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年纪念（之三）

三
 
 在燕园，我开始怀念昌平的日子，因为周围出现了更多蝇营狗苟的学生干部，满脸颓色的研究生，还有各种拧把的人。让我愤恨的是，这时候连昌平都回不去了。简单说，我当时是个标准的愤怒青年。活在各种重型音乐里，体内冲动着近乎荒诞的力比多，每天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我无时无刻不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爆发力。几年后，我在一首诗里回顾过那时候的心态：
我的身体就像
我的一堆名字，其实并不属于我
流血的时候我猜我能
活到25岁，新石器时代
大家忙着寻找的星星难道就是
蘸满血液的石头吗……
跟超级白痴
在一起，在一起
我们砸石头也砸对方
  ——《石头课》
 当时经常去北体找我发小的一个朋友玩，他是90公斤以上级的拳击运动员，有一帮从事重竞技项目的哥们儿。去北体看他们训练，我才觉得内心得到了短暂的平静。97年我哥回到北京，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我很受鼓舞，跟他的老同学们再次玩到了一起。90年代前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迅速变成了商品社会里的弄潮儿，有些人转眼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我在跟人合伙做生意期间，通过这些人看清了一些社会现实，觉得这种生活绝不适合我。
 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比如吃喝嫖赌，我不能认同之外，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愿和势利眼。“我曾经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听到类似的话我就开始不耐烦，你曾经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一个外表挺文雅的商人跟我说，“我当年也是个诗人，而且写的不比那些有名的诗人差。”我就不说话了。不料对方又加了一句，“可是如果现在谁跟我谈起诗歌，我就说一个字，Fuck!”我说，“Fuck yourself! 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别做梦了，就凭你也配啊。”我支持大家去赚钱，在商言商也很正常，让人浑身不爽的是一些人刚有点钱就想转身意淫一下，挤眉弄眼地好像说自己过去嫖过一个女人叫诗歌一样，纯属精神上的无赖。
这时候我开始考虑出国上学，同时读了不少西方诗。最常读的是里查德•艾尔曼编的诺顿现代诗选，还有小玻林编的美国当代诗选，这两本书为我打开了现代西方诗歌的视野。读完它们，回头再去读密尔顿和布莱克，更觉诗歌的力量在血脉中漫漫滋长。记得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旧的《耶鲁评论》，里面有哈罗德•布鲁姆的一篇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关系的文章，读完以后大为叹服。此前读过《影响的焦虑》的中译，感觉不知所云，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这真是大手笔。多年以后我上了布鲁姆的几门课，还是清晰地记得在北大图书馆五楼看他文章的感觉。
但我当时很清楚一点，我想写的诗，我还写不了。或者说，我手上的功夫还远远不够，需要快点练，而且急需建立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刚写诗的人来说是最关键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臧棣。此前不久，我还认识了一个蒙古族的吉他手敖•巴特。这两个人让帮助我找到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