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城 黄碧云
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