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银圆
墨西哥银圆 墨西哥银圆又叫做“墨银”或“鹰洋”，后讹为“英洋”。是墨西哥独立为共和国以后于1823-24年铸造。币面为墨西哥国徽，一只鹰嘴中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币径、重量均与本洋相同，银色为90.18%。墨西哥银圆于1854年初入中国，先是在广州使用，其后流行各地，代替“本洋”成为主要通货。直到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来源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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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是世界金融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外国货币逐渐成为我国华东、华南地区使用最广、最受欢迎、最有势力、流通量最大的银币，风行数十年不衰。对我国货币制度影响深远。鹰洋是著名的西班牙“PESO"(比索)的继承者。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拉斯等地发现大银矿，此后三、四百年，巨额美洲白银源源涌出，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按照欧洲传统，西班牙人在本土和美洲殖民地铸造“8里亚尔”的大银币(PESO)，以供贸易之用。里亚尔(REAL)是西班牙货币单位，重3克多，合中国库平九分。1732年，墨西哥城的总督造币厂用机器开铸，遂为PESO的主要产地。作为美洲白银的重要载体，PESO被欧美商人带到世界各地，十七、十八世纪是“从印度、南洋直到阿非利加诸港所有的贸易场所内流通着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更在美国、印度和中国东南沿海广泛流通、势力强大。美元标记“$”便来自PESO银币背面卷轴绕着的双柱。今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仍沿用PESO为货币单位的名称。
1821年墨西哥独立，西班牙PESO停铸。1823年开铸墨西哥PESO，形制完全继承前者，重8个里亚尔(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0.90。图案则改变，正面镌墨西哥国徽，为一只鹰两翅奋张，作侧视状，口衔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上端镌字，意为墨西哥民主共和国，下为橡叶之圈。背面镌一“自由之帽”，帽周围是呈放射状的三十二道阳光。下端示币值、造币厂标记、发行年份。流入我国后，因鹰徽图案被称为鹰洋。
鹰洋所含银质精纯，成色重量准确。不久便取代西班牙PESO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地位。1870年左右势力极盛时，大量流通在南美、北美、西印度、太平洋各海岛、日本、南洋、朝鲜、安南、印度、香港、中国东南沿海等地。1903年墨西哥准备采用金本位，鹰洋停铸。其铸造额总计超过十一亿元，大概八成以上出口。
鹰洋进入中国之际，正值我国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动，它适应了这种需要，不久获得成功。
明朝中叶迄清朝，在商品经济发展和美洲、日本白银大量输入的双重推动下，银两制度趋于成熟，与铜钱一起，形成一种银钱平行本位的币制。银两是非标准化的货币。民间所用白银成色不一，自很低到所谓十足，随时折合计算。重量单位(平)更是因地而异，全国有一百数十种，同为一两，相差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几。虽然各地也有自己的宝银(元宝)，每种宝银成色和重量的标准一定，类似铸币。但只在当地有效，到外地则须适应不同的标准，改铸使用。甚至同一地方会有数种宝银，成色重量标准不一。
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更频繁地使用货币，银两制度愈发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银两的非标准化特点决定了使用时兑换成本的高昂和“平”“色”称量检验的复杂。其“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酒平、规平之殊，畸轻畸重，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跨地区贸易中的兑换损失尤其惊人，有人估计银子每经一次兑换仅“平”上面的亏折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客行责千金，驰万里，稍不留神核记，南北往返，数月后，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因此，突破银两制度的藩篱，引入标准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银元(洋钱)趁虚而入。明代以来随贸易流入的洋钱长期被视作银两，十八世纪后期，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象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日渐流行。鹰洋之前最流行的洋钱是西班牙PESO中的加罗拉四世币(本洋、佛头)。鸦片战争前已在两广、江浙、闽台、皖、赣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因供不应求而有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
五口通商后，银元这一新式货币日益受到欢迎，鹰洋也进入中国。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缓慢地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价使用。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已经停铸多年的本洋，以至对包括鹰洋在内的其它银元都持怀疑态度。“有时认其它银币皆系荒洋，拒绝接受，只能按分量计算。”在广州，当四十年代时，本洋往往超出鹰洋的兑价百分之十二，而重量和纯度鹰洋都稍胜。
虽然本洋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加罗拉四世币源源流入，但其来源渐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人们更大量囤积这种硬通货，使其日益稀少，价格愈高。本洋严重短缺的结果是鹰洋开始取而代之。1853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谕令在缴纳关税、盐课和国家税收的各种项目上，准许鹰洋和本洋按其含银量等价流通。这时本洋在上海仍然维持着特权，主要是因为钱庄庄主们的囤积和炒作。到1856年9月，钱庄主的力量达到了顶点，这种重7钱2分，比纯银锭的含银量少10%的银元却能买到重一两的纯银锭。非理性的价格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本洋的信念，“中国人的心理似乎醒悟过来，觉得此事太不合理，于是(加罗拉)银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来掉换白银。”贸易的记算单位在1857年初由本洋改为上海规元。与此同时，鹰洋得到推广。1856年初，一部分外商试图改变通货，从使用本洋改为使用鹰洋这一努力流产。11月，上海道台用官方的力量推行鹰洋，成立三家钱店收兑墨西哥银元。又令各布店向农民兑出墨西哥银元。鹰洋终于“攻克”上海，到1857年“西班牙银元已经完全不受欢迎，更受喜欢的是墨西哥银元”。同年，在福州，道台拒绝接受以墨西哥银元缴税，因而美国领事准许美国船只得不凭海关火印结关。迫使道台同意按百分之二的折扣以墨西哥银元缴税。
从此，鹰洋在华东、华南地区被广泛接受。香港殖民地总督卡利斯．鲁宾逊1863年谈到，鹰洋不仅是香港唯一的法偿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它们当时既在广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付款，必须用没有磨损的墨西哥银元，它有很高的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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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迄清末是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鹰洋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元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具体地说，鹰洋的大本营是上海，它在这里几乎是主币。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是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它的流通量超过银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增加，它在长江上、中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元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输入中国的鹰洋没有具体统计，但数量巨大。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这个“三亿元”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元不到二十一亿元，它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大约2.5亿两(合3.47亿元)左右，与鹰洋数量相当。
墨西哥银元在流通时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市价根据供求关系在实际含银量之上波动。以金融中心上海的行情为例，鹰洋实际含银量合上海两(即九八规元，一种虚拟的银两单位。酒平，成色0.91666) 7钱1分3厘。1865年后的鹰洋洋厘(折合九八规元的市价)都有记载，仅1866、1867出现过0.715两的低价，此后每年低点多在0.72两(升水0.9%、之上.每年高点多超过0.75两(升水5.19 %)。在1872、1876、1911、1912几年还有8钱(升水12.2%)以上的高价。影响洋厘的因素既有季节性的农产品收购和进出口贸易，也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致使洋厘每年总有几次较大的波动。
因洋厘的波动，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今天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行为，即针对鹰洋的买空卖空，俗名吊盘空盘。这可能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货币期货。多空双方以洋厘涨跌为赌注，到期结算，输家照差价付钱。“彼此皆不过如大赌一场耳”。“其间卜市面之迟速而作多头空头者，赢则半日之间可成巨富，输则一宿之久，可以立贫。若赢者固自得计，而输者竟有荡产倾家至于自尽者。此其弊在银圆来自外洋，止凭市面存积之多少，为价值之低昂，故贪夫侩得以垄断而左右望也”。有些富商大贾更藉此互相勾结，做庄炒作，“买空”的同时“大收其洋，使市上存之者少，而价乃翔贵”。做多赚一回钱之后，忽然反手做空，“及(洋厘)贵至于极，而一旦出其所藏，市价忽然平跌矣。此时，料洋钱之长而多买洋者，大受累焉”。这样卖空又赚一回钱。1881年江苏巡抚、1887及1889年上海县、1897年上海道都曾明令禁止这种“空盘之弊”，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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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是世界金融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外国货币逐渐成为我国华东、华南地区使用最广、最受欢迎、最有势力、流通量最大的银币，风行数十年不衰。对我国货币制度影响深远。鹰洋是著名的西班牙“PESO"(比索)的继承者。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拉斯等地发现大银矿，此后三、四百年，巨额美洲白银源源涌出，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按照欧洲传统，西班牙人在本土和美洲殖民地铸造“8里亚尔”的大银币(PESO)，以供贸易之用。里亚尔(REAL)是西班牙货币单位，重3克多，合中国库平九分。1732年，墨西哥城的总督造币厂用机器开铸，遂为PESO的主要产地。作为美洲白银的重要载体，PESO被欧美商人带到世界各地，十七、十八世纪是“从印度、南洋直到阿非利加诸港所有的贸易场所内流通着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更在美国、印度和中国东南沿海广泛流通、势力强大。美元标记“$”便来自PESO银币背面卷轴绕着的双柱。今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仍沿用PESO为货币单位的名称。
1821年墨西哥独立，西班牙PESO停铸。1823年开铸墨西哥PESO，形制完全继承前者，重8个里亚尔(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0.90。图案则改变，正面镌墨西哥国徽，为一只鹰两翅奋张，作侧视状，口衔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上端镌字，意为墨西哥民主共和国，下为橡叶之圈。背面镌一“自由之帽”，帽周围是呈放射状的三十二道阳光。下端示币值、造币厂标记、发行年份。流入我国后，因鹰徽图案被称为鹰洋。
鹰洋所含银质精纯，成色重量准确。不久便取代西班牙PESO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地位。1870年左右势力极盛时，大量流通在南美、北美、西印度、太平洋各海岛、日本、南洋、朝鲜、安南、印度、香港、中国东南沿海等地。1903年墨西哥准备采用金本位，鹰洋停铸。其铸造额总计超过十一亿元，大概八成以上出口。
鹰洋进入中国之际，正值我国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动，它适应了这种需要，不久获得成功。
明朝中叶迄清朝，在商品经济发展和美洲、日本白银大量输入的双重推动下，银两制度趋于成熟，与铜钱一起，形成一种银钱平行本位的币制。银两是非标准化的货币。民间所用白银成色不一，自很低到所谓十足，随时折合计算。重量单位(平)更是因地而异，全国有一百数十种，同为一两，相差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几。虽然各地也有自己的宝银(元宝)，每种宝银成色和重量的标准一定，类似铸币。但只在当地有效，到外地则须适应不同的标准，改铸使用。甚至同一地方会有数种宝银，成色重量标准不一。
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更频繁地使用货币，银两制度愈发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银两的非标准化特点决定了使用时兑换成本的高昂和“平”“色”称量检验的复杂。其“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酒平、规平之殊，畸轻畸重，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跨地区贸易中的兑换损失尤其惊人，有人估计银子每经一次兑换仅“平”上面的亏折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客行责千金，驰万里，稍不留神核记，南北往返，数月后，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因此，突破银两制度的藩篱，引入标准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银元(洋钱)趁虚而入。明代以来随贸易流入的洋钱长期被视作银两，十八世纪后期，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象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日渐流行。鹰洋之前最流行的洋钱是西班牙PESO中的加罗拉四世币(本洋、佛头)。鸦片战争前已在两广、江浙、闽台、皖、赣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因供不应求而有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
五口通商后，银元这一新式货币日益受到欢迎，鹰洋也进入中国。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缓慢地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价使用。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已经停铸多年的本洋，以至对包括鹰洋在内的其它银元都持怀疑态度。“有时认其它银币皆系荒洋，拒绝接受，只能按分量计算。”在广州，当四十年代时，本洋往往超出鹰洋的兑价百分之十二，而重量和纯度鹰洋都稍胜。
虽然本洋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加罗拉四世币源源流入，但其来源渐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人们更大量囤积这种硬通货，使其日益稀少，价格愈高。本洋严重短缺的结果是鹰洋开始取而代之。1853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谕令在缴纳关税、盐课和国家税收的各种项目上，准许鹰洋和本洋按其含银量等价流通。这时本洋在上海仍然维持着特权，主要是因为钱庄庄主们的囤积和炒作。到1856年9月，钱庄主的力量达到了顶点，这种重7钱2分，比纯银锭的含银量少10%的银元却能买到重一两的纯银锭。非理性的价格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本洋的信念，“中国人的心理似乎醒悟过来，觉得此事太不合理，于是(加罗拉)银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来掉换白银。”贸易的记算单位在1857年初由本洋改为上海规元。与此同时，鹰洋得到推广。1856年初，一部分外商试图改变通货，从使用本洋改为使用鹰洋这一努力流产。11月，上海道台用官方的力量推行鹰洋，成立三家钱店收兑墨西哥银元。又令各布店向农民兑出墨西哥银元。鹰洋终于“攻克”上海，到1857年“西班牙银元已经完全不受欢迎，更受喜欢的是墨西哥银元”。同年，在福州，道台拒绝接受以墨西哥银元缴税，因而美国领事准许美国船只得不凭海关火印结关。迫使道台同意按百分之二的折扣以墨西哥银元缴税。
从此，鹰洋在华东、华南地区被广泛接受。香港殖民地总督卡利斯．鲁宾逊1863年谈到，鹰洋不仅是香港唯一的法偿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它们当时既在广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付款，必须用没有磨损的墨西哥银元，它有很高的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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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迄清末是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鹰洋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元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具体地说，鹰洋的大本营是上海，它在这里几乎是主币。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是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它的流通量超过银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增加，它在长江上、中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元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输入中国的鹰洋没有具体统计，但数量巨大。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这个“三亿元”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元不到二十一亿元，它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大约2.5亿两(合3.47亿元)左右，与鹰洋数量相当。
墨西哥银元在流通时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市价根据供求关系在实际含银量之上波动。以金融中心上海的行情为例，鹰洋实际含银量合上海两(即九八规元，一种虚拟的银两单位。酒平，成色0.91666) 7钱1分3厘。1865年后的鹰洋洋厘(折合九八规元的市价)都有记载，仅1866、1867出现过0.715两的低价，此后每年低点多在0.72两(升水0.9%、之上.每年高点多超过0.75两(升水5.19 %)。在1872、1876、1911、1912几年还有8钱(升水12.2%)以上的高价。影响洋厘的因素既有季节性的农产品收购和进出口贸易，也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致使洋厘每年总有几次较大的波动。
因洋厘的波动，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今天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行为，即针对鹰洋的买空卖空，俗名吊盘空盘。这可能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货币期货。多空双方以洋厘涨跌为赌注，到期结算，输家照差价付钱。“彼此皆不过如大赌一场耳”。“其间卜市面之迟速而作多头空头者，赢则半日之间可成巨富，输则一宿之久，可以立贫。若赢者固自得计，而输者竟有荡产倾家至于自尽者。此其弊在银圆来自外洋，止凭市面存积之多少，为价值之低昂，故贪夫侩得以垄断而左右望也”。有些富商大贾更藉此互相勾结，做庄炒作，“买空”的同时“大收其洋，使市上存之者少，而价乃翔贵”。做多赚一回钱之后，忽然反手做空，“及(洋厘)贵至于极，而一旦出其所藏，市价忽然平跌矣。此时，料洋钱之长而多买洋者，大受累焉”。这样卖空又赚一回钱。1881年江苏巡抚、1887及1889年上海县、1897年上海道都曾明令禁止这种“空盘之弊”，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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