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中的公车与艺术的三个时期
（接上文）我们可以将公共汽车行进的路线分为四个路段。现在，我们的公车从起点站开出了，它是空无一人的，此时的艺术品中只具有自然属性，但是随着它距离自然环境渐渐遥远，作为座位的自然属性被越来越多的乘客也就是社会属性所取代。公车所经过的第一个路段是由起点到中点的路途。在这个路段里，环境中的自然要素虽在不断减少，可是仍然属于占大多数的主体。
在历史上，处于这一路段的艺术环境是从史前时期开始的，在这个比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为悠久的时代中，人类从最初的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新工具的发明导致了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组织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此时的人类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他们还是自然的人，在道路的这个阶段，距离自然环境的起点还不远，自然要素仍然是艺术环境的主体，人的身上还保留着更多自然的痕迹，社会还并不成熟，它尚未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生存仍旧依靠着自然的赋予而它们的毁灭似乎也由自然的意志随意而轻易地决定着。这个阶段艺术环境中强大的自然元素使艺术环境对社会属性的承载能力并不充足。另一方面，社会这一新工具的产生带给了人类强大的力量，人类正逐渐地适应在社会中的活动并且加大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信与野心。人们对于这种新工具的信任和依赖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带来了更多的对社会属性需求。这种自然在现实中强大的主宰地位与对社会这一新兴工具的信任以及进一步增强这种工具力量的愿望形成了当时人类内在矛盾的两个极端。
a、萌芽期艺术
对于这种矛盾的平衡与化解体现在现在作为艺术来看待的那些史前图案上。从前面对公共汽车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艺术品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属性。而在事实上，史前时代的艺术品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史前时代的美术表现出了比它们所处艺术环境所具有的更多的社会属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史前艺术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其中包含了一个漫长的不断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开端（也就是比喻中道路的起点）——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已经提到——艺术品表现出与艺术环境相统一的纯粹的自然属性，于是在道路初期这一个并不长的路段中，为了实现自身平衡和调节艺术环境的功能，艺术品必须快速地从纯粹自然属性的艺术品形式过渡到以社会属性为主体的艺术品形式。在最早期为娱乐而创造的无意识的线条和作为狩猎巫术的道具的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自然的痕迹，人类自身甚至没有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艺术活动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满足人类作为生物最基本的本能需求；但是在随后不久，我们看到了创造巫术留下的痕迹，这种以增加描绘对象的现实数量为目的的巫术表现出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同时岩画中隐约呈现出的排列顺序和规律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部落图腾以及历史记录的影子，是否说明，艺术品已经开始实现自身社会的功能？众多母神雕像的出现更是显现出自然的巫术向社会的宗教转变的端倪；北欧农牧民对于动物形象的抽象简化而演化出的几何图形以及用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的宗教性纪念物越来越显示出对自然的人化与征服。这些最终都将艺术品引向了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对于王权和神祇的表达与颂扬，到了这个时候，艺术品中的社会属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艺术环境中社会元素所占有的比例。
但是事实上，在从道路的起点到中点的这个路段中，作为公共汽车的艺术品并没有真正实现自身的功能。这是艺术品功能实现不完全的阶段。作为调节工具的艺术品自身也处于摸索的阶段。就像是一个试验，把自己所具有的能力都试一遍，以便为后来的应用做出指导和调节。这个阶段的艺术我成为萌芽期的艺术。萌芽期艺术因为它的不成熟而造成了艺术品功能的缺失，它的特点在于它包含了后来艺术品所具有的多种形态：我们可以将它们依照社会属性所占比例排列出来：首先是曾经在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中提到的以娱乐和感官享乐为目的的艺术，这是作为没的艺术，这种形态的艺术品中几乎没有社会属性。其次是在史前艺术中以巫术中拥有特殊力量的图案的形式出现的艺术。这些艺术品通过描绘自然的事物以图具有原本自然才具有的力量，如影响生物的行为；促进物种的繁衍等。这是作为自然存在的艺术。这些艺术品中的自然属性仍然强势，但是却明显地表露出力图控制自然以为人类所用的努力。这种努力在随后的发展中，人性的神替代了自然的力量。此时的艺术通过描绘神的形象来行使神的力量或是彰显神的威严与荣光。这是作为神的艺术。艺术品中的社会属性的比例已开始超越自然属性。最后，统治阶级随着神的出现而产生且日渐壮大，艺术品描绘的对象逐渐由神转而为人。神化的统治者和对维护社会利益的道德规则的宣扬成为了艺术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作为权利的艺术。它的自然属性已经十分稀少了。
这一路段中的艺术品可以分为前后两种状态：首先，在自然形态的环境体系下，艺术品与环境体系都是纯粹的自然属性，随着工具与思想的进步，，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开始具有了社会的元素，社会属性逐步增加，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类仍保存了大量自然本能的原因，这种形态下的艺术环境中仍然是自然元素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主体部分。自身社会元素所占比例十分小，导致了艺术环境对社会属性的承担能力并不高。正如前面所说，社会属性如同乘客，在体系中的数量是恒定的，这样才能达到系统的稳定。当艺术环境只能承担很少的社会属性时，多出来的部分就需要由艺术品来分担。上文中提到的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迫切意愿和日渐依赖与社会在自然面前弱小的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艺术环境无法承担过多社会属性的体现。然而此时的艺术品也刚从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中发展而来，自身尚不具备分担这些社会属性的能力，我们看到早期的史前艺术是自然属性占据主体的艺术形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属性的流失，是自然属性在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大，造成了体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i整个体系想自然一边倾斜。使人类的史前时代与我们现在的状态有较大的差距。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原始时期”，这种称呼表明那个时期的人类生存状态比之后来的历史时期有更多的原始（自然）因素。而社会在各方面都有并不成熟的表现。
为了摆脱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当时的人类一方面努力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元素，更明确的社会分工、权利和宗教的发展加大了艺术环境中的社会元素，提高了对社会属性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艺术品的社会属性迅速且大量地增加着，这种以纠正为目的的增加最终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品中过多的社会属性与艺术环境中同样增长的社会元素致使体系中的社会属性超出了恒定的数目（同样导致自然属性小于恒定数目），以与之前相反的模式打破了体系的平衡。这种状态在欧亚大陆西段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和大陆东端中国的商、西周时期分别达到了顶点。在埃及，集权国家强调人民对统治和权利的服从。宗教的作用体现在对统治者的神化，实质是用社会替代了原本自然所处的具有巨大的威严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位置。使平民在这种力量下服从于自身的社会身份——如同柏拉图所说的——实现个人在社会分工中的功能，达到“正义”。中国春秋时期礼制强调的也是明确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二者都试图让整个社会在一个理性规划的结构下实现各部分的功能最大化。于是被统治者的自然属性被视为不好的东西需要被加以限制和剔除。艺术也被最大程度地用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无论是埃及的宗教雕塑和壁画还是中国的青铜礼器都具有同样的目的：借助神或礼的力量让观者约束自己的自然本能，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然而在艺术环境中的社会元素并不像希冀的那般高。一方面，社会的组织结构尚不完善。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在受约束的范围内，不与被统治者一样履行自身的社会义务，而更放纵自身的自然本能，被统治者又仍然保持着许多一流下来的自然生活，自然本能在很多情况下仍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但是艺术连同宗教与道德一起对这种自然属性进行压制。这种全力地压制最终将超过自然属性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导致体系的崩溃。于是在道路的中点，也就是艺术品中社会属性最大化的时候，自然属性开始了为达到平衡而进行的反抗。（待续）
在历史上，处于这一路段的艺术环境是从史前时期开始的，在这个比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为悠久的时代中，人类从最初的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新工具的发明导致了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组织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此时的人类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他们还是自然的人，在道路的这个阶段，距离自然环境的起点还不远，自然要素仍然是艺术环境的主体，人的身上还保留着更多自然的痕迹，社会还并不成熟，它尚未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生存仍旧依靠着自然的赋予而它们的毁灭似乎也由自然的意志随意而轻易地决定着。这个阶段艺术环境中强大的自然元素使艺术环境对社会属性的承载能力并不充足。另一方面，社会这一新工具的产生带给了人类强大的力量，人类正逐渐地适应在社会中的活动并且加大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信与野心。人们对于这种新工具的信任和依赖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带来了更多的对社会属性需求。这种自然在现实中强大的主宰地位与对社会这一新兴工具的信任以及进一步增强这种工具力量的愿望形成了当时人类内在矛盾的两个极端。
a、萌芽期艺术
对于这种矛盾的平衡与化解体现在现在作为艺术来看待的那些史前图案上。从前面对公共汽车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艺术品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属性。而在事实上，史前时代的艺术品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史前时代的美术表现出了比它们所处艺术环境所具有的更多的社会属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史前艺术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其中包含了一个漫长的不断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开端（也就是比喻中道路的起点）——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已经提到——艺术品表现出与艺术环境相统一的纯粹的自然属性，于是在道路初期这一个并不长的路段中，为了实现自身平衡和调节艺术环境的功能，艺术品必须快速地从纯粹自然属性的艺术品形式过渡到以社会属性为主体的艺术品形式。在最早期为娱乐而创造的无意识的线条和作为狩猎巫术的道具的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自然的痕迹，人类自身甚至没有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艺术活动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满足人类作为生物最基本的本能需求；但是在随后不久，我们看到了创造巫术留下的痕迹，这种以增加描绘对象的现实数量为目的的巫术表现出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同时岩画中隐约呈现出的排列顺序和规律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部落图腾以及历史记录的影子，是否说明，艺术品已经开始实现自身社会的功能？众多母神雕像的出现更是显现出自然的巫术向社会的宗教转变的端倪；北欧农牧民对于动物形象的抽象简化而演化出的几何图形以及用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的宗教性纪念物越来越显示出对自然的人化与征服。这些最终都将艺术品引向了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对于王权和神祇的表达与颂扬，到了这个时候，艺术品中的社会属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艺术环境中社会元素所占有的比例。
但是事实上，在从道路的起点到中点的这个路段中，作为公共汽车的艺术品并没有真正实现自身的功能。这是艺术品功能实现不完全的阶段。作为调节工具的艺术品自身也处于摸索的阶段。就像是一个试验，把自己所具有的能力都试一遍，以便为后来的应用做出指导和调节。这个阶段的艺术我成为萌芽期的艺术。萌芽期艺术因为它的不成熟而造成了艺术品功能的缺失，它的特点在于它包含了后来艺术品所具有的多种形态：我们可以将它们依照社会属性所占比例排列出来：首先是曾经在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中提到的以娱乐和感官享乐为目的的艺术，这是作为没的艺术，这种形态的艺术品中几乎没有社会属性。其次是在史前艺术中以巫术中拥有特殊力量的图案的形式出现的艺术。这些艺术品通过描绘自然的事物以图具有原本自然才具有的力量，如影响生物的行为；促进物种的繁衍等。这是作为自然存在的艺术。这些艺术品中的自然属性仍然强势，但是却明显地表露出力图控制自然以为人类所用的努力。这种努力在随后的发展中，人性的神替代了自然的力量。此时的艺术通过描绘神的形象来行使神的力量或是彰显神的威严与荣光。这是作为神的艺术。艺术品中的社会属性的比例已开始超越自然属性。最后，统治阶级随着神的出现而产生且日渐壮大，艺术品描绘的对象逐渐由神转而为人。神化的统治者和对维护社会利益的道德规则的宣扬成为了艺术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作为权利的艺术。它的自然属性已经十分稀少了。
这一路段中的艺术品可以分为前后两种状态：首先，在自然形态的环境体系下，艺术品与环境体系都是纯粹的自然属性，随着工具与思想的进步，，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开始具有了社会的元素，社会属性逐步增加，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类仍保存了大量自然本能的原因，这种形态下的艺术环境中仍然是自然元素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主体部分。自身社会元素所占比例十分小，导致了艺术环境对社会属性的承担能力并不高。正如前面所说，社会属性如同乘客，在体系中的数量是恒定的，这样才能达到系统的稳定。当艺术环境只能承担很少的社会属性时，多出来的部分就需要由艺术品来分担。上文中提到的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迫切意愿和日渐依赖与社会在自然面前弱小的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艺术环境无法承担过多社会属性的体现。然而此时的艺术品也刚从自然形态的艺术环境中发展而来，自身尚不具备分担这些社会属性的能力，我们看到早期的史前艺术是自然属性占据主体的艺术形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属性的流失，是自然属性在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大，造成了体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i整个体系想自然一边倾斜。使人类的史前时代与我们现在的状态有较大的差距。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原始时期”，这种称呼表明那个时期的人类生存状态比之后来的历史时期有更多的原始（自然）因素。而社会在各方面都有并不成熟的表现。
为了摆脱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当时的人类一方面努力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元素，更明确的社会分工、权利和宗教的发展加大了艺术环境中的社会元素，提高了对社会属性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艺术品的社会属性迅速且大量地增加着，这种以纠正为目的的增加最终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品中过多的社会属性与艺术环境中同样增长的社会元素致使体系中的社会属性超出了恒定的数目（同样导致自然属性小于恒定数目），以与之前相反的模式打破了体系的平衡。这种状态在欧亚大陆西段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和大陆东端中国的商、西周时期分别达到了顶点。在埃及，集权国家强调人民对统治和权利的服从。宗教的作用体现在对统治者的神化，实质是用社会替代了原本自然所处的具有巨大的威严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位置。使平民在这种力量下服从于自身的社会身份——如同柏拉图所说的——实现个人在社会分工中的功能，达到“正义”。中国春秋时期礼制强调的也是明确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二者都试图让整个社会在一个理性规划的结构下实现各部分的功能最大化。于是被统治者的自然属性被视为不好的东西需要被加以限制和剔除。艺术也被最大程度地用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无论是埃及的宗教雕塑和壁画还是中国的青铜礼器都具有同样的目的：借助神或礼的力量让观者约束自己的自然本能，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然而在艺术环境中的社会元素并不像希冀的那般高。一方面，社会的组织结构尚不完善。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在受约束的范围内，不与被统治者一样履行自身的社会义务，而更放纵自身的自然本能，被统治者又仍然保持着许多一流下来的自然生活，自然本能在很多情况下仍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但是艺术连同宗教与道德一起对这种自然属性进行压制。这种全力地压制最终将超过自然属性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导致体系的崩溃。于是在道路的中点，也就是艺术品中社会属性最大化的时候，自然属性开始了为达到平衡而进行的反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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