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式幻想”现实主义以及他所用的哥特式手法将他的小说艺术观与托尔斯泰的区分开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晚年创作的故事中，存在着魔鬼信仰和挥之不去的心理困扰的因素，它们把叙事推到情节剧的边缘.
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生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神话具有宗教性质。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两位小说家一直与天使周旋，要求天使阐述关于上帝的表达清晰的神话，对上帝在人的命运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可以证实的论述。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在充满激情的探索过程中得到的答案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的形而上学截然对立，类似于帕斯卡提出的著名的死亡与太阳的永恒对立意象。其次，他们预示了不同目的的鲜明划分，而这一划分是20世纪中出现的宗教冲突和准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世界，就人类的状况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它们体现在小说家使用的不同方式之中，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不可调和的神话体系表明了形成鲜明对比的艺术形式。
我们不能将托尔斯泰身上的这两种力量分离开来；道德家气质和诗人气质共生共存，痛苦感受和创造力活动水乳交融。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宗教冲动与艺术冲动相互竞争，以便获得至上地位。
托尔斯泰的悲剧在于，他将自己的文学天才视为堕落，视为背叛的动因；他原本决心在现实中发现单一的意义和完美的融贯性，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具有全面性和生命力，把这一现实现象打得粉碎。这两部作品将无序之美与作者对哲学根基的追求对立起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许多元素都以戏剧方式反映出宗教特征，其中包括形象和情景、角色名字和他们的语言习惯、作者所用的语言、行为体现的特性。妥思妥耶夫描写了身处信仰危机或者否定危机之中的人物，笔下的角色常常通过否定的方式，非常有力地见证上帝带来的影响。“任何研究妥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的人很快会发现，他所面对的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之中的整个世界。”相比之下，我们无法就托尔斯泰的情况提出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视为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的杰作，对其哲学倾向和宗教倾向仅有非常模糊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的印象是：一名旁观者正在观察；与他希望给读者带来的感觉类似，事件的展开也让他困惑不解，深感震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后台”保持距离。与之相比，就托尔斯泰的情况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与某些神学家的这一态度类似：上帝以全知全能的态度，带着急切的爱意，看待自己创造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标志着人在探索上帝存在的道路经过的各个阶段。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精心展开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深奥的激进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英雄陶醉于理念之中，被语言的火焰吞噬。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寓言式类型或者寓言式化身。除了莎士比亚之外，没有哪位作家以如此充分的方式，刻画出如此复杂的生命力量。
在托尔斯泰看来，存在的只有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永恒对抗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存在的只有他们的永恒统一性。前者以这个世界的目光，从生命之屋内部审视死亡；后者以精神世界的眼光审视生命，对活着的人来说，后者立足的基础似乎就是死亡。
即使在他们逝世之后，这两位小说家也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醉心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持蔑视态度，对悖论情有独钟。托尔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乡村场景和田园氛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语言领域中建筑现代大都市的大师。托尔斯泰渴求真理，这样的过度追求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理的敌视甚至超过了对基督的敌视，怀疑实现绝对理解的可能性，宁愿让自己站在神秘一边。托尔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在上层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非自然的迷宫之中，进入灵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球上，唤起真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表现可以感知的具体经验的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在幽灵之物形成的幻觉边缘，总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击，所探索的东西最终可能证明仅仅是由梦魇支撑起来的薄纱而已。托尔斯泰体现了健康和奥斯匹斯上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托尔斯泰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活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托尔斯泰死后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东正教的肃穆仪式，安息在声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尔斯泰跻身质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的杰出信徒。
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诗歌、戏剧或者小说作品以明显而又神秘的方式，激起我们的想象。与开卷之日相比，我们的身心在掩卷之余出现了变化。在此借用来自另外一个领域的意象：一个人真正理解了塞尚画作的真谛之后，就不会再用原来的眼光去看待一个苹果、观察一把椅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像暴风一般，涤荡我们的心灵，掀开感知之门，用巨大的改变力量，给我们的信念结构带来影响。我们试图记录伟大作品带来的冲击，重造自己受到震撼的信念居所。我们借助某种进行密切交流的原始本能，试图将自己体验的文学作品的品质和力量传递给他人，希望他们对这样的东西敞开心扉。文学批评可以提供的最真实的洞见正是源于这种劝导性尝试之中。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俄罗斯小说看来代表了三大辉煌阶段之一，其余的一个是古雅典和柏拉图时期的戏剧，另一个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在所有这三个时期中，西方心智借助诗意直觉，以飞跃的姿态探索黑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拥有的对人性的许多洞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具有超人的力量和耐受性，具有很大弹性和动物般的韧性。这些特征帮助他穿过个人生活的炼狱，穿过创作过程中想象出来的地狱。约翰•考珀•波伊斯将这一点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行为的核心要素：“即便生活中备受痛苦，他仍然以神秘的发自内心的女性方式享受生活。”他指出，“充盈的生命力量”使这位小说家保持大步向前的创作的方式，即使在物质条件匮乏、身体经历痛苦时也是如此。波伊斯经过细致考察之后发现，甚至在极端痛苦的阶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能得到欢乐；那样的欢乐不带有受虐狂特征（尽管他的气质中存在受虐狂倾向）。更确切地说，它源于原始的本能的愉悦，心智会以自身的韧性，接受这种愉悦。这个人在白热状态下生活。
诚然，用詹姆士的标准来判断，霍桑、梅尔维尔、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孤立的人。他们的创作活动要么远离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环境，要么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环境呈对立状态。看来，詹姆士本人和屠格涅夫运气稍好一点；两人都受到尊重，在文明社会中身居高位，感觉自在，没有牺牲自己目的的完整性。但是，最终看来，写出“巨人”著作的正是理想主义者和受到迫害的人。
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福楼拜的传统是世俗化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是宗教的，源于渗透着宗教体验的氛围，源于这一信仰：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埃斯库罗斯或者弥尔顿类似，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掌握在生活在人间的上帝的手中。他们的观点与克尔凯郭尔的类似，认为人的命运是《或此/或彼》。因此，我们不能以理解《米德尔马契》或者《巴马修道院》的方式去解读他们的作品；我们面对不同的技巧，不同的形而上理念。可以这么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精神小说和精神诗歌，它们的核心目的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对人类救赎的追求”。
在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人眼里，史诗这个理念所强调的感觉是：广袤、严肃、时间的大跨度、英雄主义、淡定平静、叙事的直接性。后来，当批评语言被用于现实主义小说时，它们尚未形成与之相配的适当说法。只有“史诗”一词似乎是明确的、全面的，可以概括描述托尔斯泰小说的特征，或者就此而言，概括描述《白鲸》的特征。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中，战争与死亡带来浩劫，然而不变的是这一核心意义：它们确认，生命本身是美丽的，人们的活动和岁月值得记录下来；没有什么灾难具有终极性，甚至焚毁特洛伊或者莫斯科的大火也无法毁灭这一切。这是因为，在烧焦的高塔之外，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之外，碧蓝的海水依然起伏不息；当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被人遗忘以后，丰收的季节——用蒲柏诗歌采用的意象来说——将会再次“给山坡涂上一抹金黄”。
恰恰是叙事方式——而不是所包括的时段——使人们觉得，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所用的手法与史诗之间存在相似性。两位大师都沿着一个核心叙事轴线观察行为；围绕着这一类似螺旋形状的轴线，既有回忆段落，又有向前飞跃的预言，还有离开主线的插入性长篇话题。尽管细节安排错综复杂，在《伊利亚特》中，在《奥德赛》中，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断变化的形式是简单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对现实、对向前运动的时间的无意识信念。
梅尔维尔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刻画了人的状态，根据自己的目的，逐步改变了象征性对应物和场景，像他那样的作家非常少见。但是，他的悲剧观是异乎寻常的，是与一般的存在潮流分离开来的，比如，一搜船与陆地分离开来，在海上航行长达3年之久。在梅尔维尔的宇宙学中，人们几乎就是刀与，就是驶向岛屿的船只。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的范围更宽一些，它不仅包含人类事物的群岛——即无理性的极端状态和孤独——而且还包括大陆。《白鲸》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以语言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绝妙的悲剧镜子，超过了19世纪创作的任何作品。但是，聚焦的光亮在数量和质量上迥然不同，这类似于人们在区分韦伯斯特与莎士比亚两人的成就时涉及的不同种类。
与地位类似的小说家相比，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感性、想象方式和语言策略方面受到戏剧的影响更多。就核心性和复杂性而言，戏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类似于史诗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这种影响见于他的创作活动中，与托尔斯泰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与狄更斯的习惯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过程中以笑剧形式模仿角色，这是戏剧作者气质的一种外在姿态。他驾轻就熟地使用悲剧基调和“悲剧哲学”，这体现了作者具有的丰富感性，从而以戏剧方式并且转换素材。
托尔斯泰小说的叙事如同渐渐涨起的潮水；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时间变形，以狭小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使它失去可能表现品质或进行协调的闲暇时段。他刻意让黑夜中出现频繁活动，如同白昼一般，以免睡眠减弱让人恼怒的事情，以免睡眠化解角色冲突形成的仇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时间经过浓缩，带有幻觉特征，是圣彼得堡的“白夜”，而不是托尔斯泰笔下安德鲁公爵在奥斯特利茨安睡的中午，不是列文找到平静的遥远星空。
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生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神话具有宗教性质。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两位小说家一直与天使周旋，要求天使阐述关于上帝的表达清晰的神话，对上帝在人的命运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可以证实的论述。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在充满激情的探索过程中得到的答案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的形而上学截然对立，类似于帕斯卡提出的著名的死亡与太阳的永恒对立意象。其次，他们预示了不同目的的鲜明划分，而这一划分是20世纪中出现的宗教冲突和准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世界，就人类的状况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它们体现在小说家使用的不同方式之中，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不可调和的神话体系表明了形成鲜明对比的艺术形式。
我们不能将托尔斯泰身上的这两种力量分离开来；道德家气质和诗人气质共生共存，痛苦感受和创造力活动水乳交融。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宗教冲动与艺术冲动相互竞争，以便获得至上地位。
托尔斯泰的悲剧在于，他将自己的文学天才视为堕落，视为背叛的动因；他原本决心在现实中发现单一的意义和完美的融贯性，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具有全面性和生命力，把这一现实现象打得粉碎。这两部作品将无序之美与作者对哲学根基的追求对立起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许多元素都以戏剧方式反映出宗教特征，其中包括形象和情景、角色名字和他们的语言习惯、作者所用的语言、行为体现的特性。妥思妥耶夫描写了身处信仰危机或者否定危机之中的人物，笔下的角色常常通过否定的方式，非常有力地见证上帝带来的影响。“任何研究妥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的人很快会发现，他所面对的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之中的整个世界。”相比之下，我们无法就托尔斯泰的情况提出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视为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的杰作，对其哲学倾向和宗教倾向仅有非常模糊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的印象是：一名旁观者正在观察；与他希望给读者带来的感觉类似，事件的展开也让他困惑不解，深感震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后台”保持距离。与之相比，就托尔斯泰的情况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与某些神学家的这一态度类似：上帝以全知全能的态度，带着急切的爱意，看待自己创造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标志着人在探索上帝存在的道路经过的各个阶段。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精心展开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深奥的激进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英雄陶醉于理念之中，被语言的火焰吞噬。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寓言式类型或者寓言式化身。除了莎士比亚之外，没有哪位作家以如此充分的方式，刻画出如此复杂的生命力量。
在托尔斯泰看来，存在的只有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永恒对抗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存在的只有他们的永恒统一性。前者以这个世界的目光，从生命之屋内部审视死亡；后者以精神世界的眼光审视生命，对活着的人来说，后者立足的基础似乎就是死亡。
即使在他们逝世之后，这两位小说家也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醉心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持蔑视态度，对悖论情有独钟。托尔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乡村场景和田园氛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语言领域中建筑现代大都市的大师。托尔斯泰渴求真理，这样的过度追求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理的敌视甚至超过了对基督的敌视，怀疑实现绝对理解的可能性，宁愿让自己站在神秘一边。托尔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在上层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非自然的迷宫之中，进入灵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球上，唤起真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表现可以感知的具体经验的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在幽灵之物形成的幻觉边缘，总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击，所探索的东西最终可能证明仅仅是由梦魇支撑起来的薄纱而已。托尔斯泰体现了健康和奥斯匹斯上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托尔斯泰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活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托尔斯泰死后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东正教的肃穆仪式，安息在声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尔斯泰跻身质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的杰出信徒。
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诗歌、戏剧或者小说作品以明显而又神秘的方式，激起我们的想象。与开卷之日相比，我们的身心在掩卷之余出现了变化。在此借用来自另外一个领域的意象：一个人真正理解了塞尚画作的真谛之后，就不会再用原来的眼光去看待一个苹果、观察一把椅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像暴风一般，涤荡我们的心灵，掀开感知之门，用巨大的改变力量，给我们的信念结构带来影响。我们试图记录伟大作品带来的冲击，重造自己受到震撼的信念居所。我们借助某种进行密切交流的原始本能，试图将自己体验的文学作品的品质和力量传递给他人，希望他们对这样的东西敞开心扉。文学批评可以提供的最真实的洞见正是源于这种劝导性尝试之中。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俄罗斯小说看来代表了三大辉煌阶段之一，其余的一个是古雅典和柏拉图时期的戏剧，另一个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在所有这三个时期中，西方心智借助诗意直觉，以飞跃的姿态探索黑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拥有的对人性的许多洞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具有超人的力量和耐受性，具有很大弹性和动物般的韧性。这些特征帮助他穿过个人生活的炼狱，穿过创作过程中想象出来的地狱。约翰•考珀•波伊斯将这一点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行为的核心要素：“即便生活中备受痛苦，他仍然以神秘的发自内心的女性方式享受生活。”他指出，“充盈的生命力量”使这位小说家保持大步向前的创作的方式，即使在物质条件匮乏、身体经历痛苦时也是如此。波伊斯经过细致考察之后发现，甚至在极端痛苦的阶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能得到欢乐；那样的欢乐不带有受虐狂特征（尽管他的气质中存在受虐狂倾向）。更确切地说，它源于原始的本能的愉悦，心智会以自身的韧性，接受这种愉悦。这个人在白热状态下生活。
诚然，用詹姆士的标准来判断，霍桑、梅尔维尔、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孤立的人。他们的创作活动要么远离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环境，要么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环境呈对立状态。看来，詹姆士本人和屠格涅夫运气稍好一点；两人都受到尊重，在文明社会中身居高位，感觉自在，没有牺牲自己目的的完整性。但是，最终看来，写出“巨人”著作的正是理想主义者和受到迫害的人。
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福楼拜的传统是世俗化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是宗教的，源于渗透着宗教体验的氛围，源于这一信仰：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埃斯库罗斯或者弥尔顿类似，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掌握在生活在人间的上帝的手中。他们的观点与克尔凯郭尔的类似，认为人的命运是《或此/或彼》。因此，我们不能以理解《米德尔马契》或者《巴马修道院》的方式去解读他们的作品；我们面对不同的技巧，不同的形而上理念。可以这么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精神小说和精神诗歌，它们的核心目的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对人类救赎的追求”。
在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人眼里，史诗这个理念所强调的感觉是：广袤、严肃、时间的大跨度、英雄主义、淡定平静、叙事的直接性。后来，当批评语言被用于现实主义小说时，它们尚未形成与之相配的适当说法。只有“史诗”一词似乎是明确的、全面的，可以概括描述托尔斯泰小说的特征，或者就此而言，概括描述《白鲸》的特征。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中，战争与死亡带来浩劫，然而不变的是这一核心意义：它们确认，生命本身是美丽的，人们的活动和岁月值得记录下来；没有什么灾难具有终极性，甚至焚毁特洛伊或者莫斯科的大火也无法毁灭这一切。这是因为，在烧焦的高塔之外，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之外，碧蓝的海水依然起伏不息；当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被人遗忘以后，丰收的季节——用蒲柏诗歌采用的意象来说——将会再次“给山坡涂上一抹金黄”。
恰恰是叙事方式——而不是所包括的时段——使人们觉得，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所用的手法与史诗之间存在相似性。两位大师都沿着一个核心叙事轴线观察行为；围绕着这一类似螺旋形状的轴线，既有回忆段落，又有向前飞跃的预言，还有离开主线的插入性长篇话题。尽管细节安排错综复杂，在《伊利亚特》中，在《奥德赛》中，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断变化的形式是简单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对现实、对向前运动的时间的无意识信念。
梅尔维尔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刻画了人的状态，根据自己的目的，逐步改变了象征性对应物和场景，像他那样的作家非常少见。但是，他的悲剧观是异乎寻常的，是与一般的存在潮流分离开来的，比如，一搜船与陆地分离开来，在海上航行长达3年之久。在梅尔维尔的宇宙学中，人们几乎就是刀与，就是驶向岛屿的船只。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的范围更宽一些，它不仅包含人类事物的群岛——即无理性的极端状态和孤独——而且还包括大陆。《白鲸》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以语言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绝妙的悲剧镜子，超过了19世纪创作的任何作品。但是，聚焦的光亮在数量和质量上迥然不同，这类似于人们在区分韦伯斯特与莎士比亚两人的成就时涉及的不同种类。
与地位类似的小说家相比，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感性、想象方式和语言策略方面受到戏剧的影响更多。就核心性和复杂性而言，戏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类似于史诗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这种影响见于他的创作活动中，与托尔斯泰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与狄更斯的习惯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过程中以笑剧形式模仿角色，这是戏剧作者气质的一种外在姿态。他驾轻就熟地使用悲剧基调和“悲剧哲学”，这体现了作者具有的丰富感性，从而以戏剧方式并且转换素材。
托尔斯泰小说的叙事如同渐渐涨起的潮水；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时间变形，以狭小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使它失去可能表现品质或进行协调的闲暇时段。他刻意让黑夜中出现频繁活动，如同白昼一般，以免睡眠减弱让人恼怒的事情，以免睡眠化解角色冲突形成的仇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时间经过浓缩，带有幻觉特征，是圣彼得堡的“白夜”，而不是托尔斯泰笔下安德鲁公爵在奥斯特利茨安睡的中午，不是列文找到平静的遥远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