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章需不需要讲求文法
胡适先生是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倡导文学革命，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文学改良刍议》，他在文章中提到“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而后，胡适先生分别针对这八点建议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唯独第三条——须讲求文法——胡适并没有在文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此理至明，无待详论。”而后了事。
在胡适先生眼里，“讲求文法”是一件非常直白明确，根本没有必要去论证讲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刚提出这一观点时，有一个人对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须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个人叫做陈独秀。陈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胡适能将“讲求文法”详细的解释一下并提出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简单的几句“空言”。遗憾的是，胡适先生只是说了一句“其例至繁，不便举之”。
既然胡适先生没有给出他自己的理解，那作为后来人，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下这一观点：什么是“讲求文法”，我们又为什么“须讲求文法”。
文法，何谓“文法”？百度百科中有多种解释“1.法制；法规 2.文章的作法 3.语法”，我们进行简单的分析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胡适文中提到的文法应该是语法，也就是语言的结构方法。讲求文法就是说我们在作文过程中，应该注意文字的语法结构，切不可舍本逐末，为了文章表面的“奢华”，而抛弃了文章内在的“根本”。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求文法呢？
胡适在文中提到“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在胡适先生眼里，不讲求文法的例子太多了，不能够一一列举，但是，这种现象，在“作骈文律诗”的人中最为严重。“骈文律诗”是一种古文体，主要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不太在乎语法的结构，而且内容华丽拖沓，不够务实。后面胡适又说道“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你们不讲究文法的结构，不追求文字的语法，文章是不会通顺的。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18年，胡适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把骈文批判得一无是处。很明显，在胡适看来，这种文胜于质，古板且没有灵性的文体是要被批判的，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是阻碍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的，应当摒弃。其实，远在唐宋时期，就有一个人提出了和胡适类似的观点，这个人叫韩愈，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说道“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文从字顺”不正是“讲求文法”吗？而且，韩愈所主张的古文运动，也正是针对骈文所发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文章的通顺，文法的结构才是根本，才是基础，如果没有了这个最基本的“通”，那剩下的那些“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华丽辞藻，无论你多么的优雅，多么的押韵，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如同离开了土壤的花朵，不论你生得多么美丽，终会败坏。这也正是胡适先生主张“须讲求文法”的原因。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讲求文法呢？
对于这一点胡适先生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他连原因都没有说明，至于方法，那就更不可能了。胡适先生在晚年提及此条白话原则时说："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为什么会荒唐呢？文学评论家李劼曾说到“我们这些对中古中国文字相当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作家写文章，往往不讲求文法。中文的文法本来很简单，可是那中古作家们，运用了各种形式如对仗．骈骊．典故等等故意把它弄复杂了。因而千多年来，写古文的人对文法的分析与结构全不讲求。也许他本人（胡适）也觉得这一条原则仅仅是相对古人古文的不讲求文法而言”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的这一观点恐怕只是针对古文提出的，甚至仅仅针对骈文提出的。他提出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推广白话文，而文法这东西正如李劼所说，在白话文中是很简单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追求，反而在古文中有些人为了形式上的工整对仗，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在我看来，胡适先生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我们后人，我觉得也完全无需关心这个了，毕竟时过境迁，白话文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普及，文言文对我们来说，在现实中的应用已经很少了，至于其中的文法，我们自然也无需操心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讲求文法”的理解，下面我简单的谈一下胡适先生对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原则的看法。
对于这一观点本身，自然是毫无悬念的，夫文言有文言之文法，白话有白话之文法，中文有中文之文法，洋文有洋文之文法。每一种语言本身自然有他的文法结构，而每一种文法自然需要语言来遵守，所以讲求文法这一原则是定然成立的。文法作为文章的基础和根本，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就要求我们在作文的过程中要分清主次，万万不可为了追求表面的奢华而放弃了根本。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得只看重文法本身而忘记了适当的修饰。胡适先生在看了毛泽东的蝶恋花后问赵元任“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赵元任回答说“不能，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由此也可见，胡适先生在追求“文通”的同时，也很重视“韵通”。如能做到“文法”与“奢华”兼顾，那文章的档次可谓提升不少啊。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明朝的八股考试，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再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这文学水准真是不得不令我们惊叹。正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我相信，如果骈体文的作者能够做到“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在注重美丽辞藻的同时又能够兼顾“文法”，那胡适先生也不会觉得“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了吧。
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我很理解胡适先生针对古文提出的“须讲求文法”这一原则，为了推广白话文，自然需要揭露古文中的一些弊端和糟粕并加以批判。但我总觉得这条原则在如今看来显得有点狭隘和偏执。古文中确实存在很多不讲求文法的现象，确实需要来改进，但我并不认为这需要单独拉出来“示众”，因为我觉得这一现象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通病，胡适先生对于这一现象的批判是有些言过其实的。在我看来，文言文是有它独特魅力的，它的对仗和押韵会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美感，让文章读起来会显得很飘逸也很大气。这是别的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特点。甚至有些极好的诗篇在读完之后会让人产生一种“文法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坏的东西我们自然要摒弃，但好的东西我们也应当尽力的去保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永远都是我们处理一切事物的准则。我相信，胡适先生在晚年说的那句“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应该是夹杂着一些反省和新的感悟吧。
在胡适先生眼里，“讲求文法”是一件非常直白明确，根本没有必要去论证讲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刚提出这一观点时，有一个人对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须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个人叫做陈独秀。陈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胡适能将“讲求文法”详细的解释一下并提出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简单的几句“空言”。遗憾的是，胡适先生只是说了一句“其例至繁，不便举之”。
既然胡适先生没有给出他自己的理解，那作为后来人，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下这一观点：什么是“讲求文法”，我们又为什么“须讲求文法”。
文法，何谓“文法”？百度百科中有多种解释“1.法制；法规 2.文章的作法 3.语法”，我们进行简单的分析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胡适文中提到的文法应该是语法，也就是语言的结构方法。讲求文法就是说我们在作文过程中，应该注意文字的语法结构，切不可舍本逐末，为了文章表面的“奢华”，而抛弃了文章内在的“根本”。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求文法呢？
胡适在文中提到“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在胡适先生眼里，不讲求文法的例子太多了，不能够一一列举，但是，这种现象，在“作骈文律诗”的人中最为严重。“骈文律诗”是一种古文体，主要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不太在乎语法的结构，而且内容华丽拖沓，不够务实。后面胡适又说道“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你们不讲究文法的结构，不追求文字的语法，文章是不会通顺的。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18年，胡适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把骈文批判得一无是处。很明显，在胡适看来，这种文胜于质，古板且没有灵性的文体是要被批判的，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是阻碍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的，应当摒弃。其实，远在唐宋时期，就有一个人提出了和胡适类似的观点，这个人叫韩愈，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说道“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文从字顺”不正是“讲求文法”吗？而且，韩愈所主张的古文运动，也正是针对骈文所发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文章的通顺，文法的结构才是根本，才是基础，如果没有了这个最基本的“通”，那剩下的那些“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华丽辞藻，无论你多么的优雅，多么的押韵，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如同离开了土壤的花朵，不论你生得多么美丽，终会败坏。这也正是胡适先生主张“须讲求文法”的原因。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讲求文法呢？
对于这一点胡适先生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他连原因都没有说明，至于方法，那就更不可能了。胡适先生在晚年提及此条白话原则时说："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为什么会荒唐呢？文学评论家李劼曾说到“我们这些对中古中国文字相当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作家写文章，往往不讲求文法。中文的文法本来很简单，可是那中古作家们，运用了各种形式如对仗．骈骊．典故等等故意把它弄复杂了。因而千多年来，写古文的人对文法的分析与结构全不讲求。也许他本人（胡适）也觉得这一条原则仅仅是相对古人古文的不讲求文法而言”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的这一观点恐怕只是针对古文提出的，甚至仅仅针对骈文提出的。他提出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推广白话文，而文法这东西正如李劼所说，在白话文中是很简单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追求，反而在古文中有些人为了形式上的工整对仗，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在我看来，胡适先生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我们后人，我觉得也完全无需关心这个了，毕竟时过境迁，白话文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普及，文言文对我们来说，在现实中的应用已经很少了，至于其中的文法，我们自然也无需操心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讲求文法”的理解，下面我简单的谈一下胡适先生对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原则的看法。
对于这一观点本身，自然是毫无悬念的，夫文言有文言之文法，白话有白话之文法，中文有中文之文法，洋文有洋文之文法。每一种语言本身自然有他的文法结构，而每一种文法自然需要语言来遵守，所以讲求文法这一原则是定然成立的。文法作为文章的基础和根本，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就要求我们在作文的过程中要分清主次，万万不可为了追求表面的奢华而放弃了根本。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得只看重文法本身而忘记了适当的修饰。胡适先生在看了毛泽东的蝶恋花后问赵元任“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赵元任回答说“不能，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由此也可见，胡适先生在追求“文通”的同时，也很重视“韵通”。如能做到“文法”与“奢华”兼顾，那文章的档次可谓提升不少啊。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明朝的八股考试，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再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这文学水准真是不得不令我们惊叹。正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我相信，如果骈体文的作者能够做到“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在注重美丽辞藻的同时又能够兼顾“文法”，那胡适先生也不会觉得“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了吧。
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我很理解胡适先生针对古文提出的“须讲求文法”这一原则，为了推广白话文，自然需要揭露古文中的一些弊端和糟粕并加以批判。但我总觉得这条原则在如今看来显得有点狭隘和偏执。古文中确实存在很多不讲求文法的现象，确实需要来改进，但我并不认为这需要单独拉出来“示众”，因为我觉得这一现象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通病，胡适先生对于这一现象的批判是有些言过其实的。在我看来，文言文是有它独特魅力的，它的对仗和押韵会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美感，让文章读起来会显得很飘逸也很大气。这是别的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特点。甚至有些极好的诗篇在读完之后会让人产生一种“文法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坏的东西我们自然要摒弃，但好的东西我们也应当尽力的去保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永远都是我们处理一切事物的准则。我相信，胡适先生在晚年说的那句“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应该是夹杂着一些反省和新的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