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股荒凉的风
戈壁滩。我从没有胆量踏上戈壁滩。这一片片灰蒙蒙的寸草不生的贫瘠土地，既荒凉，又荒谬地透着一股惨兮兮的美。在火车上我总是喜欢站在连接处，死死盯着戈壁。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我欣赏它，却从来只能路过它。
连接处就是火车上的吸烟处。乘客在这里吞云吐雾。朋友也走过来，问我抽不抽，然后自顾自地点了根烟。我摇摇头。火车上的人陆续醒了。在中国的西北，最不缺就是光照。现在正是清晨。对戈壁滩来说算不上新的一天，似乎刮了一晚上的风，只是让它更荒凉了。根本没有尽头，也再没有新的开始。地面上泛起薄薄的黄色尘土。我能想像在那走上一段，脸会被吹得多硬。
和我同行的三个朋友显然也对戈壁产生了一股新鲜的爱。他们久久地看着窗外那片一望无垠的戈壁滩并拍照。帕翠克是在南宁和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若干年前就开始声称要辞职旅行但现在仍没兑现；娇娇也是个男人，帕翠克的老同学，我只和他见过两面，还一起去了KTV；蒂姆是我前男友的同学，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至于多年前为什么会有对方的联系方式，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仍未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可以与这四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友好相处，不发生争执。有时候我对自己的个性感到担忧。我想只有和我共处多年的W，和我的ego，才能容忍这样的我。
我回到卧铺车厢，对床的女孩子已经醒来，正坐着发呆，蜷缩的双腿前是堆成一团的棉被。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对这次西北之行充满期待，洗漱之后开始勤快地给脸上涂抹防晒霜和打底霜。年轻女孩的姿态总是让人心生羡慕。列车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到达敦煌。
这是我第二次到敦煌。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也是和W一起。那时候我们刚离开新疆，从吐鲁番坐火车到柳园，又从柳园和别人拼车到敦煌。三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吐鲁番那列火车是多么地难熬。我们匆忙在吐鲁番下了车，并在火车站旁边的小破旅馆开了个钟点房。我们买不上硬座票，更别提卧铺了。在中国，坐火车从来不会是多愉快的经历。厕所的卫生状况、烟味、脚臭味、温度过低的冷气和深夜还要叫卖香烟啤酒方便面的列车员，时刻挑战着我们的忍受力。在硬座上过夜，已经足够困难，但那次，是站票。我们只好买了两张可折叠小板凳，做好了受折磨的准备。那时候我们没多少钱，但又对旅行充满了爱。这个爱好确实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我们本来的价值观注定了我们会爱上旅行。那时候W还没大学毕业，而我刚工作没几年，我们选择坐火车硬座，哪怕要耗上三四十个小时。我们住不起豪华酒店，只能住六到八人间的青年旅舍。中国的许多青年旅舍，也并不是那么便宜。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己出行，他们对可以彰显个性的旅行方式更为偏爱。于是越来越多的hitchhikers和couch surfers出现在路上。但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是非常少的年轻人会自己出行去远方。
那是我唯一一次到新疆。但我仍然记得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大巴扎附近，五官立体而漂亮的维族人来来往往经过我的身旁，商店里扩音喇叭传出我根本听不懂的维语叫卖声。我兴奋地看着路边那些干瘪瘪香喷喷的馕。到现在，喀什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车子把我们送到老城区时，太阳正照得猛烈，把土坯子和木头盖起来的屋子照得直晃眼。老店铺里传来工匠打铁的声音。深夜里古兰经整齐的诵读声可以令时间停止。恍如隔世这四个字我再也没在喀什之外的地方感受过。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了？经过多次的冲突和暴乱。我也感到过揪心。但这真是可笑啊。喀什存在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也肯定还是会按照它本该有的样子存在下去。
敦煌离新疆已经非常地近。令我不可抑制地想起那段迷人的旅程。但敦煌还是和新疆太不一样，除了日落一样的晚，风沙一样的多。我看不到任何一样的地方。接站的师傅把我们送到旅舍。在路上我又见到了立在市中心那尊反弹琵琶的雕像。三年前那次旅行中，W的朋友赵凡碰巧和他的导师去莫高窟参观。他和我们在沙洲夜市见了一面。我们就在夜市里闲逛。赵凡买了一本厚厚的二手书，而我买了些不太精美的纪念品打算送给朋友。我们三人一起步行回旅馆，在黑夜里走过行人稀少的街道，就这样慢慢走着。他们谈文学，我虽然插不上嘴，也喜欢听。我第一次听到赵凡这个名字，是2007年刚和W同居那会儿。那天我无意中看到沙发靠背上放着一本自印的诗集，诗人名字叫赵凡。W告诉我，那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朋友。实际上随后的7年中他们俩只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大理；第二次是在敦煌；第三次是昆明。这次到敦煌，我脑海里都是这些早就过去的片段。但W现在人在阿尔及利亚，我想再多也没什么用。
我住在青年旅舍的女生八人间，床铺靠窗。窗沿放着一只白色塑料袋，里面有三只鸡蛋。直到离开那天，我都搞不清它们在那里存在的意义，也没人将它们扔掉。隔壁是男生八人间，总有人在门口坐着。中午我和朋友租了车子前往敦煌西线游。这是一条常规路线：敦煌古城-玉门关-河仓城-汉长城-魔鬼城。所谓的敦煌古城其实是个拍古装戏用的影视城。里面的一切布置得非常真实，但都是道具。瓷碗、银元、包子、大刀，还有古井，都是假的。下午三点的阳光极其毒辣。我们拍了一些没劲的照片就离开了。上车之前我看到车后窗上支着一块像是随意撕下来的边缘不平整的白色硬纸片，上面写着：此车转让。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三言两语中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个实在的人。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怂恿我们去参观其它地方。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结了。“家里催得不行啊！”他感慨地多说了一句。
车子行驶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玉门关。玉门关就是个被铁栏杆围起来的黄土墩，方方正正。岁月的流逝和朝代的变换让它早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威严。它完全成为了一个连雄伟都谈不上的旅游景点，四周是和它颜色一样的黄土地，长着零星杂草。游人在它的里外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甚至我脑子里想到的一句诗歌都与它无关：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曾经和玉门关一样重要，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但今时今日也是个和玉门关同样悲凉的土墩而已吧。
在河仓城，帕翠克看着四下无人，决定裸奔。他有这个爱好。没人且兴致来了的时候，就会裸奔并拍下视频留念。但在此之前我只看过视频，没看过真人秀呢。说实话，在河仓城裸奔，我感到有些怪异。这地方正被失去控制一般的太阳烤得异常炙热。在这里做什么似乎都不太合适，何况还是扒光了衣服在蒸腾的热浪中奔跑。但他还是跑起来了。边跑边脱掉了帽子、上衣，接着是鞋子、袜子、牛仔裤、内裤。他看起来很开心，白花花的皮肤在阳光照耀下亮得刺眼。我和蒂姆也在后面跟着笑。娇娇忙着拍摄。糟糕的是，帕翠克跑完之后，被告之没拍成功。他只好边骂着边又在烈日之下重复了几分钟之前的一系列动作。我就站在不太远的地方，看着他朝我们跑过来。
这一天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魔鬼城。魔鬼城其实是一个地质公园。更确切地说，是旅游局把这一带的雅丹地貌圈起来，将它变成了一个国家地质公园。门票不菲。但捏着门票乘坐大巴进公园这一行为简直太不酷了。大巴上的导游小姑娘染一头不太明显的黄发，耳朵上挂着麦克风，告诉我们这堆土叫做什么名字，那堆土又叫做什么名字。我还觉得它们应该叫做玛丽或威尔逊呢。但身处这片广阔的被风吹得形态各异的雅丹地貌中，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太阳仍未落下，凉风开始吹过我的手臂和脸蛋。我走在这片灰黑色的土地上，使劲看着这些像植物般附着于地面的红色土丘。这些早就在百万年前形成的土丘，也终将消失，正如我们一样。太阳在这里升起又落下了无数次。我们来到它们跟前，见证自己的无足轻重。但现在，我只想静静呆着，再多呆一会儿。
连接处就是火车上的吸烟处。乘客在这里吞云吐雾。朋友也走过来，问我抽不抽，然后自顾自地点了根烟。我摇摇头。火车上的人陆续醒了。在中国的西北，最不缺就是光照。现在正是清晨。对戈壁滩来说算不上新的一天，似乎刮了一晚上的风，只是让它更荒凉了。根本没有尽头，也再没有新的开始。地面上泛起薄薄的黄色尘土。我能想像在那走上一段，脸会被吹得多硬。
和我同行的三个朋友显然也对戈壁产生了一股新鲜的爱。他们久久地看着窗外那片一望无垠的戈壁滩并拍照。帕翠克是在南宁和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若干年前就开始声称要辞职旅行但现在仍没兑现；娇娇也是个男人，帕翠克的老同学，我只和他见过两面，还一起去了KTV；蒂姆是我前男友的同学，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至于多年前为什么会有对方的联系方式，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仍未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可以与这四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友好相处，不发生争执。有时候我对自己的个性感到担忧。我想只有和我共处多年的W，和我的ego，才能容忍这样的我。
我回到卧铺车厢，对床的女孩子已经醒来，正坐着发呆，蜷缩的双腿前是堆成一团的棉被。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对这次西北之行充满期待，洗漱之后开始勤快地给脸上涂抹防晒霜和打底霜。年轻女孩的姿态总是让人心生羡慕。列车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到达敦煌。
这是我第二次到敦煌。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也是和W一起。那时候我们刚离开新疆，从吐鲁番坐火车到柳园，又从柳园和别人拼车到敦煌。三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吐鲁番那列火车是多么地难熬。我们匆忙在吐鲁番下了车，并在火车站旁边的小破旅馆开了个钟点房。我们买不上硬座票，更别提卧铺了。在中国，坐火车从来不会是多愉快的经历。厕所的卫生状况、烟味、脚臭味、温度过低的冷气和深夜还要叫卖香烟啤酒方便面的列车员，时刻挑战着我们的忍受力。在硬座上过夜，已经足够困难，但那次，是站票。我们只好买了两张可折叠小板凳，做好了受折磨的准备。那时候我们没多少钱，但又对旅行充满了爱。这个爱好确实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我们本来的价值观注定了我们会爱上旅行。那时候W还没大学毕业，而我刚工作没几年，我们选择坐火车硬座，哪怕要耗上三四十个小时。我们住不起豪华酒店，只能住六到八人间的青年旅舍。中国的许多青年旅舍，也并不是那么便宜。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己出行，他们对可以彰显个性的旅行方式更为偏爱。于是越来越多的hitchhikers和couch surfers出现在路上。但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是非常少的年轻人会自己出行去远方。
那是我唯一一次到新疆。但我仍然记得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大巴扎附近，五官立体而漂亮的维族人来来往往经过我的身旁，商店里扩音喇叭传出我根本听不懂的维语叫卖声。我兴奋地看着路边那些干瘪瘪香喷喷的馕。到现在，喀什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车子把我们送到老城区时，太阳正照得猛烈，把土坯子和木头盖起来的屋子照得直晃眼。老店铺里传来工匠打铁的声音。深夜里古兰经整齐的诵读声可以令时间停止。恍如隔世这四个字我再也没在喀什之外的地方感受过。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了？经过多次的冲突和暴乱。我也感到过揪心。但这真是可笑啊。喀什存在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也肯定还是会按照它本该有的样子存在下去。
敦煌离新疆已经非常地近。令我不可抑制地想起那段迷人的旅程。但敦煌还是和新疆太不一样，除了日落一样的晚，风沙一样的多。我看不到任何一样的地方。接站的师傅把我们送到旅舍。在路上我又见到了立在市中心那尊反弹琵琶的雕像。三年前那次旅行中，W的朋友赵凡碰巧和他的导师去莫高窟参观。他和我们在沙洲夜市见了一面。我们就在夜市里闲逛。赵凡买了一本厚厚的二手书，而我买了些不太精美的纪念品打算送给朋友。我们三人一起步行回旅馆，在黑夜里走过行人稀少的街道，就这样慢慢走着。他们谈文学，我虽然插不上嘴，也喜欢听。我第一次听到赵凡这个名字，是2007年刚和W同居那会儿。那天我无意中看到沙发靠背上放着一本自印的诗集，诗人名字叫赵凡。W告诉我，那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朋友。实际上随后的7年中他们俩只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大理；第二次是在敦煌；第三次是昆明。这次到敦煌，我脑海里都是这些早就过去的片段。但W现在人在阿尔及利亚，我想再多也没什么用。
我住在青年旅舍的女生八人间，床铺靠窗。窗沿放着一只白色塑料袋，里面有三只鸡蛋。直到离开那天，我都搞不清它们在那里存在的意义，也没人将它们扔掉。隔壁是男生八人间，总有人在门口坐着。中午我和朋友租了车子前往敦煌西线游。这是一条常规路线：敦煌古城-玉门关-河仓城-汉长城-魔鬼城。所谓的敦煌古城其实是个拍古装戏用的影视城。里面的一切布置得非常真实，但都是道具。瓷碗、银元、包子、大刀，还有古井，都是假的。下午三点的阳光极其毒辣。我们拍了一些没劲的照片就离开了。上车之前我看到车后窗上支着一块像是随意撕下来的边缘不平整的白色硬纸片，上面写着：此车转让。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三言两语中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个实在的人。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怂恿我们去参观其它地方。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结了。“家里催得不行啊！”他感慨地多说了一句。
车子行驶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玉门关。玉门关就是个被铁栏杆围起来的黄土墩，方方正正。岁月的流逝和朝代的变换让它早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威严。它完全成为了一个连雄伟都谈不上的旅游景点，四周是和它颜色一样的黄土地，长着零星杂草。游人在它的里外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甚至我脑子里想到的一句诗歌都与它无关：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曾经和玉门关一样重要，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但今时今日也是个和玉门关同样悲凉的土墩而已吧。
在河仓城，帕翠克看着四下无人，决定裸奔。他有这个爱好。没人且兴致来了的时候，就会裸奔并拍下视频留念。但在此之前我只看过视频，没看过真人秀呢。说实话，在河仓城裸奔，我感到有些怪异。这地方正被失去控制一般的太阳烤得异常炙热。在这里做什么似乎都不太合适，何况还是扒光了衣服在蒸腾的热浪中奔跑。但他还是跑起来了。边跑边脱掉了帽子、上衣，接着是鞋子、袜子、牛仔裤、内裤。他看起来很开心，白花花的皮肤在阳光照耀下亮得刺眼。我和蒂姆也在后面跟着笑。娇娇忙着拍摄。糟糕的是，帕翠克跑完之后，被告之没拍成功。他只好边骂着边又在烈日之下重复了几分钟之前的一系列动作。我就站在不太远的地方，看着他朝我们跑过来。
这一天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魔鬼城。魔鬼城其实是一个地质公园。更确切地说，是旅游局把这一带的雅丹地貌圈起来，将它变成了一个国家地质公园。门票不菲。但捏着门票乘坐大巴进公园这一行为简直太不酷了。大巴上的导游小姑娘染一头不太明显的黄发，耳朵上挂着麦克风，告诉我们这堆土叫做什么名字，那堆土又叫做什么名字。我还觉得它们应该叫做玛丽或威尔逊呢。但身处这片广阔的被风吹得形态各异的雅丹地貌中，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太阳仍未落下，凉风开始吹过我的手臂和脸蛋。我走在这片灰黑色的土地上，使劲看着这些像植物般附着于地面的红色土丘。这些早就在百万年前形成的土丘，也终将消失，正如我们一样。太阳在这里升起又落下了无数次。我们来到它们跟前，见证自己的无足轻重。但现在，我只想静静呆着，再多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