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和死亡
德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一提到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中，艺术是重要的一环，它代表了希腊文明对美学的看法。希腊的城邦中有一条法律：不准表现丑！但希腊人通过艺术表现悲哀的剧烈与深刻，给美让步；通过艺术表现临终的挣扎与无奈，给美让步；通过艺术表现死亡的狰狞与丑陋，给美让步。而悲剧，恰是古希腊艺术常用的手法。
千百年来，古希腊艺术的悲剧手法历来引起哲学家和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均以人与自然、感情与理性的和谐来说明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而有一个人，颠覆了以往哲学家和美学家的传统，以惊世骇俗的言论阐述了悲剧的诞生和消亡，他，就是本篇讨论的重点，尼采。
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并非产生于希腊人精神上的和谐与静穆，而是根植于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生苦难和冲突，但这种人生苦难绝不是人生来就是悲剧的悲剧人生论，更没有因为生命的的悲剧性而消极厌世，而是艺术为媒介来对抗存在的荒诞，为苦难、悲剧性的人生寻找意义和存在的合理理由。“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面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所以无论是作为戏剧还是神话，古希腊都是文明的源头，艺术形式都在这里找到璀璨的原型。
日神和酒神是讨论尼采关于悲剧的诞生和死亡不可不说的两个概念。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产生于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悲剧产生于二者的结合。悲剧是不断地走向日神形象世界的酒神歌队。在悲剧中，一方面是酒神的合唱抒情，一方面是日神的舞台梦境。但酒神是悲剧的根据和基础。当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试图将悲剧安放在日神的基础上时，悲剧就走向了灭亡。
尼采之所以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是认为这是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其光辉中，万物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则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酒神冲动则把人生悲惨的现实真实地揭示出来，揭示出日神艺术的根基，使个体在痛苦与消亡中回归世界的本体。酒神精神也就是音乐精神。酒神完全没有形象，它就是原始的痛苦本身。音乐依然，它没有任何形象，而只有旋律，即使歌词一类文字也只是音乐的模仿，是内在旋律的生硬外壳，它们只不过在全力以赴地表达音乐，若不然，语言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就会伤害音乐。尼采以日神和酒神象征说明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及人生的意义。由日神产生了造型艺术，即雕塑，由酒神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人生处于痛苦与悲惨的状态中，日神艺术将这种状态遮掩起，使其呈现出美的外观，使人能活得下去，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尼采进而把日神状态描述成“梦”的状态，把酒神状态描述成“醉”的状态，梦境遵循的是个体化原理，在梦境中，人们感动的是世界的美丽的外观，通过梦境，人们解释到人生的真义，通过梦境，人们体验到世界的美丽，“他清楚地体验到的，决非只有愉快亲切的景象，还有严肃、忧愁、悲怆、阴暗的景象，突然的压抑、命运的捉弄，简言之，生的整部‘神曲'，连同‘地狱篇'一起，都被招来从他身上通过。”可见，在尼采看来，梦的境界是人的苦难，人生的庇护所，人生是苦寂的，生命是痛苦的，人怎样面对这苦难的人生，人怎样才能不以悲观厌世的态度逃避人生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需要为人的灵魂寻求一片安息之地，使人的灵魂能在疲惫之时得以休息，痛苦之中不致悲观，滴血之后还能以乐观的姿态站起来，这一片栖息之地就是“日神”为我们提供的那一片神奇的梦境。日神精神的作用在于为人生提供一种活下去的理由：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人生，那么人生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种种艰难困苦使人生显得如此漫长难熬，就此而言，一个人不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活了，那就应当活下去，于是敏感的希腊人用美丽的神话为这个个体化的世界抹上了一层壮丽的光辉，使人生显得美轮美奂，值得一过，即便这是一个梦幻，也要把它梦下去。在这个梦境中，人的心灵是平静的安详的，人感受到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充满着迷人色彩的，人生是“值得一过的”。
可是这个美的世界毕竟是虚幻的，在希腊人的美丽世界中总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对于这痛苦的解脱，日神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借助于酒神的威力。酒神的作用就在于正视人生的痛苦本质，把这痛苦当作欢乐来享受，而这只有在忘却自我、放弃个体的主观性时才可以达到。在毁灭的快感中，人们体会到了那在现象背后永恒存在的生命核心--太一，在忘我中达到与它的统一。在这里，个体化被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是应当鄙弃的，在忘却了个体的“醉”中个体被消解，痛苦也被消融。
综上，可以看出尼采的悲剧世界观强调的是，只有在酒神状态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由此才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悲剧中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功利的人生态度。
因此，尼采对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它们是一种浅簿的乐观主义。它们只能使人类丧失其生存的基础，人类只有在悲剧的再生中才能实现自我拯救。它只能给你一种悲凉的距离感，保护着你的这样一个“壳”。再进一步来说，这不是那个真相，不是“真”。在这里尼采看得很清楚，在艺术里我们赋予一个形象给“生命力”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和动力的时候，只是其中一个面相而已。就像叔本华说，我们的世界就像面纱一样，罩着真实的世界。就像阿波罗的精神赋予你一个面相，让你可以正视这种生命力，也就是原始的混沌。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没意义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表现在狂欢里面 。而现在，我们通过创造一个艺术的形象，赋予它意义，令生命变得有意义。这种位置挺接近中国古代儒家的位置，就是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是你赋予它形象，赋予它价值，令它变成有意义的，使到生命不再是盲目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美的形象来看。
就这样，尼采借助于希腊人的意志 ,将叔本华的“出世”哲学改造成了“入世”哲学 ,从而最终扬弃了叔本华 。在尼采看来 ,人生确如叔本华所言是一场悲剧 ,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必须准备面对其痛苦的死亡 ,这一残酷的现实 ,在尚未失去宗教虔诚的年代 ,人可以将此归于上帝的意志而心安理得 ,而一旦“上帝死了”,人的主体性被空前地凸现出来 ,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 ,则唯有悲剧的的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 ,则唯有悲剧的人生观 ,才能够帮助人以审美态度对待它 。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是希腊文化繁荣的根源，也是希腊精神的根本。这种对立使希腊精神保持着极大的张力，从而使希腊人焕发出了辉煌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苏格拉底，这种悲剧精神便被毁灭了，相应的悲剧艺术也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冷静的思考取代了日神的直观，酒神的兴奋被热烈的情感所代替，理性主义粉墨登场了。
而悲剧是如何最终消亡的呢？
尼采断言：希腊悲剧精神是被欧里庇得斯摧毁的；填补那巨大空白的则是阿提卡新喜剧。同期，希腊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历史地消失了，但消失了的艺术种类总是有一种新的更美丽的继承者站在他的面前，但悲剧却由于欧里庇得斯的狡猾-采取了外交家的伎俩，和酒神先合作，在合作中将对方杀死 ，然后突然消失了。悲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之音，悲剧的消失是悲壮的后继无人的。尼采指控欧里庇得斯的理由是：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在此之前，酒神一直是希腊悲剧的唯一主角，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著名的角色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然而，“靠了欧里庇得斯，世俗的人从观众厅挤上舞台”，观众在欧里庇得斯的舞台上看到听到的其实是自己的化身，而且为这化身如此能说会道而沾沾自喜。从前只表现伟大勇敢面容的镜子，现在却出现了败笔。“欧里庇得斯将观众带上舞台”，其根本的后果是使观众坐到了评判者的位置上，建立起了艺术品与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事实上也把悲剧变成了一种哲学思考或理性启蒙的舞台，揭开了酒神和日神那种“醉和梦”所营造的假象世界，明确告诉希腊人，他们过去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谎言，“真相”是生命的彻底悲剧性和毫无意义。在当时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代表了对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民主精神的来临。但尼采醉心于贵族主义等级制，对平民政治充满不屑。更加使尼采愤懑的是欧里庇得斯把酒神逐出了悲剧。由于欧里庇得斯把一切都置于可探讨和争论之列，这样，他就彻底歪曲了悲剧，使悲剧脱离了酒神精神，变成了一种道德说教，知识就是美德，世界上不再存在理智不能揭示的神秘。“渎神的欧里庇得斯”由于遗弃了酒神，剩下的只是一种模仿和冒充，只有戏剧化的史诗罢了。在尼采看来，“公众”不过是一句空话，绝无同等的和自足的价值。“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正是由于理智的出现，以及庸众的参与和民主政治的作用，希腊悲剧中所宣扬的对死亡的超越也被放弃了，希腊人再也没有了伟大的理想和目标。
其实，欧里庇得斯也不过是一幅面具而已，真正造成希腊悲剧消亡的是与酒神的新的对立--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精神，“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真正的对立不再是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的辩证的对立，而是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之间更为深刻的对抗。 ”苏格拉底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理性、智慧、秩序、恬静、节制、道德、规则、原理、和谐、知识代替激情、个性、本能、直觉、冲动、放纵、变化、疯狂、残酷、冲突的，“其最高原则大致可表述为 ‘理解然后美'，恰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彼此呼应。 ”而欧里庇得斯也正是以此为 “教规”，对悲剧的语言、人物、性格、情节、结构、音乐进行挞伐与修正，修正的结果就是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战胜了非理 性 的酒神精神，规律、规则的演绎推理代替酒神的狂饮烂醉，雄辩地语言代替了对世界太一的直觉感悟。但被公认为其中之一的欧里庇得斯意外地在尼采这里变成了所谓的渎神者。原因在于，尼采认为最早的悲剧仅仅是歌队，没有观众的参与，歌队的煽情以及观众的陶醉使他们融为一体，成为抵御现实的一堵活城墙。同时，人们的意志得以宣泄，生活的苦难也进而变得可以忍受。但是，欧里庇得斯却把观众带上了舞台，这类观众按照尼采的理解是指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文明众生。而且，剧中的欧里庇得斯像一位清醒的评判者，以自己的理性之剑规范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把酒神因素扼杀殆尽。不仅如此，欧里庇得斯还取消了歌队，完全用语言表现情节。尼采认为，作为现象的器官和符号的语言，绝对不可能把音乐最深层的内核披露出来。这样，意志本身就失去了表现自己的形式，从而使表象世界失去了本来意义。因此，欧里庇得斯不仅扼杀了悲剧艺术，同时还扼杀了一种生存方式和一种人生哲学。悲剧的衰落由此开始。
到了欧里庇得斯这里，其原始的狄奥尼索斯因素却被剔除了，他被赶下了舞台。欧里庇得斯成为苏格拉底的美学代言人，在他的舞台上说话的是苏格拉底，他代替了醉醺醺的狄奥尼索斯，并以清醒和理性与之针锋相对。正是这种新的对立，希腊悲剧彻底消亡了。我们只要看看苏格拉底就知道他和狄奥尼索斯是如何的格格不入：苏格拉底肯定知觉，否定直觉，他培养出非神秘主义的发自逻辑的天性，其原则是“清晰明了”和“知者有德”，而欧里庇得斯则以“自觉意识者为美”对此加以呼应。显然，一体化的充满魔力欢乐的解放的狄奥尼索斯深渊就这样被当作了敌人，由于悲剧只表达惬意，不表达知识，只取悦于人，而无真理之用，只有身体性的模糊颤动，而无明晰的道德典范，它最多只能当做“偶然之物”，它当然要遭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拒绝。因为在这两个人那里，知识和美德挂钩，错误和邪恶结盟。 悲剧的消亡在这里也“符合常识”了。
所以，美学上的苏格拉底主义杀死了希腊悲剧。
此外美的作用，美是什么？与原始生命力“秩序”和“形式”的关系。
美的意义和作用：用美来安顿生命，艺术化生命，作为安顿生命的方式。
当然这种人生观是刚健有为的，当时尼采绝不回避人生的现实的痛苦，那么既然人是生活在痛苦之中用什么方式去摆脱痛苦和忘却遗憾的呢？那就是通过艺术的“救赎”。救赎的意义绝不止于凈化，他要在凈化的基础上给与人类精神人格的提升，作用于现实生活，用艺术“将一切善与恶的，都点化而为美好的”。
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感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认为美学上的苏格拉底主义杀死了希腊悲剧，因为接受者注意的人争取是上帝右手所持有的，而在此之前，希腊悲剧作家确实像黎诚一样，抓紧上帝的左手。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引进了“一个不动摇的信念，就是沿着逻辑的线索，我们的思想可以渗透生命最深的角落，不但可以让我们明白生命，甚至可以矫正生命。这是尼采所不能接受的，他坚持生命，包括其中的冲突、狂野，是最基本的，沿着逻辑线索的理知，只可以整理生命而显示它的某一面，让我们明白，并不该把丰富的生命，削足就履，定于一尊。
同类型的、处于欧里庇得斯时代之前的传统悲剧最终将我们引导向同一个观点：万物在根本上浑然一体，个体化是灾祸的始因，艺术是可喜的希望，由个体化魅惑的破除而预感到统一得以重建。
千百年来，古希腊艺术的悲剧手法历来引起哲学家和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均以人与自然、感情与理性的和谐来说明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而有一个人，颠覆了以往哲学家和美学家的传统，以惊世骇俗的言论阐述了悲剧的诞生和消亡，他，就是本篇讨论的重点，尼采。
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并非产生于希腊人精神上的和谐与静穆，而是根植于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生苦难和冲突，但这种人生苦难绝不是人生来就是悲剧的悲剧人生论，更没有因为生命的的悲剧性而消极厌世，而是艺术为媒介来对抗存在的荒诞，为苦难、悲剧性的人生寻找意义和存在的合理理由。“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面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所以无论是作为戏剧还是神话，古希腊都是文明的源头，艺术形式都在这里找到璀璨的原型。
日神和酒神是讨论尼采关于悲剧的诞生和死亡不可不说的两个概念。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产生于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悲剧产生于二者的结合。悲剧是不断地走向日神形象世界的酒神歌队。在悲剧中，一方面是酒神的合唱抒情，一方面是日神的舞台梦境。但酒神是悲剧的根据和基础。当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试图将悲剧安放在日神的基础上时，悲剧就走向了灭亡。
尼采之所以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是认为这是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其光辉中，万物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则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酒神冲动则把人生悲惨的现实真实地揭示出来，揭示出日神艺术的根基，使个体在痛苦与消亡中回归世界的本体。酒神精神也就是音乐精神。酒神完全没有形象，它就是原始的痛苦本身。音乐依然，它没有任何形象，而只有旋律，即使歌词一类文字也只是音乐的模仿，是内在旋律的生硬外壳，它们只不过在全力以赴地表达音乐，若不然，语言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就会伤害音乐。尼采以日神和酒神象征说明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及人生的意义。由日神产生了造型艺术，即雕塑，由酒神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人生处于痛苦与悲惨的状态中，日神艺术将这种状态遮掩起，使其呈现出美的外观，使人能活得下去，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尼采进而把日神状态描述成“梦”的状态，把酒神状态描述成“醉”的状态，梦境遵循的是个体化原理，在梦境中，人们感动的是世界的美丽的外观，通过梦境，人们解释到人生的真义，通过梦境，人们体验到世界的美丽，“他清楚地体验到的，决非只有愉快亲切的景象，还有严肃、忧愁、悲怆、阴暗的景象，突然的压抑、命运的捉弄，简言之，生的整部‘神曲'，连同‘地狱篇'一起，都被招来从他身上通过。”可见，在尼采看来，梦的境界是人的苦难，人生的庇护所，人生是苦寂的，生命是痛苦的，人怎样面对这苦难的人生，人怎样才能不以悲观厌世的态度逃避人生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需要为人的灵魂寻求一片安息之地，使人的灵魂能在疲惫之时得以休息，痛苦之中不致悲观，滴血之后还能以乐观的姿态站起来，这一片栖息之地就是“日神”为我们提供的那一片神奇的梦境。日神精神的作用在于为人生提供一种活下去的理由：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人生，那么人生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种种艰难困苦使人生显得如此漫长难熬，就此而言，一个人不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活了，那就应当活下去，于是敏感的希腊人用美丽的神话为这个个体化的世界抹上了一层壮丽的光辉，使人生显得美轮美奂，值得一过，即便这是一个梦幻，也要把它梦下去。在这个梦境中，人的心灵是平静的安详的，人感受到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充满着迷人色彩的，人生是“值得一过的”。
可是这个美的世界毕竟是虚幻的，在希腊人的美丽世界中总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对于这痛苦的解脱，日神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借助于酒神的威力。酒神的作用就在于正视人生的痛苦本质，把这痛苦当作欢乐来享受，而这只有在忘却自我、放弃个体的主观性时才可以达到。在毁灭的快感中，人们体会到了那在现象背后永恒存在的生命核心--太一，在忘我中达到与它的统一。在这里，个体化被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是应当鄙弃的，在忘却了个体的“醉”中个体被消解，痛苦也被消融。
综上，可以看出尼采的悲剧世界观强调的是，只有在酒神状态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由此才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悲剧中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功利的人生态度。
因此，尼采对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它们是一种浅簿的乐观主义。它们只能使人类丧失其生存的基础，人类只有在悲剧的再生中才能实现自我拯救。它只能给你一种悲凉的距离感，保护着你的这样一个“壳”。再进一步来说，这不是那个真相，不是“真”。在这里尼采看得很清楚，在艺术里我们赋予一个形象给“生命力”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和动力的时候，只是其中一个面相而已。就像叔本华说，我们的世界就像面纱一样，罩着真实的世界。就像阿波罗的精神赋予你一个面相，让你可以正视这种生命力，也就是原始的混沌。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没意义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表现在狂欢里面 。而现在，我们通过创造一个艺术的形象，赋予它意义，令生命变得有意义。这种位置挺接近中国古代儒家的位置，就是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是你赋予它形象，赋予它价值，令它变成有意义的，使到生命不再是盲目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美的形象来看。
就这样，尼采借助于希腊人的意志 ,将叔本华的“出世”哲学改造成了“入世”哲学 ,从而最终扬弃了叔本华 。在尼采看来 ,人生确如叔本华所言是一场悲剧 ,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必须准备面对其痛苦的死亡 ,这一残酷的现实 ,在尚未失去宗教虔诚的年代 ,人可以将此归于上帝的意志而心安理得 ,而一旦“上帝死了”,人的主体性被空前地凸现出来 ,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 ,则唯有悲剧的的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 ,则唯有悲剧的人生观 ,才能够帮助人以审美态度对待它 。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是希腊文化繁荣的根源，也是希腊精神的根本。这种对立使希腊精神保持着极大的张力，从而使希腊人焕发出了辉煌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苏格拉底，这种悲剧精神便被毁灭了，相应的悲剧艺术也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冷静的思考取代了日神的直观，酒神的兴奋被热烈的情感所代替，理性主义粉墨登场了。
而悲剧是如何最终消亡的呢？
尼采断言：希腊悲剧精神是被欧里庇得斯摧毁的；填补那巨大空白的则是阿提卡新喜剧。同期，希腊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历史地消失了，但消失了的艺术种类总是有一种新的更美丽的继承者站在他的面前，但悲剧却由于欧里庇得斯的狡猾-采取了外交家的伎俩，和酒神先合作，在合作中将对方杀死 ，然后突然消失了。悲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之音，悲剧的消失是悲壮的后继无人的。尼采指控欧里庇得斯的理由是：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在此之前，酒神一直是希腊悲剧的唯一主角，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著名的角色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然而，“靠了欧里庇得斯，世俗的人从观众厅挤上舞台”，观众在欧里庇得斯的舞台上看到听到的其实是自己的化身，而且为这化身如此能说会道而沾沾自喜。从前只表现伟大勇敢面容的镜子，现在却出现了败笔。“欧里庇得斯将观众带上舞台”，其根本的后果是使观众坐到了评判者的位置上，建立起了艺术品与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事实上也把悲剧变成了一种哲学思考或理性启蒙的舞台，揭开了酒神和日神那种“醉和梦”所营造的假象世界，明确告诉希腊人，他们过去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谎言，“真相”是生命的彻底悲剧性和毫无意义。在当时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代表了对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民主精神的来临。但尼采醉心于贵族主义等级制，对平民政治充满不屑。更加使尼采愤懑的是欧里庇得斯把酒神逐出了悲剧。由于欧里庇得斯把一切都置于可探讨和争论之列，这样，他就彻底歪曲了悲剧，使悲剧脱离了酒神精神，变成了一种道德说教，知识就是美德，世界上不再存在理智不能揭示的神秘。“渎神的欧里庇得斯”由于遗弃了酒神，剩下的只是一种模仿和冒充，只有戏剧化的史诗罢了。在尼采看来，“公众”不过是一句空话，绝无同等的和自足的价值。“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正是由于理智的出现，以及庸众的参与和民主政治的作用，希腊悲剧中所宣扬的对死亡的超越也被放弃了，希腊人再也没有了伟大的理想和目标。
其实，欧里庇得斯也不过是一幅面具而已，真正造成希腊悲剧消亡的是与酒神的新的对立--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精神，“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真正的对立不再是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的辩证的对立，而是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之间更为深刻的对抗。 ”苏格拉底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理性、智慧、秩序、恬静、节制、道德、规则、原理、和谐、知识代替激情、个性、本能、直觉、冲动、放纵、变化、疯狂、残酷、冲突的，“其最高原则大致可表述为 ‘理解然后美'，恰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彼此呼应。 ”而欧里庇得斯也正是以此为 “教规”，对悲剧的语言、人物、性格、情节、结构、音乐进行挞伐与修正，修正的结果就是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战胜了非理 性 的酒神精神，规律、规则的演绎推理代替酒神的狂饮烂醉，雄辩地语言代替了对世界太一的直觉感悟。但被公认为其中之一的欧里庇得斯意外地在尼采这里变成了所谓的渎神者。原因在于，尼采认为最早的悲剧仅仅是歌队，没有观众的参与，歌队的煽情以及观众的陶醉使他们融为一体，成为抵御现实的一堵活城墙。同时，人们的意志得以宣泄，生活的苦难也进而变得可以忍受。但是，欧里庇得斯却把观众带上了舞台，这类观众按照尼采的理解是指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文明众生。而且，剧中的欧里庇得斯像一位清醒的评判者，以自己的理性之剑规范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把酒神因素扼杀殆尽。不仅如此，欧里庇得斯还取消了歌队，完全用语言表现情节。尼采认为，作为现象的器官和符号的语言，绝对不可能把音乐最深层的内核披露出来。这样，意志本身就失去了表现自己的形式，从而使表象世界失去了本来意义。因此，欧里庇得斯不仅扼杀了悲剧艺术，同时还扼杀了一种生存方式和一种人生哲学。悲剧的衰落由此开始。
到了欧里庇得斯这里，其原始的狄奥尼索斯因素却被剔除了，他被赶下了舞台。欧里庇得斯成为苏格拉底的美学代言人，在他的舞台上说话的是苏格拉底，他代替了醉醺醺的狄奥尼索斯，并以清醒和理性与之针锋相对。正是这种新的对立，希腊悲剧彻底消亡了。我们只要看看苏格拉底就知道他和狄奥尼索斯是如何的格格不入：苏格拉底肯定知觉，否定直觉，他培养出非神秘主义的发自逻辑的天性，其原则是“清晰明了”和“知者有德”，而欧里庇得斯则以“自觉意识者为美”对此加以呼应。显然，一体化的充满魔力欢乐的解放的狄奥尼索斯深渊就这样被当作了敌人，由于悲剧只表达惬意，不表达知识，只取悦于人，而无真理之用，只有身体性的模糊颤动，而无明晰的道德典范，它最多只能当做“偶然之物”，它当然要遭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拒绝。因为在这两个人那里，知识和美德挂钩，错误和邪恶结盟。 悲剧的消亡在这里也“符合常识”了。
所以，美学上的苏格拉底主义杀死了希腊悲剧。
此外美的作用，美是什么？与原始生命力“秩序”和“形式”的关系。
美的意义和作用：用美来安顿生命，艺术化生命，作为安顿生命的方式。
当然这种人生观是刚健有为的，当时尼采绝不回避人生的现实的痛苦，那么既然人是生活在痛苦之中用什么方式去摆脱痛苦和忘却遗憾的呢？那就是通过艺术的“救赎”。救赎的意义绝不止于凈化，他要在凈化的基础上给与人类精神人格的提升，作用于现实生活，用艺术“将一切善与恶的，都点化而为美好的”。
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感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认为美学上的苏格拉底主义杀死了希腊悲剧，因为接受者注意的人争取是上帝右手所持有的，而在此之前，希腊悲剧作家确实像黎诚一样，抓紧上帝的左手。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引进了“一个不动摇的信念，就是沿着逻辑的线索，我们的思想可以渗透生命最深的角落，不但可以让我们明白生命，甚至可以矫正生命。这是尼采所不能接受的，他坚持生命，包括其中的冲突、狂野，是最基本的，沿着逻辑线索的理知，只可以整理生命而显示它的某一面，让我们明白，并不该把丰富的生命，削足就履，定于一尊。
同类型的、处于欧里庇得斯时代之前的传统悲剧最终将我们引导向同一个观点：万物在根本上浑然一体，个体化是灾祸的始因，艺术是可喜的希望，由个体化魅惑的破除而预感到统一得以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