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d-School Blues

【不知是否因为最近几条学者、少年自杀的新闻，这篇文章突然又多了不少阅读量——这是一篇2014年的旧文章，毫不专业、日记性质、非常私人也很情绪化。如今是读博士的第五年，仔细想想，这五年的快乐程度似乎是一个U形曲线——grad school blues不是一个人，仅从自己的体验看，grad school blues似乎也不是没有尽头。 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出了自己的grad school blues，但是如果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干预/帮助，没有任何可耻的地方。而外界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也必须走出“读个书能有多难嘛”“你自己开心点啦”之类的误区。——翕如，2016/2/26补充】 -------------- 看到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生自杀的新闻，心里非常难过——大约是因为自己也身在研究生院里，于是格外有种切近感。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获得的关注相对有限——很多时候，也是在悲剧发生之后（比如去年的复旦投毒），才有一些声音呼吁，“要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 2009年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Grad-School Blues,谈的是研究生院里的心理健康问题。文中引用了一组数据，基于2004年对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67%的研究生报告，在过去一年里至少有一次觉得“毫无希望”；54%的研究生“重度焦虑，难以正常工作生活”，而接近10%的研究生说，自己考虑过自杀。 而中国的研究生院里，又是怎样的呢？ 研究生院的氛围，以及学术圈鼓励的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总利于人的心理健康与快乐。之前和很多同读博士的朋友聊天，都感慨，研究生院里的压力，是持续的、渗透式的。读研究生期间，没有了明确的“上课下课”“上班下班”“周中周末”的界限，要写出好论文、要发表、要找工作养活自己——于是这样的压力很容易就贯穿了生活的每一刻。加之学术生活（或者说学术界），鼓励的是自我怀疑、是自我与互相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只批评不建设”的氛围，也成为了压力的源头。除此之外，倘若是在异乡求学读书，对父母亲人，常常还怀有一层“报喜不报忧”的考虑——而研究生院与学术圈里的竞争关系、加之个人从小到大一路向上的求学经历，又使得“承认问题”，变得像是承认自己“软弱”“不如别人”。 我还记得博士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快乐，觉得越走越远，道路反而越发逼仄，甚至前路渺茫——但这一切，也并未和任何人说起，甚至觉得，只要自己多读书多写文章多上课多做研究，前路自然就能开阔起来，或者说，自己之所以觉得逼仄，终究是因为自身还不够强大。直到有一天，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约我聊天，和我倾诉她之前一整个学期，都处在极度的焦虑抑郁中。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甚至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是意识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是意识到“不快乐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后，某种深深的解脱。 研究生院，容易让人走入孤绝。因而在很多时候，需要被提醒，也需要自己提醒自己，“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此外，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承认心理问题需要帮助，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被污名化的——承认有心理问题甚至被等同于“神经病”，在悲剧发生后，甚至也还有种声音，指责当事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因而在很多时候，需要被提醒，也需要自己提醒自己：需要帮助，不等于“软弱”，更不意味着“有错”。 然而，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呼吁研究生们“善待自己”“珍惜生命”，终究只是问题的一个小侧面。同时需要，甚至更需要的，是系统的心理咨询服务、支持与帮助——这指得并不是校园某栋小楼里挂一个“心理咨询室”的铜牌，而是为学生提供真正的quality care。针对个体的“心灵鸡汤”，作用终究有限；不是一味说“善待自己”“珍惜生命”，焦虑与抑郁中的人，就一定能快乐起来。很多时候，那些可见的“崩溃”，并非真的是“内心不够强大”——今年年初时，哈佛有位校友跳楼自杀后，他的弟弟在纪念文章中写：他生前始终在与自己的心理问题做勇敢的战斗——让我印象很深。将问题归咎于个体，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一味推给个体，是偏颇的，最终我们需要的，还是制度性的应对与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