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辩护书——读《乾隆帝》
张明扬：乾隆的辩护书——读《乾隆帝》
2014-05-29 08:09:55
当我们谈论乾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帝已很难说是一个正面形象。说到乾隆，最常出现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文字狱、闭关自守、盛世。前两个词自然是贬义词，几乎是作为乾隆最大的历史污点共同存在，在当下最流行的叙述中，乾隆无疑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者，同时又在晚年拒绝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中国被近现代世界抛弃以致沦落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主因。
而盛世呢，拜托，你真的确定这在我们的语境中还是一个褒义词么？更何况，乾隆的盛世被视为大清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乾隆的公众形象与其说是一个盛世之君更不若说是一个终结盛世的败家子。再直白点说，即使盛世是一个褒义词，但和乾隆拉上边的盛世却绝对是一个贬义词，前面还要加上若干的定语：万马齐喑的盛世、文化专制的盛世、饥饿的盛世、最后的盛世。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如果刻薄点的话，清宫剧可能是乾隆的最后舆论阵地了，而这当然是知识界不屑一顾的。可以这么说，批判乾隆寄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些不满和影射，这作为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除了个别同样有着影射情怀的体制内学者之外，是无人会去予以挑战的。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专制帝王上颇有新见，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
美国人欧立德先生自然是不必理会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乾隆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权利。
对于乾隆，欧立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作欧先生对以上所谓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回击。事实上，本书的第八章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清代的中国与世界》，在欧立德看来，在历史书写中，将乾隆时代的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是陈旧而又盲目的，甚至是荒诞的，“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实施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而在英文版序言中，欧立德一开始就提及了所谓的全球“共时性”现象，即“中国的18世纪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
为“对外封闭”申辩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铩羽而归，是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最大论据。毕竟，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放弃了与工业文明的接轨的机会，正如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他（乾隆）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对于这一指控，欧立德并没有回避。
无疑，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自由贸易的诉求的态度是傲慢的，他在给英国国王的正式回复中表示了对英国货的“不屑”，“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但在欧立德看来，这很可能是乾隆被引用最多，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句话。欧立德认为，乾隆很清楚地知道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如此的措辞“或许是要刻意淡化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而目的呢，很可能是为了不要让马戛尔尼挟洋自重，从而进一步施加自由贸易的外交压力。
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驰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就乾隆个人而言，英国货对他来说绝不是他口中的大话“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相反，如欧立德所说，乾隆还是一个西方玻璃和钟表的爱好者。事实上，乾隆早在即位前就写诗称赞玻璃窗的诗，“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即位后就首次为紫禁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对于乾隆“对外封闭”另一个指控是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证据看上去也很铁证，他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曾问出了非常著名的幼稚问题，诸如“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够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很显然，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问出如此常识级的世界地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可笑的。
对此，欧立德的辩护不但是耳目一新，并且可能是很有力的。他表示，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不知那些常识级的地理问题，他甚至还专门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曾经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更让我震惊的是，欧立德称，乾隆对国际时势也并非一无所知，远不是什么沉溺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昏昧君主，他甚至知道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实上，马戛尔尼访华的1793年，正是路易十六被处决的那一年。
那么，乾隆为什么在接见马戛尔尼时问出那么些可笑问题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广泛存在的，一位高官或者一位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
按照欧立德的逻辑，或许可以这样推论下去，乾隆对英国自由贸易诉求的拒绝，与其说出于无知，出于对西方世界和贸易重要性的无知，更不若说是决策失误。乾隆知道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贸易有多么重要，甚至很清楚英国海军的海上优势和制海权（“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他仍然错误地拒绝了英国使团，这就好比，他虽然清楚英国海军优势，但应对方法不是进取性的发展海军，而是放弃海权，紧守陆权。也就是说，在乾隆身上或许存在眼光局限或者自负等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者。
好吧，我承认乾隆不是一个无知者，仅是一个决策失误者，但欧立德先生却还想把他的辩护再进一步。在欧立德看来，马戛尔尼来华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不仅赶上了乾隆的年岁已高（83岁），无力对新事物作出变革式的反应；而且乾隆朝正陷入党派之争当中，政治氛围不适合进行激进的观念转变。欧立德甚至推断说，如果马戛尔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政治情势没有如此极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也很同意欧立德的一个看法，当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时，自信的君王是很难有变革动力的，与欧洲的君主相比，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而这些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模式自觉转变的推动力。很显然，欧立德认为乾隆的自信是有强大支撑的，当时大清朝的国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比较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未来了”。
文化巨人
在《乾隆帝》一书中，请注意，欧立德先生说到了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这很容易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反诘：他忘了“文字狱”么？欧立德当然也谈到了“文字狱”，不过，这只是本书第七章里的一个小节而已，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章的章节名是“文化巨人”。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首先是一个文化巨人，以此为前提，而后才是一个言论控制者。
事实上，欧立德先生是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严重状况的，他在书中不仅写到了乾隆编《四库全书》导致许多图书遭受了“灭顶之灾”，也写到了“文字狱”一度有近于失控的状态，许多无辜之人被牵扯进来。在这样一个同样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前，欧立德是如何辩护的呢？
首先，欧立德并不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文化独裁的“幌子”，“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这是有失公允的”。他坚持认为，乾隆此举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这也就是本章标题中的那个“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
其次，撇开初衷不谈，尽管欧立德也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种种乱象，但却不认为这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会引起国人非常自然的攻击，难道乾隆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君主么，当然要他本人负起文字狱的政治责任。对此，欧立德辩称，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尽管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乾隆不出面阻止呢？欧立德的辩护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当中，乾隆（清朝皇帝）的皇权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有限皇权”尽管有悖于“清代君主专制达到登封造极”的传统说法，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新说法。孔飞力先生在经典著作《叫魂》之中，就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而以上提到的高王凌先生在《乾隆十三年》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反行为”，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
很显然，如果孔飞力和高王凌的论点成立的话，欧立德先生所持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的说法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最后，正如之前所说，欧立德对于乾隆的基本定调是“文化巨人”，他在这一章节几乎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成功的，但“他的努力因自负、偏狭和过激打了折扣”，很显然，这说的正是文字狱，而这一指控对于乾隆文化上的正面形象的影响只是一个“折扣”。
现代中国之父
除了为对乾隆的种种“指控”申辩之外，欧立德在本书中也正面褒扬了乾隆的多项历史功绩。但在我看来，欧立德对乾隆的最大褒扬应当是扩大疆域这一项，而欧立德在书中也对此专门辟出了“帝国的扩大”一章。在乾隆的统治之下，大清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在从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50年中，“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这片疆域仅次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
对于开疆辟土这一功绩，乾隆本人也颇为自豪，他最喜欢提及的就是“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而欧立德对乾隆武功的赞誉甚至还超越了这位自吹自擂者，他将乾隆与西方公认的战神拿破仑相提并论，将他在西域的三次远征与拿破仑征俄相比，“乾隆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而拿破仑则要逊色得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说法将一个近现代的统帅人物放在某种超越拿破仑的位置上，哪怕这个人是“十全老人”。
正是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疆域在1759年达到顶峰，彻底打垮了从康熙以来就是清朝心腹大患的准噶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将南北疆纳入版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可以视作“现代中国之父”，因为正是他为乾隆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鉴于乾隆朝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从不到两亿增长到三亿），也可以说，在奠定今日中国的人口大国基础这个意义上，乾隆同样是“现代中国之父”。
相比起版图和人口，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一层或许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他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国家模式。而这一点，也正是欧立德所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发力之处。在新清史的历史论述中，“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二十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只是乾隆的多重身份之一，他还是满族的族长、蒙古的大汗、西藏的宗教保护者甚至菩萨。
由此，在欧立德他们这些新清史学者看来，清帝国与乾隆的成功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汉化”，而正是“多民族帝国”意义上的成功，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
在这一点上，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娇燕对于乾隆的“褒扬”更具备了现代意义——“普世性皇帝”。她认为，乾隆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请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
站在多民族“普世性统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父”乾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不过，乾隆在新疆也留下了延续至今也并未完美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欧立德所说，相比与其他民族边疆的亲密关系，“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
每一辈人有每一辈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苛求乾隆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多民族帝国”，我们当下理论上具备了乾隆时代并不拥有的更优越的政治框架与解决方案，而不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消耗者而存在。
乾隆的另一张面孔
2014年06月10日10:18
文/周绍纲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乾隆主政的60年中被推至鼎盛的“康乾盛世”更成为影视戏说取之不尽的题材。国内晚近出版的诸多乾隆传记，则多基于“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来评述乾隆的功过。
相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西方国家有关乾隆的论述非常稀少，美国学者欧立德所著的《乾隆帝》填补了这一阙失。欧立德主要研究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这本基于满、汉文献和中西相关研究所成的《乾隆帝》，却并非纯粹的学术专著，可以说，此书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欧立德从乾隆登基入手，到乾隆逝世收官，加上单篇结论，分十章来叙述和评介乾隆的生平。其域外人的视角，或许能促使我们换一种新角度，来观照乾隆时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政治特征。
在欧立德看来，清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满人并未汉化，并且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族特性。正是这种满族特性的影响，使得清朝的皇帝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现的是不同的形象：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藏人的文殊菩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族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与中国传统史家的结论迥异，诸如钱穆认为清朝作为部族政权，并没有多少制度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袭明朝；何炳棣则强调满族的汉化或儒化，是清朝成功统治的根源因素。从史实层面来看，清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或多或少得益于多元化的“复合君主制”；而后清朝覆亡，君主不再，通过皇帝有形的身体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同一性也随之消解，庞大的国家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后继者中华民国依靠《清帝逊位诏书》，勉强在法统上继承了清朝的版图和人口，但对边疆的实际掌控却显乏力。由此而言，欧立德这种有别于“汉族中心观”的新清史观，确实给清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值得深思和警惕的是，欧立德从蒙、回、藏等边疆民族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解读固有的“汉族中心观”历史的行为，有一种难言的“去中国化”的意味。
国人对乾隆皇帝的熟知，还得益于民间流传深远的“乾隆下江南”。其中既有传统的政治诉求——希望代表天命的皇权能够有效地规范官僚的权力边界，又有现代以来消费主义兴起的成因——连古代的皇帝在某些时候都想摆脱日常政治的束缚，活在当下的普通人，也不免对庸常生活之外的闲游心存展望。而在传统文官集团的话语叙事中，皇帝离宫巡游多是为了享乐，与其为了一己之私而浪费人力和物力，不如将这些财力储备起来，以作未雨绸缪之用。
《乾隆帝》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欧立德认为，乾隆的巡游诚然有个人兴趣的所在，但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如去山东曲阜，是为了尊重汉人的固有习俗，同时彰显自己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去山西五台山，是因为该地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这既赓续了千年礼佛的传统，又有利于提升藏人的认同感；去承德，是为了接见蒙古和西藏的政教首领，处理西北的政务；去盛京，是传承满人的尚武传统，加强族群认同。在乾隆的巡游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和诟病的，无疑是六下江南。欧立德引用数据统计——江南地区的财赋和士子在全国中所占的重大比例，论断乾隆下江南是为拉拢汉族地方精英。乾隆视察江南地区的皇家作坊和召见地方大员，以加强对最富庶地区的统治；巡防水利工程并了解当地的民情，让江南的百姓熟悉自己，毕竟，满清入关初期，江南曾对清军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在后人的观感中，乾隆此举是铺张奢靡，欧立德的结论是，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来说，似乎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国人对于乾隆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大兴文字狱。在很多人看来，乾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目的是搜寻和销毁所有遗留下来的反清著作。焚书以及对被疑有反清思想的人的普遍迫害行为，使乾隆被后世视为一个敏感、严酷的专制君主，其行为造成了一种恐怖的局面，压制了思想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思想进程发生了偏离。
欧立德则认为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初衷远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首先乾隆希望自己能够在儒家圣人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每一个信奉儒学的人的终生追求，身为皇帝的乾隆也不能免俗。其次乾隆想借此来增加自己的藏书，如同对待作诗、绘画和书法一样，乾隆对于图书收藏也有极大的热情。为此，自登基以后就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谕旨引起了官员的关注和议论，有人提出重修《永乐大典》，这一提议深合乾隆之意。第三个目的是为文人提供精准的文本。许多有名的著述由于经过几代人或是不同藏书楼之间的传抄，往往出现许多错误，还有一些书籍已经出现了腐蚀，严重影响了时人的习读。而在《永乐大典》的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都经过博学之士的仔细甄选，足以使文本恢复原有的面貌。这是《四库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对传统经典文本的理解正确与否，将会导致道统的纷争，而通过给皇帝提供权威的版本，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其中当然有树立正学，罢黜“异端”的成分。
欧立德认为，如果就此认为乾隆的初衷就是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审查经学的发展，这是有失公允的。许多不公平的判罚确实是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的，而且也有大量图书被销毁，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1780年时曾经有人上奏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激发了乾隆的报复心理，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士绅的琐碎纷争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从乾隆早期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反应寥寥，到后期无力限制文人通过玩弄权术互相坑害的事实，可知即便是强势的帝王，皇权也并不是无限的。欧立德这一迥异于传统历史研究的结论，或许有可商之处，但也值得我们反思，现代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让我们对历史进行了不少建构性的解读，而这些解读因为缺乏参照系而显得单一化简单化。而欧立德塑造的“陌生的乾隆”的形象，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从而产生新的历史认知。
(媒体来源：《晶报》)
书籍信息：《乾隆帝》，(美)欧立德 著，青石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版
2014-05-29 08:09:55
当我们谈论乾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帝已很难说是一个正面形象。说到乾隆，最常出现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文字狱、闭关自守、盛世。前两个词自然是贬义词，几乎是作为乾隆最大的历史污点共同存在，在当下最流行的叙述中，乾隆无疑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者，同时又在晚年拒绝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中国被近现代世界抛弃以致沦落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主因。
而盛世呢，拜托，你真的确定这在我们的语境中还是一个褒义词么？更何况，乾隆的盛世被视为大清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乾隆的公众形象与其说是一个盛世之君更不若说是一个终结盛世的败家子。再直白点说，即使盛世是一个褒义词，但和乾隆拉上边的盛世却绝对是一个贬义词，前面还要加上若干的定语：万马齐喑的盛世、文化专制的盛世、饥饿的盛世、最后的盛世。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如果刻薄点的话，清宫剧可能是乾隆的最后舆论阵地了，而这当然是知识界不屑一顾的。可以这么说，批判乾隆寄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些不满和影射，这作为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除了个别同样有着影射情怀的体制内学者之外，是无人会去予以挑战的。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专制帝王上颇有新见，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
美国人欧立德先生自然是不必理会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乾隆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权利。
对于乾隆，欧立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作欧先生对以上所谓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回击。事实上，本书的第八章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清代的中国与世界》，在欧立德看来，在历史书写中，将乾隆时代的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是陈旧而又盲目的，甚至是荒诞的，“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实施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而在英文版序言中，欧立德一开始就提及了所谓的全球“共时性”现象，即“中国的18世纪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
为“对外封闭”申辩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铩羽而归，是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最大论据。毕竟，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放弃了与工业文明的接轨的机会，正如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他（乾隆）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对于这一指控，欧立德并没有回避。
无疑，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自由贸易的诉求的态度是傲慢的，他在给英国国王的正式回复中表示了对英国货的“不屑”，“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但在欧立德看来，这很可能是乾隆被引用最多，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句话。欧立德认为，乾隆很清楚地知道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如此的措辞“或许是要刻意淡化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而目的呢，很可能是为了不要让马戛尔尼挟洋自重，从而进一步施加自由贸易的外交压力。
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驰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就乾隆个人而言，英国货对他来说绝不是他口中的大话“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相反，如欧立德所说，乾隆还是一个西方玻璃和钟表的爱好者。事实上，乾隆早在即位前就写诗称赞玻璃窗的诗，“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即位后就首次为紫禁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对于乾隆“对外封闭”另一个指控是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证据看上去也很铁证，他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曾问出了非常著名的幼稚问题，诸如“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够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很显然，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问出如此常识级的世界地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可笑的。
对此，欧立德的辩护不但是耳目一新，并且可能是很有力的。他表示，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不知那些常识级的地理问题，他甚至还专门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曾经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更让我震惊的是，欧立德称，乾隆对国际时势也并非一无所知，远不是什么沉溺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昏昧君主，他甚至知道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实上，马戛尔尼访华的1793年，正是路易十六被处决的那一年。
那么，乾隆为什么在接见马戛尔尼时问出那么些可笑问题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广泛存在的，一位高官或者一位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
按照欧立德的逻辑，或许可以这样推论下去，乾隆对英国自由贸易诉求的拒绝，与其说出于无知，出于对西方世界和贸易重要性的无知，更不若说是决策失误。乾隆知道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贸易有多么重要，甚至很清楚英国海军的海上优势和制海权（“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他仍然错误地拒绝了英国使团，这就好比，他虽然清楚英国海军优势，但应对方法不是进取性的发展海军，而是放弃海权，紧守陆权。也就是说，在乾隆身上或许存在眼光局限或者自负等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者。
好吧，我承认乾隆不是一个无知者，仅是一个决策失误者，但欧立德先生却还想把他的辩护再进一步。在欧立德看来，马戛尔尼来华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不仅赶上了乾隆的年岁已高（83岁），无力对新事物作出变革式的反应；而且乾隆朝正陷入党派之争当中，政治氛围不适合进行激进的观念转变。欧立德甚至推断说，如果马戛尔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政治情势没有如此极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也很同意欧立德的一个看法，当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时，自信的君王是很难有变革动力的，与欧洲的君主相比，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而这些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模式自觉转变的推动力。很显然，欧立德认为乾隆的自信是有强大支撑的，当时大清朝的国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比较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未来了”。
文化巨人
在《乾隆帝》一书中，请注意，欧立德先生说到了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这很容易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反诘：他忘了“文字狱”么？欧立德当然也谈到了“文字狱”，不过，这只是本书第七章里的一个小节而已，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章的章节名是“文化巨人”。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首先是一个文化巨人，以此为前提，而后才是一个言论控制者。
事实上，欧立德先生是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严重状况的，他在书中不仅写到了乾隆编《四库全书》导致许多图书遭受了“灭顶之灾”，也写到了“文字狱”一度有近于失控的状态，许多无辜之人被牵扯进来。在这样一个同样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前，欧立德是如何辩护的呢？
首先，欧立德并不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文化独裁的“幌子”，“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这是有失公允的”。他坚持认为，乾隆此举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这也就是本章标题中的那个“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
其次，撇开初衷不谈，尽管欧立德也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种种乱象，但却不认为这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会引起国人非常自然的攻击，难道乾隆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君主么，当然要他本人负起文字狱的政治责任。对此，欧立德辩称，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尽管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乾隆不出面阻止呢？欧立德的辩护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当中，乾隆（清朝皇帝）的皇权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有限皇权”尽管有悖于“清代君主专制达到登封造极”的传统说法，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新说法。孔飞力先生在经典著作《叫魂》之中，就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而以上提到的高王凌先生在《乾隆十三年》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反行为”，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
很显然，如果孔飞力和高王凌的论点成立的话，欧立德先生所持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的说法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最后，正如之前所说，欧立德对于乾隆的基本定调是“文化巨人”，他在这一章节几乎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成功的，但“他的努力因自负、偏狭和过激打了折扣”，很显然，这说的正是文字狱，而这一指控对于乾隆文化上的正面形象的影响只是一个“折扣”。
现代中国之父
除了为对乾隆的种种“指控”申辩之外，欧立德在本书中也正面褒扬了乾隆的多项历史功绩。但在我看来，欧立德对乾隆的最大褒扬应当是扩大疆域这一项，而欧立德在书中也对此专门辟出了“帝国的扩大”一章。在乾隆的统治之下，大清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在从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50年中，“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这片疆域仅次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
对于开疆辟土这一功绩，乾隆本人也颇为自豪，他最喜欢提及的就是“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而欧立德对乾隆武功的赞誉甚至还超越了这位自吹自擂者，他将乾隆与西方公认的战神拿破仑相提并论，将他在西域的三次远征与拿破仑征俄相比，“乾隆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而拿破仑则要逊色得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说法将一个近现代的统帅人物放在某种超越拿破仑的位置上，哪怕这个人是“十全老人”。
正是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疆域在1759年达到顶峰，彻底打垮了从康熙以来就是清朝心腹大患的准噶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将南北疆纳入版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可以视作“现代中国之父”，因为正是他为乾隆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鉴于乾隆朝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从不到两亿增长到三亿），也可以说，在奠定今日中国的人口大国基础这个意义上，乾隆同样是“现代中国之父”。
相比起版图和人口，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一层或许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他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国家模式。而这一点，也正是欧立德所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发力之处。在新清史的历史论述中，“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二十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只是乾隆的多重身份之一，他还是满族的族长、蒙古的大汗、西藏的宗教保护者甚至菩萨。
由此，在欧立德他们这些新清史学者看来，清帝国与乾隆的成功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汉化”，而正是“多民族帝国”意义上的成功，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
在这一点上，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娇燕对于乾隆的“褒扬”更具备了现代意义——“普世性皇帝”。她认为，乾隆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请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
站在多民族“普世性统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父”乾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不过，乾隆在新疆也留下了延续至今也并未完美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欧立德所说，相比与其他民族边疆的亲密关系，“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
每一辈人有每一辈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苛求乾隆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多民族帝国”，我们当下理论上具备了乾隆时代并不拥有的更优越的政治框架与解决方案，而不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消耗者而存在。
乾隆的另一张面孔
2014年06月10日10:18
文/周绍纲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乾隆主政的60年中被推至鼎盛的“康乾盛世”更成为影视戏说取之不尽的题材。国内晚近出版的诸多乾隆传记，则多基于“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来评述乾隆的功过。
相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西方国家有关乾隆的论述非常稀少，美国学者欧立德所著的《乾隆帝》填补了这一阙失。欧立德主要研究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这本基于满、汉文献和中西相关研究所成的《乾隆帝》，却并非纯粹的学术专著，可以说，此书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欧立德从乾隆登基入手，到乾隆逝世收官，加上单篇结论，分十章来叙述和评介乾隆的生平。其域外人的视角，或许能促使我们换一种新角度，来观照乾隆时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政治特征。
在欧立德看来，清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满人并未汉化，并且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族特性。正是这种满族特性的影响，使得清朝的皇帝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现的是不同的形象：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藏人的文殊菩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族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与中国传统史家的结论迥异，诸如钱穆认为清朝作为部族政权，并没有多少制度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袭明朝；何炳棣则强调满族的汉化或儒化，是清朝成功统治的根源因素。从史实层面来看，清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或多或少得益于多元化的“复合君主制”；而后清朝覆亡，君主不再，通过皇帝有形的身体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同一性也随之消解，庞大的国家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后继者中华民国依靠《清帝逊位诏书》，勉强在法统上继承了清朝的版图和人口，但对边疆的实际掌控却显乏力。由此而言，欧立德这种有别于“汉族中心观”的新清史观，确实给清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值得深思和警惕的是，欧立德从蒙、回、藏等边疆民族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解读固有的“汉族中心观”历史的行为，有一种难言的“去中国化”的意味。
国人对乾隆皇帝的熟知，还得益于民间流传深远的“乾隆下江南”。其中既有传统的政治诉求——希望代表天命的皇权能够有效地规范官僚的权力边界，又有现代以来消费主义兴起的成因——连古代的皇帝在某些时候都想摆脱日常政治的束缚，活在当下的普通人，也不免对庸常生活之外的闲游心存展望。而在传统文官集团的话语叙事中，皇帝离宫巡游多是为了享乐，与其为了一己之私而浪费人力和物力，不如将这些财力储备起来，以作未雨绸缪之用。
《乾隆帝》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欧立德认为，乾隆的巡游诚然有个人兴趣的所在，但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如去山东曲阜，是为了尊重汉人的固有习俗，同时彰显自己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去山西五台山，是因为该地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这既赓续了千年礼佛的传统，又有利于提升藏人的认同感；去承德，是为了接见蒙古和西藏的政教首领，处理西北的政务；去盛京，是传承满人的尚武传统，加强族群认同。在乾隆的巡游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和诟病的，无疑是六下江南。欧立德引用数据统计——江南地区的财赋和士子在全国中所占的重大比例，论断乾隆下江南是为拉拢汉族地方精英。乾隆视察江南地区的皇家作坊和召见地方大员，以加强对最富庶地区的统治；巡防水利工程并了解当地的民情，让江南的百姓熟悉自己，毕竟，满清入关初期，江南曾对清军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在后人的观感中，乾隆此举是铺张奢靡，欧立德的结论是，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来说，似乎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国人对于乾隆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大兴文字狱。在很多人看来，乾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目的是搜寻和销毁所有遗留下来的反清著作。焚书以及对被疑有反清思想的人的普遍迫害行为，使乾隆被后世视为一个敏感、严酷的专制君主，其行为造成了一种恐怖的局面，压制了思想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思想进程发生了偏离。
欧立德则认为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初衷远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首先乾隆希望自己能够在儒家圣人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每一个信奉儒学的人的终生追求，身为皇帝的乾隆也不能免俗。其次乾隆想借此来增加自己的藏书，如同对待作诗、绘画和书法一样，乾隆对于图书收藏也有极大的热情。为此，自登基以后就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谕旨引起了官员的关注和议论，有人提出重修《永乐大典》，这一提议深合乾隆之意。第三个目的是为文人提供精准的文本。许多有名的著述由于经过几代人或是不同藏书楼之间的传抄，往往出现许多错误，还有一些书籍已经出现了腐蚀，严重影响了时人的习读。而在《永乐大典》的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都经过博学之士的仔细甄选，足以使文本恢复原有的面貌。这是《四库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对传统经典文本的理解正确与否，将会导致道统的纷争，而通过给皇帝提供权威的版本，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其中当然有树立正学，罢黜“异端”的成分。
欧立德认为，如果就此认为乾隆的初衷就是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审查经学的发展，这是有失公允的。许多不公平的判罚确实是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的，而且也有大量图书被销毁，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1780年时曾经有人上奏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激发了乾隆的报复心理，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士绅的琐碎纷争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从乾隆早期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反应寥寥，到后期无力限制文人通过玩弄权术互相坑害的事实，可知即便是强势的帝王，皇权也并不是无限的。欧立德这一迥异于传统历史研究的结论，或许有可商之处，但也值得我们反思，现代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让我们对历史进行了不少建构性的解读，而这些解读因为缺乏参照系而显得单一化简单化。而欧立德塑造的“陌生的乾隆”的形象，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从而产生新的历史认知。
(媒体来源：《晶报》)
书籍信息：《乾隆帝》，(美)欧立德 著，青石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