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河一样流淌的苏童
喜欢苏童的人，最喜欢他那大段刻意精致的文字；讨厌苏童的人，也最讨厌他那阴沉繁复的叙述。凡看过他作品的读者，均走向两个极端，但是他们又都舍不得放下他，愿意与自己喜爱或厌烦的文字纠缠。
苏童喜欢河流，以及与河流相关的一切，他的文字也慢慢像河一样流畅和鳞波荡漾。
许久不在国内，他出现在4月末的济南书博会上时，读者难以认出这位穿行在人群中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童：牛仔裤，蓝灰色衬衣的袖子随意地挽在小臂上，中等身高，但体型还算壮实，肤色健康红润，乌黑的小平头，偶尔冒出一两根白发，浓眉大眼，黑框眼镜，走路有些前倾和摇晃。
河流就是我的乡土
说苏童像一条河，除了他的作品“恋河”，他的表情乃至性格也像一条南方的河。有人用“虎头虎脑”形容他的长相。坐在记者对面，脸上还带着匆忙赶路留下的红晕，表情平静、目光清澈，也像河一样不掩藏波浪，无法隐瞒水量大小，没什么客套话，也不在乎周围环境的嘈杂，采访就这样开始，从谈他生命中的河流开始。
他的作品离不开河流，在《碧奴》里，碧奴沿路寻夫经过的路上，有倾泻而下的河；在旧作《河流的秘密》里，有一颗热爱河流关注河流的湿润心灵；在新作《河岸》中，有河与岸的对立……
每个作家都有一方乡土，像路遥的乡土是陕北，陈忠实的乡土是白鹿原，贾平凹的乡土是商州，苏童也有自己的乡土，那是河流，他用河流一样平静的语气阐述自己生命与河流的关系。
在苏童还叫童忠贵的时候，童年的生活推窗见水，是南方的一条瘦小忧郁的河，父母到河对岸上班，河流此时就流进他的生命。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父与子’、关于‘乡土’、关于‘70年代’的作品，因为我是在河边长大，河流就是我的乡土，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写河流的故事，是苏童自始至终的心结，说这些话的时候，苏童点了一根烟，有时笑笑，有时托着腮、歪着眼睛思考。
“于是，我一厢情愿，要把《河岸》写成一部乡土小说。”他说。
在这部苏童最长的小说的玄妙开头，他写道：“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评论家王干始终认为，这是苏童最好的小说，苏童也不予否认：“从个人的情感和理智上讲，我自己认为《河岸》是代表自己最好最高水平的作品，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岸对农田、运输码头、餐厅、房地产业、散步者表现了亲近和友好，对河流却铁面无情。”
原因也很简单，他终于写了一部关于河流的小说。
一手持鲜花 一手持刀
言谈间，苏童就是一条南方的平静河流，没有激愤的表情，没有偏激的认识，像传说中的一样淡定和低调，但其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只手拿着鲜花，另一只手里却是砍刀——他的性格和作品是对立的。
曾经的80年代，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而今，他否定了自己现在的“先锋”性，谈到这种不自觉的改变，他哈哈大笑，觉得并非失去了曾经的锋利，而是更加辛辣：“其实是温和也有、辛辣也有，看待人和物的时候，既宽容又辛辣，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一手拿着鲜花一手拿着刀的一个群体，作者不应该用像《读者文摘》那样的温暖去感染读者。”
从《妻妾成群》到《米》，从《碧奴》到《河岸》，由先锋实验作家一路走来的苏童，他的创作惯于在虚构中描绘人性百态，借助想象的力量品读历史。《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演绎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大多数人才去寻找这个叫做苏童的年轻人，那已是他“辛辣”的开始，苏童式的语言、苏童式的叙述方式，受到了追捧，也被诟病。
现在，他这个像河流一样的人，河面平静流淌，河面下有劲流，尽管有些人并不喜欢他的这种“劲儿”，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形容苏童的作品是“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外套，任性而优雅”。
既然如此，还是让苏童继续苏童吧！
对话
我不先锋很多年
记者：近来因为这篇专访，采访了一些您的读者，我了解到，喜欢您的读者是“喜欢得不得了”，而不喜欢的则认为“语言阴沉繁复”，爱与不爱，完全呈两极状态，这您怎么看？自己读自己以往的作品，是什么感觉？
苏童：我不知道读者的反应，但读者有反应总是好的，只要是来自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我都能接受，无论是赞美还是不满。当然，我更喜欢被赞美。我自己很少回头读以往的作品，怕发现“丑陋之处”，更怕那种不能弥补的无助之感。
记者：“我不先锋已经很多年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先锋？当时怎么理解？现在又怎么理解？
苏童：让我自己评述自己身上“先锋”的痕迹，一直勉为其难。如果我曾经先锋，是因为我对写作的要求曾经追求破坏性。事实上，作家是不太关注世道人心的，所以一般不会作理性地自我改变，但人到一定年龄，对世界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创作态度的改变，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要求自己完全破坏，完全颠覆，破坏传统颠覆别人，可是由颠覆和破坏带来的快感并不能维持一生的创作。青年时期的热情沉淀下来，是更理性的思考，对传统的理解会改变，对小说的理解更会改变。我其实早就不是一个破坏者了。以我的观点看，恐怕没有什么落后的小说传统，只有落后的传统的继承者。一切源于对自己写作身份的认定。从长远来看，背叛者最后终归也是传承者，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回到80年代写作，我能肯定的是，80年代我一定是不“先锋”不过瘾，而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个词汇了，我更愿意暗示自己，我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传承者。
记者：对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您的理解有别于其他作家，麦家说“作品是要温暖人心”，而你说“要辛辣”、“要把读者吓一跳”，这种“吓”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是大家认为的先锋吗？如果不是，那应该如何理解您作品中人性的扭曲？
苏童：我确实经常给读者提供“非温暖”的文本，并非是我有多么“苦大仇深”的个人经历，而是文学观在驱使我选择我的故事，我从不故意挑战读者的阅读神经，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取悦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先锋不先锋无关，我一直觉得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作家很像一个走进手术室的外科医生，他对疾病和不健康的肉体有职业性的手术冲动，而美与温暖是他下班回家要寻找的。对于人性，我不持一元的善恶论态度，人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不喜欢用扭曲这个词，更习惯用褶皱表达这个意思，我一直认为人性黑洞里褶皱丛生，值得探索。
《河岸》中有我“孤独”的影子
记者：您曾说，一直想写一部与河有关的小说，一直想写一部父与子题材的小说，其中有何缘由？您认为的“父与子”的“拧巴”关系到底该怎样去理解？
苏童：“父子关系”其实是小说中多见的叙事目标。“父与子”是一种特别拧的关系，是一种重压下的病态关系，“子”常常都有一段被“父”压抑的青春成长史，这也是我想在《河岸》中表达的。《河岸》中的库家父子，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不可否认，这个“拧巴”关系有隐喻，父子关系不仅是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小说探索父子关系，也许不一定精准，但是来得生动一些，也温和一些。《河岸》中的库家父子的关系，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不可否认，这个关系有隐喻，有政治线条。库文轩其实是囚徒，也是狱警，他所获之罪，自己做了洗涤，用的是最极端也最彻底的方式，但是他对库东亮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管束，以及他对儿子特殊的“情感教育”，是一种更加残暴的压迫，父子关系的紧张，说到底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他们之间的冲突带有天然的死结，难以解除，父亲的“管理”失败，儿子的“脱逃”也失败，因为为父为子，他们还必须互相依存、互相爱，这是为父亲者的处境，是为儿子者的处境，也是很多人的真实处境。
记者：我留意到，在《碧奴》和《河岸》里，描写河流的段落很多，感情丰沛，而且想象力丰富，描写方式多样，能谈谈河流对您作品的影响吗？
苏童：对河流这个词，我有天生的迷恋，也许因为自己从小生长在河边，父辈也是如此，因为被水包围而远离故土、出外闯荡。我感觉与河流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血缘关系。所以我愿意用这样的修辞来表达，河流是我的乡土。所以，我一厢情愿地把《河岸》说成乡土小说。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在近年写“文革”时代。在济南的采访时，您说正是因为自己的童年在“文革”时期，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和与政治的距离，对作品是什么样的影响？库东亮身上，有没有自己童年时代的影子，如果有，是哪一部分？
苏童：我承认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文革”的时候我还小，我特别珍惜童年时代，那时对世界的认知是模糊的，但纯真的。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文革”，知道那是一段荒谬、闹剧的年代。现在，离开那个时代多年，才能心平气和地传达出我的童年对世界的认知。《河岸》里有明显的六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我的故事背景，与我以前写作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我试图用一个特殊的个人角度去勾勒这个时代的面孔，因此，《河岸》里的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对于这个最大的人物，我更多的不是利用所谓的记忆，而是试图用理性去勾画他的面孔。如果说库东亮的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那就是“孤独”这两个字。 本报记者 狄蕊红
苏童喜欢河流，以及与河流相关的一切，他的文字也慢慢像河一样流畅和鳞波荡漾。
许久不在国内，他出现在4月末的济南书博会上时，读者难以认出这位穿行在人群中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童：牛仔裤，蓝灰色衬衣的袖子随意地挽在小臂上，中等身高，但体型还算壮实，肤色健康红润，乌黑的小平头，偶尔冒出一两根白发，浓眉大眼，黑框眼镜，走路有些前倾和摇晃。
河流就是我的乡土
说苏童像一条河，除了他的作品“恋河”，他的表情乃至性格也像一条南方的河。有人用“虎头虎脑”形容他的长相。坐在记者对面，脸上还带着匆忙赶路留下的红晕，表情平静、目光清澈，也像河一样不掩藏波浪，无法隐瞒水量大小，没什么客套话，也不在乎周围环境的嘈杂，采访就这样开始，从谈他生命中的河流开始。
他的作品离不开河流，在《碧奴》里，碧奴沿路寻夫经过的路上，有倾泻而下的河；在旧作《河流的秘密》里，有一颗热爱河流关注河流的湿润心灵；在新作《河岸》中，有河与岸的对立……
每个作家都有一方乡土，像路遥的乡土是陕北，陈忠实的乡土是白鹿原，贾平凹的乡土是商州，苏童也有自己的乡土，那是河流，他用河流一样平静的语气阐述自己生命与河流的关系。
在苏童还叫童忠贵的时候，童年的生活推窗见水，是南方的一条瘦小忧郁的河，父母到河对岸上班，河流此时就流进他的生命。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父与子’、关于‘乡土’、关于‘70年代’的作品，因为我是在河边长大，河流就是我的乡土，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写河流的故事，是苏童自始至终的心结，说这些话的时候，苏童点了一根烟，有时笑笑，有时托着腮、歪着眼睛思考。
“于是，我一厢情愿，要把《河岸》写成一部乡土小说。”他说。
在这部苏童最长的小说的玄妙开头，他写道：“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评论家王干始终认为，这是苏童最好的小说，苏童也不予否认：“从个人的情感和理智上讲，我自己认为《河岸》是代表自己最好最高水平的作品，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岸对农田、运输码头、餐厅、房地产业、散步者表现了亲近和友好，对河流却铁面无情。”
原因也很简单，他终于写了一部关于河流的小说。
一手持鲜花 一手持刀
言谈间，苏童就是一条南方的平静河流，没有激愤的表情，没有偏激的认识，像传说中的一样淡定和低调，但其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只手拿着鲜花，另一只手里却是砍刀——他的性格和作品是对立的。
曾经的80年代，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而今，他否定了自己现在的“先锋”性，谈到这种不自觉的改变，他哈哈大笑，觉得并非失去了曾经的锋利，而是更加辛辣：“其实是温和也有、辛辣也有，看待人和物的时候，既宽容又辛辣，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一手拿着鲜花一手拿着刀的一个群体，作者不应该用像《读者文摘》那样的温暖去感染读者。”
从《妻妾成群》到《米》，从《碧奴》到《河岸》，由先锋实验作家一路走来的苏童，他的创作惯于在虚构中描绘人性百态，借助想象的力量品读历史。《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演绎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大多数人才去寻找这个叫做苏童的年轻人，那已是他“辛辣”的开始，苏童式的语言、苏童式的叙述方式，受到了追捧，也被诟病。
现在，他这个像河流一样的人，河面平静流淌，河面下有劲流，尽管有些人并不喜欢他的这种“劲儿”，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形容苏童的作品是“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外套，任性而优雅”。
既然如此，还是让苏童继续苏童吧！
对话
我不先锋很多年
记者：近来因为这篇专访，采访了一些您的读者，我了解到，喜欢您的读者是“喜欢得不得了”，而不喜欢的则认为“语言阴沉繁复”，爱与不爱，完全呈两极状态，这您怎么看？自己读自己以往的作品，是什么感觉？
苏童：我不知道读者的反应，但读者有反应总是好的，只要是来自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我都能接受，无论是赞美还是不满。当然，我更喜欢被赞美。我自己很少回头读以往的作品，怕发现“丑陋之处”，更怕那种不能弥补的无助之感。
记者：“我不先锋已经很多年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先锋？当时怎么理解？现在又怎么理解？
苏童：让我自己评述自己身上“先锋”的痕迹，一直勉为其难。如果我曾经先锋，是因为我对写作的要求曾经追求破坏性。事实上，作家是不太关注世道人心的，所以一般不会作理性地自我改变，但人到一定年龄，对世界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创作态度的改变，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要求自己完全破坏，完全颠覆，破坏传统颠覆别人，可是由颠覆和破坏带来的快感并不能维持一生的创作。青年时期的热情沉淀下来，是更理性的思考，对传统的理解会改变，对小说的理解更会改变。我其实早就不是一个破坏者了。以我的观点看，恐怕没有什么落后的小说传统，只有落后的传统的继承者。一切源于对自己写作身份的认定。从长远来看，背叛者最后终归也是传承者，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回到80年代写作，我能肯定的是，80年代我一定是不“先锋”不过瘾，而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个词汇了，我更愿意暗示自己，我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传承者。
记者：对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您的理解有别于其他作家，麦家说“作品是要温暖人心”，而你说“要辛辣”、“要把读者吓一跳”，这种“吓”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是大家认为的先锋吗？如果不是，那应该如何理解您作品中人性的扭曲？
苏童：我确实经常给读者提供“非温暖”的文本，并非是我有多么“苦大仇深”的个人经历，而是文学观在驱使我选择我的故事，我从不故意挑战读者的阅读神经，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取悦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先锋不先锋无关，我一直觉得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作家很像一个走进手术室的外科医生，他对疾病和不健康的肉体有职业性的手术冲动，而美与温暖是他下班回家要寻找的。对于人性，我不持一元的善恶论态度，人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不喜欢用扭曲这个词，更习惯用褶皱表达这个意思，我一直认为人性黑洞里褶皱丛生，值得探索。
《河岸》中有我“孤独”的影子
记者：您曾说，一直想写一部与河有关的小说，一直想写一部父与子题材的小说，其中有何缘由？您认为的“父与子”的“拧巴”关系到底该怎样去理解？
苏童：“父子关系”其实是小说中多见的叙事目标。“父与子”是一种特别拧的关系，是一种重压下的病态关系，“子”常常都有一段被“父”压抑的青春成长史，这也是我想在《河岸》中表达的。《河岸》中的库家父子，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不可否认，这个“拧巴”关系有隐喻，父子关系不仅是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小说探索父子关系，也许不一定精准，但是来得生动一些，也温和一些。《河岸》中的库家父子的关系，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不可否认，这个关系有隐喻，有政治线条。库文轩其实是囚徒，也是狱警，他所获之罪，自己做了洗涤，用的是最极端也最彻底的方式，但是他对库东亮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管束，以及他对儿子特殊的“情感教育”，是一种更加残暴的压迫，父子关系的紧张，说到底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他们之间的冲突带有天然的死结，难以解除，父亲的“管理”失败，儿子的“脱逃”也失败，因为为父为子，他们还必须互相依存、互相爱，这是为父亲者的处境，是为儿子者的处境，也是很多人的真实处境。
记者：我留意到，在《碧奴》和《河岸》里，描写河流的段落很多，感情丰沛，而且想象力丰富，描写方式多样，能谈谈河流对您作品的影响吗？
苏童：对河流这个词，我有天生的迷恋，也许因为自己从小生长在河边，父辈也是如此，因为被水包围而远离故土、出外闯荡。我感觉与河流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血缘关系。所以我愿意用这样的修辞来表达，河流是我的乡土。所以，我一厢情愿地把《河岸》说成乡土小说。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在近年写“文革”时代。在济南的采访时，您说正是因为自己的童年在“文革”时期，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和与政治的距离，对作品是什么样的影响？库东亮身上，有没有自己童年时代的影子，如果有，是哪一部分？
苏童：我承认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文革”的时候我还小，我特别珍惜童年时代，那时对世界的认知是模糊的，但纯真的。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文革”，知道那是一段荒谬、闹剧的年代。现在，离开那个时代多年，才能心平气和地传达出我的童年对世界的认知。《河岸》里有明显的六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我的故事背景，与我以前写作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我试图用一个特殊的个人角度去勾勒这个时代的面孔，因此，《河岸》里的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对于这个最大的人物，我更多的不是利用所谓的记忆，而是试图用理性去勾画他的面孔。如果说库东亮的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那就是“孤独”这两个字。 本报记者 狄蕊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