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论中国小说现代性
《想象中国的方法》 p.7-8
文献：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现代”一词，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别的不说，单就多少学说创作，书籍刊物，竞以“新”字为标榜，即是一例。从《新石头记》到《新中国未来记》，有心作者无不冀求在文字、叙述、题材上挥别以往。诚然，刻意求新者往往只落得换汤不换药，貌似故步自封者未必不能出奇制胜。重要的是，无论意识形态的守旧或维新，各路人马都已惊觉变局将至，而必须采取有别于过去的叙写姿态。
有心者可以反诘，这种传统之内自我改造的现象，以往的文字史不是已屡有前例可循？晚明时期诗文小说的中兴，只是其中之一。何以我们不称之为“现代”呢？我的回应，是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之中。晚清之得称现代，毕竟由于作者对“新”及“变”的追求与了解，不再能于单一的、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相对的，现代性的效应及意义，必得见诸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力交流的网络中。
但有心者仍可反诘，以往中国的文学，不亦曾有异邦因素的融合介入？六朝以降，西域佛学母题及续写形式的传播；唐代中亚音乐模式的引进，对古典中国的诗词叙述，均造成深远影响。即便如是，我们仍需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国际的（未必平等的）对话的情境。“国家”兴起，“天下”失去，“文学”从此不再是放诸四海的艺文表征，而成为一时一地一“国”的政教资产了。准此，我们不妨复习文学史家所一再传述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民主思维的演义，内在心理化及性别化主体的发掘，军事、经济、文化生产的体制化，都市/乡村视景的兴起，革命神话的建立，还有最重要的，线性历史时间感的渗透。这些现象即是作家创作的条件，也是他们描摹的对象。但只要把眼光放大，我们则知所有现象均可见诸西方，而且经过长期实验，方底于成。当它们移入清末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明中，却失去时间向度，产生了立即性的迫切感。它们散发符咒般的魅力，催促一代中国人迎头赶上。识者称现代中国文学建立在一种“亏欠的话语”上，不是虚言。作者读者觉得我们难偿历史进程的时差，如果不继续借镜，或借贷西方的文化及象征资本，更是无以为继。
以上的描述，也许已说明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环境或条件，却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文学的“现代性”有可能因应政治、技术的“现代化”而起，但并无形成一种前因后果的必然性。让我们再思前述“现代”一词的古典定义：求新求变，打破传承。果如是，“现代”总要冲毁历史（时间！）网罗，自外于成规典律。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了解，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那么所谓的“现代”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因为对“输出”现代的原产地作者读者，这一切都已是完成式了。五四之后的作家狂热推展写实及现实主义，却要被视为捡取19世纪西方的遗唾，即为一例。（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西方评者读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现，不应局限于东方主义的奇观心态上。因为这里所谓的“新”，同样是来自双方的隔膜，而非不断的对话与比较。）
文献：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现代”一词，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别的不说，单就多少学说创作，书籍刊物，竞以“新”字为标榜，即是一例。从《新石头记》到《新中国未来记》，有心作者无不冀求在文字、叙述、题材上挥别以往。诚然，刻意求新者往往只落得换汤不换药，貌似故步自封者未必不能出奇制胜。重要的是，无论意识形态的守旧或维新，各路人马都已惊觉变局将至，而必须采取有别于过去的叙写姿态。
有心者可以反诘，这种传统之内自我改造的现象，以往的文字史不是已屡有前例可循？晚明时期诗文小说的中兴，只是其中之一。何以我们不称之为“现代”呢？我的回应，是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之中。晚清之得称现代，毕竟由于作者对“新”及“变”的追求与了解，不再能于单一的、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相对的，现代性的效应及意义，必得见诸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力交流的网络中。
但有心者仍可反诘，以往中国的文学，不亦曾有异邦因素的融合介入？六朝以降，西域佛学母题及续写形式的传播；唐代中亚音乐模式的引进，对古典中国的诗词叙述，均造成深远影响。即便如是，我们仍需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国际的（未必平等的）对话的情境。“国家”兴起，“天下”失去，“文学”从此不再是放诸四海的艺文表征，而成为一时一地一“国”的政教资产了。准此，我们不妨复习文学史家所一再传述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民主思维的演义，内在心理化及性别化主体的发掘，军事、经济、文化生产的体制化，都市/乡村视景的兴起，革命神话的建立，还有最重要的，线性历史时间感的渗透。这些现象即是作家创作的条件，也是他们描摹的对象。但只要把眼光放大，我们则知所有现象均可见诸西方，而且经过长期实验，方底于成。当它们移入清末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明中，却失去时间向度，产生了立即性的迫切感。它们散发符咒般的魅力，催促一代中国人迎头赶上。识者称现代中国文学建立在一种“亏欠的话语”上，不是虚言。作者读者觉得我们难偿历史进程的时差，如果不继续借镜，或借贷西方的文化及象征资本，更是无以为继。
以上的描述，也许已说明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环境或条件，却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文学的“现代性”有可能因应政治、技术的“现代化”而起，但并无形成一种前因后果的必然性。让我们再思前述“现代”一词的古典定义：求新求变，打破传承。果如是，“现代”总要冲毁历史（时间！）网罗，自外于成规典律。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了解，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那么所谓的“现代”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因为对“输出”现代的原产地作者读者，这一切都已是完成式了。五四之后的作家狂热推展写实及现实主义，却要被视为捡取19世纪西方的遗唾，即为一例。（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西方评者读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现，不应局限于东方主义的奇观心态上。因为这里所谓的“新”，同样是来自双方的隔膜，而非不断的对话与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