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米连·佛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连·佛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又译罗伯斯比是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
早年生活
罗伯斯比尔出生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阿拉斯，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律师，传说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他是4个孩子中的长子，是父母婚礼4个月后出生的。罗伯斯比尔6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随后离家出走，到处游历，1777年死于德国慕尼黑，他们几个孩子由外祖母和姑妈分别抚养。
1770年由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予奖学金名额，罗伯斯比尔来到巴黎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 Legrand）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中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比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75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在登基典礼后经过学院，罗伯斯比尔代表全校向国王背诵教师写好的拉丁文献辞。1780年从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同年夏天，罗伯斯比尔回到故乡，年底被阿拉斯法庭接纳，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782年初被任命为阿拉斯主教法庭五名法官之一。他受卢梭影响很深，经常为明显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辩护，胜诉率较高。1783年，在阿拉斯附近居住的德·维塞尔（de Vissery）因安装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引起邻居抗议，罗伯斯庇尔在朋友及庇护人比萨尔（A-J. Buissart）的帮助下为其成功辩护，案件曾引起全国关注。
罗伯斯比尔在阿拉斯的生活相对平静，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曾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后来还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这一期间结识了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以及他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
从三级会议到制宪会议
1788年，法国面临经济政治危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不断。罗伯斯比尔发表了《致阿图瓦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按当时的区划阿拉斯属于阿图瓦郡)，叙述中世纪以来当地三级会议历史，强烈抨击阿图瓦贵族强占了理应属于人民的权力，剥削压迫普通民众，呼吁进行制度改革。文章中提及路易十六仍使用了尊敬的语言。
王室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后，他积极投入了竞选工作，成功当选为第三等级代表，1789年5月离开阿拉斯。在凡尔赛期间，他曾发言提议教会人士与第三等级联合，而在一位主教以救助饥荒为由劝说第三等级与一二等级合作时，他发言抨击教会生活奢侈。尽管他的演说不像米拉波等代表那样富于个人魅力，但他迅速提高演讲水平，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共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但并未发言反对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并举行罢工的法案。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称号。
他当时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场所是雅各宾俱乐部。在这里他的影响更为明显，1791年3月31日曾当选俱乐部主席，导致拉法耶特愤而离开。1791年6月，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企图潜逃被发现，罗伯斯比尔在制宪会议要求废黜国王，但表示并不支持建立共和国。制宪会议决定宣布路易十六无罪后，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练兵场举行抗议请愿，但随后说服雅各宾俱乐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练兵场惨案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雅各宾俱乐部彻底决裂，罗伯斯比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战争和审判国王
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通过宪法，30日会议解散。由于罗伯斯比尔的提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原制宪会议成员不能参加新成立的立法会议选举。他在制宪会议结束后返回故乡阿拉斯，直到11月才回到巴黎。在此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法国。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布里索呼吁惩罚逃亡贵族并直接向列强发起主动进攻。国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国势力恢复昔日的王权，也同样积极支持法国表现出强硬态度。
罗伯斯比尔返回巴黎后起先也拥护吉伦特派的好战立场，但随后改变了看法，从12月初起与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除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讲外，他还创办了《宪法保卫者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声明自己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但指出法国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人民手中缺乏武器，而军队掌握在贵族手中，而宫廷阴谋推翻革命，真正的敌人其实在法国内部。他驳斥了布里索等人向欧洲输出革命的说法，指出外国民众不会热情地欢迎侵略者。他强调战争会大大限制自由民主，而很容易引向军事独裁。
尽管罗伯斯比尔继续得到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但当时的巴黎并不欢迎他的反战言论，他的声望一度降低，而法国最终在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爆发初期，法国部队接连失利，而王室也和吉伦特派发生激烈冲突。罗伯斯比尔起初仍然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通过起义实现共和，希望通过立法会议争取民主，但在7月开始逐渐向准备起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靠拢，8月8日终于再次提出废黜国王。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并推翻了王政。罗伯斯比尔并未直接参与起义，随后也拒绝了审判阴谋者的法庭庭长职务。但以巴黎公社代表的名义对立法会议施加影响。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道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闯入监狱私刑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罗伯斯庇尔似乎并未煽动或设法阻止屠杀，但在此期间，他曾指控布里索阴谋与王室勾结。布里索在丹东和佩蒂翁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同年9月21日，法国成立新的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比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12月，审讯国王，他发言11次，强烈要求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雅各宾专政
1793年5月，在罗伯斯比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但国民公会开始迫害革命公社，逮捕马拉。5月26日，他号召人民进行起义，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6月4日，他当选为新国民公会的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
7月13日，马拉被保王党暗杀，26日公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27日罗伯斯比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许多无辜的人都被诬告并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国王的亲属和大部分贵族，有人批评这种政策为“诛九族”和违反人道。
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1794年2月，颁布“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公安委员会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的丹东派之间保持平衡，将两派领袖均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比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
热月政变与被处死
1794年7月初，他开始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7月27日(热月9日)，圣鞠斯特准备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虽然批评国民公会，但并未提出逮捕要求，具有妥协精神。但他的发言刚刚开始便被粗暴打断，国民公会随即通过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但罗伯斯比尔等人随即被公社解救。革命公社调集武装，但迟迟未接到明确指令，在夜深后开始解散。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卫队前往逮捕他，他的下颚被子弹击中，经过革命法庭不到半小时的审判，革命法庭宣布死刑，次日下午和圣鞠斯特、库东等追随者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这一事件历史上被称为热月政变。
评价和影响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
罗伯斯比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则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
罗伯斯比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如布朗基。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到共产党等独裁专制政权的前身。罗伯斯比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比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学术界仍很难在评价罗伯斯庇尔时达成一致。
早年生活
罗伯斯比尔出生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阿拉斯，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律师，传说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他是4个孩子中的长子，是父母婚礼4个月后出生的。罗伯斯比尔6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随后离家出走，到处游历，1777年死于德国慕尼黑，他们几个孩子由外祖母和姑妈分别抚养。
1770年由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予奖学金名额，罗伯斯比尔来到巴黎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 Legrand）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中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比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75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在登基典礼后经过学院，罗伯斯比尔代表全校向国王背诵教师写好的拉丁文献辞。1780年从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同年夏天，罗伯斯比尔回到故乡，年底被阿拉斯法庭接纳，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782年初被任命为阿拉斯主教法庭五名法官之一。他受卢梭影响很深，经常为明显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辩护，胜诉率较高。1783年，在阿拉斯附近居住的德·维塞尔（de Vissery）因安装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引起邻居抗议，罗伯斯庇尔在朋友及庇护人比萨尔（A-J. Buissart）的帮助下为其成功辩护，案件曾引起全国关注。
罗伯斯比尔在阿拉斯的生活相对平静，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曾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后来还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这一期间结识了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以及他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
从三级会议到制宪会议
1788年，法国面临经济政治危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不断。罗伯斯比尔发表了《致阿图瓦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按当时的区划阿拉斯属于阿图瓦郡)，叙述中世纪以来当地三级会议历史，强烈抨击阿图瓦贵族强占了理应属于人民的权力，剥削压迫普通民众，呼吁进行制度改革。文章中提及路易十六仍使用了尊敬的语言。
王室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后，他积极投入了竞选工作，成功当选为第三等级代表，1789年5月离开阿拉斯。在凡尔赛期间，他曾发言提议教会人士与第三等级联合，而在一位主教以救助饥荒为由劝说第三等级与一二等级合作时，他发言抨击教会生活奢侈。尽管他的演说不像米拉波等代表那样富于个人魅力，但他迅速提高演讲水平，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共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但并未发言反对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并举行罢工的法案。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称号。
他当时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场所是雅各宾俱乐部。在这里他的影响更为明显，1791年3月31日曾当选俱乐部主席，导致拉法耶特愤而离开。1791年6月，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企图潜逃被发现，罗伯斯比尔在制宪会议要求废黜国王，但表示并不支持建立共和国。制宪会议决定宣布路易十六无罪后，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练兵场举行抗议请愿，但随后说服雅各宾俱乐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练兵场惨案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雅各宾俱乐部彻底决裂，罗伯斯比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战争和审判国王
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通过宪法，30日会议解散。由于罗伯斯比尔的提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原制宪会议成员不能参加新成立的立法会议选举。他在制宪会议结束后返回故乡阿拉斯，直到11月才回到巴黎。在此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法国。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布里索呼吁惩罚逃亡贵族并直接向列强发起主动进攻。国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国势力恢复昔日的王权，也同样积极支持法国表现出强硬态度。
罗伯斯比尔返回巴黎后起先也拥护吉伦特派的好战立场，但随后改变了看法，从12月初起与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除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讲外，他还创办了《宪法保卫者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声明自己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但指出法国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人民手中缺乏武器，而军队掌握在贵族手中，而宫廷阴谋推翻革命，真正的敌人其实在法国内部。他驳斥了布里索等人向欧洲输出革命的说法，指出外国民众不会热情地欢迎侵略者。他强调战争会大大限制自由民主，而很容易引向军事独裁。
尽管罗伯斯比尔继续得到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但当时的巴黎并不欢迎他的反战言论，他的声望一度降低，而法国最终在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爆发初期，法国部队接连失利，而王室也和吉伦特派发生激烈冲突。罗伯斯比尔起初仍然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通过起义实现共和，希望通过立法会议争取民主，但在7月开始逐渐向准备起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靠拢，8月8日终于再次提出废黜国王。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并推翻了王政。罗伯斯比尔并未直接参与起义，随后也拒绝了审判阴谋者的法庭庭长职务。但以巴黎公社代表的名义对立法会议施加影响。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道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闯入监狱私刑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罗伯斯庇尔似乎并未煽动或设法阻止屠杀，但在此期间，他曾指控布里索阴谋与王室勾结。布里索在丹东和佩蒂翁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同年9月21日，法国成立新的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比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12月，审讯国王，他发言11次，强烈要求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雅各宾专政
1793年5月，在罗伯斯比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但国民公会开始迫害革命公社，逮捕马拉。5月26日，他号召人民进行起义，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6月4日，他当选为新国民公会的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
7月13日，马拉被保王党暗杀，26日公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27日罗伯斯比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许多无辜的人都被诬告并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国王的亲属和大部分贵族，有人批评这种政策为“诛九族”和违反人道。
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1794年2月，颁布“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公安委员会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的丹东派之间保持平衡，将两派领袖均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比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
热月政变与被处死
1794年7月初，他开始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7月27日(热月9日)，圣鞠斯特准备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虽然批评国民公会，但并未提出逮捕要求，具有妥协精神。但他的发言刚刚开始便被粗暴打断，国民公会随即通过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但罗伯斯比尔等人随即被公社解救。革命公社调集武装，但迟迟未接到明确指令，在夜深后开始解散。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卫队前往逮捕他，他的下颚被子弹击中，经过革命法庭不到半小时的审判，革命法庭宣布死刑，次日下午和圣鞠斯特、库东等追随者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这一事件历史上被称为热月政变。
评价和影响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
罗伯斯比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则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
罗伯斯比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如布朗基。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到共产党等独裁专制政权的前身。罗伯斯比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比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学术界仍很难在评价罗伯斯庇尔时达成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