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东路的少年
去年我独自一人来到广州，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以及第一次合租。
一起合租的三个人跟我一样，都是应届毕业生。我和其中一个人——平日里我们都叫他硕士，虽然他是本科生——是同事，另外两个分别是硕士的同学阿亮，以及阿亮的同事涛哥。
硕士是江苏人，人如其名，只看长相，真以为他是研究生。硕士即便是放在活多钱少的民营咨询公司的环境下，也算是个工作狂了。理性、注重逻辑，喜欢追根溯源，是他的特质。思维能否更到位，方案能否更周全，是他的追求。在合租的室友中，他是跟我最聊的来的。我们聊的东西多而杂，互联网、文学、感情生活等等，什么都聊。因为聊得比较投缘，在我离开前公司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阿亮是个基督徒，每个周日的上午，都会去做礼拜。我印象中基督徒分为两类，一类是会不停地向别人宣扬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一样的信徒，一类是默默相信着耶稣从不打扰别人的信徒。我很庆幸阿亮属于后者。阿亮是浙江人，性格内敛，眉目清秀，身高出众，虽然跟硕士一样，学的都是商科，却阴差阳错进了互联网公司做起了码农。
涛哥是货真价实的程序猿，湖北人，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涛哥做起了自己的专业活，虽然底子好，学历高，但在与众多二本毕业却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程序猿共事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涛哥也经常参与我和硕士对互联网的讨论，不过一直扮演着被我俩鄙视的角色。
我们的房子租在了石牌东路，暨南大学旁边。这栋楼目测建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破旧，孤零零地立在那，与周围光鲜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一个被玩坏后丢弃了的玩具。我们的房间在8楼，没有电梯，每天上下班就当锻炼身体。下班回家走入楼梯口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鼠一笑而过。偶尔会有水从楼顶流下来，一直流到一楼，像一个小瀑布。
隔着石牌东路，房子的对面，是石牌村，一个城中村。有天我们闲来无事，跑到石牌村中闲逛，进去就被里面惊人的建筑密度震惊了。走在这个杂乱的地方，抬起头来也许就是一线天，从窗户伸出手去，好像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
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既是一片乐土，也是一座孤岛。
石牌东路一带，聚集了全国各地来打工的人。站街女，洗头妹，大学生，苦逼白领，生意人……不够宽阔的路上，每每堵满了车。下雨的时候路人打起伞，穿梭在各种呆滞的交通工具间，从空中俯视，好像一条灰暗的大蛇身上，开出了七彩的花。
而我也是那无数朵花中的一朵，在七八月份闷热的天气中，大汗淋漓。
老实说，我的第一份工作，跟我的兴趣毫无关系，我也做的十分力不从心。很多个不经意间，累积的一个个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对自己的否定，便将我引向了一股深深地愁绪。下班的时候，走在石牌东路，听到beyond的《海阔天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总会想起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到的：
“这大都会的黄昏很迷人，可我偶尔会有挥之不去的孤寂，每当看见那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职员在商店橱窗之前徜徉，捱到晚饭时间形影相吊地去餐厅填肚子，我知道他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些薄暮中的年轻职员啊，正在虚度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一夜中最美好的时辰。”
那时候我觉得他写的就是我。
九月底，涛哥突然宣布，他离职了。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的公司和待遇都非常好。更令我们意外的是，涛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入了一家待遇和名声都更差一些的小公司。问及离职原因时，涛哥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归因为一句单纯的，干的不爽。而问及为何如此迅速地决定加入一家新公司的时候，涛哥的回答更令我们大跌眼镜，他说：“因为HR承诺说，9月底加入，10月份的黄金周我是有薪水的。”
也许是受到了涛哥离职的影响，在考虑了很久后，我也在10月份离了职，而且是裸辞。从此我开始辗转于广州的各个招聘会和公司，跟应届生抢工作岗位，却频频败下阵来。有时候希望和失望循环往复，快要把我逼疯。每个早晨醒来，其他人已经出门，空空的房间让人焦躁难当。那段时间的生物钟有些紊乱，我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却永远把闹钟定在早上9点——我怕收不到HR上班后打来的电话。
涛哥的新公司是国企，没什么年轻人，也不加班。经常出现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他一人在公司加班的情况。于是他的作息规律也渐渐改变。只有硕士和阿亮，还是跟以前一样，有节奏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谈论的所有话题中，占比最大的，都是爱情。
在我离职以前，我和硕士会经常吐槽公司的人和事，在我离职之后，硕士便频繁地提起他大学时代唯一的爱情经历。偶尔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便在一起根据结果推测原因。那时候硕士对我们给出的原因以及建议总是不置可否，也许是他心里还怀着一丝希望。
阿亮是我们之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他以前的经历我和涛哥也不得而知。相处这么久，我对他了解的最少。不过从他经常读书，喜欢参加徒步等活动来看，阿亮是个热爱生活的好青年。后来，他开始频繁地去深圳，我们都猜到是与妹子幽会。只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问他进度如何，他总回答说，还那样。
提起爱情，涛哥总会想到结婚。毕竟作为研究生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比较悲催的是，他之前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经历，再加上我们也不是很关心他的情感历程，所以在聊天的时候，总是象征性地建议他赶紧找个妹子回武汉结婚。涛哥很赞同我们的意见。“再过几年就回武汉。”涛哥经常这么说。
在找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爱上了石牌东路的潮汕牛肉丸，和暨南大学旁边的山东饺子。一个人呆在房里，感受食物充盈了自己虚弱的胃，给身体带来新的活力，是我为数不多的享受。有时候面试回来，与暨南大学的学生同路。碰到好看的妹子，想要个联系方式，又想着自己前途未定，便罢了此念。
兜兜转转一个多月，最终我又回到厦门，开始了新的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跟公司同一批入职的同事一起吃了个饭，聊起几个月以前刚刚入职，我们一起参加拓展培训的事情，仿佛已经过了很久。然后就在11月的一个早晨，我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准备走人。临别跟涛哥、阿亮和硕士分别打了个招呼，口中念念“后会有期”。
几个月以后，硕士离职去了上海，开始从工作狂的状态抽出一些精力来，用到更多在之前的他看起来比较无聊的事情上。
阿亮被问起和妹子的进展如何时，仍然说“只是朋友”。
涛哥已经神奇地找到了结婚对象，而且又要换工作了，工作地点在深圳。
而我在厦门的工作，也渐渐开始稳定下来。
直到我离开石牌东路的那一天，都没能认识一个邻居。
一起合租的三个人跟我一样，都是应届毕业生。我和其中一个人——平日里我们都叫他硕士，虽然他是本科生——是同事，另外两个分别是硕士的同学阿亮，以及阿亮的同事涛哥。
硕士是江苏人，人如其名，只看长相，真以为他是研究生。硕士即便是放在活多钱少的民营咨询公司的环境下，也算是个工作狂了。理性、注重逻辑，喜欢追根溯源，是他的特质。思维能否更到位，方案能否更周全，是他的追求。在合租的室友中，他是跟我最聊的来的。我们聊的东西多而杂，互联网、文学、感情生活等等，什么都聊。因为聊得比较投缘，在我离开前公司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阿亮是个基督徒，每个周日的上午，都会去做礼拜。我印象中基督徒分为两类，一类是会不停地向别人宣扬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一样的信徒，一类是默默相信着耶稣从不打扰别人的信徒。我很庆幸阿亮属于后者。阿亮是浙江人，性格内敛，眉目清秀，身高出众，虽然跟硕士一样，学的都是商科，却阴差阳错进了互联网公司做起了码农。
涛哥是货真价实的程序猿，湖北人，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涛哥做起了自己的专业活，虽然底子好，学历高，但在与众多二本毕业却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程序猿共事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涛哥也经常参与我和硕士对互联网的讨论，不过一直扮演着被我俩鄙视的角色。
我们的房子租在了石牌东路，暨南大学旁边。这栋楼目测建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破旧，孤零零地立在那，与周围光鲜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一个被玩坏后丢弃了的玩具。我们的房间在8楼，没有电梯，每天上下班就当锻炼身体。下班回家走入楼梯口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鼠一笑而过。偶尔会有水从楼顶流下来，一直流到一楼，像一个小瀑布。
隔着石牌东路，房子的对面，是石牌村，一个城中村。有天我们闲来无事，跑到石牌村中闲逛，进去就被里面惊人的建筑密度震惊了。走在这个杂乱的地方，抬起头来也许就是一线天，从窗户伸出手去，好像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
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既是一片乐土，也是一座孤岛。
石牌东路一带，聚集了全国各地来打工的人。站街女，洗头妹，大学生，苦逼白领，生意人……不够宽阔的路上，每每堵满了车。下雨的时候路人打起伞，穿梭在各种呆滞的交通工具间，从空中俯视，好像一条灰暗的大蛇身上，开出了七彩的花。
而我也是那无数朵花中的一朵，在七八月份闷热的天气中，大汗淋漓。
老实说，我的第一份工作，跟我的兴趣毫无关系，我也做的十分力不从心。很多个不经意间，累积的一个个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对自己的否定，便将我引向了一股深深地愁绪。下班的时候，走在石牌东路，听到beyond的《海阔天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总会想起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到的：
“这大都会的黄昏很迷人，可我偶尔会有挥之不去的孤寂，每当看见那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职员在商店橱窗之前徜徉，捱到晚饭时间形影相吊地去餐厅填肚子，我知道他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些薄暮中的年轻职员啊，正在虚度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一夜中最美好的时辰。”
那时候我觉得他写的就是我。
九月底，涛哥突然宣布，他离职了。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的公司和待遇都非常好。更令我们意外的是，涛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入了一家待遇和名声都更差一些的小公司。问及离职原因时，涛哥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归因为一句单纯的，干的不爽。而问及为何如此迅速地决定加入一家新公司的时候，涛哥的回答更令我们大跌眼镜，他说：“因为HR承诺说，9月底加入，10月份的黄金周我是有薪水的。”
也许是受到了涛哥离职的影响，在考虑了很久后，我也在10月份离了职，而且是裸辞。从此我开始辗转于广州的各个招聘会和公司，跟应届生抢工作岗位，却频频败下阵来。有时候希望和失望循环往复，快要把我逼疯。每个早晨醒来，其他人已经出门，空空的房间让人焦躁难当。那段时间的生物钟有些紊乱，我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却永远把闹钟定在早上9点——我怕收不到HR上班后打来的电话。
涛哥的新公司是国企，没什么年轻人，也不加班。经常出现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他一人在公司加班的情况。于是他的作息规律也渐渐改变。只有硕士和阿亮，还是跟以前一样，有节奏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谈论的所有话题中，占比最大的，都是爱情。
在我离职以前，我和硕士会经常吐槽公司的人和事，在我离职之后，硕士便频繁地提起他大学时代唯一的爱情经历。偶尔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便在一起根据结果推测原因。那时候硕士对我们给出的原因以及建议总是不置可否，也许是他心里还怀着一丝希望。
阿亮是我们之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他以前的经历我和涛哥也不得而知。相处这么久，我对他了解的最少。不过从他经常读书，喜欢参加徒步等活动来看，阿亮是个热爱生活的好青年。后来，他开始频繁地去深圳，我们都猜到是与妹子幽会。只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问他进度如何，他总回答说，还那样。
提起爱情，涛哥总会想到结婚。毕竟作为研究生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比较悲催的是，他之前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经历，再加上我们也不是很关心他的情感历程，所以在聊天的时候，总是象征性地建议他赶紧找个妹子回武汉结婚。涛哥很赞同我们的意见。“再过几年就回武汉。”涛哥经常这么说。
在找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爱上了石牌东路的潮汕牛肉丸，和暨南大学旁边的山东饺子。一个人呆在房里，感受食物充盈了自己虚弱的胃，给身体带来新的活力，是我为数不多的享受。有时候面试回来，与暨南大学的学生同路。碰到好看的妹子，想要个联系方式，又想着自己前途未定，便罢了此念。
兜兜转转一个多月，最终我又回到厦门，开始了新的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跟公司同一批入职的同事一起吃了个饭，聊起几个月以前刚刚入职，我们一起参加拓展培训的事情，仿佛已经过了很久。然后就在11月的一个早晨，我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准备走人。临别跟涛哥、阿亮和硕士分别打了个招呼，口中念念“后会有期”。
几个月以后，硕士离职去了上海，开始从工作狂的状态抽出一些精力来，用到更多在之前的他看起来比较无聊的事情上。
阿亮被问起和妹子的进展如何时，仍然说“只是朋友”。
涛哥已经神奇地找到了结婚对象，而且又要换工作了，工作地点在深圳。
而我在厦门的工作，也渐渐开始稳定下来。
直到我离开石牌东路的那一天，都没能认识一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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