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也是“父亲名字”中的一种

女人也是“父亲名字”中的一种 ——如何误读拉康的性别（化）公式［* 原文题目为：Woman is One of the Names-of-the-Father, or How Not to Misread Lacan's Formulas of Sexuation，译文题目较此略有调整，文中部分标点较原文有所调整，文中的着重号为译所加。这里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原文标题中的词组“the Names-of-the-Father”（译者将其译为“父亲名字”）与“the Name-of-the-Father”（父之名）之间的不同涵义。（译注）］*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 译者： JAY就是 往往，往往 就是JAY

图1 —拉康性别化公式示意图 人们误读拉康性别（化）公式［ 雅克·拉康，《雅克拉康的研讨班XX：论女性性别，爱和知识的极限，1972年至1973年（再来一次）（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XX: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1972-73 (Encore)）》，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8年。］的习惯性方式是将男性一侧和女性一侧的差异降格为（只去）界定男性位置的两条公式：比如男性是石祖功能的普遍性，而女性则是躲避石祖功能握持的例外、过剩和多余。这样一种解读完全错过了拉康的观点，即作为例外的（大写）女人位置——以典雅爱情中的女人为例——是最卓越的男性幻象。作为石祖功能构成性例外的典型，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那位幻想的、淫秽的寻求享乐的原初父亲［ “寻求享乐的原初父亲”，原文为：primordial father-jouisseur。（译注）］的形象，他没有被任何禁令所阻挡进而可以充分享有全部女人。然而，难道典雅爱情中女人的形象不也完全可以符合原初父亲的上述特（确定）性？难道她不也是一位恣意妄为的、想要得到一切的主人？即是说，她本人并未被法所束缚，还给予她的骑士—仆人武断而粗暴的考验。 　　在这一精确的意义上，（大写）女人是父亲名字（the names-of-the-father）中的一种。这里，（人们）所不能忽略的细节是“复数的使用”和“大写字母的欠缺”：不是父之名（the Name-of-the-Father），而是所谓原初父亲［ 在政治领域中，民粹主义言辞提供了一种据于普遍性例外的例证：无论何时下述观点都很盛行，即政治本身就是腐坏/败坏的，等等；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总会有一位政治家去公布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并进而将他自己作为被信任的那个人，作为人民群众真实利益的中立的/非政治的代表给献出去……］多余命名的父亲名字中的一种。在（大写）女人的例证中，同样也是在原初父亲的例证中，我们凭借阉割之法正在处理作为前符号性的、恣意妄为的权力代理；在两者的例证中，这种幻想的代理角色是去填充符号秩序的恶性循环，填充其原初空位的：（大写）女人（或者原初父亲）提供了肆无忌惮的、丰满的神话性起点，（对）它的“原初压抑”建构了符号秩序。 　　　第二种误读则在于，通过“引入‘全部’［ “全部”，原文为：all。（译注）］这一量词两种意义间的语义差别”而呈现出性别（化）公式的惛钝刺痛：根据这种误读，在普遍性功能的情形中，“全部”（或“非全部”）指的是单个主体（x），并且意味着“这一切”［ “这一切”，原文为：all of it。（译注）］是否挂钩于石祖功能；然而，“特定的例外”——“有一个人……”则指的是一组主体和信号，不论该组之内的“有一个人……”是全面地豁免于石祖功能，还是未全面地豁免于石祖功能。因此，有人说性别（化）公式的女性一侧承担（和见证）了分裂每一位女人的伤口：没有女人是完全豁免于石祖功能的，也正因于此，没有女人是完全服从于它的；即是说，每一位女人的身上都存在着某物，这玩意儿抵抗着石祖功能。对称地看，在（性别公式中）男性一侧，被树立的普遍性指的是某单一主体（每一个男性主体都是完全地服从于石祖功能的），以及对一组男性主体（“有一个人”完全豁免于石祖功能）的豁免。简言之，由于某个男人完全豁免于石祖功能，而其他所有男人都服从于它；同时，由于没有女人是完全豁免于石祖功能的，故而她们之中没有人是完全地服从于它的。一方面，分裂是外部化了的：它代表着隔离线，即在“所有男人”中，从豁免于石祖功能的“那个人”那里区别出那些被系于石祖功能的人；另一方面，分裂是内部化了的：每一位单独的女人都是在内部分裂的，她之（心）中有一部分服从于石祖功能但其另一部分则豁免于它。 　　但是，我们若要充分地把握拉康性别（化）公式的真正悖论，就必须以更加字面的方式去阅读：女人通过如下事实破坏了石祖功能的普遍性，即在她心中不存在“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抵抗它。易言之，石祖功能的悖论在于该功能和它的元功能［ “元功能”，原文为：meta-function。］之间的一种短路：石祖功能同其自身限制相一致，同“非—石祖型”例外的设定相一致。这种类解读凭着拉康所写的神秘公式被潜藏了，它们潜藏于性别（化）公式和女人（由划杠的La指代）在“Φ”（石祖）和“S(A)”（给大彼者划杠的能指，这个能指代表着大彼者、符号秩序的非存在性/非一致性）之间的分裂之下。在此，人们所不应忽略的是“Φ”和“S(A)”（大彼者中欠缺的能指）之间的深层类似性，即不应忽视下述重要事实，“Φ”作为石祖权力的能指——石祖在其魅惑性在场中——仅仅对身体给出了大彼者的阳痿/不一致性。 　　只要回顾一下政治领袖（的例子）便足够了——他个人魅力的终极支撑是什么？是被界定为无法估量和不可预测的政治领域？还是煽动起激情却不知原因为何的某人？还是未被人知的移情逻辑？所以，人们往往会参考某种魔力，参考某种深不可测的、不能被还原为该领袖任何实际特点的“我不知为何”［ “我不知为何”，原文为法语：je ne sais quoi。］——似乎是这位具有魅力的领袖支配着（x），亦似乎是由他在符号秩序大彼者丧失行为能力之处进行“暗中操作”。此处的情况与斯宾诺莎所批判的“上帝是一个人”的观念非常相近：在人们靠“制定事件和客体间因果关系网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周遭世界的努力中，人们迟早会抵达他们认识失败的一个点，或遭遇到某种限制；而上帝（被设想为一位大胡子的老年智者）仅仅会对身体给出这一限制——人们便提出了上帝的人性化概念，即不能经由某种清晰的因果关系而被认识和解释的全部高深莫测的原因。 　　　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去承认上帝的魅惑性在场，即我们知识结构中裂隙的填充物；即是说，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式板结性/缝合性要素，它以人们所获得了积极在场的实证知识中的“欠缺”为化身。进而我们的观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同构于女性的“非全部”（逻辑）：这种“非全部”并不意味着女人尚未完全地服从于石祖；而是表明她穿透石祖的迷人在场而看见了，并得以洞察到了大彼者不一致性中的填充物。而另一种处理它的方式势必是指出，从“S(A)”到“Φ”的过渡就是从“不可能性”到“禁令”的过渡：“S(A)”代表了大彼者的不可能性能指，也代表了“并不存在‘大彼者的大彼者’”这一事实，还表明了大彼者领域是内在地不一致的；而“Φ”则把这种“不可能性”具体化为例外，具体化为一种神圣的、被禁止的/不可企及的代理，这一代理避开了阉割，进而有能力真实地去享受（原初的父亲，典雅爱情中的女人）。［ 跨性别主体通过在“父之名”的位置上安设“（大写）女人”而否认阉割。如果一个人采纳了庸常女性主义的立场（解构主义的老生常谈），它们认为阉割（概念）所针对的只是女人，而非男人；它势必要期待下述时刻，即由“（大写）女人”去占据符号性权威这一必将被烙上阉割法印的位置；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到（大写）女人和原初父亲都是不可能被阉割的，这种（女性主义的）神秘感便会随即消失。］ 　　　人们终于发现，性别公式的逻辑是如何同公共权力及其内在僭越性相一致的了：［ 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女人和因果循环六论（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纽约：维萨出版社，1994年。］此二者中，关键之处都在于——就“主体并未完全认同于它，而是对其保持一种距离（设置一种对普遍性石祖功能的例外；沉溺于公法的内在僭越性）”而言——主体唯有精准地“身在其中（被挂钩于石祖功能、权力网络）”；而另一方面，这种（公法的、石祖的）系统通过毫无保留的认同而被有效地破坏了。［ 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大多数男性都被铭刻于符号秩序本身之中，难道“女人被无一例外地整合进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比男人们（的整合）更为充分——的断言，没有违背她们在该秩序中的从属地位？对那些尚未完全被整合进符号秩序的人而言，（去把它们）归于从属地位，是更不符合逻辑的！在此，我们必须挑战的事情将是比照属于那些更全面地处在符号秩序中的人的基本前提。相反，权力的运行总是牵涉到某种“非—符号化的”实在性剩余（比如，化身为高深莫测的被认定是主人人格魅力的“我不知为何”）。下述内容并非偶然：“建构性例外的”和“符号秩序中原初父亲，典雅爱情中女人的非—整合性要素”的例子，都牵涉到某个未被任何法所束缚的极其残忍的主人角色。］斯蒂芬·金［ 斯蒂芬·埃德温·金（Stephen Edwin King），1947年9月21日出生，美国人。金是一位作品多产、屡获奖项的畅销书作家，他编写过剧本、专栏评论，也曾担任电影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他在2003年获得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章。金的作品以恐怖小说著称，见证了此类文学著作的整个发展过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改编到其它媒体，比如电影、电视剧和漫画书上。金在1970年代中期声名渐起，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恐怖小说大师”。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来，在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他的小说总是长期名列榜首。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好莱坞制片商的抢手货。1979年，他成为全世界作家中首屈一指的富豪，可他却讲：“对我来说，最佳的效果是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 金在两岁时，父亲去买烟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留下了金的妈妈，迫使她独立养育金和他的认养哥哥，并留下一屁股债。他从小四处搬家，他们搬过威斯康辛州的希第贝瑞、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康乃狄克州的史翠福。金还是小孩的时候，他曾目击了朋友被火车辗死，尽管他本人说对这件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家人告诉他，当他与他朋友玩后回到家中时，他完全不说话，直到家人得知他朋友的死讯。（译编注）］的《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 《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英文名为：Rita Hayworth and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译注）］抓住了监狱生活悖论（这一中肯问题）的全部严肃性。关于监狱生活，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我被有效地整合进它，被它给毁了；那时那景，我的居所是如此地压迫人性，以致我再也无法坚执甚至想象自由，无法想象监狱外的生活；但释放所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总体性的精神崩溃，或者至少产生出某种对“失去安全的监狱生活”的向往。然而，监狱生活的实际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精致。监狱实效性地毁灭着我，达成一种对我的总体性维持/延续；准确地讲，我还未完全接受如下事实：当我身陷囹圄时，自己却对其保持了某种内在距离，并坚执“真实的生活应在别处”这一错觉；［ 这种“精神胜利法式”的逃避依然是意识形态的。（译注）］（我）所有的时间都沉溺于幻想牢外的生活，沉溺于我得以释放或逃生之后等着我的美好事物。因此，我便陷入了幻象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致于当我终于被释放，幻象与现实之间的荒诞不经让我感到失望。所以，真正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完全接受监狱生活的规则，在这些规则所主宰的宇宙中，以工作的方式去打败它们。简而言之，“内部距离”和“生活在别处”的白日梦会把我迷醉并锁进（精神的）监牢。而对“我就是在这里！”这一事实的充分承认，据此而言，我虽然受到监狱规则的约束，却开拓了真正希望的空间。［ 这一悖论所指向的就是错觉，它正是精神分析的对象——错觉比对物本身虚假表象的某种单纯误认还要精致。例如，当我在发“有关性能力和性征服的”白日梦时，毫无疑问，我无时无刻地意识到我幻想中的虚幻人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现实中我永远也不会实际地这样做，我“真的不是那样的”。该错觉位于别处：这类白日梦是提供我自己——不仅是我身份的，也是我真正欲望的——某种误导形象的屏幕。现实中，倘若我在“意识到发白日梦的位置”上找到了自己，我势必会从它的慌乱中撤退。在一种更加复杂的层面上（比如，在沉迷于施虐幻象的案例中），我只是在发白日梦、“我真的不是那样”诸如此类的安慰能够很好地隐匿“由这些幻象所决定的我的欲望”的程度……］ 　　　因此，石祖功能（它对称性地翻转了女性“非全部”的悖论）的悖论也就是石祖功能充当着其自身的限制，也即它设置了它自身的例外。［ 符号界通过设置某种“非—可符号化”的原物，设置其（符号界）“构成性例外”的要素而构建自身，在此基础上，最卓越的符号姿态就是在符号界和实在界之间画出一条分界线。相反，实在界作为某种抵抗符号化的实体对符号界而言并非是外部性的——即是说，在它欠缺“构成性例外”的意义上（实在界本来是什么都不缺的），实在界经由“非全部”就是符号界本身，即是说，在此意义上，它欠缺构成性例外。］而在石祖功能的意义上，石祖能指是准先验的能指，是符号秩序本身的能指，我们可以说它仅揭示了符号秩序在其最纯粹意义上的基本特征，揭示了涉及到模态逻辑领域不同层面的一种特定短路。为了呈现在作为“符号性职责—头衔”秩序的符号秩序不同层面中短路的“先验可能性”，让我们回顾一下父亲/叔叔的对立：“作为严厉权威的父亲”和“作为败坏了我们的好人叔叔”。这看起来毫无意义，“父—叔”这一矛盾标题仍可作为尚未充分准备好发挥其父权的父亲称号，反而败坏了他的后人。（为了避免误读，需要说明的是：“父—叔”绝非是一种怪异的特例，可以说，它简直就是对他的“符号性授权—任务”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庸常父亲；比如说，他本应充分行使其权威时，却装疯迷窍并对他儿子传递出某种不经意的眼神，让孩子知道，他毕竟也只是普通人……）。在此，我们也正在处理大人物历史和斯大林主义圣文之中所发现的相同短路；在其大量能指逻辑的闪现中，人们可以读到，在某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本决议案获得了绝大多数代表的一致通过”。（问题是，）如果该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那么反对绝大多数的（微弱）少数又在哪儿呢？ 　　　也许，解开这种“被视为无物（视而不见）的某物”之谜的方法是以两个层面的凝缩来解读该引述：全体与会代表被绝大多数给解决了，后者的解决方案被当作一致通过（同意）……在此，（它们）同拉康能指逻辑的链接是明确无误的——神秘地消失于多数派和一致性间谜样/荒诞的重叠之中的少数派不是别的，而正是建构普遍秩序一致性的例外。［ 在恣意妄为主人的人物角色中，去阐述极权主义和荒诞喜剧艺术之间的链接，势必是富有成效的。此情形大量地存在于《à la Jarry's roi Ubu》（此处相关不知如何翻译，译注）中，亦可阅读刘易斯·卡罗尔同塞缪尔·戈尔德温，马克思兄弟同斯大林等。］相反地，女性位置则通过对这一短路的拒绝被界定。让我们把出发点合理地设置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那里，它刻画出了女人的标准概念的：女人同时是一种陈述，一副最为卓越的画面，一个意图去魅惑、去吸引目光的形象；然而她仍然是神秘的、不可显现的，她是躲避着目光的某种先验/先行。她是全部的、缺乏任何深度的表象，也是深不可测的幽渊。 　　　为了阐明这一矛盾，只要对下述不满情绪的意味加以反思便足够了：这种不满情绪关乎于某种特定的女性主义批判，它不断地谴责“（作为男性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原文为法语词：cliché。（译注）］的）暴力地强加在女人身上的东西”的描述。有人立马会问：“（好吧，去掉那些强加之物）在其（她）自身之中”的女性，究竟是什么？被男性的老生常谈所混淆了的东西，又究竟是什么？可事情邪乎啊，所有的答案（从传统的永恒女性到克里斯蒂娃［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女，1941年出生，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娃的知识履历横越哲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代宗师”。罗兰·巴特概括其个性时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总是摧毁我们认为自己能从中感到慰藉并引以为豪的最新偏见。”1980年代以后，她在英语文化圈多被读作法国女权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家，并与西苏（Hélène Cixous）和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一道构成了“法国女权理论的新圣三角”。尽管她个人通常希望将自己与女权主义区别开来，但她那些独具风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号性”、“卑污”、“母性穹若”不仅与女性相关，且对女权主义者也具有极大的魅惑性。（译编注）］和伊丽加莱［ 露西·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女，1931年出生，1960年代初从比利时去往巴黎，梦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当时，伊利加莱学习了语言学和哲学，阅读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艾柯（Umberto Eco）、格雷马斯（A. J. Greimas）、列维—斯特劳斯、毛斯（Marcel Maus）、梅洛—庞蒂等人的大量著作。后来，她参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研讨班，并成为拉康所创建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校的成员；可以说，拉康对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她的著述是多学科和跨学科性的；她讨论起来自不同学科的问题似乎永远是行家里手，她在哲学、古典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宗教等领域都有相当研究和精彩言辞。在其《东西方之间（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1999）》一书中，伊利加莱甚至提出要融合各种思想、传统、文明，要改变人们的视界，以促使一个新世纪的来临。这种新的世纪将引领人们最终走出僵死的、灾难性的行为模式——假定身份建立在同一性和相似性的基础上，并一味强调进取性的征服欲。而伊利加莱所设想的新世纪将拥抱那刚刚吐露嫩绿的差异模式，并要求权利、平等，但决不将其简化为“同一”、“相似”和“整一”等概念。（译编注）］）都只能再一次让人们汗颜，它们不还是男性的那些调子！比如，卡罗尔·吉利根［ 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和妇女事业的发展》，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这样一种女性实体论（使用实体论一词可能比一般的本质论更合适）经常作为女性主义论述的隐藏前提。只需回顾下述标准说法就够了，一位在父权制压抑中积极参与的女人（通过“追随阴柔之美的男性理想”、“注重她在抚养孩子等事务上的生活”等方式）是男性所操纵的雇佣规则的牺牲者，女人扮演着一个强加给她的角色。这种逻辑和老旧陈腐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具有同源性：工人阶级，凭借其客观的社会位置，就是进步的了。所以当工人们从事反犹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时，他们只是正在被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所操纵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宣称并不存在妇女或工人阶级进步（天）性的实质保障——上述情形具有不可还原的对抗性和开放性，也是一种不可判定的思想政治斗争形势。］反对自主（自治）的、竞争等男性价值观，也反对亲溺、依恋、相互依存、无微不至的关怀、责任和自我牺牲等女性价值观。存在于父权社会中的，究竟是真正的女性特征，还是男人那些关于女人特征的老调子——它们是被强加于女人之上的？情况并不确定，以至于唯一可能的答案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这种模糊性已经涉及到女人性的常见观念，同吉利根相一致：伴随着亲密、认同、自发性而联想到女人，而并非男人的距离感、反思性、算计心。但同时，女人也有伪装、故作姿态，而不是男人真正的内在心性——并且女人比男人更具自发性，也更具人为性。］所以，问题必须靠纯粹的逻辑学（方式）被重置：就实证性内容而言，男性对女人的表述跟女人自身之中（的表述）是一样的；（“女人‘在其本身中’之所是”和“她‘为彼者（为男人）’而所是”之间的）差异性只涉及到认识相同内容的纯粹形式（在第一种情形中，内容被把握为它是“为彼者”的；在第二种情形中，它是“在其自身之中”的）。但是，模式之中这种纯粹形式上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易言之，中的每一个实证确定性都把我们带回到那里；并没有什么方法胁迫我们得出男性—沙文主义的结论，即女人只能是“为彼者、为男人”而所是：所存留下的是“拓扑切”［ “拓扑切”，原文为：topological cut。（译注）］，即“为彼者”和“为她自己”之间的纯粹形式上的差异。［ 在此，译者不禁想起木心先生对波伏娃的评论，“……我对女权运动，不置可否。德·波伏娃，我还是欣赏，她能说出‘女人是变成的’，说明她天生是个女人……”。见《文学回忆录》（下卷），由木心讲述，由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3页。（译注）］ 　　　在此，我们可能会联想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一个人在超感觉性超越中所经遇的事情，就其实证内容而言，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一样；对于不同的模式而言，相同的内容才是被转换了的。但黑格尔指出，在日常现实及其超越性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性，从“内容的身份”中得出结论可能是虚假的：在它原初的维度上，超越性并不是某种实证内容，而是一个空位、一面人们可以在上面投射任何实证内容的屏幕；无论怎样这一空位就是主体。一旦我们意识到它，我们便从实体向主体过渡，也即是从意识向自我意识过渡。［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在这一精确的意义上，女人是最为卓越的主体。同样的观点还可以通过谢林而得以表述，即是说通过“作为原初虚空（位）的主体、作为进一步实证内容之剥夺的主体（在拉康的公式中为：“$”），与该主体所承担、所穿戴的且终究仍是人为的、或然的特征之间的差异”来论证。［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论当代哲学史（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正是在女人通过某种原初的伪装被塑造，以及她的全部特点都是人为地穿戴上去的意义上（范围内）：她比男人更是主体——因为根据谢林，最终塑造主体特性的仍旧是她曾经实证特征的激进或然性和人为性，即是说，她在其自身之中是一个纯粹的、不能被认同于任何特点的虚空（位）。 　　　我们正在处理一种令人费解的、弯曲的空间，正如在“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故事中：男性表述（它阐明女人是“为彼者”之物）无休止地接近“女人—乌龟”，然而在男人超越、追赶上“女人—乌龟”的时刻，他在其已然所在之处再次发现了自己，在“女人是‘在其自身之中’的，可女人的‘自在’总已是‘为彼者’的”男性表述中再次发现了自己。女人永远不会被捕获，没有人能找准她，人们可以无休止地接近她，也可以没完没了地追逐她；因为下述原因，即“女人在其自身之中”并未指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仅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上的切裂，一种总是被错过的界限——这种纯粹形式的切裂就是作为“$”的主体。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套用黑格尔（的思想）：维系于我们所构想的女人的一切，不仅是实体也是主体；即是说，完成了从“超越了男性表述之实质性内容的女人（概念）”到“无休止地从‘自在’中分离出‘为彼者’的作为纯粹拓扑切的女人（概念）”的转换。 　　　因此，性别差异的非对称性体现于下述事实：在男人的情况中我们并未处理相同的切裂，即是说，我们不以相同的方式对“男人‘在其自身中’之所是”和“作为伪装，他‘为了彼者’之所是”（此二者）加以区分。没错，所谓的现代男性的确也被卷入了分裂之中，这种分裂出现在“（好像）彼者（一般意义上的女人或社会环境）期待从他那里（成为一名强壮的大男子主义者等）所得（之物）”与“他在其自身（虚弱、自身的不确定性等）中实际所是（之物）”之间。但是，这种分裂在根本上具有不同的特性（相较女人的分裂而言）：“大男子主义形象”并非被体验为一种虚妄的伪装，而是被体验为我们正在努力成为的理想自我。在一个男人大男子主义形象的背后并不存在秘密，他不过只是一名虚弱的、永远不放弃自己理想的普通人；然而，女性伪装的招术则是去呈现作为隐匿女性秘密的面具本身。易言之，男人在根本上是力图不辜负他的形象，即是说，（他在）给出“他的确就是其假装/意想所是（之人）”［ “他的确就是他假装/意想所是（之人）”，原文为：he really is what he pretends to be。（译注）］的印象；跟男人相反，女人则通过欺骗自身的方式去欺骗（别人）；为了引发对面具背后秘密的寻找，女人提供了作为面具的面具、作为虚假理由（借口）的面具。［ 现在我们便能看到，作为伪装的女性（概念）在严格意义上同作为“非全部”位置上的女人是相互依存的：在它本身、这幅面具之下假定/应当去隐藏的某物是“非全部”的；所以，那里什么都没有——面具之下没有被隐藏的真相——并不存在豁免于伪装的实证性、实质性要素，而这里的要素并不是一副面具。对这种虚空（位）而言，在它本身之中并没有任何名字；尽管如此它却仍造就了面具“非—全部”的领域；当然，它是作为虚空（__）的主体。］ 　　　关于女性伪装的问题，也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路径去接近拉康早期对“概念化性别差异”所作的尝试（始于1950年代晚期的《石祖的意味》［ 《石祖的意味》，原文为：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译注）］一文）；在那里，性别差异内置于石祖条件，［ “石祖条件”：原文为：phallic economy。（译注）］正如“有（having）”和“是（being）”之间的差异（男人有石祖，女人是石祖）。但（对之）随即出现的非难则关注于对“弗洛伊德天真的人类学进化主义之差异”的信赖，它的前提是“原始野蛮人没有无意识，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被教化之人的）无意识”。以“是”和“有”之间对立的方式去概念化性别差异的尝试，不恰恰暗示出女人对男人的服从（隶属关系）吗？即是说，女人是一种较低的、更少反思的、更为直接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正是谢林的进展［ “进展”，原文为：progression。（译注）］概念？——即从“是”到“有”的过渡。即是说，在谢林的哲学中，（以前的）“是”变成了一个更高层次“是”的谓词；（以前的）主体变成了一个更高层次主体的客体：比如，某个动物突然间成为它自己的主体，它就是它的生息身体（活体）；而男人则不能说是去成为他的身体，因为他只是拥有一具被降格为他的谓词的身体。 　　　但是，对拉康文本的近距离阅读随即证明我们正在处理的并非“是”和“有”之间的对立，而是“是（being）”和“去有/去显现（to have/to appear）”之间的对立：女人不是石祖，她只是显得（appears to be）去是石祖，而这种显现（当然，这等同于作为伪装的女人性）则指向了引诱和欺骗的逻辑。石祖只能通过被遮蔽而发挥其功能——而它亮相之时，它便不再是石祖；因此，女人性面具所要遮蔽的并非直接就是石祖，而是“面具之后空无一物”这一事实。简言之，石祖就是一种纯粹的伪装，一个位于面具本身之中的谜。基于此因，拉康宣称女人作为“她所不是（之人）”而非作为“她真正所是”，而渴望被爱：她把她自身提供给男人，却并未以她自身去提供，而是在某种面具之下。［ “对于她所不是（之人）而言，她却期待着被欲望和被爱”。雅克·拉康，《拉康选集（Écrits: A Selection）》，纽约：W·W·诺顿出版社，2002年。 ］或可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石祖并非代表着某种当下/即时性存在（是），而代表着在“它是‘为彼者’的”意义上的存在；即是说，（它是）为了纯粹的展现。基于此因，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并非一下子就是无意识的，只不过对于人们和外界的目光而言他才是无意识的：他的无意识场面（原初激情、异国情调的仪式）就是他的伪装；通过像女人那样的伪装，他诱惑着彼者的（我们的）欲望。 　　　男人作为“他真正所是（之人）”而渴望被爱。这便是女人爱情的典型男性审判场景，比如童话故事中的王子最初总是在一个可怜仆人的伪装下接近他的至爱，这是为了确保女人是因其本身并同他一并坠入爱河，而非为了他的王子头衔。然而，这却是一个女人所不希望的——但这何尝又不是如下事实的另一种明证呢，即女人比男人“更主体”。一个男人愚蠢地相信：超越其符号性头衔，在那里，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些深层次的实质性内容以及某些使他值得被爱的隐匿宝藏；但是，女人却知道在面具之下一无所有——准确地讲，她的策略就是去保存其自由的这一“虚无”，即是说，让男人占有欲之爱（觉得她）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最近，一篇有关啤酒的英语文章完美地呈现了拉康“……并不存在什么性关系”这一观点的目的。它的第一部分演绎了众所周知的童话故事：一位小姑娘正沿着溪边行走，看见了一只青蛙，便将它轻轻地放入怀中，然后吻了它一下；接下来的当然是丑陋的青蛙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男子。但是，这个故事并未结束：这位年青的男子向这位女孩投下贪婪垂涎的一瞥，把她引到自己身边，吻她，然后她就变成了这个男人得意地握在手中的一瓶啤酒……对于女人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她的爱和情感（以吻为信号）把一只青蛙变成了一位美男子，变成了一个充分的石祖在场（在拉康的公式（符）中，即Phi）；对于男人而言，它把女人降格（还原）为一个部分客体，他欲望的成因（在拉康的公式（符）中，即客体小a）。由于不对称性的原因，这种（性）关系是不可能：我们要么选择拥有青蛙的女人，要么选择拥有一瓶啤酒的男人；我们永远也不能找到的就是美好女人和男人的天然情侣……（人们）可以总结出两种避免女性主体性歇斯底里天性（特征）的老调子： 　　　——一方面，不屑一顾的（女性）歇斯底里主体的治疗是一种迷茫的、无法面对现实的胡言乱语，并在无能为力的戏剧性姿态（比如，一个来自政治辞说领域的例子：从列宁开始，布尔什维克们经常诬蔑他们的自由派政治对手，说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歇斯底里患者）中求得庇护； 　　　——另一方面，对（女人）通过其肢体语言对男性统治进行抗争的歇斯底里的虚假抬高：通过歇斯底里的症状，（女性）主体表明她拒绝去作为男性独角戏的空屏或中介。 　　　歇斯底里必须在其战略的复杂性中得到理解。这种战略在根本上是一种反对主人插补（插入）［ “插补”，原文为：interpolation。］的模棱两可的抗争；它同时见证着如下事实，歇斯底里主体需要一个主人，她不能够没有一位主人；因此，并不存在简单而直接的出路。基于此因，人们也应避免如下历史主义陷阱，即拒斥属于往昔年月的歇斯底里；即是说，是如今的边缘性扰动，并非歇斯底里，才是我们文明之中“不满”的主要形式：边缘性是歇斯底里的现代形式，也是主体拒绝去接受插补的主要（传播）模式，这种插补的代理不再是传统的主人，而是科学辞说的“专家—知识”。简言之，从歇斯底里的经典形式到边缘扰动的转换，在严格意义上，也就是从“传统主人”到“知识合法化的权力形式”的转换。 比维持歇斯底里（概念）更为充分的理由是，主体本身的位置/情形终归就是歇斯底里的。也就是说，就在拉康宣称最简洁的主体定义就是“并非某客体（对象）”的那玩意儿之时，我们不应被这种说法平庸的表象所欺骗：主体，准确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主体，只有在“对‘她给/为大彼者提供了多少客体？’这一问题保持开放”的意义上，才能生存；即是说，在“关乎大彼者的欲望”、“关乎大彼者在我之中所见（并找到相称的欲望）之物”的最激进困惑依然持存的意义上，我才是一个主体。易言之，在拉康声称没有什么欲望不具有某种“客体—成因”时，这并不同等于下述平庸之言——每一个欲望都是附着在其客体相关性上的：在运动/折腾中安置我欲望的“遗失客体”最终就是主体（她）本身；而问题中的欠缺则涉及到她（主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即她（主体）所面向大彼者欲望的情形。在此精确的意义上，欲望才总是大彼者的欲望：主体的欲望便是，欲望着去确定她作为大彼者欲望客体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