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
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
2000-11-03 来源：光明日报
“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指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在对这一转折性质的解释上，中外不同的史学流派之间有很多分歧，其中，美国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
近20年来，美国学术界在进一步摒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同时，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或曰“新文化史”的影响，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这一新解说的主要特征是：一、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在考虑唐宋变革历史地位的时候，更倾向于超越王朝体系，从长时段的、尤其是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进行重新认识。许多学者的研究选题都着眼于如何理解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老一代学者如郝若贝关于社会史、刘子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还是新一代学者如包彼德关于思想史、柏文莉关于家族、妇女史等的研究，都是如此。为了避开断代史的窠臼，许多学者更喜欢用“中世”而不是“宋史”来指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唐宋变革”持续的时间范围上，新近的研究倾向于将北宋、南宋之交看作它的下限。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北宋、南宋之际发生过一次重要的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如刘子健就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有创新性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创造性，终于导致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
关于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成果是新解说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过去研究者大多将旧贵族阶层消亡、新庶族阶层兴起看作是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新近研究却更多地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变革。学者们认为，“世族”作为一个社会构件，其由政治制度与社会协议所维持的身份地位，在唐以前就已失去了大部分现实基础，贵族的身份地位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宋代强调文治，扩大科举制度，给了富人与其它社会上层一个适当的途径，以取得那些与旧贵族传统相联系的功名，并以此作为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手段。新近的研究成果还认为，以往研究过高估计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扩大程度。事实上它仍然是官僚阶层操纵政治的工具，并未能导致庶族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的形成。郝若贝关于宋明间社会史的研究、韩明诗关于宋代江西抚州士人的研究以及贾志扬关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唐宋变革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到12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地方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地方事务，因此，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缙绅阶层的雏型。郝若贝与韩明诗前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是开创性的，90年代起，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希勒考尔与韩明诗于1993年合编的《经世济民：宋人论治国》一书更提出了在政府与家族之间存在一个“中层空间”（MiddleSpace）的论点，认为占据这个中层空间的，正是地方文化精英。
从上述内容可知，关于唐宋间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已移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12世纪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是从由中央政府努力经世治国转向由地方精英协同努力以达到地方社会的安定。
总体看来，关于宋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有关论著中仍占多数，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复兴看作是唐宋间思想史转折的关键。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儒家从佛教引入了许多哲学思想，为儒家新的社会伦理观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新儒学否认导致个人独断的君主专制，因此，唐宋变革实际表现为一场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在这方面，陈荣捷、包彼德、田浩等人的研究比较典型。不过最能体现近20年研究之新意的，与其说在于学者们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不如说在于他们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正如田浩所说，前人多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来研究，新的研究取向则通过更广阔、更深入的视野来理解思想史，从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思想史学家与社会史学家们现在更为注意彼此的论著，思想史学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史的领域。新文化史思潮较前人更重视思想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并认为人类行为应该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重角度来阐释，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简单反映模式，其影响十分明显。韩森在10年前出版她关于南宋民间宗教的著作时，解释为什么南宋东南地区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性神，认为这是南宋东南经济商业化的反映。后来泰瑟在评论此书时，已经批评韩氏未能就这一“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应用来解释社会与超自然界概念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范式进行深入探讨。而1997年韩氏在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也表示了对这一范式的怀疑。
美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所确立的宋代经济革命论以及宋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的论点未见有大的改观。不过近年来他们在进一步探究“宋代经济革命”的同时，也开始考虑这一经济革命的水平与性质。根据史密斯的看法，正是在北宋、南宋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期，中世经济革命开始收缩。这主要是由人口压力及国家掠夺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这证明中国中世经济革命的停滞，主要并非由外部原因所致，早在元朝入侵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到了它的转折点。这一论断进一步证明了前述其它方面对北宋、南宋之际存在历史转折的看法。
总而言之，近20年来美国对宋史的研究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注意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关注基层社会史与后现代思潮；二是既重视范式的归纳在研究中的作用，又注意对旧范式的批判与扬弃。范式的归纳与历史哲学式的理论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它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前述关于“唐宋变革”的新解说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为学者们所普遍引用，尽管这种新范式可能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可以肯定，研究范式扬新弃旧正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由之路。
2000-11-03 来源：光明日报
“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指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在对这一转折性质的解释上，中外不同的史学流派之间有很多分歧，其中，美国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
近20年来，美国学术界在进一步摒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同时，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或曰“新文化史”的影响，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这一新解说的主要特征是：一、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在考虑唐宋变革历史地位的时候，更倾向于超越王朝体系，从长时段的、尤其是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进行重新认识。许多学者的研究选题都着眼于如何理解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老一代学者如郝若贝关于社会史、刘子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还是新一代学者如包彼德关于思想史、柏文莉关于家族、妇女史等的研究，都是如此。为了避开断代史的窠臼，许多学者更喜欢用“中世”而不是“宋史”来指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唐宋变革”持续的时间范围上，新近的研究倾向于将北宋、南宋之交看作它的下限。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北宋、南宋之际发生过一次重要的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如刘子健就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有创新性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创造性，终于导致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
关于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成果是新解说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过去研究者大多将旧贵族阶层消亡、新庶族阶层兴起看作是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新近研究却更多地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变革。学者们认为，“世族”作为一个社会构件，其由政治制度与社会协议所维持的身份地位，在唐以前就已失去了大部分现实基础，贵族的身份地位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宋代强调文治，扩大科举制度，给了富人与其它社会上层一个适当的途径，以取得那些与旧贵族传统相联系的功名，并以此作为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手段。新近的研究成果还认为，以往研究过高估计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扩大程度。事实上它仍然是官僚阶层操纵政治的工具，并未能导致庶族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的形成。郝若贝关于宋明间社会史的研究、韩明诗关于宋代江西抚州士人的研究以及贾志扬关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唐宋变革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到12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地方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地方事务，因此，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缙绅阶层的雏型。郝若贝与韩明诗前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是开创性的，90年代起，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希勒考尔与韩明诗于1993年合编的《经世济民：宋人论治国》一书更提出了在政府与家族之间存在一个“中层空间”（MiddleSpace）的论点，认为占据这个中层空间的，正是地方文化精英。
从上述内容可知，关于唐宋间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已移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12世纪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是从由中央政府努力经世治国转向由地方精英协同努力以达到地方社会的安定。
总体看来，关于宋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有关论著中仍占多数，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复兴看作是唐宋间思想史转折的关键。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儒家从佛教引入了许多哲学思想，为儒家新的社会伦理观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新儒学否认导致个人独断的君主专制，因此，唐宋变革实际表现为一场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在这方面，陈荣捷、包彼德、田浩等人的研究比较典型。不过最能体现近20年研究之新意的，与其说在于学者们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不如说在于他们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正如田浩所说，前人多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来研究，新的研究取向则通过更广阔、更深入的视野来理解思想史，从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思想史学家与社会史学家们现在更为注意彼此的论著，思想史学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史的领域。新文化史思潮较前人更重视思想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并认为人类行为应该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重角度来阐释，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简单反映模式，其影响十分明显。韩森在10年前出版她关于南宋民间宗教的著作时，解释为什么南宋东南地区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性神，认为这是南宋东南经济商业化的反映。后来泰瑟在评论此书时，已经批评韩氏未能就这一“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应用来解释社会与超自然界概念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范式进行深入探讨。而1997年韩氏在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也表示了对这一范式的怀疑。
美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所确立的宋代经济革命论以及宋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的论点未见有大的改观。不过近年来他们在进一步探究“宋代经济革命”的同时，也开始考虑这一经济革命的水平与性质。根据史密斯的看法，正是在北宋、南宋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期，中世经济革命开始收缩。这主要是由人口压力及国家掠夺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这证明中国中世经济革命的停滞，主要并非由外部原因所致，早在元朝入侵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到了它的转折点。这一论断进一步证明了前述其它方面对北宋、南宋之际存在历史转折的看法。
总而言之，近20年来美国对宋史的研究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注意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关注基层社会史与后现代思潮；二是既重视范式的归纳在研究中的作用，又注意对旧范式的批判与扬弃。范式的归纳与历史哲学式的理论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它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前述关于“唐宋变革”的新解说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为学者们所普遍引用，尽管这种新范式可能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可以肯定，研究范式扬新弃旧正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