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幽灵——《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其他
1
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
巴士底狱外群情激奋，这座从14世纪以来就象征刺眼王权的建筑，现在正被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团团围困。
行动之前，暴动者已从伤病军人大厦取得32000支滑膛枪，12门加农炮和一门迫击炮。进攻巴士底狱的目的并非为解救在押的七名犯人——其中四名是假证件贩卖者，两位精神病患者，另一位是因性变态遭致皇家拘捕的贵族——而是为夺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的威胁。
此前，暴动者先后派出两批代表和监狱长德·洛奈侯爵谈判，侯爵先生接待了谈判代表，但是拒绝满足群众之要求。
事态渐趋扩大，下午三点半，炮口已经对准了监狱堡垒。迫于形势，侯爵先生当即作出妥协，群众得以冲入堡垒。
然而，侯爵之妥协并未换来自身安全。这群被《乌合之众》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称为“无意识状态”的激进分子，愈发躁动起来——他们是整个法国最年轻的一代，甚至是整个欧洲最年轻的一代。
堡垒被攻占后，这位可怜的侯爵被群众围困住，狂暴的拳脚和污秽的辱骂让他备受煎熬。据说他最终被一位失业的厨子砍下首级，厨子的行动过程不太顺利，因为他用的第一把刀有些钝了。于是厨子拿出自己带着的一把黑柄小刀，在侯爵的脖颈上施展了自己的刀功。在群体的恭维声、喝彩声中，杀人者彷佛成为了群众的英雄。
“法兰西万岁！”
群众发出喝彩，
人们陷入癫狂！
他们的动机无比崇高，行动无比果敢，手段无比残忍。混合着血色的浪漫，装饰着高贵的野蛮，贯穿于法国大革命的始末，似乎也深深地烙在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中。
午夜时分，路易十六躺在凡尔赛宫的卧榻上。
缓缓睁开眼，他觉得世界一片模糊。
“陛下，”前来汇报的一位公爵说道，“巴士底狱被攻陷了。”
“是暴乱吗？”路易十六问。
“不，是革命！”公爵冷冷地回答。
四年后，路易十六命丧断头台，至今令很多同情他的读者唏嘘不已。这之前他和王后企图出奔他国，被截于华伦内，也引得无数遐想——倘或当日国王出逃成功，历史之进程是否倒转？有如国人之谈论鸿门宴——如果那不是出于司马迁之杜撰的话——倘若项羽没有妇人之仁，史书真要改写？
中国传统史学家对亡国之君向来没有什么好话，总之懦弱、昏庸、无能、淫乱……彷佛一切促成帝国灭亡之人身因素都能和亡国之君扯上关系。对于路易十六，西方史学界也有类似之评价。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讲述，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几乎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观点为基调，马氏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于是，法国大革命也不外乎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至于后来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则以历史发展充满曲折为解，新生事物之不可战胜乃是客观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然而，纵使我们将路易十六之真实性格详加考证，和盘托出，或是将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拿破仑、奥尔良公爵一干人等刻画清楚，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又有何裨益？难道历史之进程只是国家高层的权术斗争？
再者，《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已经过考证，当日法国国内贵族势力已日趋衰微，资产者晋升之路完全可以通过买爵捐官，或与贵族通婚得以实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资产者与贵族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理由促成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对立呢？可见，研读历史若愈深入细节，则愈不能用普遍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的分析，否则只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状况。
2
打开一份2013年初先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书名赫然在目。
据说2012年年底有高层领导推荐此书，引得公众热议。
书中一句“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更是令人猜测纷纷。
书谈了什么？高层透露出什么？
一时间，无端猜测代替了理性分析，捕风捉影代替了逻辑推理。
我们不愿多作意识形态之纠缠。
走近作者，走近书籍，甚至走近那段“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我们才更能走近真理。
作为一名学者，托克维尔有着社会学家普遍具有的德性——冷静、睿智、理性。作为一名法国没落的贵族，他那种骄傲而充满优越感的性格在书中时有显现。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他的思维是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他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正如我们坚信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并不是出于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对宗教本身的虔诚一样。
18世纪，农奴制在法国近乎绝迹，而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制度也逐渐瓦解——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少部分农民成了小所有者，小自耕农。长期上涨的谷物价格对少部分农民是有利可图的，另一部分农民则在城市做工。然而，由于土地分割过细，农业技术无从增进，产量无从持续增长。一遇天灾，粮价自然被推高了。
持续的通胀在1789年7月中旬达到顶峰，数据显示，当日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加之政府陷于“七年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大革命前，国家债务已占国家税收的50%以上。攻占巴士底狱前一年，政府宣布要召开“三级会议”——一个从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没有召开过的国民代表大会——商讨财政拮据之事宜。
三级会议之长久不被召开，反倒证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国家权力的渐趋集中，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中央集权制度）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大革命前，王权周围则以御前会议统御全国行政事宜，“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在行政机构内部，总监一职有如今日现代国家之政府首脑。在地方上，领主虽然还有贵族的爵位，但统治权已然旁落，地方上拥有统治权的总督，成为中央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地方公共事务，譬如道路桥梁工程，经由他们之手决定。
“王权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央集权制度被加强了。
所谓三级会议，无非表明当日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教士，人数不过10万。他们占有当日法国约6%—10%的耕地，同时有权收取什一税，但不用向国家纳税。第二等级为贵族，人数不过40万，他们占有约20%的耕地，可以收取佃农之地租。第三等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
土地占有情况纷繁复杂，政府如何能够确定清楚？如此，又如何能够掌握各阶层的收入情况？税收又该如何厘定？于是该增税的对象不被增税，被盘剥者继续被盘剥，其形势自然与和平相去甚远。
按照惯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但法国已不是161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感到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禁锢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深入人心，并且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取向，旧的惯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将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大会，建立“民国”的呼声愈发高涨起来！
从17世纪开始，重商主义使得法国海外贸易、奢侈品、造船、玻璃制造业长足进展，股份公司建立起来了，但这商业的社会仍然摆脱不了官僚组织的架构，官僚甚至将特许经营权公开贩卖，贪污以自肥！人们渴望发财的梦想与日俱增，有如日益膨胀的泡沫，政府鼓励这种情绪膨胀，却又刺破它！
1789年，巴黎失业率已经超过半数（当日巴黎人口约60万），6月底，路易十六策划解散三级会议。
人们开始走上巴黎街头了！
他们希望看到改变，他们已经融入变革的洪流了！
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一幕，和我们国家1989年的某段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在1789年8月4日新国民大会上，封建制度，连同教会之什一税，卖官鬻爵的做法，被一道废除了。
被没收的教会地产用来当作发行纸币“交付券”之担保，几多争执由此而起，难道神权要向政权宣誓，宗教要让位于世俗？
路易十六被截后，当上所谓“立宪君主”，这期间国内政府高层人士，军官，保皇党们竞相流亡异邦，国内权力愈发真空了。流亡者大有引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娘家军”德奥军队入境相助，推翻革命之势。
当奥地利军队兵临巴黎城下之时，巴黎街头平民中之激进派被称作“无套裤汉”者将群众动员起来了！他们和志愿军挽起臂来，携起手来 ！德奥军队只有灰飞烟灭之结局。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有如霍布斯之自然状态！
这以后，国王只有愈发失势。他之被处死，也是逻辑之中。日后党争展开，雅各宾派清除吉伦特派势力，可谓过激。激进派中内讧又起，罗伯斯庇尔将丹东送上断头台。马拉则遇刺于浴缸。
当时的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简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这上层的恐怖斗争，代价及其惨重。虽然当日法国被处以死刑的不过3000人，但国中尸体以数十万计，受害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这可真是血色的浪漫，高贵的野蛮！
然而，当我们对社会各阶层详加观察，便会发现，大革命竟然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金钱交易愈发展开，工厂开业，旧有的工匠作坊被迫关门。即便拿破仑称帝，反倒助长国内市场的统一，他将教士土地出售，又设立法兰西银行稳定金融，税收也被简化，这社会的商业性格有增无减。旧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制度——后世称为“资本主义”——我们以为并不是单纯地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而建立起来。
大革命期间，已有“社会主义”思想抬头。巴贝夫之倡导废除私人资本，显然不切实际。
拿破仑战争后，法国经济中心已从大西洋沿海转向东北部地区，东部如里昂迅速腾飞，北部靠近煤矿的城市也开始扩张。日后资产阶级日益做大，无产阶级之度日艰难，也是实情。
3
回过头来，《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相关书籍对我们的启示，无非是使我们看待历史和现实愈发理性，少作意识形态之牵扯。
我们以为，今日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之社会有许多相似，更多的则是不同。总之私人资本既经国家提倡，赚钱已成为社会之风尚。若集体土地之经营权不能流转，技术上反倒阻碍经济要素之自由流通，农民土地经营权之入市交易由此而兴，其中牵扯官僚之贪腐，其实无关制度之宏旨。
启蒙运动的思想混杂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网络“公知”大肆传播，其中不免有断章取义或散播谣言之嫌。“自干五”大军由此应运而生，虽然难免造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窘境，反倒为时代之多元化乐章增加音符。当此之时，某些地区资本积累仍未完成，消费主义已然大行其道，传统文化尚未被完全解构，后现代主义又粉墨登场，观者可以从无数的网络小说探得其中玄妙。今日之中国多元化既是经济发展之果，我们以为同样可以成为改革之因。
奥地利大臣梅特涅曾经说过：“当法国着了凉，全欧洲都要打喷嚏。”这法兰西之幽灵也曾影响过俄国，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继承的乃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之衣钵。即便中国的文革，也可觅得无数大革命之踪影。总之当今世界无数激进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兰西。法兰西民族浪漫而内敛之性格从电影《芳芳》男女主人公耳鬓厮磨可见一斑（据说电影女主人公要上马年春晚）。
这源于法兰西的幽灵——激进、浪漫、启蒙、理性、自由、先锋……鼓舞着法国，也将鼓舞着我们。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都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
巴士底狱外群情激奋，这座从14世纪以来就象征刺眼王权的建筑，现在正被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团团围困。
行动之前，暴动者已从伤病军人大厦取得32000支滑膛枪，12门加农炮和一门迫击炮。进攻巴士底狱的目的并非为解救在押的七名犯人——其中四名是假证件贩卖者，两位精神病患者，另一位是因性变态遭致皇家拘捕的贵族——而是为夺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的威胁。
此前，暴动者先后派出两批代表和监狱长德·洛奈侯爵谈判，侯爵先生接待了谈判代表，但是拒绝满足群众之要求。
事态渐趋扩大，下午三点半，炮口已经对准了监狱堡垒。迫于形势，侯爵先生当即作出妥协，群众得以冲入堡垒。
然而，侯爵之妥协并未换来自身安全。这群被《乌合之众》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称为“无意识状态”的激进分子，愈发躁动起来——他们是整个法国最年轻的一代，甚至是整个欧洲最年轻的一代。
堡垒被攻占后，这位可怜的侯爵被群众围困住，狂暴的拳脚和污秽的辱骂让他备受煎熬。据说他最终被一位失业的厨子砍下首级，厨子的行动过程不太顺利，因为他用的第一把刀有些钝了。于是厨子拿出自己带着的一把黑柄小刀，在侯爵的脖颈上施展了自己的刀功。在群体的恭维声、喝彩声中，杀人者彷佛成为了群众的英雄。
“法兰西万岁！”
群众发出喝彩，
人们陷入癫狂！
他们的动机无比崇高，行动无比果敢，手段无比残忍。混合着血色的浪漫，装饰着高贵的野蛮，贯穿于法国大革命的始末，似乎也深深地烙在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中。
午夜时分，路易十六躺在凡尔赛宫的卧榻上。
缓缓睁开眼，他觉得世界一片模糊。
“陛下，”前来汇报的一位公爵说道，“巴士底狱被攻陷了。”
“是暴乱吗？”路易十六问。
“不，是革命！”公爵冷冷地回答。
四年后，路易十六命丧断头台，至今令很多同情他的读者唏嘘不已。这之前他和王后企图出奔他国，被截于华伦内，也引得无数遐想——倘或当日国王出逃成功，历史之进程是否倒转？有如国人之谈论鸿门宴——如果那不是出于司马迁之杜撰的话——倘若项羽没有妇人之仁，史书真要改写？
中国传统史学家对亡国之君向来没有什么好话，总之懦弱、昏庸、无能、淫乱……彷佛一切促成帝国灭亡之人身因素都能和亡国之君扯上关系。对于路易十六，西方史学界也有类似之评价。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讲述，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几乎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观点为基调，马氏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于是，法国大革命也不外乎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至于后来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则以历史发展充满曲折为解，新生事物之不可战胜乃是客观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然而，纵使我们将路易十六之真实性格详加考证，和盘托出，或是将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拿破仑、奥尔良公爵一干人等刻画清楚，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又有何裨益？难道历史之进程只是国家高层的权术斗争？
再者，《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已经过考证，当日法国国内贵族势力已日趋衰微，资产者晋升之路完全可以通过买爵捐官，或与贵族通婚得以实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资产者与贵族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理由促成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对立呢？可见，研读历史若愈深入细节，则愈不能用普遍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的分析，否则只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状况。
2
打开一份2013年初先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书名赫然在目。
据说2012年年底有高层领导推荐此书，引得公众热议。
书中一句“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更是令人猜测纷纷。
书谈了什么？高层透露出什么？
一时间，无端猜测代替了理性分析，捕风捉影代替了逻辑推理。
我们不愿多作意识形态之纠缠。
走近作者，走近书籍，甚至走近那段“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我们才更能走近真理。
作为一名学者，托克维尔有着社会学家普遍具有的德性——冷静、睿智、理性。作为一名法国没落的贵族，他那种骄傲而充满优越感的性格在书中时有显现。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他的思维是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他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正如我们坚信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并不是出于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对宗教本身的虔诚一样。
18世纪，农奴制在法国近乎绝迹，而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制度也逐渐瓦解——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少部分农民成了小所有者，小自耕农。长期上涨的谷物价格对少部分农民是有利可图的，另一部分农民则在城市做工。然而，由于土地分割过细，农业技术无从增进，产量无从持续增长。一遇天灾，粮价自然被推高了。
持续的通胀在1789年7月中旬达到顶峰，数据显示，当日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加之政府陷于“七年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大革命前，国家债务已占国家税收的50%以上。攻占巴士底狱前一年，政府宣布要召开“三级会议”——一个从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没有召开过的国民代表大会——商讨财政拮据之事宜。
三级会议之长久不被召开，反倒证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国家权力的渐趋集中，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中央集权制度）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大革命前，王权周围则以御前会议统御全国行政事宜，“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在行政机构内部，总监一职有如今日现代国家之政府首脑。在地方上，领主虽然还有贵族的爵位，但统治权已然旁落，地方上拥有统治权的总督，成为中央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地方公共事务，譬如道路桥梁工程，经由他们之手决定。
“王权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央集权制度被加强了。
所谓三级会议，无非表明当日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教士，人数不过10万。他们占有当日法国约6%—10%的耕地，同时有权收取什一税，但不用向国家纳税。第二等级为贵族，人数不过40万，他们占有约20%的耕地，可以收取佃农之地租。第三等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
土地占有情况纷繁复杂，政府如何能够确定清楚？如此，又如何能够掌握各阶层的收入情况？税收又该如何厘定？于是该增税的对象不被增税，被盘剥者继续被盘剥，其形势自然与和平相去甚远。
按照惯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但法国已不是161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感到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禁锢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深入人心，并且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取向，旧的惯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将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大会，建立“民国”的呼声愈发高涨起来！
从17世纪开始，重商主义使得法国海外贸易、奢侈品、造船、玻璃制造业长足进展，股份公司建立起来了，但这商业的社会仍然摆脱不了官僚组织的架构，官僚甚至将特许经营权公开贩卖，贪污以自肥！人们渴望发财的梦想与日俱增，有如日益膨胀的泡沫，政府鼓励这种情绪膨胀，却又刺破它！
1789年，巴黎失业率已经超过半数（当日巴黎人口约60万），6月底，路易十六策划解散三级会议。
人们开始走上巴黎街头了！
他们希望看到改变，他们已经融入变革的洪流了！
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一幕，和我们国家1989年的某段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在1789年8月4日新国民大会上，封建制度，连同教会之什一税，卖官鬻爵的做法，被一道废除了。
被没收的教会地产用来当作发行纸币“交付券”之担保，几多争执由此而起，难道神权要向政权宣誓，宗教要让位于世俗？
路易十六被截后，当上所谓“立宪君主”，这期间国内政府高层人士，军官，保皇党们竞相流亡异邦，国内权力愈发真空了。流亡者大有引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娘家军”德奥军队入境相助，推翻革命之势。
当奥地利军队兵临巴黎城下之时，巴黎街头平民中之激进派被称作“无套裤汉”者将群众动员起来了！他们和志愿军挽起臂来，携起手来 ！德奥军队只有灰飞烟灭之结局。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有如霍布斯之自然状态！
这以后，国王只有愈发失势。他之被处死，也是逻辑之中。日后党争展开，雅各宾派清除吉伦特派势力，可谓过激。激进派中内讧又起，罗伯斯庇尔将丹东送上断头台。马拉则遇刺于浴缸。
当时的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简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这上层的恐怖斗争，代价及其惨重。虽然当日法国被处以死刑的不过3000人，但国中尸体以数十万计，受害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这可真是血色的浪漫，高贵的野蛮！
然而，当我们对社会各阶层详加观察，便会发现，大革命竟然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金钱交易愈发展开，工厂开业，旧有的工匠作坊被迫关门。即便拿破仑称帝，反倒助长国内市场的统一，他将教士土地出售，又设立法兰西银行稳定金融，税收也被简化，这社会的商业性格有增无减。旧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制度——后世称为“资本主义”——我们以为并不是单纯地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而建立起来。
大革命期间，已有“社会主义”思想抬头。巴贝夫之倡导废除私人资本，显然不切实际。
拿破仑战争后，法国经济中心已从大西洋沿海转向东北部地区，东部如里昂迅速腾飞，北部靠近煤矿的城市也开始扩张。日后资产阶级日益做大，无产阶级之度日艰难，也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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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相关书籍对我们的启示，无非是使我们看待历史和现实愈发理性，少作意识形态之牵扯。
我们以为，今日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之社会有许多相似，更多的则是不同。总之私人资本既经国家提倡，赚钱已成为社会之风尚。若集体土地之经营权不能流转，技术上反倒阻碍经济要素之自由流通，农民土地经营权之入市交易由此而兴，其中牵扯官僚之贪腐，其实无关制度之宏旨。
启蒙运动的思想混杂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网络“公知”大肆传播，其中不免有断章取义或散播谣言之嫌。“自干五”大军由此应运而生，虽然难免造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窘境，反倒为时代之多元化乐章增加音符。当此之时，某些地区资本积累仍未完成，消费主义已然大行其道，传统文化尚未被完全解构，后现代主义又粉墨登场，观者可以从无数的网络小说探得其中玄妙。今日之中国多元化既是经济发展之果，我们以为同样可以成为改革之因。
奥地利大臣梅特涅曾经说过：“当法国着了凉，全欧洲都要打喷嚏。”这法兰西之幽灵也曾影响过俄国，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继承的乃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之衣钵。即便中国的文革，也可觅得无数大革命之踪影。总之当今世界无数激进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兰西。法兰西民族浪漫而内敛之性格从电影《芳芳》男女主人公耳鬓厮磨可见一斑（据说电影女主人公要上马年春晚）。
这源于法兰西的幽灵——激进、浪漫、启蒙、理性、自由、先锋……鼓舞着法国，也将鼓舞着我们。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都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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