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于儒家的转向
每每阅读甘阳的文章,总是能感到其中充满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气息,大气磅礴!如果我没记错,甘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1988年在新加坡参加的儒学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所做的《儒学与现代》的报告中,甘阳则已经开始部分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在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中充分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的核心价值。
对于文化上,他还是一贯从一种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论出发,背后所支撑的仍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所必然导致的价值冲突这一“诸神纷争”这种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所以甘阳他特别强调了在哲学理论上,康德的那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可调和性,他提倡在我们时下已经出现改革的市场社会中,我们要用儒家的那种文化的永恒普遍绝对价值理性来批判市场经济与工商业的文明与精神。所以他在此反对海外新儒家的那种从儒家中开出现代的民主,市场与工商业文明的那种路向。
在那文章中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甘阳当时竟然就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与后来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割裂作为我们儒家的传统,他认为毛泽东的历史仅仅是在学术层上摧毁了儒家的理论,但是在政治与社会的伦理与实践上,毛泽东所做的恰恰就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但是对于当时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状况,甘阳则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不该在简单回到毛的这条路线上来,在他那时候看来,他认为这样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在文化与政治上,他的视野始终仍是韦伯的,我们知道他后来在芝大接触了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后,他在政治上则又重新回到了毛这条路上来,所以他现在索性就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思想思路正是从前两章韦伯的现代社会“诸神纷争”的价值冲突然后过渡到古典的古典自然权利观念中来的,这对于甘阳来说,意思就是说西方人他们不是像他早年所理解的一味肯定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审视与批判自己的现代性,可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说到毛泽东的历史为止我们其实一直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甘阳早就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与社会中所践行的就是儒家的传统,传统与现代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出现分裂,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到毛泽东的历史这些对于我们根本就是个伪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西方那些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他又回到了毛的这条路线上来直接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甘阳在思想上的每次转变都是很微妙而且是极其成熟的。
所以当时在《儒学与现代》中,甘阳仅仅在文化的保守主义上让出了一番领地来让儒家在这里耕耘,并在一种很高的层次上让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之争中对话与批判。但是在历经二十年后的今天,甘阳在《通三统》中则采取了另一种绝对肯定的方式,以全新而且极其成熟的历史诠释方法重构当代儒家的文化与政治。
对于文化上,他还是一贯从一种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论出发,背后所支撑的仍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所必然导致的价值冲突这一“诸神纷争”这种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所以甘阳他特别强调了在哲学理论上,康德的那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可调和性,他提倡在我们时下已经出现改革的市场社会中,我们要用儒家的那种文化的永恒普遍绝对价值理性来批判市场经济与工商业的文明与精神。所以他在此反对海外新儒家的那种从儒家中开出现代的民主,市场与工商业文明的那种路向。
在那文章中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甘阳当时竟然就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与后来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割裂作为我们儒家的传统,他认为毛泽东的历史仅仅是在学术层上摧毁了儒家的理论,但是在政治与社会的伦理与实践上,毛泽东所做的恰恰就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但是对于当时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状况,甘阳则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不该在简单回到毛的这条路线上来,在他那时候看来,他认为这样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在文化与政治上,他的视野始终仍是韦伯的,我们知道他后来在芝大接触了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后,他在政治上则又重新回到了毛这条路上来,所以他现在索性就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思想思路正是从前两章韦伯的现代社会“诸神纷争”的价值冲突然后过渡到古典的古典自然权利观念中来的,这对于甘阳来说,意思就是说西方人他们不是像他早年所理解的一味肯定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审视与批判自己的现代性,可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说到毛泽东的历史为止我们其实一直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甘阳早就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与社会中所践行的就是儒家的传统,传统与现代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出现分裂,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到毛泽东的历史这些对于我们根本就是个伪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西方那些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他又回到了毛的这条路线上来直接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甘阳在思想上的每次转变都是很微妙而且是极其成熟的。
所以当时在《儒学与现代》中,甘阳仅仅在文化的保守主义上让出了一番领地来让儒家在这里耕耘,并在一种很高的层次上让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之争中对话与批判。但是在历经二十年后的今天,甘阳在《通三统》中则采取了另一种绝对肯定的方式,以全新而且极其成熟的历史诠释方法重构当代儒家的文化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