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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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郁达夫南下广州教书期间，与创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留下一张有趣的照片。
照片中，后三人皆西服革履。郭沫若站在中间，右脚踩在前面的凳子上，右手拄于其上，绷紧的身体瘦而劲，意气风发。一侧的成仿吾一手握杖，就像握着全世界的权柄，他微微晗首，嘴角一丝笑容，像藏了一个必胜的阴谋。另一侧的王独清微胖，亦下巴微扬，负手而立。
独有郁达夫着长衫，坐在前面的凳子上。他两只手拄在腿旁，撑起瘦弱的双肩。由于矮小，双脚只有脚尖着地，露出圆口布鞋。不似另外三人的沉着和踌躇，他歪着脑袋，眉宇间还有青年人的天真和不解。
这一年，郁达夫三十岁，距离写作、出版小说《沉沦》已有五年。这一年他来到革命中心广州，希图有所作为，迅即又回到上海，写下不平之作《广州事情》，因不肯“维护大局”，为“革命政权”遮丑，而与照片中诸君交恶，从此各奔前程。再过一年，他将结识自己的第二个妻子——王映霞，将其沸沸扬扬的私人生活演至极点。
王映霞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郁达夫时的情景：“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没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双细小的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
郁达夫貌不出众，这一点，颇以才子自诩的他，也引为“平生最大的恨事”。一次苦闷症发作的时候，郁达夫抬头看见桌上蛋形镜子里映出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形”，一把拿过镜子摔成碎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郁达夫，有了中年人的落拓和平易。
但在1934年5月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清瘦的郁达夫看向右前方，拍摄角度抹去他轮廓上的缺点，添了些飞扬俊秀之气。这张照片被印在各种郁达夫文集、传记的封面、扉页，这是一个愤怒的才子，“五四”一代的经典形象。
对郁达夫的评价从来都是个问题，有人说他是新文学的闯将，有人说他是传统的名士派，有人说他是颓废的作家，有人据郁达夫后期在苏门答腊的经历，认为他是抗日志士。但无论怎样，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还是《沉沦》等一系列小说里那个为性、为经济、为民族所苦，夸张地呼喊痛苦的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形象与作者郁达夫几乎重合，他应时代的变幻而生，在白话文学的青春期，凝定了一个永恒的青春形象。
压抑的欲望
南朝吴均曾有名篇《与朱元思书》，夸赞富春江的景色，“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郁达夫就生长在富春江边，但年幼的他，感受到的不是奇山异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郁达夫回忆说。
郁达夫父亲早亡，兄长在外读书，家中只有孤儿寡母，靠几亩薄田，勉强度日。进入小学堂之后，郁达夫由于成绩优异而跳级。携高分之勇，他要求母亲为他买一双皮鞋。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经穷尽积蓄，此时只好老着面皮，带郁达夫去店里赊账。一家，两家，三家，店里的人“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试脚，但一听到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白了眼，说赊欠不来”。到最后一家，仍遭到拒绝，母亲非但涨红了脸，连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默默回到家里，母亲上楼去了半天，后来带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她是要上当铺以衣服抵押现钱了。郁达夫哭着喊着，赶上去把她拖住，大叫：“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这一细节可以和鲁迅的童年回忆相比，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假如童年创伤带给鲁迅的是世故与冷峻，是“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那么对于郁达夫，就是压抑与自怜。
成年后的郁达夫习惯把钱放在鞋子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的迫害，借此可以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气力，拼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这不是说说而已，有一次他领到薪金，很晚才回到寓所，把地板弄出很大的响声。住在楼下的老奶奶跑上楼来从板壁缝里偷看，原来是郁达夫一个人在房里叉着腰，不停地用脚往地板上践踏，再一看，地板上铺满了钞票。
鞋子与钞票，这是一个寓言。起初求之不得，随后生出仇恨。郁达夫对金钱、名誉、女人，都有强烈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惯已受到压抑，压抑或许来自道德，或许来自年少贫穷带来的自卑，酿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态度。
金钱尚可践踏，性是一个更不可控的因素。在《沉沦》中，郁达夫描写了一个性压抑之下形成窥淫癖的留日学生，一朝嫖妓，内心谴责竟至投海自尽。
这篇小说被认为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虽然没有去自尽，但作者也曾回忆起自己在日本第一次嫖妓失身后的悔恨。但悔恨之后，仍不免再去，再悔恨，再去，如此循环，终归不能形成对性的正常态度。
《沉沦》借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赢得先机，而今时过境迁，这种剧烈的心理变动反而显得奇怪。在后期，性压抑变成“升华”，在《迟桂花》中，主人公压抑住了对一个村姑的欲望，二人结拜为兄妹。满篇优美的景色描写，仍然掩盖不住这种“升华”的不自然。
虽然有论者提出不能将主人公等同于作者本人，比如郁达夫并非一个色情狂，但以郁达夫“自叙传”的态度，倒是可以从他对主人公的塑造中，看出对自己的认知。
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很擅长自我怜悯。他们很有才气，也很柔弱，容易落泪。他们际遇不佳，但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奸人的陷害。于是他们总是在念着诗词，流着眼泪，埋怨社会的不公，伤感自己的不幸。从《沉沦》的主人公，到一度被誉为佳作的“历史小说”《采石矶》，莫不如此。
他终归一生不得志，金钱匮乏，毁誉不一，爱情波折，他说：“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来同我进攻。悲哀呀，真正有说不出的悲哀！”但这种怨念，与他对欲望的奇特态度，谁知何为因，何为果？
多情累美人
周作人自称身体里有“一个隐士”和“一个叛徒”。郁达夫说，这个说法更适合林语堂。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处，极力想要断裂、“精神又牵着过去的丝缕”的“五四”一代，很难逃脱这个命运。郁达夫也不例外。
郁达夫是以“性暴露”的反叛之姿登上文坛的。1921年，小说集《沉沦》发表之时，国内颇惊讶了一阵。其后，各种性现象轮番上阵，时而观淫，时而睹物兴起淫念，时而同性恋，时而以被虐满足性欲，时而有偷物狂，文学史家夏志清说：“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
可见，性是作为郁达夫与传统决裂的突破口。
新花样还在于《沉沦》结尾，主人公因嫖妓自责而跳海自杀，此时他大叫：“祖国，你快强大起来吧！”但这只是生硬地把郁达夫在日本的两大苦恼——民族与性——集合在一个小说，一声呐喊里面，还不具备性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在另一篇散文《归航》中，才看到二者更清晰的结合点。作者从日本回国的船上，看到一个中西混血的少女和一个“下劣西洋人”说话。郁达夫极为痛苦，他说：“我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
此时，内心有活动如下：“年轻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玷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们接近才好呢！????我并不要你爱我，我只求你别把你的身体送给异类的外人去享乐就对了。我们中国也有美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同黑人一样强壮的伟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几千万几万万家财的富翁，你何必要接近外国人呢！啊啊，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
这一段话混杂着民族自卑感，以及男人对本族女人的占有情绪，形同今日网络中幼稚的谩骂，正夹杂在郁达夫的美文之中。
和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名人一样，郁达夫在家乡有一个旧式婚姻，在城市有一个“新式”妻子。在谈起旧式婚姻时，总是痛苦而充满内疚，觉得对不起妻儿，觉得自己受了束缚，那是“传统对你我的悲剧”。然而，一旦在外面受了气，又会回家责骂妻儿。《茑萝行》中，主人公说：“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暴君。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
做郁达夫的妻子，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旧式女人”有柔顺的本能，受过教育、个性开放的王映霞就不如此。经过十多年的婚姻，1940年，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婚姻。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王映霞提出了郁达夫酗酒、离家出走、公开两个人的私人生活等种种行为。她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郁达夫在诗中，把王映霞比作苏轼的妾侍朝云。
或许这并不奇怪，“五四”一代的男人，都是娶一个新式女子，然后把她们放在家里变成旧式女人。妾侍也只是其中之一。
周作人还曾经说过，对女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进步程度。实则“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本质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根本。郁达夫以他的作品与人生经历，充分说明，无论在性方面取多么反叛的姿态，他仍然是传统的孝子。
名士，还是孩子气？
在私生活中表现无遗的任性和自我中心，还妨碍了郁达夫对他人的理解，进而妨碍了他的写作。
今天的学界已经公认，郁达夫旧诗与散文成就最高，小说次之。原因在于，他缺少小说需要的广大的理解力和同情心。他的同情心都落在自己身上，通篇的自怜和为自己辩护，虽则文笔优美，久之亦令人难以忍受。在影射胡适而写作的《采石矶》中，主人公是清代诗人黄仲则，但这个历史人物，和郁达夫的其他主人公丝毫没有区别。这种雷同，作为小说家来说，几乎是不能原谅的。
如果说就写作而言，这样的人更适合做诗人，散文家，而不具备小说家的才禀，那么，就人生而论，正如郁达夫在自传的开篇所说，这是一个悲剧。
我有一个朋友，五十出头，经常穿一身休闲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也算是个名人。一有场合，总要教育、医疗，发表些高谈阔论。但是在私下里，仍是一副劣童心性。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有意见不合就恶语相向，或者撒手不管。偏偏周围的人们以他是“天才”为理由，常常宽容了他。
天才????正如有一句话说，艺术家在别处，是一个天使；如果他是邻居，就是一个神经病。主语还可以换成诗人、才子????这样，他们的怪脾气、神经质，甚至自私和伤害就被轻易的理解，轻易的开脱了。
或者名士，许多人将郁达夫的任情任性，看作是“名士气”。
但有人不这样认为，文学批评家苏雪林相当尖刻：“郁氏好说大话，好发牢骚，有人以为是中国名士遗风。其实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者那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中国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苏雪林似乎越说越气，在批评中有怒火，却也一针见血。
有一次，我的“天才”朋友和同事因为工作起了争执，他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为对方的不退让而伤感：“大概人们是不能理解一个五十岁的人还像个孩子一样。”
孩子气，这句话比所谓“天才”更诚实。这个朋友自幼被父母姐姐宠坏了，年老仍生活在“孩子”的角色当中，充满优越感，以为全世界都是为自己而生。可惜这永远都会是一个错觉。
通常人们所用以辩护的“天才”、“诗人”、“艺术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格，是任性为之，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建筑的世界，根本不能碰撞坚硬的现实，比如携一妻一妾前去新西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破灭之后挥斧杀妻自杀的诗人顾城，比如我的朋友——某次朋友们去吃饭，和店家有了纠纷，第一个偷偷溜走的，就是平时肝火最旺的他。
孩子气徒具任性与天真，却没有名士的硬度。关于郁达夫，有很多人谈及这一点。他的天真使得他不世故，对朋友热诚，容易相信别人。但是他的孩子气使他做事随性，容易放弃和摇摆。他在普通的文学批评中使用“粪坑中的蛆虫”这样的字眼，受到回击就嚷嚷去投河，在私人生活则动辄离家出走，或者将夫妻隐私出版印行，令王映霞十分难堪。
而名士与此全然不同。名士是因对抗强权而生的骄傲磊落，这种风度是在重压之下。
他所经历的，是一个普通文人的悲剧。
——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