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一家》——老欧洲的社会精英
我在1927年首度回维也纳过圣诞节时，已在汉堡一家贸易出口公司做了四个月的练习生。回国后，《奥地利经济学家》邀请我参加新年特刊的编辑会议。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开始阅读这份杂志，但是却没有见过该周刊任何一位编辑。那时还在政府单位任职的父亲，从《奥地利经济学家》1970 年创刊以来，一直是忠实订户，也是该杂志社的朋友和顾问，常为他们写稿。
当时在欧洲，《奥地利经济学家》可是最卓越的出版物之一，原本仿效伦敦的《经济学人》，很快地就有了自己的特色：风格活泼，不但讨论企业和经济，还述及国际政治、科学和科技。这回《奥地利经济学家》之所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辑会议，虽是为了让家父高兴，然对我而言还是一项难得的殊荣。更让人得意的是，邀请函的下方有一行编辑亲自用铅笔写的字，加上名字缩写：“阁下论述巴拿马运河一文，实为上乘之作。”
那篇谈到巴拿马运河与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文章，是在前一年为大学入学考试而作，几星期前刚被一家德国经济季刊采用。即使这篇文章多半是统计图表，但是首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印刷面世，加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编辑的赞美，我还是不由得欣喜若狂——这真是我收到过的最昂贵的圣诞礼物。
会议预定在圣诞节当天上午8点钟召开。他们希望我准时抵达，于是我在8点整到。其他人也是，包括创刊人以及受人敬重的主编——一个留着白胡子、耳朵已聋的老绅士。但是，到了9点，我们依旧三三两两地坐着闲聊。于是我问其他编辑，为什么会议迟迟不开。“我们在等副总编辑卡尔•波拉尼先生（Karl Polanyi）。”从他们答话的神情，可以想见，这位波拉尼先生绝非等闲之辈。
约莫又等了40分钟，我注意到会议室里每个人都面带微笑。之后，听到有人喃喃地说一些奇怪的名字像是：冯玉祥、张作霖、蒋介石和毛泽东。突然间，一个两手提着扁扁的行李箱、身材高大的人冲入室内，继续低吼着那些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的音节。之后，停了半晌，才大声说：“圣诞快乐！”
接着一屁股坐下来，椅子几乎承受不住他的重量要垮了，而他还是继续念着“张作霖”等奇怪的字句。
他打开一只箱子，倒出一大堆的书本、报告杂志和信件。他的声音低沉，快速，像是从火山口爆发出来的岩浆：“此次年度特刊，将有4篇主题文章：一篇论及中国形势，也就是张作霖、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的内战（又是一大堆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这些就是未来5年最重要的世界大事；另一篇是有关全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滑落——这表示再过几年我们即将面临严重的经济不景气；第三篇讨论俄国的斯大林、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最后，我们还有一篇文章论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写（1919年-1920年和平的经济结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in 1919-1920）的那一位。他现在又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新理论，企图向传统的经济学挑战。”他又打开另一只箱子，书本、小册子和报告又堆成另一座山。
然而，波拉尼的同僚不但不赞赏，反倒有点恼怒。
主编问：“我们怎可省略今年夏天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内战呢？”
波拉尼的回答是：“那件事不提也罢。我们年前就知道会发生了。”
另一个编辑问：“我们怎可没有一篇对英镑重新评估的特别报道呢？你不是亲口告诉我们，那项大错必会危害到英国和整个世界经济？”
“是的，”波拉尼说，“但是那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不只一次了。”
“波拉尼先生，那美国股市的兴旺呢？”
“德国赔款事宜呢？”又有人问。
“华尔街股票大涨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波拉尼严正地说，“而德国赔款事宜5年前就决定了。我们已经很清楚，不管签订什么条约，德国不会赔偿，也没有偿债的能力。”
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我，问我是谁，了解我是何人后，问道：“你对我们的主题文章有什么建议没有？”
方才其他编辑纷纷提议，波拉尼一一加以反驳时，我恰好有时间思考一下。 因此，我得以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何不谈论希特勒席卷德国的危险？”
“胡说八道，”所有的编辑同声反对，“纳粹在上次德国大选中一败涂地，差不多要被送进坟墓了。”
我说：“我知道这点，但是我还是害怕。”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主题，”波拉尼说，“你可以写篇三页的文章，告诉我们缘由吗？”
然而，波拉尼请我写稿的计划，最后还是被否决了，入选的都是没有争议、传统的主题，而编辑们所谓波拉尼那些“臆测”，变成短短的几段，而且沦落到杂志后面的篇幅。
但此时，我只对波拉尼一个人有兴趣。于是，我问他是否可在会后一同乘车到他家，听听他对原先提议的主题进一步的看法。他立刻邀请我和他全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在离开会议室时，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他好找支笔来签收。支票在我手上，又没放在信封内，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到了终点，下了车，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废车场，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我们一路爬上五楼，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资料。
终于到顶楼了，一片漆黑。门开了，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丈母娘（一位上了年纪、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都出来迎接我们。
我们立刻坐下，共进晚餐。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这可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呢！
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接着，他们家四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吵得脸红脖子粗，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
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道：“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无意中看到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这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四个人都闭上了嘴，静默像永恒那么长。然后，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不是为了逃离迫害，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我先生有能力赚钱，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
卡尔•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包括做母亲的，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
每个人都找到了“答案”，也明白这并不是惟一的解答。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有趣，而且精力充沛。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当然，我没有机会和他的父亲结识。老波拉尼约生于1825年和1830年之间，在匈牙利山间一个小小的犹太村落呱呱落地。在1848年匈牙利起义，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中，老波拉尼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口才最好的。不到25岁，他就成为匈牙利的游击队指挥官，身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先是对抗奥地利人，继而与沙皇派来匈牙利镇压的俄国大军交战。最后遭到溃败后，老波拉尼逃到瑞士去学工程，并严格服膺加尔文教派。大约有10年的岁月，他都过着流亡他乡的生活，在全欧各地建筑铁路，从此在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享有盛名。
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年的反叛者获得特赦后，他才回到匈牙利，决心以另外一种方法，实行1848年革命的原始计划。当时的匈牙利不再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国家，其文化不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且经济蓬勃发展，以铁路为命脉，并有受到高度保护的现代农业。就在几年内，老波拉尼成为“铁路之王”，一半是因为财务的关系，一半则是因为政治，然而百分之百是投机性的。就像美国和欧洲其他所有的“铁路之王”，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建筑铁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因过度扩张而使得亲手缔造的王国崩陷。他在1900年左右去世时，已一文不名。
当年，约是在1868年，老波拉尼登峰造极，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时，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她就是塞西莉亚，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还是10来岁的少女时，就曾参与炸弹计划——她在俄国皇家仕女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炸弹，她的兄弟也常利用这间实验室谋杀高级警宫。这女孩后来逃离俄国，躲藏在苏黎世，老波拉尼就在那儿遇见她，并和她结为连理。
我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她谋面的，她也是波拉尼家人中我遇见的第一个。那时的她，还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已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口舌锋利得叫人生畏。然而，也有妙语连珠的时候。正如她谈到第一个在英国成立的工党政府：“在其他国家，这一步可说是方向正确，但在英国则不然，因为他们的仆人过于奴颜婢膝。”不过，她常常只是喜欢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她听到好友的丈夫因为伪币交易而入狱，就说：“这实在是玛格丽特的福气。她不是常抱怨她先生在外拈花惹草吗？这下子，这个做先生的不得不对她忠实了。”
老波拉尼夫妇有五个儿女：老大奥托，老二阿道夫，老三则为女孩穆希（她必定还有另一个名字，不过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用那名字称呼她），老四和老五就是卡尔和迈克尔。这些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城堡。那是他买下的地方，就在一望无际的大麦田中央，离最近的城镇约有数里之遥。这些孩子就在严厉的隔离下接受教育，不得和兄弟姊妹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能见到的人，只有家教老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有瑞士和法国血统，一个则有瑞士和德国血统，还有一个是匈牙利人。这些老师每周只教一名学生，下一周再教一个，如此周而复始。老波拉尼教导孩子的方法是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立下的教育规范：孩子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老波拉尼还试着超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对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
他确实更胜一筹。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教育法之下，他的孩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
长子奥托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父亲一样成为工程师，也像父亲，年纪轻轻的，就离乡背井到瑞士和德国工作。他显然非常工于机械设计，也是一个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商人。他在1895年左右到意大利，接手一家几近倒闭的机械制造厂。此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奥托•波拉尼（Otto Polanyi）改成奥托•博尔（Otto Pol），并设法使这家工厂起死回生，成为刹车装置、排档等主要供应商，同时提供零件给一家新公司，也就是日后著名的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到了1910年，奥托•博尔已经跻身意大利的顶尖企业家，而且极为富有。这时的他，已是非常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他和一些人创办了机关报《前进！》（Avanti），并提供财务支援。他和该报编辑结为好友，也向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位编辑年纪尚轻，却懂得煽动人心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坚决地反政府，他就是墨索里尼。
奥托•博尔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已经破灭了。他开始在阶级革命之外寻找替代品，企图在未来建立一个“非中产阶级”的社会。墨索里尼本人也疗好自己的创伤，重新站起来。奥托•博尔使他相信未来将是阶级融合的新局面。这样的结合，既非基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所有的阶级取得共识，为国家的美好而努力，如“一束结合紧密的树枝”（fasces），重现罗马共和的神圣遗产。
卡尔•波拉尼不愿谈到他的哥哥奥托。自从奥托信奉法西斯主义后，家人就和他断绝关系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告诉我，这个哥哥尚在人世，但不再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墨索里尼，且对他日益深恶痛绝。然而，虽然奥托对墨索里尼有提携之功，墨索里尼还是翻脸不认人，也忘了他，奥托最后变成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家中的老二阿道夫，和父亲老波拉尼一样，从事铁路工程。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为一家英国工程公司在巴西修筑铁路。他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决定在此落地生根。他成为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起先只有铁路，后来还建筑了港口、发电厂，并参与一些工业建设计划。然而，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像他的父亲，他知道“基础建设”的重要，如铁路、电厂和港口等，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立国之本。巴西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社会可以在这里形成，不同于欧洲那“堕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可以融合，创造出现代却不丧失种族色彩、自由却不倾向个人主义的新文明。
他身边都是非凡的人物，像社会学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政治家。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创造出“新巴西”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使巴西有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开花结果，在现代绘画、现代音乐和现代建筑等文化艺术层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阿道夫在宣扬“巴西的大陆任务”方面，永远有旺盛的精力。他一直鼓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首都，比方说迁至内陆，远离沿海地区，这样才不至于依赖欧洲。
我从未见过奥托•博尔，但却不时在卡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里见到阿道夫。阿道夫也把姓氏改成博尔。那时约是20世纪50年代，阿道夫已经垂垂老矣，差不多是八旬老翁。他是来纽约看病的，就在一年内撒手人寰。当时，他虽年事已高，仍活力充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未来有独到的见解。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梦想和希望，像卡尔念诵那些中国人的名字一样，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阿道夫至少比任何人早十年预见到南北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一边是已开发、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另一边则是贫穷落后的非白人的世界。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被击败了，不再期待巴西成为未来的社会。他说：“顶多是另一个日本罢了，虽不属于西方，却已全盘西化，无异于迈阿密的文化郊区。”
在阿道夫下面的是老三穆希，也许她是波拉尼这一家中最有天分的，然而其创造力却最为短暂。穆希在25岁嫁为人妇后，立刻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女主人。但在她20岁时，穆希•波拉尼小姐可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之星。这个运动在西方，由于音乐家巴尔托克和多赫纳尼而远近驰名，为试图回归匈牙利文化之根的运动——也就是回归乡土，找回自己的民族艺术、音乐和民间传说。穆希更丰富了这个运动，称之为“农村社会学”，也为其添加了一股政治动力：农民要一致努力，共同创造出未来的社会图像，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村落。
在穆希还只是19岁的少女时，她就创办了一本杂志，大半的文章都是自己撰写的，影响所及遍布多瑙河盆地，直至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古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地带，例如克罗地亚。这个民族运动更引发了“绿色前线”运动，也就是提倡农业合作和民主的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是蔚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世人所知的铁托就是克罗地亚的农村社会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穆希•波拉尼的信徒，那时的他不叫铁托，原名为布洛尤维奇（Josip Brozovitch）。而南斯拉夫特有的乡村自治区和自治垦植区等概念是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说铁托是个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这话很对，因为铁托的概念就是源自穆希在1900年提出的“农村社会学”。
在穆希投入社会运动只有短短几年，然而她留下的小册子、杂志、文章和演说却是本世纪最有趣的社会实验，也是以色列集体居民组织“基布兹”得以诞生的原因之一。在穆希的朋友和信徒中，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奥本海默也在其中。奥本海默一开始是个浪漫的社会主义者，追随拉萨尔，而非马克思，后来才转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他在1900年左右，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并成为赫茨尔最亲密的伙伴。赫茨尔设计犹太人在圣地的第一个群落，亦即以色列第一个集体居民组织时，就向奥本海默请教。然而他们创设集体农场的蓝图——那如田园诗的农民共同社区——其高度的文化和简朴的生活，就是按照穆希•波拉尼的理想策划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既非倾向“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
穆希的寿命很长，60年代末期逝于纽约。她一直是个美人，其实波拉尼一家人的相貌都很出色。可惜，她提早60年放弃了自己的才华——1905年左右，她刚在社会运动方面展现过人的实力时，就嫁为人妇，专注于养儿育女，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婚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波拉尼家中最小的是迈克尔，是1891年才出生的孩子，因此比老大奥托和老二阿道夫几乎小了20岁。然而，他却是波拉尼家最出名的一个，至少好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不到30岁，迈克尔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就在柏林当爱因斯坦的助手。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一度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问题只是该算化学奖，还是物理奖。希特勒入侵时，他跑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担任化学教授。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改变了研究领域，转向哲学发展。一开始，他像其他所有的家人，关心社会和社会化的过程，试着在科学中找答案。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并成为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反对实证主义、传统自由派的理性主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下那种集体主义。对迈克尔·波拉尼而言，人都是孤立的个体，而个人是基于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他的作品，最为人知的就是《超越虚无》（Beyond Nihilism），迈克尔在其中提出他关心的议题，并提出答案。迈克尔•波拉尼可谓现代的斯多葛派学者。
卡尔是波拉尼家的老四，排行在穆希之后，迈克尔之前。他们一家，除了奥托外，我都认识，但只有卡尔和我成为密友。
就像穆希，卡尔从小就崭露过人的天赋，也和穆希一样，他的才华在早年就已燃烧殆尽；和穆希不同的是，他在几近60岁的时候，还打算重来，而进入另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
他在20 岁前，曾在布达佩斯攻读法律，和富有的匈牙利贵族卡罗依伯爵（Michael Karolyi）结交。卡罗依伯爵后来创立匈牙利自由党，不久就成为该党党报的主笔和编辑。然而这个自由党却完全不为国人接受，正因在所有匈牙利政党中，只有这个党反对压迫非匈牙利人，并主张人人平等，不管是斯洛伐克人、克罗地西亚人或罗马尼亚人都可平起平坐，却使匈牙利人在自己的王国内成为少数。当时，加入自由党的，几乎都是罪犯。尽管卡罗依声名显著，而且极为富有，也不得不流亡国外。然而卡尔•波拉尼却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担任军官，结果身受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他遇见一个非常年轻的护士，并坠入情网，于是娶她为妻。她就是出身于古老士绅家庭的伊洛娜，父亲曾为铁路局局长。那铁路本来是卡尔的父亲老波拉尼的，因为破产而被匈牙利政府接收。伊洛娜和卡尔结婚时才17岁，但已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曾因反战活动被捕，也是当时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袖。
在他们刚结婚时，卡尔的伤势还未完全复原，匈牙利就宣告战败。卡罗依伯爵此时已流亡归来，出任匈牙利的行政院长，并延揽卡尔入阁，请他担任司法部长。6个月后，共产党人推翻了卡罗依，卡尔于是逃亡到维也纳，成为难民。过了3个月，原本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伊洛娜脱离了共产党，并和老母及刚出世的女儿到维也纳去和卡尔相会。卡尔在《奥地利经济学家》谋得编辑一职，很快就晋升为副总编辑，而且是该期刊最好的作家。过了几年，我才遇见他。伊洛娜也开始研究物理，并把他们的女儿抚养长大。那时，卡尔已经40多了，收入颇为丰厚，对灿烂的过去似乎十分满意。我告诉父亲在编辑会议上遇到他的经过，父亲说：“是的。我知道卡尔•波拉尼这个人。他过去的确很辉煌，但现在已光华不再，乏善可陈。”
然而，卡尔并没有一直待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以写政论终老一生。年后，他失业了，一方面是由于景况不佳，一方面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该杂志已经不得在德国发行了。还有一个因素则是奥地利本国右翼的兴起。于是他到了英国，在那儿他还有些贵格会的老朋友。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时在工人教育联盟授课，有时帮一些不知名的小杂志写文章，赚个几文钱。此外，由于他那些贵格会老友的大力支援，他才得以独自到美国做几场演说，然而待遇却是寒酸之极。
就在这几年，我开始有机会常常见到他，并和他结识。我在卡尔之前搬到英国，不久就养成在星期天早上一同散步的习惯。就在1937年，我和妻移居美国后，每回他到美国，定前来探访。
卡尔在那几年受了不少苦。我在1927年圣诞的编辑会议和他初相见时，就已了解他当时说的并非如同事所言，只是“臆测”，而是分析得来的。他有一种神秘的直觉，能洞察先机。但在离开维也纳、飘泊不定的那几年，他真是开始“臆测”，一展过人的想象力。尽管他已有不少政治经验，还是天真地以为执政者是纯熟、机灵且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并怀疑处处都有阴谋和策划已久的反动计划。他从前是解读新闻，现在则是编造新闻。
记得有一回，大约是1938年的3月1日，我们在纽约长谈。他刚从英国来美，而我正打算前往英国。我告诉他，想到希特勒即将入侵奥地利，在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彼得，你现在用不着担心。”我很惊讶他这么说，因为希特勒已经公然威胁奥地利，他的大军也开始集结在奥地利边境了。“没错，”卡尔答道，“假如他对着奥地利大吼大叫，一定不会入侵的。最危险的国家就是希特勒没有恐吓到的。我想，他一定会向瑞士进军。”10天后，我在大西洋驶向英国的轮船上时，希特勒已经进攻奥地利了。
两年后，在1940年的春天，“舆论战”进行的那几个月，卡尔把伊洛娜留在英国，独自到美国来做几场演说，希望大家相信，不会再有战争了。他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希特勒、俄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已经达成秘密协议，计划攻击中国，进行瓜分。欧洲的战争只是个幌子。”
在那几年中，每当我听到卡尔谈论政治，总想起拿破仑麾下的首席外交宫塔列朗（Talleyrand）的老故事：有个同事的噩耗传到他耳朵里时，他说：“他是什么意思？”我想，卡尔似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这样评论他，或许并不公平，他可能只是走在时代之前而已。在卡尔死后，如水门事件的政治现实，最后证明和他的想象颇为类似。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相当杰出而富有新意的人，亲切、慷慨，不时面带点亮冬夜的微笑，并拥有一种内在的清明——环境愈是险恶，愈能显示出他的不乱。在1940年的6月，闪电战开始，舆论战结束，卡尔暂时回不到英国，我和妻子都很高兴他能在我们租来的北佛蒙特避暑小屋住几周。当时，我们第一个孩子凯瑟琳还不到两岁，不但不怕生，还跟他很亲。那个夏天，每晚我们都在收音机旁，听那些可怕的新闻——法国倒下了，敦刻尔克失守，以及不列颠的战役。之后，卡尔几乎不能成眠，总是整个晚上不断沉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二天一早，他一听到凯瑟琳在婴儿床里翻动的声音，马上走到她的房间，告诉她所有的想法，问她问题，好像要在她身上试验自己的理论一样。当然，宝宝不懂他说的任何一个字。特别是他说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又像是诵经的声调，正如多年前他念着那些中国人的名字。然而，凯瑟琳完全被他迷住了。
那几个星期，尽管梦魇一般，对我来说，倒是颇为“多产”的一段时期，对卡尔来说，也是个转折点。一年半以前，也就是在1939年的春天，我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著作《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试着分析纳粹主义之根，并论及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传统的式微。
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构思一本书，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时起，我就开始思索，想写一本探讨未来而非过去的书，讨论以后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并假定希特勒终将被击溃。到了1940年，我才开始动笔，两年后，终于出版了，书名为《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开始是以社会迈向组织型的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为讨论的焦点，以及有关这组织型社会的情况、功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二战后世界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要点，现在看来几乎是稀松平常，但却是第一本处理这样主题的书，书中论及：企业体或任何组织，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体，可说是社会组织，是一个集体，也是个社会。我对机构管理的兴趣，也从这本书起奠定基础，使我开始注意管理的问题。也因为这本书，几年后通用汽车公司请我分析其高层组织结构和公司政策。我的第一本“管理专书”——《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也因此而诞生（英国版书名为《大企业》（Big Business）），成书时间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出版则是在1946年。之后，我的写作方向大抵是以社会、政治和管理为主。
在佛蒙特的那个夏天，我正埋首于《工业人的未来》一书的草稿，并准备拿卡尔来试试我的理念。他和平常一样感兴趣，给我许多鼓励，也很热忱，却不认同我所谓的“保守的写作态度”。这使得他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澄清一下。很快地，卡尔自己和我终于明白，在卡尔的脑中也有一部巨著正在酝酿之中，虽然仍片片断断、杂乱无章，而且没有焦点，但已有了雏型，只要他有时间和财力支援，一两年之内成书应该不成问题。
这时，卡尔恰巧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有一次，卡尔启程到中西部去演讲，我刚回纽约，一家在南佛蒙特的学院的校长打电话来。他们虽只是一家小型女子学院，但素质很高。他问我可否在冬季和春季莅临本宁顿学院讲学一周，我欣然同意。接着校长又说，他们需要一位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者，问我有没有适当的人选推荐给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他们一笔补助金，条件是这个学者必须提交一本经济史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当然，我说，我已经想到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卡尔•波拉尼在1941年初到了本宁顿学院，伊洛娜也去了，虽然她没有正式的文凭，该校还是聘她教授物理。
一年后，1942年夏天，我也搬到本宁顿，正式在那儿任教，《工业人的未来》也定稿了。卡尔那时才开始动笔写书，需要一个听众听他阐述理念，并提供意见。在1942年年底至1943年战事仍在进行。年初，因为石油缺乏，本宁顿学院被迫停课3个月。我的书刚好完成，下一本也还没有开始，所以有不少时间。一星期总有两三次，我和女儿凯瑟琳踩着积雪走到波拉尼家的小屋，看看他的书——《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写得如何了。凯瑟琳已经四岁多，如同当年，臣服在卡尔的魔力之下。后来，这本书成了他惟一完成的书。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他论道，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不是机器或是先前世界贸易突然蓬勃所致，也非由于“农业革命”产生的过剩资本，而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延伸、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供需法则”，加上其他两项“生产的主因”，也就是土地与劳力，特别是后者，亦即就业以及人民的生计。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主题，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争议。
然而，对卡尔而言，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他认为，《大转型》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发展出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式。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市场并非惟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此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和经济、社群互相调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而不悖。
卡尔论述道，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得利用市场来交易货品、分配资金，但是绝不可用市场来分配土地或劳力。不管就互惠还是就重新分配而言，应运用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则，而非根据经济法则。事实上，《大转型》正提到：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边。在整合国外的、长距离的贸易方面，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其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不管卡尔所重写的现代史是否为人接受（社会学家大抵觉得可以，经济学家却难以接受），自从年轻的马克思提出生计（经济）和生存（社群）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来，卡尔是少数以新颖和创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不但反资本主义，也反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探讨经济学的结构理论，可发现这个我们仍迫切需要的理论，正利用卡尔•波拉尼指出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也就是重新分配、互惠和市场交易。这些分类就是《大转型》一书最大的贡献，然而在当时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
不过这本书的问世，还是引起了一股风潮，使卡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得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那时，卡尔已经60多岁了，但是精力仍然不减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8年间，他主导了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也就是古经济史的研究，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到阿兹特克，从达荷美的黑人王国远溯至荷马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他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经济史和远古经济制度的了解。不管是在文化人类学还是经济的史前史方面，卡尔•波拉尼都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但是，卡尔自己却陷入极度的沮丧。对他而言，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另一个选择”，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然而，他所发现的，却只是一个愈来愈神秘难解的过去。他越深入史前史，研究原始经济，深究古典和古典前的遗产，那个美好的、“非市场”的社会，就越来越遥不可及。卡尔的才智不仅止于看出达荷美的黑人王国就是哈利以半小说文体写成的《根》（Roots）一书中呈现的人间乐园，更为哈利先祖的达荷美深深吸引。他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安定社会和健全经济；市场贸易仅限于进出口，和内在经济严格分离。
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事实上，他偶然发现的这一点，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原本爱好自由和和谐的黑色种族社会，之所以有奴隶的贩卖和掠夺等事情，都是由邪恶的外来者（例如东方的阿拉伯入和西方的白人）用强力造成的——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引进奴隶的正是黑人国王与首领自己，他们组织、训练这些奴隶，并支持掠夺奴隶的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削弱非自己种族或王国的敌人，或毁灭他们，另一方面是想获得枪支等交易货品以统治自己的臣民，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卡尔研究16、17世纪的西非到古典希腊，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时，又受到同样的震撼——正是奴隶制度和有组织的奴隶掠夺，让这些奴隶对抗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血肉，因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才能得到经济发展和自由，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而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并制定社群内的关系，把劳力放在市场的体制之外。
19世纪曼彻斯特学派中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自由派宣称——市场是农奴制度外惟一的选择。波拉尼这一家，从父亲开始，若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一致认为这是个错误。事实上，曼彻斯特自由派秉持的市场信条，可说是波拉尼家的宿敌。波拉尼这一家无不汲汲于寻求另一个选择，不管是奥托早期的法西斯主义、阿道夫那浪漫的巴西、穆希的《农村社会学》、迈克尔的自律及主张没有欲念的个人，乃至于卡尔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皆是。但是卡尔对于史前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钻研越深，就得到越多的证据，证明李嘉图和边沁的市场信条是可憎可鄙的，和卡尔同时代的令人敬畏的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ederick Hayek）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卡尔退缩到注解的世界，越来越深入人类学以及纯学术的钻研。
就在那几年，每个月我至少都会去看卡尔一次。他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宿舍——一栋年久失修的小公寓，房间阴森森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本、手册、文章和信件。窗户紧闭，暖气一直开着，然而卡尔还是觉得冷，因此用一层又一层破破烂烂的毛衣把自己裹起来。从外表看来，他似乎一点儿也没变，笑声还是低沉而充满爆发力，也和往常一样开朗、口若悬河。每次见到我，他总是急于一吐心中关切的研究，连询问我的工作和家人等开场白都省了。他依然喜欢高声念着奇特的名字，几年前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和未来，慢慢地变成在小亚细亚挖掘出的铜器时代遗址，或是5000年前苏美尔人楔形文字所记录的地方宫衔。
他还是喜欢预测新闻背后的“真相”，聪敏和思绪的错综复杂，一如往昔。然而，在政治方面，他现在感兴趣的，并非世界强权之争，而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间深层的权力斗争与权谋。他还是常常谈到寻找“另一个选择”，以及人类自由和经济发展如何取得和谐。每一次，在原始文化或古文化进行新的研究计划时，他还是期待能从中找到心目中那“另一个选择”。然后，差不多有几个星期，他又充满青春的活力与热忱。但接着又转向古物研究、细枝末节、文本批评和版本修订等“学究”工作。以前，他可能过于大而化之，但是慢慢地他变得只会追逐注脚。偶尔灵光乍现，这个步入晚年的卡尔•波拉尼——也许该说是青春的卡尔重现了吧——才有惊人之语。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在纽约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是现在看来，却没有可能了。”
卡尔70岁时，也就是在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和伊洛娜搬到多伦多，8年后撒手人寰。他们的独生女嫁给加拿大人。晚年的他，还算快乐，至少可说相当满足。他继续进行研究，例如近东地区的古文明和中国的汉朝，但著作却越来越少，即使后来有一点，也是死后由朋友和学生帮他整理出版的。到他几近80岁离开人世时，他已把20年前在《大转型》一书中做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
每次，有人听我说起波拉尼家的事，总会说：“你何不以他们的生平写一本书？”这一家人的确是相当独特，无疑地，是我所见最特别，也是最富才华的一家人。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
波兰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重要的是，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也就是我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卡尔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代价，亦即借由市场的分裂、分隔和疏离来维系自由。为了个人，冲突、冒险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价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小恶，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虑。这可能指社会以及人间善恶诸神已成为次要，社会组织也不再重要，正如“完美的宗教”在日渐凋零的社会时代里一样，已不再引起争议。
在“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要追寻这种社会，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陷于无法容忍，完全失去自由，或是引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些听来可能还很遥远。鉴往知来，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初，整个世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无法在天主教和新教间找到合成的可能性，他们的失败预示了50年后“完美的宗教时代”的结束。因此，波拉尼这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最后遭到失败，也许就是预示了“完美的社会时代”（the Age of the Infallible Society）的结束。
（本文摘自德鲁克《旁观者》）
当时在欧洲，《奥地利经济学家》可是最卓越的出版物之一，原本仿效伦敦的《经济学人》，很快地就有了自己的特色：风格活泼，不但讨论企业和经济，还述及国际政治、科学和科技。这回《奥地利经济学家》之所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辑会议，虽是为了让家父高兴，然对我而言还是一项难得的殊荣。更让人得意的是，邀请函的下方有一行编辑亲自用铅笔写的字，加上名字缩写：“阁下论述巴拿马运河一文，实为上乘之作。”
那篇谈到巴拿马运河与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文章，是在前一年为大学入学考试而作，几星期前刚被一家德国经济季刊采用。即使这篇文章多半是统计图表，但是首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印刷面世，加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编辑的赞美，我还是不由得欣喜若狂——这真是我收到过的最昂贵的圣诞礼物。
会议预定在圣诞节当天上午8点钟召开。他们希望我准时抵达，于是我在8点整到。其他人也是，包括创刊人以及受人敬重的主编——一个留着白胡子、耳朵已聋的老绅士。但是，到了9点，我们依旧三三两两地坐着闲聊。于是我问其他编辑，为什么会议迟迟不开。“我们在等副总编辑卡尔•波拉尼先生（Karl Polanyi）。”从他们答话的神情，可以想见，这位波拉尼先生绝非等闲之辈。
约莫又等了40分钟，我注意到会议室里每个人都面带微笑。之后，听到有人喃喃地说一些奇怪的名字像是：冯玉祥、张作霖、蒋介石和毛泽东。突然间，一个两手提着扁扁的行李箱、身材高大的人冲入室内，继续低吼着那些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的音节。之后，停了半晌，才大声说：“圣诞快乐！”
接着一屁股坐下来，椅子几乎承受不住他的重量要垮了，而他还是继续念着“张作霖”等奇怪的字句。
他打开一只箱子，倒出一大堆的书本、报告杂志和信件。他的声音低沉，快速，像是从火山口爆发出来的岩浆：“此次年度特刊，将有4篇主题文章：一篇论及中国形势，也就是张作霖、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的内战（又是一大堆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这些就是未来5年最重要的世界大事；另一篇是有关全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滑落——这表示再过几年我们即将面临严重的经济不景气；第三篇讨论俄国的斯大林、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最后，我们还有一篇文章论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写（1919年-1920年和平的经济结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in 1919-1920）的那一位。他现在又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新理论，企图向传统的经济学挑战。”他又打开另一只箱子，书本、小册子和报告又堆成另一座山。
然而，波拉尼的同僚不但不赞赏，反倒有点恼怒。
主编问：“我们怎可省略今年夏天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内战呢？”
波拉尼的回答是：“那件事不提也罢。我们年前就知道会发生了。”
另一个编辑问：“我们怎可没有一篇对英镑重新评估的特别报道呢？你不是亲口告诉我们，那项大错必会危害到英国和整个世界经济？”
“是的，”波拉尼说，“但是那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不只一次了。”
“波拉尼先生，那美国股市的兴旺呢？”
“德国赔款事宜呢？”又有人问。
“华尔街股票大涨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波拉尼严正地说，“而德国赔款事宜5年前就决定了。我们已经很清楚，不管签订什么条约，德国不会赔偿，也没有偿债的能力。”
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我，问我是谁，了解我是何人后，问道：“你对我们的主题文章有什么建议没有？”
方才其他编辑纷纷提议，波拉尼一一加以反驳时，我恰好有时间思考一下。 因此，我得以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何不谈论希特勒席卷德国的危险？”
“胡说八道，”所有的编辑同声反对，“纳粹在上次德国大选中一败涂地，差不多要被送进坟墓了。”
我说：“我知道这点，但是我还是害怕。”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主题，”波拉尼说，“你可以写篇三页的文章，告诉我们缘由吗？”
然而，波拉尼请我写稿的计划，最后还是被否决了，入选的都是没有争议、传统的主题，而编辑们所谓波拉尼那些“臆测”，变成短短的几段，而且沦落到杂志后面的篇幅。
但此时，我只对波拉尼一个人有兴趣。于是，我问他是否可在会后一同乘车到他家，听听他对原先提议的主题进一步的看法。他立刻邀请我和他全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在离开会议室时，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他好找支笔来签收。支票在我手上，又没放在信封内，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到了终点，下了车，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废车场，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我们一路爬上五楼，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资料。
终于到顶楼了，一片漆黑。门开了，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丈母娘（一位上了年纪、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都出来迎接我们。
我们立刻坐下，共进晚餐。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这可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呢！
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接着，他们家四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吵得脸红脖子粗，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
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道：“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无意中看到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这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四个人都闭上了嘴，静默像永恒那么长。然后，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不是为了逃离迫害，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我先生有能力赚钱，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
卡尔•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包括做母亲的，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
每个人都找到了“答案”，也明白这并不是惟一的解答。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有趣，而且精力充沛。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当然，我没有机会和他的父亲结识。老波拉尼约生于1825年和1830年之间，在匈牙利山间一个小小的犹太村落呱呱落地。在1848年匈牙利起义，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中，老波拉尼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口才最好的。不到25岁，他就成为匈牙利的游击队指挥官，身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先是对抗奥地利人，继而与沙皇派来匈牙利镇压的俄国大军交战。最后遭到溃败后，老波拉尼逃到瑞士去学工程，并严格服膺加尔文教派。大约有10年的岁月，他都过着流亡他乡的生活，在全欧各地建筑铁路，从此在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享有盛名。
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年的反叛者获得特赦后，他才回到匈牙利，决心以另外一种方法，实行1848年革命的原始计划。当时的匈牙利不再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国家，其文化不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且经济蓬勃发展，以铁路为命脉，并有受到高度保护的现代农业。就在几年内，老波拉尼成为“铁路之王”，一半是因为财务的关系，一半则是因为政治，然而百分之百是投机性的。就像美国和欧洲其他所有的“铁路之王”，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建筑铁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因过度扩张而使得亲手缔造的王国崩陷。他在1900年左右去世时，已一文不名。
当年，约是在1868年，老波拉尼登峰造极，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时，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她就是塞西莉亚，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还是10来岁的少女时，就曾参与炸弹计划——她在俄国皇家仕女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炸弹，她的兄弟也常利用这间实验室谋杀高级警宫。这女孩后来逃离俄国，躲藏在苏黎世，老波拉尼就在那儿遇见她，并和她结为连理。
我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她谋面的，她也是波拉尼家人中我遇见的第一个。那时的她，还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已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口舌锋利得叫人生畏。然而，也有妙语连珠的时候。正如她谈到第一个在英国成立的工党政府：“在其他国家，这一步可说是方向正确，但在英国则不然，因为他们的仆人过于奴颜婢膝。”不过，她常常只是喜欢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她听到好友的丈夫因为伪币交易而入狱，就说：“这实在是玛格丽特的福气。她不是常抱怨她先生在外拈花惹草吗？这下子，这个做先生的不得不对她忠实了。”
老波拉尼夫妇有五个儿女：老大奥托，老二阿道夫，老三则为女孩穆希（她必定还有另一个名字，不过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用那名字称呼她），老四和老五就是卡尔和迈克尔。这些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城堡。那是他买下的地方，就在一望无际的大麦田中央，离最近的城镇约有数里之遥。这些孩子就在严厉的隔离下接受教育，不得和兄弟姊妹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能见到的人，只有家教老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有瑞士和法国血统，一个则有瑞士和德国血统，还有一个是匈牙利人。这些老师每周只教一名学生，下一周再教一个，如此周而复始。老波拉尼教导孩子的方法是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立下的教育规范：孩子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老波拉尼还试着超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对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
他确实更胜一筹。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教育法之下，他的孩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
长子奥托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父亲一样成为工程师，也像父亲，年纪轻轻的，就离乡背井到瑞士和德国工作。他显然非常工于机械设计，也是一个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商人。他在1895年左右到意大利，接手一家几近倒闭的机械制造厂。此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奥托•波拉尼（Otto Polanyi）改成奥托•博尔（Otto Pol），并设法使这家工厂起死回生，成为刹车装置、排档等主要供应商，同时提供零件给一家新公司，也就是日后著名的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到了1910年，奥托•博尔已经跻身意大利的顶尖企业家，而且极为富有。这时的他，已是非常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他和一些人创办了机关报《前进！》（Avanti），并提供财务支援。他和该报编辑结为好友，也向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位编辑年纪尚轻，却懂得煽动人心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坚决地反政府，他就是墨索里尼。
奥托•博尔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已经破灭了。他开始在阶级革命之外寻找替代品，企图在未来建立一个“非中产阶级”的社会。墨索里尼本人也疗好自己的创伤，重新站起来。奥托•博尔使他相信未来将是阶级融合的新局面。这样的结合，既非基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所有的阶级取得共识，为国家的美好而努力，如“一束结合紧密的树枝”（fasces），重现罗马共和的神圣遗产。
卡尔•波拉尼不愿谈到他的哥哥奥托。自从奥托信奉法西斯主义后，家人就和他断绝关系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告诉我，这个哥哥尚在人世，但不再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墨索里尼，且对他日益深恶痛绝。然而，虽然奥托对墨索里尼有提携之功，墨索里尼还是翻脸不认人，也忘了他，奥托最后变成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家中的老二阿道夫，和父亲老波拉尼一样，从事铁路工程。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为一家英国工程公司在巴西修筑铁路。他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决定在此落地生根。他成为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起先只有铁路，后来还建筑了港口、发电厂，并参与一些工业建设计划。然而，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像他的父亲，他知道“基础建设”的重要，如铁路、电厂和港口等，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立国之本。巴西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社会可以在这里形成，不同于欧洲那“堕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可以融合，创造出现代却不丧失种族色彩、自由却不倾向个人主义的新文明。
他身边都是非凡的人物，像社会学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政治家。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创造出“新巴西”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使巴西有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开花结果，在现代绘画、现代音乐和现代建筑等文化艺术层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阿道夫在宣扬“巴西的大陆任务”方面，永远有旺盛的精力。他一直鼓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首都，比方说迁至内陆，远离沿海地区，这样才不至于依赖欧洲。
我从未见过奥托•博尔，但却不时在卡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里见到阿道夫。阿道夫也把姓氏改成博尔。那时约是20世纪50年代，阿道夫已经垂垂老矣，差不多是八旬老翁。他是来纽约看病的，就在一年内撒手人寰。当时，他虽年事已高，仍活力充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未来有独到的见解。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梦想和希望，像卡尔念诵那些中国人的名字一样，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阿道夫至少比任何人早十年预见到南北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一边是已开发、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另一边则是贫穷落后的非白人的世界。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被击败了，不再期待巴西成为未来的社会。他说：“顶多是另一个日本罢了，虽不属于西方，却已全盘西化，无异于迈阿密的文化郊区。”
在阿道夫下面的是老三穆希，也许她是波拉尼这一家中最有天分的，然而其创造力却最为短暂。穆希在25岁嫁为人妇后，立刻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女主人。但在她20岁时，穆希•波拉尼小姐可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之星。这个运动在西方，由于音乐家巴尔托克和多赫纳尼而远近驰名，为试图回归匈牙利文化之根的运动——也就是回归乡土，找回自己的民族艺术、音乐和民间传说。穆希更丰富了这个运动，称之为“农村社会学”，也为其添加了一股政治动力：农民要一致努力，共同创造出未来的社会图像，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村落。
在穆希还只是19岁的少女时，她就创办了一本杂志，大半的文章都是自己撰写的，影响所及遍布多瑙河盆地，直至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古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地带，例如克罗地亚。这个民族运动更引发了“绿色前线”运动，也就是提倡农业合作和民主的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是蔚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世人所知的铁托就是克罗地亚的农村社会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穆希•波拉尼的信徒，那时的他不叫铁托，原名为布洛尤维奇（Josip Brozovitch）。而南斯拉夫特有的乡村自治区和自治垦植区等概念是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说铁托是个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这话很对，因为铁托的概念就是源自穆希在1900年提出的“农村社会学”。
在穆希投入社会运动只有短短几年，然而她留下的小册子、杂志、文章和演说却是本世纪最有趣的社会实验，也是以色列集体居民组织“基布兹”得以诞生的原因之一。在穆希的朋友和信徒中，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奥本海默也在其中。奥本海默一开始是个浪漫的社会主义者，追随拉萨尔，而非马克思，后来才转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他在1900年左右，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并成为赫茨尔最亲密的伙伴。赫茨尔设计犹太人在圣地的第一个群落，亦即以色列第一个集体居民组织时，就向奥本海默请教。然而他们创设集体农场的蓝图——那如田园诗的农民共同社区——其高度的文化和简朴的生活，就是按照穆希•波拉尼的理想策划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既非倾向“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
穆希的寿命很长，60年代末期逝于纽约。她一直是个美人，其实波拉尼一家人的相貌都很出色。可惜，她提早60年放弃了自己的才华——1905年左右，她刚在社会运动方面展现过人的实力时，就嫁为人妇，专注于养儿育女，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婚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波拉尼家中最小的是迈克尔，是1891年才出生的孩子，因此比老大奥托和老二阿道夫几乎小了20岁。然而，他却是波拉尼家最出名的一个，至少好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不到30岁，迈克尔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就在柏林当爱因斯坦的助手。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一度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问题只是该算化学奖，还是物理奖。希特勒入侵时，他跑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担任化学教授。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改变了研究领域，转向哲学发展。一开始，他像其他所有的家人，关心社会和社会化的过程，试着在科学中找答案。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并成为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反对实证主义、传统自由派的理性主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下那种集体主义。对迈克尔·波拉尼而言，人都是孤立的个体，而个人是基于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他的作品，最为人知的就是《超越虚无》（Beyond Nihilism），迈克尔在其中提出他关心的议题，并提出答案。迈克尔•波拉尼可谓现代的斯多葛派学者。
卡尔是波拉尼家的老四，排行在穆希之后，迈克尔之前。他们一家，除了奥托外，我都认识，但只有卡尔和我成为密友。
就像穆希，卡尔从小就崭露过人的天赋，也和穆希一样，他的才华在早年就已燃烧殆尽；和穆希不同的是，他在几近60岁的时候，还打算重来，而进入另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
他在20 岁前，曾在布达佩斯攻读法律，和富有的匈牙利贵族卡罗依伯爵（Michael Karolyi）结交。卡罗依伯爵后来创立匈牙利自由党，不久就成为该党党报的主笔和编辑。然而这个自由党却完全不为国人接受，正因在所有匈牙利政党中，只有这个党反对压迫非匈牙利人，并主张人人平等，不管是斯洛伐克人、克罗地西亚人或罗马尼亚人都可平起平坐，却使匈牙利人在自己的王国内成为少数。当时，加入自由党的，几乎都是罪犯。尽管卡罗依声名显著，而且极为富有，也不得不流亡国外。然而卡尔•波拉尼却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担任军官，结果身受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他遇见一个非常年轻的护士，并坠入情网，于是娶她为妻。她就是出身于古老士绅家庭的伊洛娜，父亲曾为铁路局局长。那铁路本来是卡尔的父亲老波拉尼的，因为破产而被匈牙利政府接收。伊洛娜和卡尔结婚时才17岁，但已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曾因反战活动被捕，也是当时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袖。
在他们刚结婚时，卡尔的伤势还未完全复原，匈牙利就宣告战败。卡罗依伯爵此时已流亡归来，出任匈牙利的行政院长，并延揽卡尔入阁，请他担任司法部长。6个月后，共产党人推翻了卡罗依，卡尔于是逃亡到维也纳，成为难民。过了3个月，原本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伊洛娜脱离了共产党，并和老母及刚出世的女儿到维也纳去和卡尔相会。卡尔在《奥地利经济学家》谋得编辑一职，很快就晋升为副总编辑，而且是该期刊最好的作家。过了几年，我才遇见他。伊洛娜也开始研究物理，并把他们的女儿抚养长大。那时，卡尔已经40多了，收入颇为丰厚，对灿烂的过去似乎十分满意。我告诉父亲在编辑会议上遇到他的经过，父亲说：“是的。我知道卡尔•波拉尼这个人。他过去的确很辉煌，但现在已光华不再，乏善可陈。”
然而，卡尔并没有一直待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以写政论终老一生。年后，他失业了，一方面是由于景况不佳，一方面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该杂志已经不得在德国发行了。还有一个因素则是奥地利本国右翼的兴起。于是他到了英国，在那儿他还有些贵格会的老朋友。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时在工人教育联盟授课，有时帮一些不知名的小杂志写文章，赚个几文钱。此外，由于他那些贵格会老友的大力支援，他才得以独自到美国做几场演说，然而待遇却是寒酸之极。
就在这几年，我开始有机会常常见到他，并和他结识。我在卡尔之前搬到英国，不久就养成在星期天早上一同散步的习惯。就在1937年，我和妻移居美国后，每回他到美国，定前来探访。
卡尔在那几年受了不少苦。我在1927年圣诞的编辑会议和他初相见时，就已了解他当时说的并非如同事所言，只是“臆测”，而是分析得来的。他有一种神秘的直觉，能洞察先机。但在离开维也纳、飘泊不定的那几年，他真是开始“臆测”，一展过人的想象力。尽管他已有不少政治经验，还是天真地以为执政者是纯熟、机灵且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并怀疑处处都有阴谋和策划已久的反动计划。他从前是解读新闻，现在则是编造新闻。
记得有一回，大约是1938年的3月1日，我们在纽约长谈。他刚从英国来美，而我正打算前往英国。我告诉他，想到希特勒即将入侵奥地利，在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彼得，你现在用不着担心。”我很惊讶他这么说，因为希特勒已经公然威胁奥地利，他的大军也开始集结在奥地利边境了。“没错，”卡尔答道，“假如他对着奥地利大吼大叫，一定不会入侵的。最危险的国家就是希特勒没有恐吓到的。我想，他一定会向瑞士进军。”10天后，我在大西洋驶向英国的轮船上时，希特勒已经进攻奥地利了。
两年后，在1940年的春天，“舆论战”进行的那几个月，卡尔把伊洛娜留在英国，独自到美国来做几场演说，希望大家相信，不会再有战争了。他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希特勒、俄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已经达成秘密协议，计划攻击中国，进行瓜分。欧洲的战争只是个幌子。”
在那几年中，每当我听到卡尔谈论政治，总想起拿破仑麾下的首席外交宫塔列朗（Talleyrand）的老故事：有个同事的噩耗传到他耳朵里时，他说：“他是什么意思？”我想，卡尔似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这样评论他，或许并不公平，他可能只是走在时代之前而已。在卡尔死后，如水门事件的政治现实，最后证明和他的想象颇为类似。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相当杰出而富有新意的人，亲切、慷慨，不时面带点亮冬夜的微笑，并拥有一种内在的清明——环境愈是险恶，愈能显示出他的不乱。在1940年的6月，闪电战开始，舆论战结束，卡尔暂时回不到英国，我和妻子都很高兴他能在我们租来的北佛蒙特避暑小屋住几周。当时，我们第一个孩子凯瑟琳还不到两岁，不但不怕生，还跟他很亲。那个夏天，每晚我们都在收音机旁，听那些可怕的新闻——法国倒下了，敦刻尔克失守，以及不列颠的战役。之后，卡尔几乎不能成眠，总是整个晚上不断沉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二天一早，他一听到凯瑟琳在婴儿床里翻动的声音，马上走到她的房间，告诉她所有的想法，问她问题，好像要在她身上试验自己的理论一样。当然，宝宝不懂他说的任何一个字。特别是他说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又像是诵经的声调，正如多年前他念着那些中国人的名字。然而，凯瑟琳完全被他迷住了。
那几个星期，尽管梦魇一般，对我来说，倒是颇为“多产”的一段时期，对卡尔来说，也是个转折点。一年半以前，也就是在1939年的春天，我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著作《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试着分析纳粹主义之根，并论及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传统的式微。
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构思一本书，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时起，我就开始思索，想写一本探讨未来而非过去的书，讨论以后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并假定希特勒终将被击溃。到了1940年，我才开始动笔，两年后，终于出版了，书名为《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开始是以社会迈向组织型的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为讨论的焦点，以及有关这组织型社会的情况、功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二战后世界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要点，现在看来几乎是稀松平常，但却是第一本处理这样主题的书，书中论及：企业体或任何组织，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体，可说是社会组织，是一个集体，也是个社会。我对机构管理的兴趣，也从这本书起奠定基础，使我开始注意管理的问题。也因为这本书，几年后通用汽车公司请我分析其高层组织结构和公司政策。我的第一本“管理专书”——《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也因此而诞生（英国版书名为《大企业》（Big Business）），成书时间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出版则是在1946年。之后，我的写作方向大抵是以社会、政治和管理为主。
在佛蒙特的那个夏天，我正埋首于《工业人的未来》一书的草稿，并准备拿卡尔来试试我的理念。他和平常一样感兴趣，给我许多鼓励，也很热忱，却不认同我所谓的“保守的写作态度”。这使得他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澄清一下。很快地，卡尔自己和我终于明白，在卡尔的脑中也有一部巨著正在酝酿之中，虽然仍片片断断、杂乱无章，而且没有焦点，但已有了雏型，只要他有时间和财力支援，一两年之内成书应该不成问题。
这时，卡尔恰巧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有一次，卡尔启程到中西部去演讲，我刚回纽约，一家在南佛蒙特的学院的校长打电话来。他们虽只是一家小型女子学院，但素质很高。他问我可否在冬季和春季莅临本宁顿学院讲学一周，我欣然同意。接着校长又说，他们需要一位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者，问我有没有适当的人选推荐给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他们一笔补助金，条件是这个学者必须提交一本经济史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当然，我说，我已经想到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卡尔•波拉尼在1941年初到了本宁顿学院，伊洛娜也去了，虽然她没有正式的文凭，该校还是聘她教授物理。
一年后，1942年夏天，我也搬到本宁顿，正式在那儿任教，《工业人的未来》也定稿了。卡尔那时才开始动笔写书，需要一个听众听他阐述理念，并提供意见。在1942年年底至1943年战事仍在进行。年初，因为石油缺乏，本宁顿学院被迫停课3个月。我的书刚好完成，下一本也还没有开始，所以有不少时间。一星期总有两三次，我和女儿凯瑟琳踩着积雪走到波拉尼家的小屋，看看他的书——《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写得如何了。凯瑟琳已经四岁多，如同当年，臣服在卡尔的魔力之下。后来，这本书成了他惟一完成的书。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他论道，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不是机器或是先前世界贸易突然蓬勃所致，也非由于“农业革命”产生的过剩资本，而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延伸、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供需法则”，加上其他两项“生产的主因”，也就是土地与劳力，特别是后者，亦即就业以及人民的生计。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主题，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争议。
然而，对卡尔而言，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他认为，《大转型》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发展出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式。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市场并非惟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此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和经济、社群互相调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而不悖。
卡尔论述道，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得利用市场来交易货品、分配资金，但是绝不可用市场来分配土地或劳力。不管就互惠还是就重新分配而言，应运用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则，而非根据经济法则。事实上，《大转型》正提到：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边。在整合国外的、长距离的贸易方面，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其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不管卡尔所重写的现代史是否为人接受（社会学家大抵觉得可以，经济学家却难以接受），自从年轻的马克思提出生计（经济）和生存（社群）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来，卡尔是少数以新颖和创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不但反资本主义，也反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探讨经济学的结构理论，可发现这个我们仍迫切需要的理论，正利用卡尔•波拉尼指出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也就是重新分配、互惠和市场交易。这些分类就是《大转型》一书最大的贡献，然而在当时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
不过这本书的问世，还是引起了一股风潮，使卡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得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那时，卡尔已经60多岁了，但是精力仍然不减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8年间，他主导了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也就是古经济史的研究，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到阿兹特克，从达荷美的黑人王国远溯至荷马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他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经济史和远古经济制度的了解。不管是在文化人类学还是经济的史前史方面，卡尔•波拉尼都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但是，卡尔自己却陷入极度的沮丧。对他而言，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另一个选择”，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然而，他所发现的，却只是一个愈来愈神秘难解的过去。他越深入史前史，研究原始经济，深究古典和古典前的遗产，那个美好的、“非市场”的社会，就越来越遥不可及。卡尔的才智不仅止于看出达荷美的黑人王国就是哈利以半小说文体写成的《根》（Roots）一书中呈现的人间乐园，更为哈利先祖的达荷美深深吸引。他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安定社会和健全经济；市场贸易仅限于进出口，和内在经济严格分离。
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事实上，他偶然发现的这一点，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原本爱好自由和和谐的黑色种族社会，之所以有奴隶的贩卖和掠夺等事情，都是由邪恶的外来者（例如东方的阿拉伯入和西方的白人）用强力造成的——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引进奴隶的正是黑人国王与首领自己，他们组织、训练这些奴隶，并支持掠夺奴隶的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削弱非自己种族或王国的敌人，或毁灭他们，另一方面是想获得枪支等交易货品以统治自己的臣民，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卡尔研究16、17世纪的西非到古典希腊，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时，又受到同样的震撼——正是奴隶制度和有组织的奴隶掠夺，让这些奴隶对抗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血肉，因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才能得到经济发展和自由，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而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并制定社群内的关系，把劳力放在市场的体制之外。
19世纪曼彻斯特学派中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自由派宣称——市场是农奴制度外惟一的选择。波拉尼这一家，从父亲开始，若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一致认为这是个错误。事实上，曼彻斯特自由派秉持的市场信条，可说是波拉尼家的宿敌。波拉尼这一家无不汲汲于寻求另一个选择，不管是奥托早期的法西斯主义、阿道夫那浪漫的巴西、穆希的《农村社会学》、迈克尔的自律及主张没有欲念的个人，乃至于卡尔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皆是。但是卡尔对于史前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钻研越深，就得到越多的证据，证明李嘉图和边沁的市场信条是可憎可鄙的，和卡尔同时代的令人敬畏的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ederick Hayek）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卡尔退缩到注解的世界，越来越深入人类学以及纯学术的钻研。
就在那几年，每个月我至少都会去看卡尔一次。他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宿舍——一栋年久失修的小公寓，房间阴森森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本、手册、文章和信件。窗户紧闭，暖气一直开着，然而卡尔还是觉得冷，因此用一层又一层破破烂烂的毛衣把自己裹起来。从外表看来，他似乎一点儿也没变，笑声还是低沉而充满爆发力，也和往常一样开朗、口若悬河。每次见到我，他总是急于一吐心中关切的研究，连询问我的工作和家人等开场白都省了。他依然喜欢高声念着奇特的名字，几年前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和未来，慢慢地变成在小亚细亚挖掘出的铜器时代遗址，或是5000年前苏美尔人楔形文字所记录的地方宫衔。
他还是喜欢预测新闻背后的“真相”，聪敏和思绪的错综复杂，一如往昔。然而，在政治方面，他现在感兴趣的，并非世界强权之争，而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间深层的权力斗争与权谋。他还是常常谈到寻找“另一个选择”，以及人类自由和经济发展如何取得和谐。每一次，在原始文化或古文化进行新的研究计划时，他还是期待能从中找到心目中那“另一个选择”。然后，差不多有几个星期，他又充满青春的活力与热忱。但接着又转向古物研究、细枝末节、文本批评和版本修订等“学究”工作。以前，他可能过于大而化之，但是慢慢地他变得只会追逐注脚。偶尔灵光乍现，这个步入晚年的卡尔•波拉尼——也许该说是青春的卡尔重现了吧——才有惊人之语。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在纽约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是现在看来，却没有可能了。”
卡尔70岁时，也就是在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和伊洛娜搬到多伦多，8年后撒手人寰。他们的独生女嫁给加拿大人。晚年的他，还算快乐，至少可说相当满足。他继续进行研究，例如近东地区的古文明和中国的汉朝，但著作却越来越少，即使后来有一点，也是死后由朋友和学生帮他整理出版的。到他几近80岁离开人世时，他已把20年前在《大转型》一书中做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
每次，有人听我说起波拉尼家的事，总会说：“你何不以他们的生平写一本书？”这一家人的确是相当独特，无疑地，是我所见最特别，也是最富才华的一家人。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
波兰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重要的是，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也就是我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卡尔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代价，亦即借由市场的分裂、分隔和疏离来维系自由。为了个人，冲突、冒险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价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小恶，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虑。这可能指社会以及人间善恶诸神已成为次要，社会组织也不再重要，正如“完美的宗教”在日渐凋零的社会时代里一样，已不再引起争议。
在“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要追寻这种社会，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陷于无法容忍，完全失去自由，或是引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些听来可能还很遥远。鉴往知来，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初，整个世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无法在天主教和新教间找到合成的可能性，他们的失败预示了50年后“完美的宗教时代”的结束。因此，波拉尼这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最后遭到失败，也许就是预示了“完美的社会时代”（the Age of the Infallible Society）的结束。
（本文摘自德鲁克《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