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 卡佛 1938.5.25----1988.8.2
雷蒙德 卡佛
人们常常用「极简主义」来形容美国着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德 卡佛（Raymond Carver）作品的风格，其着重点在于小说的形式：嶙峋瘦削的文字、简单的短句等，而对小说的内容有所忽略。事实上，卡佛在创作理念上巧妙地遵循了契诃夫及海明威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本上则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的新高度，尽管卡佛本人似乎对这一标签不甚认同，因它「多少意味着想象和技巧方面的微弱」。显然，此种形式上的「极简」造成了一种风格：每一篇小说的结尾虽然呈现出一种「开放」，但其实背后是隐藏的「闭合」，即在「我」的美妙感觉中寄托着作家对生命、生活和现实的体悟。
文/潘启雯
展示生活的疮疤
自称是「失败者」的卡佛，在众多作品中或明或暗地展示着自己的「伤疤」。无论是《大教堂》、《你在圣 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还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甚么》、《需要时，请给我电话》，作者都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者的故事——这些「小人物」似乎天生与财富、好运无缘，接踵而来的失败、失望和失意把他们推到了精神的「谷底」：挣扎、绝望、孤独、异化……让人在战栗的沉默中照见自己的苍白与匮乏。
《洗澡》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甚么》这部所谓「极简主义」圣经的短篇集中的一篇作品。小说的基本情节与内容非常简单，写的只是一对夫妇他们快要过八岁生日的儿子出了车祸。而车祸发生后，文本的重心放在忽然被打垮的夫妇身上，重点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普通人的影响。在不幸发生之后，夫妇两人焦虑不安，他们一直守着孩子疲惫至极。而他们抵抗这种焦虑和疲惫的方法便是洗澡。男孩的父亲从医院开车回家后选择去洗个澡，之后他还劝孩子的母亲也回去洗个澡。
为什么在这种极端紧张与恐惧的情况下主人公选择洗澡？小说没有做出任何交代，而是让人们自己去体会与思索。实际上，「洗澡」象征着夫妇俩的孤立无援。在这种极其「私密」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是情绪上的巨大不安。虚无与异化是许多现代人的精神疾患，而卡佛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事一小件？
《好事一小件》是《大教堂》中的一篇优秀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该篇小说与《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洗澡》中所描写的基本情节一模一样，都是写一对夫妇快要过生日的儿子出了车祸，甚至连小孩的名字都是一样—斯科蒂。不同的是，比起《洗澡》，《好事一小件》对事件的描写和叙述更加详细清楚。
在《好事一小件》中，霍华德夫妇给儿子订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但儿子在生日的当天发生了车祸。夫妇俩因丧子而悲痛万分，但面包房一直打电话过来，目的当然是想提醒他们取蛋糕。每次接到面包师打来的电话，他们都误认为又接到了「骚扰」电话，骂对方是「邪恶的混蛋」、「狗娘养的」。订蛋糕这个情节的省略使人们充分体验到冲突、紧张带来的阅读效果。卡佛通过简单的情节、大量的人物对话、省略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给人们留下了思考和参与的空间，这正是简约派小说的艺术魅力。
愤怒之下他们来到面包房找那个「混蛋」面包师算账。了解事情原委之后，面包师向他们真诚地道歉，并把他们留了下来，请他们喝咖啡和吃面包。疲惫又痛苦的夫妇忽然觉得很饿，他们一边吃着热乎乎的面包，一边认真地听面包师说话。他说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孤独，还有他的工作。这是一个能从卑微工作中感受快乐和满足的小人物……显然，在这篇小说中，「交流」成为了一种可能。虽然它的结尾也仍旧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文章的主题和想要表达的思想却明显了许多，面包师与夫妇俩的交流和对夫妇俩的态度透露出了一丝温暖，让人们感受到巨大的不幸还不至于到将人彻底打败的地步，文本透出的精神内质并非彻底的绝望。
失意者的精神画像
酗酒、穷困、破碎的婚姻、肺癌患者，或者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短篇小说大师、气质独特的诗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关于卡佛的关键词，也是沉痛人生覆在他身上的某种阴影或光环。「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46岁时对女性写作开出的「苛刻」条件。而美国「垮掉派」作家亨利 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也许，类似的遭遇才是许多作家的生活常态，「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生存比写小说和写诗要难对付得多」，卡佛的话无奈而又一针见血。
尽管卡佛在世的时候可能穷愁潦倒，但在死后却会享有长久的声名。「雷蒙德 卡佛」的姓（Carver）的英文含义是「雕刻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卡佛就是一名雕刻匠。创作时他用的是笔和心；他刻画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痛苦人生，展现的是小人物的精神生态。在人类精神生态危机逐渐加剧的当下，卡佛小说的生态文学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展示的一幅幅失败者或失意者或痛苦者的精神画像，向人们警示着信仰缺失、情感麻木、交流匮乏以及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拯救精神，修复人类的精神生态，并借助精神的力量去拯救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或许正是卡佛小说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什么成就了雷蒙德·卡佛？
与很多生前潦倒未曾大红大紫、死后又迅速被人遗忘的作家相比，雷蒙德-卡佛的幸运在于他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里享受到了还算显赫的声誉和生活的改善，尽管这幸福来得过迟又短暂。
“极简主义”是贴在他身上最好辨认的标签。他的笔下多数是美国不被关注的蓝领阶层灰暗无望的生活，他擅长用朴素精确、接近于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些人“普通平淡”的故事，而不像是有的作家在每一行字里都处心积虑地显示着小聪明。这些故事像是电影里某段为了酝酿高潮而预设的前奏，或者是暴风雨前一段看似平静的过渡，可是结果往往并没有高潮，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直接滑向了结尾，结尾还是开放式的，不确定性的戛然而止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留白，一个不安的、怅然若失的想象空间。卡佛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这些人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有技巧的话，他的技巧恰恰也就在这里。
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者斯克莱尼卡在十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我们还原了卡佛的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失意loser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卡佛曾经说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时，他是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很可能让 人拿走。卡佛说从十几岁开始，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拿走”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常态，他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像是当初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里的一角”，看似写的只是“一角”，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一生跟作品之间也是此种关系。他的很多生活可以说是无法言说甚至很难堪，普通人有的缺点在他身上也会放大存在，普通人的简单欲望在他身上也同样会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展示自己的伤疤，然后试着一点点写出来。
传记里也写出了卡佛的凡庸和不甘。这似乎与他曾经说过的“每天写一点点，不要绝望，也不要抱有任何希望”是相矛盾的，但是，无法选择地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不表示他对生活没有希望、对被承认没有希望。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录到精选集里，他满世界地给朋友看，之前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是有一堆债主跟在身后要钱，现在他总算有东西证明自己了。当《大教堂》取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享受一本书还没写就能预先拿到5000美元的待遇，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兴奋，他跟家人分享他的成功，不断地开庆祝会。
写作对于卡佛来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一生为如何生存、如何取得成功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去世前才总算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他成名后，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在试图模仿他的写作，可是学界的长辈总是在告诫这些年轻人，不要模仿卡佛，因为卡佛就是从那个仿佛泥潭一样的生活里来的，他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不能被复制的。
人们常常用「极简主义」来形容美国着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德 卡佛（Raymond Carver）作品的风格，其着重点在于小说的形式：嶙峋瘦削的文字、简单的短句等，而对小说的内容有所忽略。事实上，卡佛在创作理念上巧妙地遵循了契诃夫及海明威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本上则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的新高度，尽管卡佛本人似乎对这一标签不甚认同，因它「多少意味着想象和技巧方面的微弱」。显然，此种形式上的「极简」造成了一种风格：每一篇小说的结尾虽然呈现出一种「开放」，但其实背后是隐藏的「闭合」，即在「我」的美妙感觉中寄托着作家对生命、生活和现实的体悟。
文/潘启雯
展示生活的疮疤
自称是「失败者」的卡佛，在众多作品中或明或暗地展示着自己的「伤疤」。无论是《大教堂》、《你在圣 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还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甚么》、《需要时，请给我电话》，作者都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者的故事——这些「小人物」似乎天生与财富、好运无缘，接踵而来的失败、失望和失意把他们推到了精神的「谷底」：挣扎、绝望、孤独、异化……让人在战栗的沉默中照见自己的苍白与匮乏。
《洗澡》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甚么》这部所谓「极简主义」圣经的短篇集中的一篇作品。小说的基本情节与内容非常简单，写的只是一对夫妇他们快要过八岁生日的儿子出了车祸。而车祸发生后，文本的重心放在忽然被打垮的夫妇身上，重点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普通人的影响。在不幸发生之后，夫妇两人焦虑不安，他们一直守着孩子疲惫至极。而他们抵抗这种焦虑和疲惫的方法便是洗澡。男孩的父亲从医院开车回家后选择去洗个澡，之后他还劝孩子的母亲也回去洗个澡。
为什么在这种极端紧张与恐惧的情况下主人公选择洗澡？小说没有做出任何交代，而是让人们自己去体会与思索。实际上，「洗澡」象征着夫妇俩的孤立无援。在这种极其「私密」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是情绪上的巨大不安。虚无与异化是许多现代人的精神疾患，而卡佛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事一小件？
《好事一小件》是《大教堂》中的一篇优秀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该篇小说与《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洗澡》中所描写的基本情节一模一样，都是写一对夫妇快要过生日的儿子出了车祸，甚至连小孩的名字都是一样—斯科蒂。不同的是，比起《洗澡》，《好事一小件》对事件的描写和叙述更加详细清楚。
在《好事一小件》中，霍华德夫妇给儿子订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但儿子在生日的当天发生了车祸。夫妇俩因丧子而悲痛万分，但面包房一直打电话过来，目的当然是想提醒他们取蛋糕。每次接到面包师打来的电话，他们都误认为又接到了「骚扰」电话，骂对方是「邪恶的混蛋」、「狗娘养的」。订蛋糕这个情节的省略使人们充分体验到冲突、紧张带来的阅读效果。卡佛通过简单的情节、大量的人物对话、省略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给人们留下了思考和参与的空间，这正是简约派小说的艺术魅力。
愤怒之下他们来到面包房找那个「混蛋」面包师算账。了解事情原委之后，面包师向他们真诚地道歉，并把他们留了下来，请他们喝咖啡和吃面包。疲惫又痛苦的夫妇忽然觉得很饿，他们一边吃着热乎乎的面包，一边认真地听面包师说话。他说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孤独，还有他的工作。这是一个能从卑微工作中感受快乐和满足的小人物……显然，在这篇小说中，「交流」成为了一种可能。虽然它的结尾也仍旧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文章的主题和想要表达的思想却明显了许多，面包师与夫妇俩的交流和对夫妇俩的态度透露出了一丝温暖，让人们感受到巨大的不幸还不至于到将人彻底打败的地步，文本透出的精神内质并非彻底的绝望。
失意者的精神画像
酗酒、穷困、破碎的婚姻、肺癌患者，或者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短篇小说大师、气质独特的诗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关于卡佛的关键词，也是沉痛人生覆在他身上的某种阴影或光环。「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46岁时对女性写作开出的「苛刻」条件。而美国「垮掉派」作家亨利 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也许，类似的遭遇才是许多作家的生活常态，「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生存比写小说和写诗要难对付得多」，卡佛的话无奈而又一针见血。
尽管卡佛在世的时候可能穷愁潦倒，但在死后却会享有长久的声名。「雷蒙德 卡佛」的姓（Carver）的英文含义是「雕刻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卡佛就是一名雕刻匠。创作时他用的是笔和心；他刻画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痛苦人生，展现的是小人物的精神生态。在人类精神生态危机逐渐加剧的当下，卡佛小说的生态文学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展示的一幅幅失败者或失意者或痛苦者的精神画像，向人们警示着信仰缺失、情感麻木、交流匮乏以及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拯救精神，修复人类的精神生态，并借助精神的力量去拯救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或许正是卡佛小说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什么成就了雷蒙德·卡佛？
与很多生前潦倒未曾大红大紫、死后又迅速被人遗忘的作家相比，雷蒙德-卡佛的幸运在于他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里享受到了还算显赫的声誉和生活的改善，尽管这幸福来得过迟又短暂。
“极简主义”是贴在他身上最好辨认的标签。他的笔下多数是美国不被关注的蓝领阶层灰暗无望的生活，他擅长用朴素精确、接近于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些人“普通平淡”的故事，而不像是有的作家在每一行字里都处心积虑地显示着小聪明。这些故事像是电影里某段为了酝酿高潮而预设的前奏，或者是暴风雨前一段看似平静的过渡，可是结果往往并没有高潮，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直接滑向了结尾，结尾还是开放式的，不确定性的戛然而止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留白，一个不安的、怅然若失的想象空间。卡佛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这些人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有技巧的话，他的技巧恰恰也就在这里。
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者斯克莱尼卡在十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我们还原了卡佛的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失意loser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卡佛曾经说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时，他是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很可能让 人拿走。卡佛说从十几岁开始，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拿走”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常态，他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像是当初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里的一角”，看似写的只是“一角”，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一生跟作品之间也是此种关系。他的很多生活可以说是无法言说甚至很难堪，普通人有的缺点在他身上也会放大存在，普通人的简单欲望在他身上也同样会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展示自己的伤疤，然后试着一点点写出来。
传记里也写出了卡佛的凡庸和不甘。这似乎与他曾经说过的“每天写一点点，不要绝望，也不要抱有任何希望”是相矛盾的，但是，无法选择地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不表示他对生活没有希望、对被承认没有希望。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录到精选集里，他满世界地给朋友看，之前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是有一堆债主跟在身后要钱，现在他总算有东西证明自己了。当《大教堂》取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享受一本书还没写就能预先拿到5000美元的待遇，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兴奋，他跟家人分享他的成功，不断地开庆祝会。
写作对于卡佛来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一生为如何生存、如何取得成功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去世前才总算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他成名后，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在试图模仿他的写作，可是学界的长辈总是在告诫这些年轻人，不要模仿卡佛，因为卡佛就是从那个仿佛泥潭一样的生活里来的，他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不能被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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