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了解日本，不可不读
本尼迪克特写于一九四六年的《菊与刀》，2005年仍然上了商务印书馆的畅销书排行榜。作为日本研究的扛鼎之作，《菊与刀》自有其价值，但距离其写作年代这么久远，它仍然成为很多中国人首选且视为“天书”的日本研究书籍，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既拿不出像韩国人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这样观察敏锐、充满启发、连日本人也叹服的原创性的日本研究著作，就连对国外日本研究著作的翻译，也是令人尴尬的寒碜。对比于日本人对中国研究之细致、之透彻，有识之士当感到沉重。中国的李赋宁不可得，但改变日本研究译著的落后现状则是可能的，也应该是我们目前可行的努力方向。这是我读了商务印书馆“日本文库译本”丛书的首两册后的想法，虽然不免有“这个文库来得实在太迟了”的感叹，但亡羊补牢，到底仍不失为好事。
这套文库的基本特色是所选书目全部是日本人研究自家日本的经典著作，它有助于读者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纠正《菊与刀》这类西方的日本研究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意义不言而喻。以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为例，他通过研究日本人的日常语言，从中拈出“依赖（一译撒娇）”一词，从日本婴儿追求母亲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寻找庇护，并祈求母子一体的原始依赖形态出发，探索构成日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核心―依赖心理。他在建立依赖理论的过程中顺带也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最著名的一些论点作出了批评，如《菊与刀》将西方文化模式和日本文化模式分别概括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这个观点影响深远，几乎成为许多人了解日本文化的起点，但其实这种把“罪恶感”和“羞耻心”截然两分的主观看法，已为很多日本论者指出其片面之处，土居健郎同样以其依赖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指出“日本人的罪恶感和羞耻心是浑然一体的”，由此认为本氏将日本文化附会为“耻感文化”的见解太过于肤浅了。本尼迪克特还将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视为是完全脱离、互相对立的，土居健郎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两者其实共生共存互为一体，最好是把“义理”看作是一个容器，“人情”则是器中之物，并在依赖心理的活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和辻哲郎的《风土》写于二十年代，时代的局限是难免的，但其书的观点到现在看仍不失其经典性。作者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试图从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人的存在与风土的关系”。他将风土分为三种类型：季风、沙漠和牧场，借此来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同形态。在对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中，如果说他对日本之外尤其是中国的风土与人类的存在关系的考察难免带有以偏概全的主观性的局限的话，那么他对于日本风土的考察（显然因为他熟悉之故）则颇为精彩，从而使此书成为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杰作。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季风地带，以其夏有暴雨、冬有大雪的两大特征区别于其他亚洲地区，加上台风所具有的“季节性、突发性”特点，三者结合形成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一是丰富流露的情感在变化中悄然持续，而其持久过程中的每一变化的瞬间又含有突发性；二是这种活跃的的情感在反抗中易于沉溺于气馁，在突发的激昂之后又静藏着一种聚起的谛观。这就是深沉而又激情、好战而又恬淡。”眼尖的读者肯定马上会联想起《菊与刀》开篇的话：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本尼迪克特不见得读过和辻哲郎这部著作，但《风土》似乎为本氏的观点从风土与人的关系上提供了支持，可见虽然有论者批评和辻哲郎的论点虽然有其主观局限性，却仍然极具启发性。
“日本学术文库”目前只出版了这两部书，但从其预告的书目来看，大有看头：像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义江彰夫《日本佛教与神祇信仰》、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内藤湖南的《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等都是国人早该读到的名著。“日本学术文库”属于商务印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的一个大型出版计划，预计耗时十年推出一百五十种日本学术著作，它总体具有如下特色：（一）规模性。囊括日本古往今来日本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一百五十种，历求尽其所能“将日本学术精萃尽收网罗”，这是该馆此前的“日本丛书”也比不上的庞大规模。（二）经典性。所选皆为日本百年来早有定评的经典学术名著。（三）权威性。推崇学者的翻译，专家的翻译，像《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和《风土》都由任职日本大学的中国学人翻译，此外有分别由卞崇道、中渭渠及加藤周一领衔的中方和日方顾问委员会进行学术把关，文库的高质量显然有了保证。 （四） 可读性。该套丛书的作品，既包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包括学术性不那么强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两者都同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几十年前知堂老人就曾说过：“中国在他特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可能与必要，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几十年下来这种状况依然未得到改善， “中国对日本整体情况缺乏系统了解”的状况依然未变，令人扼腕。“日本学术文库”的出炉，相信将大大有助于改变这个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期待新的像黄遵宪这样的日本研究大家的出现。
这套文库的基本特色是所选书目全部是日本人研究自家日本的经典著作，它有助于读者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纠正《菊与刀》这类西方的日本研究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意义不言而喻。以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为例，他通过研究日本人的日常语言，从中拈出“依赖（一译撒娇）”一词，从日本婴儿追求母亲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寻找庇护，并祈求母子一体的原始依赖形态出发，探索构成日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核心―依赖心理。他在建立依赖理论的过程中顺带也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最著名的一些论点作出了批评，如《菊与刀》将西方文化模式和日本文化模式分别概括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这个观点影响深远，几乎成为许多人了解日本文化的起点，但其实这种把“罪恶感”和“羞耻心”截然两分的主观看法，已为很多日本论者指出其片面之处，土居健郎同样以其依赖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指出“日本人的罪恶感和羞耻心是浑然一体的”，由此认为本氏将日本文化附会为“耻感文化”的见解太过于肤浅了。本尼迪克特还将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视为是完全脱离、互相对立的，土居健郎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两者其实共生共存互为一体，最好是把“义理”看作是一个容器，“人情”则是器中之物，并在依赖心理的活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和辻哲郎的《风土》写于二十年代，时代的局限是难免的，但其书的观点到现在看仍不失其经典性。作者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试图从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人的存在与风土的关系”。他将风土分为三种类型：季风、沙漠和牧场，借此来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同形态。在对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中，如果说他对日本之外尤其是中国的风土与人类的存在关系的考察难免带有以偏概全的主观性的局限的话，那么他对于日本风土的考察（显然因为他熟悉之故）则颇为精彩，从而使此书成为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杰作。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季风地带，以其夏有暴雨、冬有大雪的两大特征区别于其他亚洲地区，加上台风所具有的“季节性、突发性”特点，三者结合形成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一是丰富流露的情感在变化中悄然持续，而其持久过程中的每一变化的瞬间又含有突发性；二是这种活跃的的情感在反抗中易于沉溺于气馁，在突发的激昂之后又静藏着一种聚起的谛观。这就是深沉而又激情、好战而又恬淡。”眼尖的读者肯定马上会联想起《菊与刀》开篇的话：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本尼迪克特不见得读过和辻哲郎这部著作，但《风土》似乎为本氏的观点从风土与人的关系上提供了支持，可见虽然有论者批评和辻哲郎的论点虽然有其主观局限性，却仍然极具启发性。
“日本学术文库”目前只出版了这两部书，但从其预告的书目来看，大有看头：像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义江彰夫《日本佛教与神祇信仰》、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内藤湖南的《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等都是国人早该读到的名著。“日本学术文库”属于商务印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的一个大型出版计划，预计耗时十年推出一百五十种日本学术著作，它总体具有如下特色：（一）规模性。囊括日本古往今来日本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一百五十种，历求尽其所能“将日本学术精萃尽收网罗”，这是该馆此前的“日本丛书”也比不上的庞大规模。（二）经典性。所选皆为日本百年来早有定评的经典学术名著。（三）权威性。推崇学者的翻译，专家的翻译，像《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和《风土》都由任职日本大学的中国学人翻译，此外有分别由卞崇道、中渭渠及加藤周一领衔的中方和日方顾问委员会进行学术把关，文库的高质量显然有了保证。 （四） 可读性。该套丛书的作品，既包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包括学术性不那么强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两者都同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几十年前知堂老人就曾说过：“中国在他特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可能与必要，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几十年下来这种状况依然未得到改善， “中国对日本整体情况缺乏系统了解”的状况依然未变，令人扼腕。“日本学术文库”的出炉，相信将大大有助于改变这个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期待新的像黄遵宪这样的日本研究大家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