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
老早就知道这个静生生物调查所，不过没啥了解，现在看来这个序，不知道是该缅怀呢，还是该憧憬~
历史能不能重演？我有点期待……
转载：《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
程巢父
出处：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c9cf2ea2cf3ee07
（一）
我爱好自然，经太原谢泳先生介绍，结识了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1998年，我托他在山中赁屋度夏，始得见面。此时，他已着手搜集胡先骕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但他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专题研究，没有经费，也不能下山去查阅资料，访问尚且健在的静生所旧人。头三年，他的努力颇为艰难，工作进展缓慢。2000年，他得到中科院植物所的资助，才有条件展开调查。
2000年岁尾，他打电话到苏州，约我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我怀着对旧中央研究院的缅想，约他在成贤街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招待所会合，共居一室。我们每天凌晨冒着严寒赶往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开馆到闭门，不停地赶抄。这里集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开办到1949年的所有档案，自然包括它所赞助的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全部档案。我虽然不做静生所的专题研究，但遇到了尚志学会、静生所或范静生遗稿之类的材料，也舍不得放过，便帮他抄了一些。而我的侧重则在中基会对人文学科的赞助以及与胡适相关的材料。在这十七八天的工作中，我们真可说是既辛劳又紧张，生怕浪费了五分钟、十分钟。这一次的查阅时间虽不算长，却有重大的收获，因为档案集中，静生所的文件、报告、公私信函及相关的人与事的素材，可以说都弄到了，抄下了。这就给未来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二）
后来，宗刚就利用这笔经费，对静生所事业所辐射的地区、机构、人事等进行调查。凡属史料，无论主次、巨细，他都尽力钩沉探隐，涓细必掬。于是在南京工作的基础上，原先的片断材料得以补缀成一段事业发展的过程，再将各个过程加以连缀，成为几个发展时期或阶段，终于使淹没了50多年的静生所的历史，能够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是宗刚六易寒暑所撰成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我是有幸在这六年中深悉它艰难成书的目击者和第一个读者。
2001年是他放手工作的年份，因为2000年秋后经费到位，而他所供职的庐山植物园给了他工作假日的支持。他于孟春赴广州，到广东省档案馆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档案；于7月赴昆明，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档案，兼及动物所档案；同月转成都，到四川省档案馆查乐山木材试验馆档案；又转重庆，到重庆市档案馆查西部科学院档案。待我2002年7月上山（从1998年夏迄2003年夏，我唯独在2001年没有上庐山），他已撰成初稿。我通读一遍，没提什么意见。但显然，在结构布局上它不是很匀称，因为受史料的制约，史料绝少的内容而又不欲其断裂裁截，他无法令之加多；史料较多的部分，因其已然淹没久远，今后怕无人再做此一工作，则此书舍之不用，殊觉可惜。职是之故，为保存史料，宁可令其体例稍稍失调，也应当让今后之读者多读一些信实可贵的历史材料，感受民国年间一所民间科学研究机构是如何达到学术独立、业绩辉煌的历史的。
2002年10月，他又打电话到上海，约我往南京第二档案馆查阅，我已无暇赴约。他又专门查阅了中央林业实验所档案，对其初稿作了补充。其态度之认真，举此可窥其余。
以上都是在获经费资助之后所为。此前还有自掏腰包的多次查阅活动，计有：
1997年2月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静生所档案；同年4月赴南昌江西省档案馆，查江西省农业院档案。
1998年11月赴南京“二档”，查中基会档案。
1999年秋，利用赴昆明出差之便，到云南省档案馆查阅云南省教育厅档案。
（三）
静生所是依照美国费城的韦斯特生物研究所的体制建立的私立生物学研究机构，这与秉志、胡先骕的留学背景有关。它的基金会制度，也是美国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发展与不坠的悠久传统。韦斯特生物研究所是在美国独立后不久为纪念美国解剖学家韦斯特(C. Wistar)而设立。1891年，罗氏基金会决定捐出三千万美元来创办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勃尔（W. R. Harper）负责筹备的事，他周游全国，用当时空前的待遇（年金七千五百元），选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授；美国没有的，他到英国、欧洲去挑。一年以后，人才齐备了，设备够用了，开学之日，芝加哥大学就被公认为第一流大学。一百多年来，芝加哥大学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才，为美国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一个美国私家基金会一百多年所起到的作用。
比芝加哥大学更早十多年，1876年，吉尔曼校长(D. C. Gilman)创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时候，美国的大学还只有大学本科的教育，耶鲁大学的研究院成立于1871年，哈佛大学的研究院成立于1872年。吉尔曼在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专办研究院的新式大学，打开了“大学是研究院”的新风气。当时，霍普金斯大学的人才盛极一时，哲学家如杜威、罗以斯(Royce)，经济学家如伊黎（Ely），政治学家如威尔逊总统，都是霍普金斯大学出来的博士。在医学方面，当霍普金斯大学开办时，美国全国还没有一个医学院是有研究实验室的设备的。吉尔曼校长选聘了几个有研究成绩的青年医学家，如倭斯勒（Osler）、韦尔渠（Welch ）诸人，创立了第一个注重研究提倡试验的医学院，奠定了美国新医学的基础。所以美国史家都承认，美国学术独立的风气是从吉尔曼校长创立大学研究院开始的。这是一个由私人提倡的风气，但一百多年来它得到了美国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与肯定，于是它确立了这一百多年美国的学术精神与大学教育理念。
静生所正是在一批怀着“科学救国”抱负的留美学人的策划主持下，借鉴美国私立研究机构的基金会制度，才具有了良性运作机制。在抗战前不足十年间，从建立到发展，以其研究实绩达到了蜚声国际的辉煌；八年抗战中它惨遭破坏，但战后尚能续命；而当时代和社会气度发生重大变迁时，静生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令人悲哀的是，当年它的一切业绩和经验，都被弃若敝屣，以致五十多年后在着手清理它的历史之际，比打捞沉船还要艰难。一旦这艘“沉船”打捞出水，我们这些处在学术独立式微、学术腐败蔓延难以遏制时期的今人，竟发现它的良性因素是那样的丰富而宝贵。
（四）
在极“左”年代，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利用、改造”。这“利用”二字，简直就毫不掩饰地透露着赤裸裸的势利。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便遭到否定。静生所的职员，在所长以下有几个简单的等级：技师、研究员、助理等。所长对这些职员绝不是图其利（研究技能）而用之而已。他们是为研究生物科学，查清中国广袤土地的动、植物资源而聚集到这个小小的民间调查所里来的同事。青年人不一定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待遇或利益，大都更重视其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秉志和胡先骕对静生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恰恰有这种天然的关怀。如唐进、汪发缵，1928年进所，任植物采集。他们合作研究单子叶植物，1932年发现兰科植物10种、菝葜科植物13种，为前人所未见。1934年共同发表论文。1935年，秉志、胡先骕向中基会为他们申请乙种补助金，于是二人于1935年10月至1938年10月在欧洲留学三年，其中两年多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做兰科和百合科的分类研究，小部分时间做其他单子叶植物分类；其他时间在法、德、奥、瑞士、意大利各标本室，比较植物标本。三年期满，仍回静生所工作。
再如唐燿，1931年初进所，1932年开始在《静生所汇报》和《科学》上发表《中国木材之研究》、《穂果木科木材解剖之研究》、《华北阔叶树材之鉴定》、《华南阔叶树材之鉴定》、《中国裸子植物个属木材之研究》、《中国木材重量之初步研究》、《木材识别法》等一系列论文。1934年，唐燿将几年研究成果汇编成册，由中基会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唐燿还被选为世界木材解剖学会(IAWA)会员。1935年春，秉志、胡先骕便向美国洛氏基金会推荐，申请奖学金，获准。于是，当年夏季，唐燿即赴美国入耶鲁大学深造，几年后获博士学位，于抗战初期归国服务。
如陈封怀，1931年入所，1934年胡先骕为他请得中基会的留学资助，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专习植物园造园及高山花卉报春花的分类。他在当时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斯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因为胡先骕已经在筹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他要以英国皇家植物园为楷模，所以派陈封怀去学习造园艺术。这些被选派留学的人才的深造方向，就是秉志、胡先骕胸中的事业发展蓝图的一个方面。生物学本来就是近代西方发展成熟的一门科学，他们自己又是其受惠者，当然懂得此一途径对年轻科学人才的激励、造就和事业心的树立至为重要。它投资小，见效快，而意义深远。陈封怀1936年学成归来，就被派到庐山植物园，由研究员升为技师（教授）。他后来一直是中国植物园造园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
静生所的休假与进修制度是激励研究人员上进与敬业的一种机制，它是一个制度，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经费充裕、人手多就实行，经费困难、编制紧缩就冻结或取消。比如，即使在艰苦年代，仍然让俞德俊赴爱丁堡植物园休假进修。而这种机会都是由所长胡先骕预先想到并向中基会争取来的。
（五）
20世纪30年代初，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
秉农山新从北平回去，甚是牢骚。南京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每年仅仅有文化基金会的一万五千元之补助费，生活异常之苦。农山同时担任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务，两头跑走。他向科学社请款，杏佛不以为然（说他是T党），毫无结果。秉把他收入的半数也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南京的同事大概不能如他这样刻苦，如没有他方补助，或是文化基金会的款不能增加，恐怕南京的机关不能维持，农山也必然辞职的了。
秉志当年在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任职是不支薪的，他只支一份中基会的讲座教授的薪水，但人员不够，他就从自己的薪水中拿钱添人做事。那一代科学家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是不计名位和待遇的。
翁文灏说：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胡先骕既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事业家。他与秉志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又着手创建庐山植物园。秦仁昌是静生所的研究骨干，胡先骕仍然把他派往庐山主持创建植物园。唐燿在1931年年初进静生所之前只是一位中学教师，是静生所自家培养出来的木材学专家，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是国内稀缺的专攻木材学的美国名牌大学博士，胡先骕也把他派往四川中央工业研究所主持创办木材试验馆。只要是对国家的植物科学有利的事业，他都舍得把最优秀杰出的人才放出去开拓发展那一项事业，其襟怀之开阔，是其毕生与俱的一大特点。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年代，他又筹设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设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他就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又组设静生所办事处于校内，为静生所储备了人才，解决了静生所职员在战时的职业和生活问题，同时充实了中正大学生物系的师资力量，可谓用心良苦，处置得当。
尤其在沦陷的北平，为了科学事业，他两次冒险潜行南下，远赴昆明、重庆办事，然后又秘密返回日军占领下的北平静生所继续主事，这是冒身家性命危险的大义之举。
我们从下面一则材料，可以看到胡先骕是怎样对待一个刚进所的大学四年级的肄业生的：
我到了泰和，胡先骕一方面叫我去找陈封怀、张肇骞，向他们请教；一方面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一个晚上两小时左右，根据Hutchinson Families of Flowering Plants及Dallimore of Jachson: Handbook of Conifers为蓝本，教我植物分类学系统的初步知识，例如每科分类的重要根据，如性状、分布、重要文献等，同时我旁听许多门功课，如严楚江的植物形态学，胡先骕的高等种子植物分类学等。经常受陈封怀先生的教导，他常带我在附近跑跑以资认识植物；我又经常向张肇骞先生请教，听取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我在中正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和静生自己的小标本室中，进行系统的学习，看标本抄文献，抄Key等，胡、张、陈三先生给我的教益，使我这一年多的中间，获得了植物分类学的初步知识。
胡先骕此时已是近五十的人了，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任务千头万绪，生活艰苦，他竟然在分不出时间的情势下，每两周辅导傅书遐一个晚上。以这样的精神和作风当所长，这个研究所的职员还会有一个不敬业的吗？
三年前，我在一所名牌大学的文印社里委托打印一部论文稿子，见一位五十上下的教授领一名文弱的女研究生进来。他的一部80万字的“著作”交付打印。他向打字员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文稿由她负责校对。”我心里立即为那位研究生叫苦不迭。接着，这位教授就给这家文印社的女老板打电话，满口都是为他这部书稿快速打成而廉价计酬的公关语言，足足费了半个小时，毫无学人的清雅，而充满混世的俗气。这种把研究生当苦工使用的风气，在高校早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了。
而胡先骕是怎样对待学生的呢？他为所内每个青年人出题，敦促他们写成专书。书成之后，审定、写序、出版，一一安排周全。静生所自家就有印刷厂。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都载入《静生汇报》，专著由所内印刷出版。
在周汉藩的《河北习见树木图说》的扉页内，夹有一张特印的横条，有这样的话：
本书内所有学名，均由胡先骕博士手定。而其内容复经胡博士详加审订，改正多处，与寻常校阅者迥异，特此致谢！
像秉志、胡先骕这样当所长，试问：学术腐败何由滋生？
（六）
“文革”以后的这几代青年，求学的出发点是选个好专业，学成以后谋个好职业，过好自己的一生。这当然也无可指责。但这还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国家、民族、人类及世界文化、科学之类的观念，所以他们当中绝少能涌现出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晚清民初的那几辈青年，求学的出发点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不少是从国家、民族出发的，这个国家缺少什么？急需什么？自己适合做什么?学成以后要报效这个国家。他们把这种观念跟自己的人生统一起来考虑，如秉志、胡先骕、任鸿隽、胡适那一辈人。他们普遍受的是通才教育，而不仅仅是等同于职业培训式的一己的专业知识。胡先骕在谈到“确定我国之教育目标”时说：
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在今日至少每一大学生，于入大学时，即当立任天下之志，存以先知觉后知之心，斯之谓立德，至于术则次要之事耳。
这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对于改造教育的意见之一点，而他自己在年轻时就已确立了“任天下之志”的人生观，毕生秉持之而未尝稍懈。
胡适于1936年8月初到美国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在美国停留了90多天，10月末他写信给吴健雄：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前几天，我在Pasadena 见着 Dr.Robert 、A.Milhkan。他带我去参观各种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种工作，也“如数家珍”，使我心里赞叹。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从此信可知，那个年代的人是多么重视“通才”、“通人”的综合素质。秉志、胡先骕都是文史知识深厚、其他科学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是毕生具有创业拓地业绩的科学家。他们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资源，又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复合洗礼，所以他们的科学精神与高尚人格是交融在一起的。
前几年，有人只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国青年人耽于逸乐、靡费的生活习惯，便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要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挽救西方的物资文明。这个观点遭到了李慎之先生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股“虚骄之气”。一个创造出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国家社会，难道是不靠精神文明滋养的纯技术纯物质的百宝奇观吗？
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细胞生理、生物化学和生物力能学的专家汤佩松教授，晚年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初的留学经历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主要访问的目标是柏林。我在柏林瓦布格（Warburg）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停留了两个星期。在这里的第一天就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该所是一幢不大的三层（包括地下室）小楼，外表美观大方，如果不是因为知道是一所研究机构和在门前有艺术性的所标，可以被当作一栋精美的中型居住建筑。第一层的右翼是一个有四张化学台的主实验室。Warburg 本人和他的（我所见到的）四名助手同在这间实验室工作。其余的部分是分成小房作为专用小室，如暗室及光学仪器室。同主实验室一样使人感到肃然起敬的是，全部地下室是用来作为支援主实验室的制备室。最显眼的是一个占有一间约20平方米的中型房间，专为一架可一次浓缩几十公斤酵母的特制离心机而建造的。其次是一套设备齐全的小工厂。所有的这些设备，大约占全所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为了供应和支援那个大约150平方米的主实验室的工作的。我的印象是，全部研究室就像一个以生产线方式工作的小型工厂。据和他工作过的人告诉我，所有的（而且是很多）特殊仪器都是该所自制的，或者自己设计和试制后交给商业工厂制作的（指大型的设备）。有的精密而又细微的仪器，Warburg自己亲自动手，至少是“样机”（如最初的瓦氏呼吸机及瓶）。这种设备之精良，条件之方便，只有在一个工业极度发达的国家方能做到。就连在美国——那时工业已很发达的国家，我参观及工作过的几处（包括Woods Hole，Rockefeller Institute 和Harvard）虽在当时已很先进，它们，除Rockefeller Institute因钱多而又在纽约城市内之外，我没有看到能和Warburg的研究所相比的。而更独特的是，Warburg本人就是一个科学仪器上的“能工巧匠”。
我上面提到这个研究所的布局和安排有如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不但如此，走进实验室时寂静无声。就连在主实验室中也听不到话声，只是每人在秩序井然地忙着操作。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规律是这样的：每天上午8：45全体准时到齐，各就各位，然后依次与Warburg极简短地交谈，听教授分配当天的工作。9点整大家各自进行所分配的工作。中午有半小时吃午饭时间，下午到5时半工作停止，全体汇报或交谈，6点下班，但教授有时留到7时或更晚一点回家。他是一个终生独身者。
这里在形式上像工厂，在纪律上也许更像军队的一个班。其纪律之严，效率之高，是我所参观过的实验室中最为突出的。这也难怪，Warburg在年轻时（第一次欧战）曾是一个骑兵上校（据Dan Arnon告诉我，他负过伤，是由他的卫兵将他背出阵地的。这个卫兵一直侍从着他）。他的军队经历，再加上当时德国普遍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思想作风，造成了这种严肃的气氛。在研究所中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时，他正在提取和分析“黄酶”（DPN）。工作十分紧张、忙碌，由于我无法插手其工作，他把我打发给他的一位老助手F. Kubowitz，一起作了一些辅助性试验。由于工作时间我们不能随便交谈，而在下班前，他们的紧张汇报活动我无法介入，我只是初次和他见面时用我生硬的德语和他谈了约十分钟的话，在交谈时我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在两周的辅助性试验中我只使用了他们的几项奥妙的仪器。但是从一开始看到他们研究室的内容、设备和气氛，我就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建立他的伟大事业的！同时也认识到在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的后面，是一个拥有强大工业技术背景和具有扎实全面科学基础的国家。这些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在短短两周中的巨大收获，对我以后的科学人生观起了极大的作用。
从汤先生这一段完整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精神文明（如严肃的科学作风、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是自始至终贯注在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之中的。
秉志在1937年悼念韦斯特研究所所长葛霖满逝世时撰文：
韦斯特所中教授及职员，咸具“唯知学术，不问其他”之意味，凡学人之入其中工作者，亦自忘其何国何籍焉。葛霖满博士所昕夕努力者，一以促进科学之发展，增加人类之幸福；一以弥漫科学之精神，扫除伪科学家之忌刻，及其种族国籍之隘见。韦斯特所不过美国私立研究机关之一，其经济、其规模，固未能事事媲美于国内之政府及各富豪所设立最著名之各所，然先生独以至诚仁爱，光明磊落之精神，提倡举世科学之合作，共策人类文化道德之进步，在区区一所之中，奋勉倡导，力行不惑，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决心，无论其影响所及者何如，而其精神之伟大，实有令人钦佩者。科学家对国家之强弱，不免势利之见者，观乎先生之为人，真宜愧赧矣。
由此可知，中国赴西洋留学的学人，除像《围城》中方鸿渐那样的纨绔子弟，他们所学得的岂仅是“术”而已，还有那与专精之“术”不可分的胸怀，为全人类造福的伟大的道德情操。葛霖满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秉志、胡适又何尝不是？
《静生所史稿》为静生所的业绩勾勒了一个不完整的记录，但其中也不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观照。
历史能不能重演？我有点期待……
转载：《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
程巢父
出处：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c9cf2ea2cf3ee07
（一）
我爱好自然，经太原谢泳先生介绍，结识了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1998年，我托他在山中赁屋度夏，始得见面。此时，他已着手搜集胡先骕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但他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专题研究，没有经费，也不能下山去查阅资料，访问尚且健在的静生所旧人。头三年，他的努力颇为艰难，工作进展缓慢。2000年，他得到中科院植物所的资助，才有条件展开调查。
2000年岁尾，他打电话到苏州，约我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我怀着对旧中央研究院的缅想，约他在成贤街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招待所会合，共居一室。我们每天凌晨冒着严寒赶往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开馆到闭门，不停地赶抄。这里集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开办到1949年的所有档案，自然包括它所赞助的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全部档案。我虽然不做静生所的专题研究，但遇到了尚志学会、静生所或范静生遗稿之类的材料，也舍不得放过，便帮他抄了一些。而我的侧重则在中基会对人文学科的赞助以及与胡适相关的材料。在这十七八天的工作中，我们真可说是既辛劳又紧张，生怕浪费了五分钟、十分钟。这一次的查阅时间虽不算长，却有重大的收获，因为档案集中，静生所的文件、报告、公私信函及相关的人与事的素材，可以说都弄到了，抄下了。这就给未来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二）
后来，宗刚就利用这笔经费，对静生所事业所辐射的地区、机构、人事等进行调查。凡属史料，无论主次、巨细，他都尽力钩沉探隐，涓细必掬。于是在南京工作的基础上，原先的片断材料得以补缀成一段事业发展的过程，再将各个过程加以连缀，成为几个发展时期或阶段，终于使淹没了50多年的静生所的历史，能够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是宗刚六易寒暑所撰成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我是有幸在这六年中深悉它艰难成书的目击者和第一个读者。
2001年是他放手工作的年份，因为2000年秋后经费到位，而他所供职的庐山植物园给了他工作假日的支持。他于孟春赴广州，到广东省档案馆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档案；于7月赴昆明，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档案，兼及动物所档案；同月转成都，到四川省档案馆查乐山木材试验馆档案；又转重庆，到重庆市档案馆查西部科学院档案。待我2002年7月上山（从1998年夏迄2003年夏，我唯独在2001年没有上庐山），他已撰成初稿。我通读一遍，没提什么意见。但显然，在结构布局上它不是很匀称，因为受史料的制约，史料绝少的内容而又不欲其断裂裁截，他无法令之加多；史料较多的部分，因其已然淹没久远，今后怕无人再做此一工作，则此书舍之不用，殊觉可惜。职是之故，为保存史料，宁可令其体例稍稍失调，也应当让今后之读者多读一些信实可贵的历史材料，感受民国年间一所民间科学研究机构是如何达到学术独立、业绩辉煌的历史的。
2002年10月，他又打电话到上海，约我往南京第二档案馆查阅，我已无暇赴约。他又专门查阅了中央林业实验所档案，对其初稿作了补充。其态度之认真，举此可窥其余。
以上都是在获经费资助之后所为。此前还有自掏腰包的多次查阅活动，计有：
1997年2月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静生所档案；同年4月赴南昌江西省档案馆，查江西省农业院档案。
1998年11月赴南京“二档”，查中基会档案。
1999年秋，利用赴昆明出差之便，到云南省档案馆查阅云南省教育厅档案。
（三）
静生所是依照美国费城的韦斯特生物研究所的体制建立的私立生物学研究机构，这与秉志、胡先骕的留学背景有关。它的基金会制度，也是美国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发展与不坠的悠久传统。韦斯特生物研究所是在美国独立后不久为纪念美国解剖学家韦斯特(C. Wistar)而设立。1891年，罗氏基金会决定捐出三千万美元来创办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勃尔（W. R. Harper）负责筹备的事，他周游全国，用当时空前的待遇（年金七千五百元），选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授；美国没有的，他到英国、欧洲去挑。一年以后，人才齐备了，设备够用了，开学之日，芝加哥大学就被公认为第一流大学。一百多年来，芝加哥大学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才，为美国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一个美国私家基金会一百多年所起到的作用。
比芝加哥大学更早十多年，1876年，吉尔曼校长(D. C. Gilman)创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时候，美国的大学还只有大学本科的教育，耶鲁大学的研究院成立于1871年，哈佛大学的研究院成立于1872年。吉尔曼在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专办研究院的新式大学，打开了“大学是研究院”的新风气。当时，霍普金斯大学的人才盛极一时，哲学家如杜威、罗以斯(Royce)，经济学家如伊黎（Ely），政治学家如威尔逊总统，都是霍普金斯大学出来的博士。在医学方面，当霍普金斯大学开办时，美国全国还没有一个医学院是有研究实验室的设备的。吉尔曼校长选聘了几个有研究成绩的青年医学家，如倭斯勒（Osler）、韦尔渠（Welch ）诸人，创立了第一个注重研究提倡试验的医学院，奠定了美国新医学的基础。所以美国史家都承认，美国学术独立的风气是从吉尔曼校长创立大学研究院开始的。这是一个由私人提倡的风气，但一百多年来它得到了美国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与肯定，于是它确立了这一百多年美国的学术精神与大学教育理念。
静生所正是在一批怀着“科学救国”抱负的留美学人的策划主持下，借鉴美国私立研究机构的基金会制度，才具有了良性运作机制。在抗战前不足十年间，从建立到发展，以其研究实绩达到了蜚声国际的辉煌；八年抗战中它惨遭破坏，但战后尚能续命；而当时代和社会气度发生重大变迁时，静生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令人悲哀的是，当年它的一切业绩和经验，都被弃若敝屣，以致五十多年后在着手清理它的历史之际，比打捞沉船还要艰难。一旦这艘“沉船”打捞出水，我们这些处在学术独立式微、学术腐败蔓延难以遏制时期的今人，竟发现它的良性因素是那样的丰富而宝贵。
（四）
在极“左”年代，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利用、改造”。这“利用”二字，简直就毫不掩饰地透露着赤裸裸的势利。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便遭到否定。静生所的职员，在所长以下有几个简单的等级：技师、研究员、助理等。所长对这些职员绝不是图其利（研究技能）而用之而已。他们是为研究生物科学，查清中国广袤土地的动、植物资源而聚集到这个小小的民间调查所里来的同事。青年人不一定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待遇或利益，大都更重视其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秉志和胡先骕对静生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恰恰有这种天然的关怀。如唐进、汪发缵，1928年进所，任植物采集。他们合作研究单子叶植物，1932年发现兰科植物10种、菝葜科植物13种，为前人所未见。1934年共同发表论文。1935年，秉志、胡先骕向中基会为他们申请乙种补助金，于是二人于1935年10月至1938年10月在欧洲留学三年，其中两年多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做兰科和百合科的分类研究，小部分时间做其他单子叶植物分类；其他时间在法、德、奥、瑞士、意大利各标本室，比较植物标本。三年期满，仍回静生所工作。
再如唐燿，1931年初进所，1932年开始在《静生所汇报》和《科学》上发表《中国木材之研究》、《穂果木科木材解剖之研究》、《华北阔叶树材之鉴定》、《华南阔叶树材之鉴定》、《中国裸子植物个属木材之研究》、《中国木材重量之初步研究》、《木材识别法》等一系列论文。1934年，唐燿将几年研究成果汇编成册，由中基会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唐燿还被选为世界木材解剖学会(IAWA)会员。1935年春，秉志、胡先骕便向美国洛氏基金会推荐，申请奖学金，获准。于是，当年夏季，唐燿即赴美国入耶鲁大学深造，几年后获博士学位，于抗战初期归国服务。
如陈封怀，1931年入所，1934年胡先骕为他请得中基会的留学资助，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专习植物园造园及高山花卉报春花的分类。他在当时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斯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因为胡先骕已经在筹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他要以英国皇家植物园为楷模，所以派陈封怀去学习造园艺术。这些被选派留学的人才的深造方向，就是秉志、胡先骕胸中的事业发展蓝图的一个方面。生物学本来就是近代西方发展成熟的一门科学，他们自己又是其受惠者，当然懂得此一途径对年轻科学人才的激励、造就和事业心的树立至为重要。它投资小，见效快，而意义深远。陈封怀1936年学成归来，就被派到庐山植物园，由研究员升为技师（教授）。他后来一直是中国植物园造园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
静生所的休假与进修制度是激励研究人员上进与敬业的一种机制，它是一个制度，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经费充裕、人手多就实行，经费困难、编制紧缩就冻结或取消。比如，即使在艰苦年代，仍然让俞德俊赴爱丁堡植物园休假进修。而这种机会都是由所长胡先骕预先想到并向中基会争取来的。
（五）
20世纪30年代初，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
秉农山新从北平回去，甚是牢骚。南京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每年仅仅有文化基金会的一万五千元之补助费，生活异常之苦。农山同时担任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务，两头跑走。他向科学社请款，杏佛不以为然（说他是T党），毫无结果。秉把他收入的半数也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南京的同事大概不能如他这样刻苦，如没有他方补助，或是文化基金会的款不能增加，恐怕南京的机关不能维持，农山也必然辞职的了。
秉志当年在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任职是不支薪的，他只支一份中基会的讲座教授的薪水，但人员不够，他就从自己的薪水中拿钱添人做事。那一代科学家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是不计名位和待遇的。
翁文灏说：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胡先骕既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事业家。他与秉志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又着手创建庐山植物园。秦仁昌是静生所的研究骨干，胡先骕仍然把他派往庐山主持创建植物园。唐燿在1931年年初进静生所之前只是一位中学教师，是静生所自家培养出来的木材学专家，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是国内稀缺的专攻木材学的美国名牌大学博士，胡先骕也把他派往四川中央工业研究所主持创办木材试验馆。只要是对国家的植物科学有利的事业，他都舍得把最优秀杰出的人才放出去开拓发展那一项事业，其襟怀之开阔，是其毕生与俱的一大特点。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年代，他又筹设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设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他就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又组设静生所办事处于校内，为静生所储备了人才，解决了静生所职员在战时的职业和生活问题，同时充实了中正大学生物系的师资力量，可谓用心良苦，处置得当。
尤其在沦陷的北平，为了科学事业，他两次冒险潜行南下，远赴昆明、重庆办事，然后又秘密返回日军占领下的北平静生所继续主事，这是冒身家性命危险的大义之举。
我们从下面一则材料，可以看到胡先骕是怎样对待一个刚进所的大学四年级的肄业生的：
我到了泰和，胡先骕一方面叫我去找陈封怀、张肇骞，向他们请教；一方面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一个晚上两小时左右，根据Hutchinson Families of Flowering Plants及Dallimore of Jachson: Handbook of Conifers为蓝本，教我植物分类学系统的初步知识，例如每科分类的重要根据，如性状、分布、重要文献等，同时我旁听许多门功课，如严楚江的植物形态学，胡先骕的高等种子植物分类学等。经常受陈封怀先生的教导，他常带我在附近跑跑以资认识植物；我又经常向张肇骞先生请教，听取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我在中正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和静生自己的小标本室中，进行系统的学习，看标本抄文献，抄Key等，胡、张、陈三先生给我的教益，使我这一年多的中间，获得了植物分类学的初步知识。
胡先骕此时已是近五十的人了，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任务千头万绪，生活艰苦，他竟然在分不出时间的情势下，每两周辅导傅书遐一个晚上。以这样的精神和作风当所长，这个研究所的职员还会有一个不敬业的吗？
三年前，我在一所名牌大学的文印社里委托打印一部论文稿子，见一位五十上下的教授领一名文弱的女研究生进来。他的一部80万字的“著作”交付打印。他向打字员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文稿由她负责校对。”我心里立即为那位研究生叫苦不迭。接着，这位教授就给这家文印社的女老板打电话，满口都是为他这部书稿快速打成而廉价计酬的公关语言，足足费了半个小时，毫无学人的清雅，而充满混世的俗气。这种把研究生当苦工使用的风气，在高校早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了。
而胡先骕是怎样对待学生的呢？他为所内每个青年人出题，敦促他们写成专书。书成之后，审定、写序、出版，一一安排周全。静生所自家就有印刷厂。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都载入《静生汇报》，专著由所内印刷出版。
在周汉藩的《河北习见树木图说》的扉页内，夹有一张特印的横条，有这样的话：
本书内所有学名，均由胡先骕博士手定。而其内容复经胡博士详加审订，改正多处，与寻常校阅者迥异，特此致谢！
像秉志、胡先骕这样当所长，试问：学术腐败何由滋生？
（六）
“文革”以后的这几代青年，求学的出发点是选个好专业，学成以后谋个好职业，过好自己的一生。这当然也无可指责。但这还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国家、民族、人类及世界文化、科学之类的观念，所以他们当中绝少能涌现出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晚清民初的那几辈青年，求学的出发点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不少是从国家、民族出发的，这个国家缺少什么？急需什么？自己适合做什么?学成以后要报效这个国家。他们把这种观念跟自己的人生统一起来考虑，如秉志、胡先骕、任鸿隽、胡适那一辈人。他们普遍受的是通才教育，而不仅仅是等同于职业培训式的一己的专业知识。胡先骕在谈到“确定我国之教育目标”时说：
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在今日至少每一大学生，于入大学时，即当立任天下之志，存以先知觉后知之心，斯之谓立德，至于术则次要之事耳。
这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对于改造教育的意见之一点，而他自己在年轻时就已确立了“任天下之志”的人生观，毕生秉持之而未尝稍懈。
胡适于1936年8月初到美国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在美国停留了90多天，10月末他写信给吴健雄：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前几天，我在Pasadena 见着 Dr.Robert 、A.Milhkan。他带我去参观各种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种工作，也“如数家珍”，使我心里赞叹。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从此信可知，那个年代的人是多么重视“通才”、“通人”的综合素质。秉志、胡先骕都是文史知识深厚、其他科学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是毕生具有创业拓地业绩的科学家。他们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资源，又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复合洗礼，所以他们的科学精神与高尚人格是交融在一起的。
前几年，有人只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国青年人耽于逸乐、靡费的生活习惯，便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要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挽救西方的物资文明。这个观点遭到了李慎之先生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股“虚骄之气”。一个创造出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国家社会，难道是不靠精神文明滋养的纯技术纯物质的百宝奇观吗？
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细胞生理、生物化学和生物力能学的专家汤佩松教授，晚年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初的留学经历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主要访问的目标是柏林。我在柏林瓦布格（Warburg）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停留了两个星期。在这里的第一天就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该所是一幢不大的三层（包括地下室）小楼，外表美观大方，如果不是因为知道是一所研究机构和在门前有艺术性的所标，可以被当作一栋精美的中型居住建筑。第一层的右翼是一个有四张化学台的主实验室。Warburg 本人和他的（我所见到的）四名助手同在这间实验室工作。其余的部分是分成小房作为专用小室，如暗室及光学仪器室。同主实验室一样使人感到肃然起敬的是，全部地下室是用来作为支援主实验室的制备室。最显眼的是一个占有一间约20平方米的中型房间，专为一架可一次浓缩几十公斤酵母的特制离心机而建造的。其次是一套设备齐全的小工厂。所有的这些设备，大约占全所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为了供应和支援那个大约150平方米的主实验室的工作的。我的印象是，全部研究室就像一个以生产线方式工作的小型工厂。据和他工作过的人告诉我，所有的（而且是很多）特殊仪器都是该所自制的，或者自己设计和试制后交给商业工厂制作的（指大型的设备）。有的精密而又细微的仪器，Warburg自己亲自动手，至少是“样机”（如最初的瓦氏呼吸机及瓶）。这种设备之精良，条件之方便，只有在一个工业极度发达的国家方能做到。就连在美国——那时工业已很发达的国家，我参观及工作过的几处（包括Woods Hole，Rockefeller Institute 和Harvard）虽在当时已很先进，它们，除Rockefeller Institute因钱多而又在纽约城市内之外，我没有看到能和Warburg的研究所相比的。而更独特的是，Warburg本人就是一个科学仪器上的“能工巧匠”。
我上面提到这个研究所的布局和安排有如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不但如此，走进实验室时寂静无声。就连在主实验室中也听不到话声，只是每人在秩序井然地忙着操作。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规律是这样的：每天上午8：45全体准时到齐，各就各位，然后依次与Warburg极简短地交谈，听教授分配当天的工作。9点整大家各自进行所分配的工作。中午有半小时吃午饭时间，下午到5时半工作停止，全体汇报或交谈，6点下班，但教授有时留到7时或更晚一点回家。他是一个终生独身者。
这里在形式上像工厂，在纪律上也许更像军队的一个班。其纪律之严，效率之高，是我所参观过的实验室中最为突出的。这也难怪，Warburg在年轻时（第一次欧战）曾是一个骑兵上校（据Dan Arnon告诉我，他负过伤，是由他的卫兵将他背出阵地的。这个卫兵一直侍从着他）。他的军队经历，再加上当时德国普遍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思想作风，造成了这种严肃的气氛。在研究所中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时，他正在提取和分析“黄酶”（DPN）。工作十分紧张、忙碌，由于我无法插手其工作，他把我打发给他的一位老助手F. Kubowitz，一起作了一些辅助性试验。由于工作时间我们不能随便交谈，而在下班前，他们的紧张汇报活动我无法介入，我只是初次和他见面时用我生硬的德语和他谈了约十分钟的话，在交谈时我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在两周的辅助性试验中我只使用了他们的几项奥妙的仪器。但是从一开始看到他们研究室的内容、设备和气氛，我就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建立他的伟大事业的！同时也认识到在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的后面，是一个拥有强大工业技术背景和具有扎实全面科学基础的国家。这些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在短短两周中的巨大收获，对我以后的科学人生观起了极大的作用。
从汤先生这一段完整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精神文明（如严肃的科学作风、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是自始至终贯注在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之中的。
秉志在1937年悼念韦斯特研究所所长葛霖满逝世时撰文：
韦斯特所中教授及职员，咸具“唯知学术，不问其他”之意味，凡学人之入其中工作者，亦自忘其何国何籍焉。葛霖满博士所昕夕努力者，一以促进科学之发展，增加人类之幸福；一以弥漫科学之精神，扫除伪科学家之忌刻，及其种族国籍之隘见。韦斯特所不过美国私立研究机关之一，其经济、其规模，固未能事事媲美于国内之政府及各富豪所设立最著名之各所，然先生独以至诚仁爱，光明磊落之精神，提倡举世科学之合作，共策人类文化道德之进步，在区区一所之中，奋勉倡导，力行不惑，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决心，无论其影响所及者何如，而其精神之伟大，实有令人钦佩者。科学家对国家之强弱，不免势利之见者，观乎先生之为人，真宜愧赧矣。
由此可知，中国赴西洋留学的学人，除像《围城》中方鸿渐那样的纨绔子弟，他们所学得的岂仅是“术”而已，还有那与专精之“术”不可分的胸怀，为全人类造福的伟大的道德情操。葛霖满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秉志、胡适又何尝不是？
《静生所史稿》为静生所的业绩勾勒了一个不完整的记录，但其中也不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