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s 孔庙的石碑

“这么近，那么远。”提起13岁以前对曲阜孔庙的记忆，刘亚伟用了一句试下的流星雨。 少年刘亚伟家住在城东颜庙街，在孔庙西边的曲阜一中上学。每天晨昏，他都要背着书包，两次穿行孔庙从快睹门到仰高门（俗称东华门到西华门）间的编导。空腹喝孔庙南北向这段了大半个曲阜旧县城，为方便人行走，做出此让步。 刘亚伟记得，通道从前院弘道门前的树林中经过，首先看见的是那些古老得不可思议的参天桧柏。这些柏树顶上苍翠，下身却像化石雕刻，有的中间已空了，刘亚伟和伙伴们有时候会钻进树洞捉迷藏。 另外则是巨大的石碑，特别是那些带有一个赑屃底座的御碑，孩子们常常到这个形似乌龟的动物头颈上乘凉，把石头磨得光溜溜的。1949年以后的一段日子，皇家威严逝去，文物保护的不是那么严格，刘亚伟还能钻进同文门内通道两侧的栅栏，触摸集中存放的汉碑，观望一些人拿着锤子和棉纸拓印。 对于孔庙这个童年世界中庞大的存在，从小学到初中的老师在课堂上都少有提及。刘亚伟也没有多想过为什么，只是眷恋夹道参天古柏的音量，偶尔为树梢灰鹤的啼鸣出神。直到有一天红卫兵来临，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寻常。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县委宣传部任摄影干事的刘亚伟，用镜头一张张记录了被推到断裂的石碑修复的过程。那道裂痕却没有在他 弥补起来。 最近一次回孔庙，东华门和西华门已经关闭，断裂的石碑重新立起，孔子的塑像重新端坐在神龛里，导游的喇叭声震耳。刘亚伟却总感到心里缺了些什么，和屋顶的彩绘或天空的松荫一起剥落下来。 这种感觉，也同样在观看祭孔典礼的曲阜师大教师刘正东心里，刘正东家住紧邻孔庙孔府的阙里街，从小听惯了晨钟暮鼓和鸦噪鹤鸣，在大成殿里给被俘虏的国军士兵卖过甜瓜，也曾目睹孔庙东西门的几次开合，孔子墓碑的砸倒与重新竖立。上世纪80年代，阙里街拆迁，变成了旅游商品步行街，刘正东才和邻居们一起告别了孔庙大墙下的生活。 他感到“三孔”（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的合称）像个不倒翁，按下去，过一段又起来了。对于后人来说，它仿佛只是个外形还大体完整的不倒翁而已，可以拿来当摆设，内情却无人关心。几千年流传下来，碑志牌坊日对月积，更多是朝廷政治的需要，现在又变成门票机器和商业道具。 破立轮回 刘正东的孔庙记忆开始于日占年代。 日本兵并不是鲜艳的存在，他们只是偶尔出现在孔庙中，留下了一两张如同孩子们骑在赑屃上的留影，背靠高大的御碑，似乎在得意中显出畏惧。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有权威的仍旧是身穿制服的奉卫队。这些人原由孔府聘请，有半个公家身份，“像现在的保安，有制服没枪”。 在一张上世纪20年代孔庙南门的老照片上，刘正东一眼认出了他们。日本人来了之后，奉卫队的形象和指责没有什么变化。 刘正东还目睹过日本人举行的祭孔典礼。由于孔子第77代孙、国民特任奉祀官孔德成已随过国民政府撤离，典礼由留在曲阜的一个族人主持。日本人对孔子多少表示出敬意。国家文物局专家李晓东说，他参与过一个搜集日本占领期间对中国文物古迹破坏材料的调查，其中没有破坏曲阜文物的记录。 真正的动荡，开端于此后的内战。首先是日本人撤离，孔庙和孔府成为真空地带。奉卫队消失，空腹自己的人巡逻，但没有了官方支持，挡不住大人孩子的好奇心，以及拓碑卖帖者的利欲。今天孔庙石碑身上褪不去的黑色，就是从那时开始随意拓碑留下的。 曲阜的局势，显示汉奸维持，等待国民政府接受，接着被附近的八路军地方部队攻下，直到1946年底。1947年初，孔德成和国民党的部队一起归来，孔府和孔庙的劝慰又恢复了一点，人们依旧可以穿庙而过，但不能再进南北院了。 世事如棋，1948年夏天解放军打回来，孔德成再次随国民党撤离，解放兖州的炮声震动了曲阜城，被俘国军被一批批地送到孔府和孔庙里，在大成殿孔子和四圣像面前的地方，刘正东像饥渴的俘虏兜售过甜瓜。人群的喧嚣和浓烈的体味，第一次混淆了这里千年以来的庄重肃穆。 解放之初，孔府成了开赴朝鲜的九兵团的留守处和直属医院。，宅院改造为病房，曲阜城内外孔氏家族的其他宅邸，也多半被军队各部门占据。一直到1954年，医院撤出，孔府和孔庙成为文物单位，开始进驻专业的文保人员。而历代袭封“衍圣公”的孔子嫡系后代、国民特任管孔德成，以及曲阜城中颜回、周公、曾子的袭封后人，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归。 1961年，“三孔”成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国务院的石碑立在了“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告示碑旁，孔庙终于在新社会有了一个确定的身份。两年后，这里举办了一场孔子思想讨论会，曲阜师大教授骆承烈当时以秘书身份参与了这场会议。 会上，经学大师周予同以及匡亚明等人与《红旗》杂志社的关锋就孔子的褒贬发生了政治，预示了此后“三孔”命运的走向。作为会务人员的骆承烈也提交了自己的论文，态度属于中间派。 “文革”开始，“三孔”的真正厄运来临了。破四旧的高潮中，北师大学生、京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数百名红卫兵来到曲阜，与本地造反派结合向“地主阶级统治的总根子”下手，背后则是《红旗》杂志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几年前暑期的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石碑被砸倒，伺候是“三孔”中全体碑刻、匾额和塑像的灾难。起初力保“三孔”的县领导被迫与几年前赞扬孔子的学者们一起，在挖掘孔坟的仪式上首先落下自己的一铲。“三孔”一度面临被焚毁的危险。 在几千年的时光中，孔府孔庙虽然没有像皇家宫室那样，显赫一时又在易代之际付之一炬，却由于中国建筑砖木结构的特性，难免风化虫蚀雷击火焚，连孔子的神龛本身也曾遭到烧毁。孔庙屡毁屡建，眼下的建筑主要是清朝中间的成果。 “红色风波”中，“三孔”遭到的创伤还包括大量的文物流失和档案焚毁。红卫兵们打开了孔府后院的库房，将大量文物抢掠出来供批判货“判决”烧毁。根据曲阜文管会1973年的一份报告，被损毁的国家一级文物达70余件，其中既有汉碑和画像石、宋代孔子画像、元明冠服，也有宋元瓷器和各种善本书籍。这些文物的随坏，在于野蛮搬运和地摊式的批判展览，一些哥窑瓷器在从楼上架滑梯往下放时磕坏，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孔府档案则被红卫兵城里的“文物判决组”判决销毁。孔庙镇庙之宝“商周十供”一度被文管会人员埋入地底，幸存下来。 孔庙最终惨淡求生。当孔祥林1937年进入曲阜文管会工作时，他看到的“三孔”是一具没有气息的遗体，在断碑残林之下僵卧，但修复断碑的工作已经暗中开始。1974年，为了配合“批林批孔”的大成殿展览，孔府后半部分复原陈列。1975年开始修复碑亭，1978年终于迎来了大修，清扫了几万公斤蝙蝠粪、彩绘屋檐、掩埋被掘的坟坑。1979年，孔庙再次对外开放。 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它靠着忍耐力硬挺过了那个时代。 但就在这个恢复期，与孔庙休戚相关的曲阜城墙却被拆除。曲阜城墙在明代迁于现址以“移城卫庙”，躲过了上世纪60年代之处全国拆城的风波，却在此时因为“影响规划交通”而消失，又在20年后重建，可算是“三孔”劫难的意外卫生。 上世界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曲阜文管会的黄金年代，孔祥林手中拥有大量国务院下拨的资金。他主持修建了汉碑陈列馆，给孔庙装上了监视和消防系统，在孔林里竖起了瞭望塔，还拆掉了孔府孔庙周边的民房和单位用房，修建缓冲带。他的一些举动甚至被人视为过于超前。但随着门票收入令人艳羡的增长，文管会主导的好时光也注定走到了尽头。 1999年，曲阜引进房地产资本“深圳华侨城”组建中国孔子国际旅游股份公司，谋求上市。坚决反对“卖孔”的孔祥林卸任文管会主人，调往孔子研究会，文管会成为集团下设的一个部门。之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水洗三孔”时间，舆论大哗，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 文物专家李晓东是国家文物局调查组成员。他回忆当时地上到处有积水，结着冰。拱廊的彩绘剥落很明显，可以拾起脱落的金箔。犹豫是冬天，水分不易蒸发，对木结构造成更大的腐蚀。 孔祥林介绍，这些彩绘有些是上世纪30年代孔德成大婚时翻修过的，还有的是明清的旧物，犹豫是矿物颜料而非油漆，颜色被水一冲就掉了。大成殿后檐的彩绘，至今留着明显的斑驳褪色痕迹。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由于眼下工艺难以模拟传统彩绘，为防止翻新造成破坏，文物局禁止彩绘修复。加上这次水洗的损耗，使得“三孔”中的多数粱枋和斗拱彩绘剥落严重，只剩下陈旧裸露的木质。 被冲洗的一些碑刻结冰后，因热胀冷缩产生了裂缝。大成殿和奎文阁钱的龙柱云纹都因此破裂。至今在大成殿前右侧第二根龙珠上仍清晰地留着残损。 “水洗三孔”前不久，孔府中的一座元代碑刻已经被施工的卡车撞毁。由于是粉碎性破坏，这块石碑再也没有修复。 水洗事件导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文物单位不得上市的规定，直接逆转了“三孔”的商业化太湿。 数年之后，华侨城退出，“三孔”形成了文管会、文化旅游局、遗产委几个部门公管的局面。由于职能交叉和受制于县级级别，曲阜在文化产业上未再有大动作。数年前曲阜所属济宁市300亿元打造“中国文化标志城”的意图，也因不切实际而流产。只有“三孔”门票价格一路高涨，最近一次2010年的门票调价引起激烈争议，最终搁置。 每至假期，都有一批批学生在父母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感受传统教育。他们在参观几个景点后匆匆而去，很难有时间停下来，详细阅读那些沧桑晦涩的石碑，聆听在时代喧嚣中失去的洙泗弦歌。 碑的墓地 在骆承烈心中，“三孔”是中国最大的碑林，而不是排在西安、泰山之后的第三。“曲阜的碑总量最大，拥有最多的汉碑”。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骆承烈一点一点把“三孔”中所有的碑文抄录了下来，仅买门票就花去了1万多元的课题费，最终成书。 但这里很少能捡到完好的碑。 看上去完整的，其实带着裂痕的暗伤，略微细心即可看出当年断裂的走向。有些碑体上的线条过于繁复，让人怀疑当年是怎么拼接起来的。有的大碑上的裂痕宽大的像是没有褪去的鞭伤，抹着水泥，在不显眼的侧背打着粗大生锈的铆钉。可以想象，这些坚固的石碑当年遭遇了怎样的暴力。孔子坟前竖立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墓碑，下半截清晰地留着水泥块填充的痕迹，记录着那些无法找回的残缺。刘亚伟目睹了人们抡着长柄的油锤砸烂孔子墓碑。复原的墓碑，是由收集回的七八十块残片组成的，最小的只有拳头大小。 最先被砸碎的“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早已不知去向，现在“三孔”门外和颜庙门前立着的都是新的。只有在颜庙之内保留着的一块残碑，上半截已呈粉碎，背后镌刻着一首原山东省副省长李予昂题写的纪事诗，有“首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等句，讲述了作者眼中的砸碑始末。 但根据时任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闫长贵的回忆，砸烂“三孔”的最初动机，来自于戚本禹从江青处回来的传达，戚本禹找到与“三孔”有过节的《红旗》杂志社关锋，不料关不赞成，因此由该社编辑林杰传达给谭厚兰，由谭厚兰带人到曲阜实施，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最初可能并不知情。在红卫兵誓师大会砸毁国务院石碑向文革小组汇报时，陈伯达和戚本禹一起提出了“有限度破坏”的指令，即“汉碑要保留，明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红卫兵组织最初执行了这一指令。 今天“三孔”的明碑和宋碑上，偶尔还可看到依稀的“留”字。作家刘亚伟回忆，他看见红卫兵提着油漆桶，在这些碑身上刷上了标记。但并不是所有的明碑都保留了下来，即使是那些刷上了“留”字的。十三碑亭中的“成化碑”，就是这样一座至今带着“留”字，却被推到砸断的巨碑。 在骆承烈的记忆中，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明以前的碑”是否包括明碑，红卫兵可以做双重理解，甚至其中包括了个人好恶。同为明代御碑，开国皇帝朱元璋立的洪武碑和万历帝的成化碑遭遇截然相反，一种传言是红卫兵们对于“贫中下农”出身的朱元璋更有好感。类似的传言还包括孔林门前一座名为“党怀英”的人书写的林庙碑被保留下来。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这些石碑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撤走后，遭到了曲阜本地红卫兵和造反群众的破坏。 《孔府大劫难》记载，1968年“讨孔联络站”组织本地红卫兵“打扫战场”，将孔庙内谭厚兰人马没有拉倒的清朝石碑几乎全部拉倒砸毁，一些标有“留”字样的元明碑也被拉倒，包括著名的成化、弘治巨碑。由于失去防卫，造反和看热闹的群众随意进入孔府孔庙。 看庙工人张金山目睹人们由围观而手痒，纷纷推倒残留的石碑，欣赏权威倒地的轰然声响。经此二度摧残，孔庙中实际已很少有幸存的碑刻。即使一些记录地理、风俗的石碑，如阙里志碑和孔宅故井杯，也被摧毁，至今带着伤痕。汉代石碑和画像砖，也有不同程度的涂抹和刻划。事实表明，陈伯达或戚本禹指令的“有限度破坏”，最终结果是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