性的钢琴键盘，内置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本质上就是个巨大的磁铁）。然后研究者让钢琴家们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弹奏。第一种情况为“音阶”，要求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弹奏C大调音阶的一个八度。第二种情况为“爵士乐即兴创作”，要求他们用与刚刚相同的调即兴创作一段旋律，并且得在之前要求他们记忆的作品基础之上创作这段旋律。
这些研究者们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当钢琴家转换进入即兴创作模式时，脑区的激活状况：LPFC大范围钝化，但相关感觉运动系统、ACC和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的额极部分活力大增。该研究表明，在自发的但高技能要求的情境下，如爵士乐即兴创作，具有冲突检测功能的ACC始终在后台保持警惕，即使在LPFC关闭的时候，也不放松。当我们完全投入一个复杂的活动时，就进入了一种放松但又警惕的模式，上述特殊的神经结构，可能在主观上与这种模式相符合。换句话说，至少有一些形式的“无为”状态似乎包括关闭主动自觉意识和控制但保持后台警惕。当你的意识松懈时，你的身体会接替意识。
中国古代的“无为”理想就包含这种不费力作为的活动，而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躯令人惊叹。毕竟，当魏惠王看完庖丁解牛之后，并没有感谢庖丁教他如何杀牛，而是感慨庖丁教会了他如何养生。这就是“无为”的力量。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仔细推究并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奋斗来实现它们。但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及开始支持它的科学）告诉我们，许多理想境界的最佳追求方式是绕道而求之。加强自发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处世立身之道，并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实现游刃有余。
作者 Edward Slingerland；插画 Pep Monsterrat；2014年2月6日
本文作者Edward Slingerland 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研究教授，担任该校中国思想和具身认知（Chinese Thought and Embodied Cognition ）的研究主席。
本文节选自Edward Slingerland所著的《Trying Not to Tr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pontaneity》一书，版权© 2014，将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旗下的皇冠出版社 （Crown Publishers）出版，出版日期定为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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