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争议中流产的十年学术计划

“先生在北大多年，自然要替北大吹吹牛，明明希望教育部将所有教育经费以供养北大，格于舆情，勉强提出四校做陪客，偏私之心，路人皆知。坐井观天，创不公之议，徒自绝于国人。”这封充满教训口吻的信是写给胡适的，文末署名居然是“胡不适”。
一年前，当胡适回国即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的消息传来时，学术界曾奔走相告，似乎众望所归，没想到，一年不到，胡适便成众矢之的。先被郭沫若骂为“何殊于白浊患者的一点一滴”，后又遭著名学者陈序经发难，一时成了人们批判与嘲笑的靶子，搞得胡适不得不改变观点，而“胡不适”谩骂式的来信，堪称是众意汹汹的代表。
为什么胡适会遭到围攻？皆因最终流产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历史选择了1947年
1947年，是各国教育的“大年”，战争疮痍稍稍平复，各国开始发力教育：日本通过了新的《学校教育法》，英国推出了《学校民主主义教育大纲》，“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正式实施，新加坡也推出了“教育十年计划”……中国各界对教育也高度关注。
一年前，去国10年的胡适走马上任，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胡适是1937年9月离开中国的，先是赴欧巡回演讲，后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争取国际资源。然而，虽然胡适努力争取，在美国民间赢得了极大反响，可美政府拒绝介入中日战争，在珍珠港事变前，不肯向中国提供任何支持。
在国内，出于对傅斯年不满，孔祥熙、陈立夫采取迂回战术，在蒋介石面前诋毁胡适办事不力，寸功未建，却给自己弄了30多个荣誉博士头衔。1940年6月，蒋派宋子文赴美争取对华贷款。此前蒋宋交恶多年，宋终于见用，不免心高气傲，见了胡适，先斥责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当场翻脸，双方几乎殴斗，以后胡再也得不到国内任何电报。卸任之日，连称“解除职务，十分感激”。
抗战末期，傅斯年东山再起，陈立夫被朱家骅排挤出教育部，请胡适回归之声甚嚣尘上，胡的声望之高，令蒋介石颇感意外。
在北大工作几个月后，已56岁的胡适渐渐适应了国内氛围，准备放手大干一场。
未敢翻身已碰头
胡适重掌北大校政，重点在三个方面做文章。
一是北大扩容，迅速筹建了工学院、医学院等，形成6大学院30个系的规模，西南联大时，三校教员总量不过350人左右，而此时北大教员已达564人，其中教授190人，成为北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期。
二是谋划制造原子弹，广岛核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震动极大，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间，国内共推出41种相关科普书籍，但其中46%是直接翻译外国著作，剩下的多是抄来抄去。 “二战”期间，日本曾致力于核武研发，并在张家口附近开采铀矿。1947年夏，胡适写信给白崇禧、陈诚，力主“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弹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他联系了钱三强、吴健雄、吴大猷等人，“皆已允来北大”。然而，初期投入需50万美元，蒋介石对此表现冷漠，胡适便利用私人关系，从掌控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基金会借了10万美元，可惜因国共战争，该计划未能落实。
三是到处挖人，在他的争取下，甚至钱学森都已同意来北大任教。
然而，因国共战争，国民政府不得不裁减教育经费，胡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陷入困境。
找钱是个大麻烦
为了找钱，胡适曾利用私人关系给当时行政院院长张群去信，称北大年运行经费需法币160亿，设备费36亿，并美金10万元，希望给予帮助，但张群回信表示爱莫能助。胡适还曾找人向蒋介石当面哭穷，但蒋亦未置可否。
1947年，教育部拨给北大经费为36.3亿元，与中央大学并列全国第一，而给中山大学不足22亿元，给交通大学才10亿多一点，相比之下，北大已算待遇优厚，可凭这点钱，维持局面已难，更不要说加速发展。
胡适也曾想过动用社会力量，他借口纪念蔡元培诞辰80周年，要建“蔡孑民纪念堂”，希望北大校友捐款一千万，虽然效果不错，但实际得款少于预期，更何况就算实现计划，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
财力维艰之下，胡适一度萌生去念，他在194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一吻之仇延续廿载
现实的种种困难，让胡适心情烦闷。年初，《文汇报》重新了发表胡适在1938年10月31日写给好友陈光甫的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此前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把它又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这首诗表达的本是胡适当年出任驻美大使的心情，没想到被解读为他对时局的看法。
很快，郭沫若发表了《替胡适改诗》等文，对胡适大加讽刺，并建议改成“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认为胡适甘心去做蒋介石的走狗。
胡适与郭沫若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认识，两人第一面印象不佳，胡在日记中称郭“思想不大清楚”，郭后来也写文章挖苦胡适每天“乘着高头大马车”。后来郁达夫因他人翻译错误，撰文恶骂，胡适抱不平，写了篇短文，遭郭、郁等人连篇批驳。胡适私下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和解。为此，三人在饭馆里把酒言欢，没想到大家都喝醉了，郭沫若竟当众亲吻了胡适面颊一下。
郭沫若发怒，因为他怀疑胡适的《说儒》抄袭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胡适基本不太看郭的学术文章。
对于郭的恶骂，胡适没有回应，但心中非常不快，在给行政院委员王世杰的信中，他说：“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一篇文章得罪了一群人
真正把胡适推到风口浪尖的，是1947年9月6日《申报》刊载的《胡适向蒋主席建议十年教育计划》一文。
胡适的核心观点是两点：一是与其大家都吃稀饭，不如集中精力办好5所大学，分别是北大、清华、中大、浙大和武大；二是官派留学生费用太高，有这笔钱，不如投给本土大学。
消息传来，南北学界震怒，凡是没被划入5所大学范围的皆恶语相向，中山大学特意咨询胡适，“中大”指的是中山大学还是中央大学，得知是后者，便很快也加入了反对阵营中。
在批评浪潮中，著名学者、南开大学的陈序经意见最具代表性。他首先认为胡适去国10年，对当下教育不熟悉，没资格划定5所大学范围，其次质疑北大抗战前只有文理法三院，可胡适归来不到一年，迅速扩充一倍，费钱且乏师资，而其他相关专业积累深厚的大学却无钱恢复，公平何在？
对于停办公费留学生，陈序经痛斥高官贪污美金不知几何，“胡先生对于这些浪费，不加指摘，而却对于四百万美金的留学费加以非难，真令人莫测高深”。当时中国高校教授中78.1%有留学经历，陈序经的批评赢得一片赞誉之声。
缺乏经费，各校皆然，胡适的观点有牺牲他校成全北大之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不少学校愤怒地提出，让别人喝稀粥，自己天天燕窝鱼翅，胡适真能心安理得地吃下去吗？在逼仄的氛围中，学理之争渐渐转化为道德解读。
胡适真的想牺牲别人吗
其实，胡适的这些观点是经多年思考而来，并非率性之言，也不是简单地只为解决现实困难。
早在1913年，胡适在《非留学篇》中便对日本倾全国之力办好两所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称赞有加，认为这比花重金派遣留学生要划算得多，他说：“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
其实，对大量公派留学生，学界一直有争议。陈寅恪先生曾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两事，一个是袁世凯的北洋练兵，一个是派送留美官费生。他认为：“中国的留学政策一向是一种贩运政策，只知道向人家讨现成饭而不知道自己耕耘。”“一代的人所贩运过来的成品经过几年以后就陈旧了。”
可见，胡适的观点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出于私心，而是想“最要又最简单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知识界内部缺乏共识，互相攻讦，大家只想保住教授的位置，不顾共利，胡适的方案根本没有通过的可能。
许国璋当时曾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列在‘五大’之中的咸表赞同，摒弃不列的齐声责难。”
长使英雄泪满襟
“十年学术计划”的争论，是民国时期继科学与玄学、中西医、生育节制、爱与性、民族问题等之后的又一次大论战，许多重要知识分子投身其中，但这次论战因和参与者利益息息相关，结果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连自命为胡适弟子的储安平也小心规避，置身事外。
事件反响之大，出乎胡适预料，因为复杂的派系关系，人们怀疑胡适的意见就是政府的意见，很快，朱家骅便在《教育施政》报告中特别强调教育均衡发展。胡适自己在后来正式提交的《学术计划》中，也删除了取消公费留学生的建议，对于“5所大学”，只是模糊地说政府应该有规划有措施，至于究竟该选哪5家，绝口不提。
在今天看来，《十年学术计划》颇具前瞻性，是一份凝聚了胡适先生智慧与见识的方案。然而，局势艰难的国民政府已无暇关心这些，而是希望利用胡适的影响力为现实政治服务。蒋多次对傅斯年说，要让胡适出任高官，傅斯年代胡适一口回绝。然而，当蒋的价码出到让胡适当总统时，胡适还确实心旌摇动过。
1962年，胡适临终前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他痛惜地说：“不幸的是几十年政治变动……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之梦，成了胡适先生的终身遗憾。
陈序经：
“全盘西化”的推手
陈序经是一代大师，著名的教育家，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他的名誉与成就一度被刻意遮蔽，成为后人眼中的“陌生人”。
陈序经是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1929年又赴德国、法国、英国的几所大学留学，是我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学者。
陈序经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学校任教并担任管理工作，在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好亲自当街摆摊售卖，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立刻给燕树棠送去钱，并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陈序经致力教育，以“只是一个教书的”自许，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一生不加入任何党派。宋子文曾请他出任驻泰国大使，杭立武曾请他任教育部副部长，他都一口回绝。
1948年8月1日，在岭南大学董事会多次邀请下，陈序经出任校长，很快将其办成广东最好的大学，他亲自登门，请来了陈寅恪、王力、姜立夫、容庚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其中陈序经与陈寅恪交情深厚，陈序经特许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任何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岭南大学解散，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当历史教授，1953年，南洋华侨在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想聘请陈序经出任校长，引起当局重视，后在陶铸的关注下，出任暨南大学校长。
据传，上世纪60年代，某领导出访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致谢陈序经先生写的《柬埔寨史》，认为很有价值。领导回国后一查，该书是在香港出版的，遂震怒，认为陈序经目无组织，有损国家尊严，不久，陈序经被调到南开大学当分管总务的副校长。
陈序经当年已61岁，对北方生活不适应，不愿离开广州，他在老家乡下已准备好木料，想翻修一下租屋，以备退休后耕读之用，但现实让他不得不北上。
1967年，陈序经遭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批斗，被赶到一间6平米小屋中居住。2月16日，一代大师溘然长逝，红卫兵称他“畏罪自杀”，医务人员认为是“心脏病突发”，实情已无法查证。
虽与胡适先生发生过争论，但陈、胡观点接近，都坚持“全盘西化”的立场，都淡薄名利，都有济世情怀，他们的交锋属于君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