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末日其实是我一个人的末日而已
答疑时间：
A.为什么6.6可能是秘密后院的最后一场演出?
匡叔给我讲了两件事：其一,唱歌现在已经回到最初的状态，到底唱歌是为了唱给别人听还是唱给自己听？在我还小的时候，喜欢唱姜育恒的歌，很悲苦的情歌。那时也不会弹琴，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唱，我爸听到，走过来开门看一下，“哦，在唱歌”又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为了谁，为了别人听到而唱歌，只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后来自己也宣称过如果自己写歌不拿出来给大家听是有问题的，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在很多自己该做该感受的东西在创作，反复吟唱修改中已经感受完了，该抒发的情绪也在歌尘埃落定之际抒发完毕。因此不再觉得做演出，唱给别人听，是必须的。另外做演出，难免会有期盼多来一些人的心态，这样难免是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唱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一首歌在写完之后，他觉得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讲了其二：乐队打算将售卖新专辑《江湖边》的钱大部分给专辑的设计，制作者谦叔，匡叔在征求乐队成员意见时。邹广超说了一句：“那当然啦，我们在音乐中得到的东西更多。”
唱歌回归到原本最单纯的状态：为自己开心，创作的乐趣，抒发自己情绪，排练磨合时的林林种种，这些都是创作者之外的人无法感受到的。
演出不做，不代表停止音乐创作，匡叔说，反而我可能会多录一些东西出来，比如堆积在心中已久的翻唱李叔同作品计划。同样是因为这些已经被太多人遗忘的歌，匡叔从其中觉得李叔同和自己犹如故友一般，因为有音乐这条线索的维系，他甚至不觉得和他有任何时间世代的阻隔。
现实情况决定的，在目前情况下，真正喜欢和理解后院的歌迷越来越多，但是总的基数还是很小的，而又由于各种这样那样的原因，每次演出，匡叔从来都是认真对待，从海报，文案，现场布置，印刷歌词的纷发，一丝不苟。而演出的场地也基本固定在比较偏僻的南泰路批发市场的仓库，是由他的朋友摄影师提供的，平日是一个摄影棚。演出也是一件比较累心的事，乐队成员都有各自的工作，为演出就必须抽时间排练，还有现场布置方面又需要花费朋友的时间，精力，匡叔觉得过意不去，因此想到演出这个形式是否可以省去。
这些东西只是私下我问他，他才说。而我也由当初，一个积极渴望现场的普通乐迷，一点点理解了他的想法。
做演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演出做？是为利吗？为一个交情？我时常犯难这些问题。比如，我认识某个人，跟他们关系好，他们想演，我也没听过他们的音乐，但是又是朋友，我就会大着胆子接下来。
回想起来，从02年，我就是这么一个根本没有评估风险能力的人。正如我壮着胆子为紫娓写了篇文章，为她召集乐手，回过头来看，那篇文章美得有点不真实，我也很怕紫娓的性格不适合做乐队。而她后来果真没让我失望，她的音色之美，现场的爆发力到现在都是很少见的。但我到底对不对呢？因为在将她推入这个圈子时，她也受到伤害，我这么贸然一举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害了她吗？
如果我真的变成了一个职业做演出的，势必就会从中谋利，每个月限定几场，甚至办得越多从中抽得的提成就越多，这是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假想，而只是简单想一想，我都会觉得恶心，压抑不舒服。
匡叔说尽量选一些宣扬好的东西，不情绪，不煽动的演出做，否则真的会误人子弟。
B.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别人就能做的工作我就不能做呢？重新回忆我做过的两个工作，并不是我不努力，我是一个完全不求目的的工作狂，当我在工作时我纯粹是沉浸其中，而不是因为这笔单能给我多少提成，但是当我选择去做一些与人交涉的活儿时，我的内心就开始备受折磨。
我觉得是一个骗字，我们骗工厂，工厂用差的产品骗我们，然后客户再控诉我们的质量，顺其自然抵制我们，压榨我们，利益就是那么一点，在不停地博弈。我却是心软，懦弱的，眼睁睁看不下去一个工厂在我们打包票下去做一个尝试，而我的直觉又是那么灵，我担心的事情一件件都发生了。
这是做外贸。
然后做留学中介时，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不确定到底把小孩子说动出国是不是件好事。我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在出国后就废掉的，当然也有好的，但是很多很萌的那类，我总觉得就这么说动他父母，于心不忍，其实我还没做到这一步，我只是幻想，我工作了5天，就受不了这种幻想的折磨，辞去了工作。
于是说起来，匡叔说去教书在所有行业中还算是一个比较积善的工作了，只要你踏踏实实去育人，内心就会无愧。但今天在群里说起来，在现在这个环境，要踏踏实实育人都难，因为我也许想不争功名地踏实育人，而我的上级压我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高校的腐败日益猖獗。当然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会尽力做到最好。我不会利用职务之便，将个人情绪带进去，不会去灌输学生那些我在大学时代觉得真理的东西，理想主义过盛，自我欲望膨胀，我们这个时代不缺这些，我们缺的是我们丢失已久的美德：谦逊，真诚，踏实。
在与言一聊天时，我明显显出一股佛教徒的思想，即觉得世界末日日益逼近，自我救赎刻不容缓。但言一说了一句：整个场是坏的，我们再怎么避免，再怎么向善，也有可能起到坏的作用。不同认识观的迭替更换。道德标准的一点点崩塌，我们真的毫无方向。比如我想去做一个农民种菜，去买化肥或农药，是超标的，种出来的菜可以毒死古代的一匹马。这就是整个场都坏掉的意思。这么说来很打击我这个伪佛教徒企图行善自保的念头，但换一个角度，言一虽然这么说，在我问他是否怀疑过做音乐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时候，他问我，你不觉得露水十一的东西，不论日记还是歌词，歌曲都是在说一些鼓励，积极阳光的话吗？回想一下，是真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他们的东西，即使我不喜欢小清新这些形式，觉得幼稚，但其实露水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给小孩子去听，而红色推土机则不是。
再说远些，我的罪恶就不是这么简单能数得清的。就连我这样平日自我烦扰，也是思前顾后，没有一刻活在当下。给他人，自己都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对不住。
A.为什么6.6可能是秘密后院的最后一场演出?
匡叔给我讲了两件事：其一,唱歌现在已经回到最初的状态，到底唱歌是为了唱给别人听还是唱给自己听？在我还小的时候，喜欢唱姜育恒的歌，很悲苦的情歌。那时也不会弹琴，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唱，我爸听到，走过来开门看一下，“哦，在唱歌”又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为了谁，为了别人听到而唱歌，只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后来自己也宣称过如果自己写歌不拿出来给大家听是有问题的，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在很多自己该做该感受的东西在创作，反复吟唱修改中已经感受完了，该抒发的情绪也在歌尘埃落定之际抒发完毕。因此不再觉得做演出，唱给别人听，是必须的。另外做演出，难免会有期盼多来一些人的心态，这样难免是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唱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一首歌在写完之后，他觉得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讲了其二：乐队打算将售卖新专辑《江湖边》的钱大部分给专辑的设计，制作者谦叔，匡叔在征求乐队成员意见时。邹广超说了一句：“那当然啦，我们在音乐中得到的东西更多。”
唱歌回归到原本最单纯的状态：为自己开心，创作的乐趣，抒发自己情绪，排练磨合时的林林种种，这些都是创作者之外的人无法感受到的。
演出不做，不代表停止音乐创作，匡叔说，反而我可能会多录一些东西出来，比如堆积在心中已久的翻唱李叔同作品计划。同样是因为这些已经被太多人遗忘的歌，匡叔从其中觉得李叔同和自己犹如故友一般，因为有音乐这条线索的维系，他甚至不觉得和他有任何时间世代的阻隔。
现实情况决定的，在目前情况下，真正喜欢和理解后院的歌迷越来越多，但是总的基数还是很小的，而又由于各种这样那样的原因，每次演出，匡叔从来都是认真对待，从海报，文案，现场布置，印刷歌词的纷发，一丝不苟。而演出的场地也基本固定在比较偏僻的南泰路批发市场的仓库，是由他的朋友摄影师提供的，平日是一个摄影棚。演出也是一件比较累心的事，乐队成员都有各自的工作，为演出就必须抽时间排练，还有现场布置方面又需要花费朋友的时间，精力，匡叔觉得过意不去，因此想到演出这个形式是否可以省去。
这些东西只是私下我问他，他才说。而我也由当初，一个积极渴望现场的普通乐迷，一点点理解了他的想法。
做演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演出做？是为利吗？为一个交情？我时常犯难这些问题。比如，我认识某个人，跟他们关系好，他们想演，我也没听过他们的音乐，但是又是朋友，我就会大着胆子接下来。
回想起来，从02年，我就是这么一个根本没有评估风险能力的人。正如我壮着胆子为紫娓写了篇文章，为她召集乐手，回过头来看，那篇文章美得有点不真实，我也很怕紫娓的性格不适合做乐队。而她后来果真没让我失望，她的音色之美，现场的爆发力到现在都是很少见的。但我到底对不对呢？因为在将她推入这个圈子时，她也受到伤害，我这么贸然一举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害了她吗？
如果我真的变成了一个职业做演出的，势必就会从中谋利，每个月限定几场，甚至办得越多从中抽得的提成就越多，这是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假想，而只是简单想一想，我都会觉得恶心，压抑不舒服。
匡叔说尽量选一些宣扬好的东西，不情绪，不煽动的演出做，否则真的会误人子弟。
B.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别人就能做的工作我就不能做呢？重新回忆我做过的两个工作，并不是我不努力，我是一个完全不求目的的工作狂，当我在工作时我纯粹是沉浸其中，而不是因为这笔单能给我多少提成，但是当我选择去做一些与人交涉的活儿时，我的内心就开始备受折磨。
我觉得是一个骗字，我们骗工厂，工厂用差的产品骗我们，然后客户再控诉我们的质量，顺其自然抵制我们，压榨我们，利益就是那么一点，在不停地博弈。我却是心软，懦弱的，眼睁睁看不下去一个工厂在我们打包票下去做一个尝试，而我的直觉又是那么灵，我担心的事情一件件都发生了。
这是做外贸。
然后做留学中介时，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不确定到底把小孩子说动出国是不是件好事。我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在出国后就废掉的，当然也有好的，但是很多很萌的那类，我总觉得就这么说动他父母，于心不忍，其实我还没做到这一步，我只是幻想，我工作了5天，就受不了这种幻想的折磨，辞去了工作。
于是说起来，匡叔说去教书在所有行业中还算是一个比较积善的工作了，只要你踏踏实实去育人，内心就会无愧。但今天在群里说起来，在现在这个环境，要踏踏实实育人都难，因为我也许想不争功名地踏实育人，而我的上级压我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高校的腐败日益猖獗。当然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会尽力做到最好。我不会利用职务之便，将个人情绪带进去，不会去灌输学生那些我在大学时代觉得真理的东西，理想主义过盛，自我欲望膨胀，我们这个时代不缺这些，我们缺的是我们丢失已久的美德：谦逊，真诚，踏实。
在与言一聊天时，我明显显出一股佛教徒的思想，即觉得世界末日日益逼近，自我救赎刻不容缓。但言一说了一句：整个场是坏的，我们再怎么避免，再怎么向善，也有可能起到坏的作用。不同认识观的迭替更换。道德标准的一点点崩塌，我们真的毫无方向。比如我想去做一个农民种菜，去买化肥或农药，是超标的，种出来的菜可以毒死古代的一匹马。这就是整个场都坏掉的意思。这么说来很打击我这个伪佛教徒企图行善自保的念头，但换一个角度，言一虽然这么说，在我问他是否怀疑过做音乐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时候，他问我，你不觉得露水十一的东西，不论日记还是歌词，歌曲都是在说一些鼓励，积极阳光的话吗？回想一下，是真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他们的东西，即使我不喜欢小清新这些形式，觉得幼稚，但其实露水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给小孩子去听，而红色推土机则不是。
再说远些，我的罪恶就不是这么简单能数得清的。就连我这样平日自我烦扰，也是思前顾后，没有一刻活在当下。给他人，自己都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