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城邦的动物
在这个寒假，笔者观看了史蒂文·史密斯教授的《政治哲学导论》，史密斯先生是耶鲁大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教授，他的这门课是为本科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但是含金量仍然相当的高，毕竟，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的开放性在于，只有问题与意见，而无知识。我们永远追问正义，公平，秩序为何物，而不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们作出如何的回应，他们的见解都不会是万世不变之定法。我们不断追问最优政体的构成与组织形式，而最优政体仍然处在生成的状态，它的可能性还未能展露为现实性。像史密斯教授所说，政治哲学生存的空间就是在现存政体与最优政体的间隙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政治哲学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政治哲学的这种张力与哲学的本义是相通的，因为政治哲学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母体，它甚至可能是哲学最为重要的子嗣。
在当代，政治哲学是一门显学，政治哲学是在西方哲学学科建构下的支脉，意味着中国虽然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哲学，但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毋宁说，所承继的学统，是即苏格拉底以来西方政治学与政治科学的传统，而非儒家与道家的政治学说。冯友兰先生曾以西方哲学之瓶，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之“酒”，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缘于中国有哲学思想，却无哲学——有酒无瓶。同样的道理，所谓的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古代拥有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思想，但却无政治哲学，第一个原因，中国传统哲学的建构将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与经世思想严格地统一起来，甚至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宇宙论本体论，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后来的政治思想服务的，它们本身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韩非照搬过来，做了法家集权政治的本体论基础（可见《韩非子》《解老》篇）；董仲舒把汉代谶纬的神学和自然哲学搬过来，做了本体，甚至他的“性如茧如卵”、“吾上质于圣人之性，故曰性未善”的伦理学，都不能说具有独立的价值，它们的存在，都是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奠基。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处，宇宙论与伦理学的这种为政治思想服务的功能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这种现象与中国传统圣王合一的观念是有密切关联的，而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最著名的一个观点，就是“哲学王”：“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统治者真正学会哲学地思考，否则世间的痛苦失序就不会终结”。以此观之，在轴心时代，东西文明有一个共同的智慧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下表述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这一观点当然会有反对的声音，但却是笔者根据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与儒家道统，所赞同和坚持的观点，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亚里士多德云，人是城邦的动物。不关心政治的哲学完全是空中楼阁，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力地避免了政治与经学的分离，但在西方，不同的趋向是——政治哲学彻底从哲学中脱出。这种不同的走向暗示着，当代西方哲学陷入的固步自封状态，与古希腊时期其即患有的某种慢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在此处，笔者不能再展开说明了。总之，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却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鲁迅说过中国人有“流毒无穷的聪明”，此处可以见之一二。笔者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也并非是要停留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处，而是要重新回到中国的学统中来，这是一条弯路，如同海德格尔写给雅思比尔斯的信所述：“我已准备好走一条弯路”（这条弯路指海德格尔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在这个时代，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回归到本文的题目上来。选择观看这套课程并不仅仅因为其题目，史密斯教授本人也拥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学术背景——他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笔者对于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关注与研究已有一段时日，施特劳斯本人长期坐镇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他学术的独特风格在芝加哥大学沉淀下来，以至于他的很多同事与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向一种学术目标努力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史密斯教授既然是芝加哥大学出身的政治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影响。据我所知，他著有《阅读施特劳斯》一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笔者还未拜读此书，但希望通过观看史密斯教授的课程，加深对施特劳斯的理解。
显然，史密斯教授精熟此道，但笔者发现，他的观点偏离施特劳斯本人的见解远矣。我们从施特劳斯晚年着力研究的苏格拉底问题来对比一番。苏格拉底之死暴露哲人与僭主，与庸众的深刻矛盾，哲学的本意是“爱智”，而非“爱知”，哲学并非对于常识或固定成见着迷，相反，哲学本身包含的开放性，思辨性，要求哲学必须不断地自我扬弃，而知识则是固定的。那么当宗教或政治意图将某种仍待商榷的见地偷换成知识灌输给包括哲人在内的城邦公民，哲学家出于天职必须提出质疑。苏格拉底所承受的罪责是腐化青年，以及对神灵的不屑，但如史密斯教授所说，苏格拉底并不是意欲打碎偶像，相反，在《克力同》篇中，苏格拉底意图保存现有的政治与神学秩序。但对于哲人本身，问题与答案之间不应该是一一对应的，而例外则为政治与神学所不容。因而，哲人在城邦中生活的合法性就显得岌岌可危，因为哲人试图从诗与律法中挣脱（哲学与诗，哲学与律法，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强调的两对紧张对立的范畴），诗歌表现为神话，而律法表现为教条，它们与哲学的本性并不相容。
苏格拉底的确质疑神灵，但并未兜售无神论，虽然城邦不能容忍任何类似的行为，但西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竟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不能不引人深思，这显示出，哲人与民众的矛盾与其同僭主和城邦的矛盾一样剧烈。出于对民主的混乱无序地极端厌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试图建立“理想国”，理想国上下有别，故民不争，简言之，理想国的乌托邦形态构建，是作者向着与雅典民主背道而驰的方向努力的，如本文开头所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试图让“哲学王”当政，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极端审慎，代替公民的喋喋不休。到这里，我们不免提出疑问，苏格拉底之死是否表明，雅典式民主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以至于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还是说，哲人自身需要积极地适应城邦与律法？
显然，在柏拉图的选择之外，停留着另外一条不同的选择，就像史密斯教授所言，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之后，并未按照柏拉图的构想行进，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努力，以至于有了史密斯教授引以为豪的美国式民主。史密斯教授认为，正是自由的雅典城邦，提供给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生存的空间，“换在任何其他一个古代国家，他们都不会出现”，因而，柏拉图的意图一定不会是反民主的，在第六集，史密斯教授征引出《理想国》的一段偏僻的段落，表明柏拉图——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充分赞同。实际上，他本人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面对波普尔式的责难，即将柏拉图描绘成纳粹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滥觞，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翻开《理想国》，其间社会理想又的确远离了民主制。因为《理想国》创作于苏格拉底之死不久，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反思极大影响了本书的创作：只有哲人成为王，哲人才能够免于迫害。才能够开明的统治。
史密斯教授这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辩护的愿望当然是出于常识与一种看似不偏不倚的角度而考虑的，不管最优政体为何，出言反对自己国家的政体是离经叛道而危险的。曾经听到一种言论，加拿大女哲人加鲁里，十几年来在反对施特劳斯学派上颇多用力，但实际上，她的这种行为正是出于施特劳斯隐微教义的考虑：她通过丑化施特劳斯来宣传施特劳斯。我们不去谈论史密斯与加鲁里内心究竟做如何想，我们只要去看他们通过文字，声音，表露出来的倾向。那么他们明显表示，他们的学术旨趣，与柏拉图和施特劳斯迥乎不同。与柏拉图一样，施特劳斯选择了哲人的生活，施特劳斯在哲学王之外开出了哲人避免迫害的另一条路径：隐微写作。中国古人讲过，明哲保身，《中庸》也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哲人为了避免遭遇苏格拉底式的悲剧，谨慎地选择表述自己的言论，是后世大多数哲人选择的方法，也就是说，哲学写作应该分为两层，显白层，供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观看。隐微层，供上层精英与哲人观看，这样可以避免庸众对自身学说的误解，以及别有用心恶人的文字迫害。不过，另外的方式也存在，亚里士多德为了避免苏格拉底重蹈覆辙，选择远遁，最终死于异乡，然而有人论述过，如果在两个政体相同的国家之间逃遁，因为触犯了两国相同的原则，这种努力是无效的。总之，不管哲人与僭主，哲人与民众的矛盾究竟有多大，隐微写作是不是前现代哲学家写作的共识，柏拉图与施特劳斯共同推进努力的方向，都是力图恢复一种前现代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出于本文开头所讲，哲学的本意：爱智。民主不是最优的政体，如果是，政治哲学不会存在。哲人也并非一定要走向神义论。哲学家必须对这一点保持清醒。正因如此，浸润在雅典民主中的最伟大哲学家柏拉图，他最伟大的著作探讨的是民主的反面；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也被称为政治保守主义，成为克林顿政府背后的强大思想资源。在历史上有一些容易征引的事例。雅典民主如果没有某种帝国主义倾向，他们根本无法击败波斯帝国，根本没有勇气与野心远征西西里，甚至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果单纯靠着软弱无能的民主制，美国不可能赢得二战的胜利，事实上，二战期间，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苏格拉底说，自己是一只叮咬城邦骏马的牛虻，柏拉图亦然，施特劳斯亦然。他们在西方民主制的内部进行着某种釜底抽薪的工作，但结果却是如牛虻叮咬般，出乎哲人本身意料之外的，推进民主制的自我反思与扬弃。可谓是“小骂大帮忙”。
回到中国传统中来。轴心时代，孔子做出和柏拉图一样的选择，并且两千年来的中国智识人，都在朝向这一个方向努力，儒法之争已经是中国最尖锐和弥久不散的争论，但是不管改革或守旧，井田制还是土地私有化，刑还是德，儒法两家都是为了完善这种威权政治，它们殊途同归。不能够说，孔子讲一个仁爱待人，讲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就是一个民主圣王，就是提倡一种民主制的隐微教义，中央集权的专制就完全是法家的责任——儒家的内圣外王，圣王合一才是核心观念，伦理学是为政治哲学服务的，这个观点在文章开头我们就有所强调。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儒宗，熊十力先生，他的《论六经》偏偏是要将孔子塑造成民主制的滥觞。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们，都是在向这样一种荒谬的方向行进，牟宗三先生公然宣称，西方民主制就是他认为的最优政体。作为对儒家学说有着充分同情的笔者，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这样一种走向，不能不表示巨大的失望。儒学，自始至终，千年以来，始终是圣王学。圣王学已经道尽一切：圣人与生民的冲突，与哲人与民众的对立，是极其类似的。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的圣人总想教化皇帝，又想保障人身安全，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鹦鹉前头不敢言，到头来却说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和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失意又何其相似！
因而笔者认为，这个时代的学者，迫切需要找回孔子和柏拉图的本意，也就是找回哲学“爱智”的本性，找回圣王学的微言大义。如同史密斯教授所说：“像柏拉图一样思考”，中国学者就要像孔子一样思考。孔子的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心向三代圣王，柏拉图构建出了理想国，不管最优政体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哲人与圣人都应该审慎的观察，理性地思辨，让政治哲学与儒学复归政治本身，让哲学重新回到人的生活世界。
2014.2.26
在当代，政治哲学是一门显学，政治哲学是在西方哲学学科建构下的支脉，意味着中国虽然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哲学，但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毋宁说，所承继的学统，是即苏格拉底以来西方政治学与政治科学的传统，而非儒家与道家的政治学说。冯友兰先生曾以西方哲学之瓶，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之“酒”，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缘于中国有哲学思想，却无哲学——有酒无瓶。同样的道理，所谓的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古代拥有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思想，但却无政治哲学，第一个原因，中国传统哲学的建构将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与经世思想严格地统一起来，甚至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宇宙论本体论，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后来的政治思想服务的，它们本身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韩非照搬过来，做了法家集权政治的本体论基础（可见《韩非子》《解老》篇）；董仲舒把汉代谶纬的神学和自然哲学搬过来，做了本体，甚至他的“性如茧如卵”、“吾上质于圣人之性，故曰性未善”的伦理学，都不能说具有独立的价值，它们的存在，都是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奠基。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处，宇宙论与伦理学的这种为政治思想服务的功能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这种现象与中国传统圣王合一的观念是有密切关联的，而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最著名的一个观点，就是“哲学王”：“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统治者真正学会哲学地思考，否则世间的痛苦失序就不会终结”。以此观之，在轴心时代，东西文明有一个共同的智慧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下表述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这一观点当然会有反对的声音，但却是笔者根据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与儒家道统，所赞同和坚持的观点，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亚里士多德云，人是城邦的动物。不关心政治的哲学完全是空中楼阁，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力地避免了政治与经学的分离，但在西方，不同的趋向是——政治哲学彻底从哲学中脱出。这种不同的走向暗示着，当代西方哲学陷入的固步自封状态，与古希腊时期其即患有的某种慢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在此处，笔者不能再展开说明了。总之，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却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鲁迅说过中国人有“流毒无穷的聪明”，此处可以见之一二。笔者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也并非是要停留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处，而是要重新回到中国的学统中来，这是一条弯路，如同海德格尔写给雅思比尔斯的信所述：“我已准备好走一条弯路”（这条弯路指海德格尔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在这个时代，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回归到本文的题目上来。选择观看这套课程并不仅仅因为其题目，史密斯教授本人也拥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学术背景——他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笔者对于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关注与研究已有一段时日，施特劳斯本人长期坐镇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他学术的独特风格在芝加哥大学沉淀下来，以至于他的很多同事与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向一种学术目标努力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史密斯教授既然是芝加哥大学出身的政治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影响。据我所知，他著有《阅读施特劳斯》一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笔者还未拜读此书，但希望通过观看史密斯教授的课程，加深对施特劳斯的理解。
显然，史密斯教授精熟此道，但笔者发现，他的观点偏离施特劳斯本人的见解远矣。我们从施特劳斯晚年着力研究的苏格拉底问题来对比一番。苏格拉底之死暴露哲人与僭主，与庸众的深刻矛盾，哲学的本意是“爱智”，而非“爱知”，哲学并非对于常识或固定成见着迷，相反，哲学本身包含的开放性，思辨性，要求哲学必须不断地自我扬弃，而知识则是固定的。那么当宗教或政治意图将某种仍待商榷的见地偷换成知识灌输给包括哲人在内的城邦公民，哲学家出于天职必须提出质疑。苏格拉底所承受的罪责是腐化青年，以及对神灵的不屑，但如史密斯教授所说，苏格拉底并不是意欲打碎偶像，相反，在《克力同》篇中，苏格拉底意图保存现有的政治与神学秩序。但对于哲人本身，问题与答案之间不应该是一一对应的，而例外则为政治与神学所不容。因而，哲人在城邦中生活的合法性就显得岌岌可危，因为哲人试图从诗与律法中挣脱（哲学与诗，哲学与律法，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强调的两对紧张对立的范畴），诗歌表现为神话，而律法表现为教条，它们与哲学的本性并不相容。
苏格拉底的确质疑神灵，但并未兜售无神论，虽然城邦不能容忍任何类似的行为，但西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竟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不能不引人深思，这显示出，哲人与民众的矛盾与其同僭主和城邦的矛盾一样剧烈。出于对民主的混乱无序地极端厌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试图建立“理想国”，理想国上下有别，故民不争，简言之，理想国的乌托邦形态构建，是作者向着与雅典民主背道而驰的方向努力的，如本文开头所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试图让“哲学王”当政，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极端审慎，代替公民的喋喋不休。到这里，我们不免提出疑问，苏格拉底之死是否表明，雅典式民主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以至于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还是说，哲人自身需要积极地适应城邦与律法？
显然，在柏拉图的选择之外，停留着另外一条不同的选择，就像史密斯教授所言，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之后，并未按照柏拉图的构想行进，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努力，以至于有了史密斯教授引以为豪的美国式民主。史密斯教授认为，正是自由的雅典城邦，提供给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生存的空间，“换在任何其他一个古代国家，他们都不会出现”，因而，柏拉图的意图一定不会是反民主的，在第六集，史密斯教授征引出《理想国》的一段偏僻的段落，表明柏拉图——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充分赞同。实际上，他本人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面对波普尔式的责难，即将柏拉图描绘成纳粹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滥觞，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翻开《理想国》，其间社会理想又的确远离了民主制。因为《理想国》创作于苏格拉底之死不久，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反思极大影响了本书的创作：只有哲人成为王，哲人才能够免于迫害。才能够开明的统治。
史密斯教授这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辩护的愿望当然是出于常识与一种看似不偏不倚的角度而考虑的，不管最优政体为何，出言反对自己国家的政体是离经叛道而危险的。曾经听到一种言论，加拿大女哲人加鲁里，十几年来在反对施特劳斯学派上颇多用力，但实际上，她的这种行为正是出于施特劳斯隐微教义的考虑：她通过丑化施特劳斯来宣传施特劳斯。我们不去谈论史密斯与加鲁里内心究竟做如何想，我们只要去看他们通过文字，声音，表露出来的倾向。那么他们明显表示，他们的学术旨趣，与柏拉图和施特劳斯迥乎不同。与柏拉图一样，施特劳斯选择了哲人的生活，施特劳斯在哲学王之外开出了哲人避免迫害的另一条路径：隐微写作。中国古人讲过，明哲保身，《中庸》也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哲人为了避免遭遇苏格拉底式的悲剧，谨慎地选择表述自己的言论，是后世大多数哲人选择的方法，也就是说，哲学写作应该分为两层，显白层，供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观看。隐微层，供上层精英与哲人观看，这样可以避免庸众对自身学说的误解，以及别有用心恶人的文字迫害。不过，另外的方式也存在，亚里士多德为了避免苏格拉底重蹈覆辙，选择远遁，最终死于异乡，然而有人论述过，如果在两个政体相同的国家之间逃遁，因为触犯了两国相同的原则，这种努力是无效的。总之，不管哲人与僭主，哲人与民众的矛盾究竟有多大，隐微写作是不是前现代哲学家写作的共识，柏拉图与施特劳斯共同推进努力的方向，都是力图恢复一种前现代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出于本文开头所讲，哲学的本意：爱智。民主不是最优的政体，如果是，政治哲学不会存在。哲人也并非一定要走向神义论。哲学家必须对这一点保持清醒。正因如此，浸润在雅典民主中的最伟大哲学家柏拉图，他最伟大的著作探讨的是民主的反面；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也被称为政治保守主义，成为克林顿政府背后的强大思想资源。在历史上有一些容易征引的事例。雅典民主如果没有某种帝国主义倾向，他们根本无法击败波斯帝国，根本没有勇气与野心远征西西里，甚至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果单纯靠着软弱无能的民主制，美国不可能赢得二战的胜利，事实上，二战期间，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苏格拉底说，自己是一只叮咬城邦骏马的牛虻，柏拉图亦然，施特劳斯亦然。他们在西方民主制的内部进行着某种釜底抽薪的工作，但结果却是如牛虻叮咬般，出乎哲人本身意料之外的，推进民主制的自我反思与扬弃。可谓是“小骂大帮忙”。
回到中国传统中来。轴心时代，孔子做出和柏拉图一样的选择，并且两千年来的中国智识人，都在朝向这一个方向努力，儒法之争已经是中国最尖锐和弥久不散的争论，但是不管改革或守旧，井田制还是土地私有化，刑还是德，儒法两家都是为了完善这种威权政治，它们殊途同归。不能够说，孔子讲一个仁爱待人，讲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就是一个民主圣王，就是提倡一种民主制的隐微教义，中央集权的专制就完全是法家的责任——儒家的内圣外王，圣王合一才是核心观念，伦理学是为政治哲学服务的，这个观点在文章开头我们就有所强调。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儒宗，熊十力先生，他的《论六经》偏偏是要将孔子塑造成民主制的滥觞。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们，都是在向这样一种荒谬的方向行进，牟宗三先生公然宣称，西方民主制就是他认为的最优政体。作为对儒家学说有着充分同情的笔者，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这样一种走向，不能不表示巨大的失望。儒学，自始至终，千年以来，始终是圣王学。圣王学已经道尽一切：圣人与生民的冲突，与哲人与民众的对立，是极其类似的。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的圣人总想教化皇帝，又想保障人身安全，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鹦鹉前头不敢言，到头来却说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和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失意又何其相似！
因而笔者认为，这个时代的学者，迫切需要找回孔子和柏拉图的本意，也就是找回哲学“爱智”的本性，找回圣王学的微言大义。如同史密斯教授所说：“像柏拉图一样思考”，中国学者就要像孔子一样思考。孔子的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心向三代圣王，柏拉图构建出了理想国，不管最优政体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哲人与圣人都应该审慎的观察，理性地思辨，让政治哲学与儒学复归政治本身，让哲学重新回到人的生活世界。
20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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