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日报发表我的《私塾生活》
毕节日报发表我的《私塾生活》
高致贤
按：2014年3月7日《毕节日报》第7版“热土品读”发表我回忆录《苦乐人生》中的一节，我的《私塾生活》。再次转发，以示感谢。
入学生涯就是我在学校当学生的时间，一般来说，这应该算我的学历，可它又不完全等于我的学历，因为我的学历很特殊。
旧社会入学要到7岁，因方言中“六”与“绿”同音，人们就说：6岁入学就会“绿眉绿眼”（痴呆状）的，我就延到1944年才在熊家庄熊德益办的私塾中去拜孔圣人正式入学。
当时的私塾是一年读一学，即正月十五开学，十月初一放学。此期间没有星期，也没有假期，只有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各放学一天，其余时间都在校读书。
全堂学生十余个，各人读的课本不相同，有读发蒙课本《三字经》的，有读《大学》、《中庸》等“四书”的；我读的却是新学（政府办学统一用的）课本。可是只读语文，没有学算术等别的学科；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老师（当时称先生）教读一篇新课文，而后各自诵读。
读熟了，次日上午把书交给老师看着，学生车过身子，背对老师，背诵头天教的课文，能背诵了，老师随便指认课文中的几个生字，若认得了，就算过关，先生教新课，教会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如果头天教的课文还背不得，或只背得课文认不得字的，就继续读，直到背得课文认得字了，才给教新课。反之，如果你一天能背诵几篇课文，且又认得文中的难字，先生就给你多教几篇新课。一间课堂里，同时传出读各种书的声音。我因学前已熟读《千字文》，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我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字也是全认得的，于是，先生就说我是什么“神童”，还把我的生日与观音联系起来，对我实行免背书，免认生字，新课也由我自己先读，如有认不得的字才去问先生。先生还让我当他的“助教”：帮他检查其他一些学生背课文，认生字。
每天中午还要写一篇大字，根据学生水平，最低是老师手把手地教“填红”，有写蒙格的，有写跳格的，有临帖的；并在大字行间写小字，反复写上课文中的生字，藉以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我一开始就写蒙格，很快就写跳格。
熊德益老师的书法不错，教学认真，被家长们公认为好老师。可惜刚教了我们一年多点时间，他家住房失火，学校也就停办了。1950年他便被他宗族里的一个人杀害。
1946年，有个叫韦应华的先生，又在垭口场的碾房里团了一堂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了一年。私塾的教学都是一个模式。我己读到三、四年级的新学课本了。而四年级的课文排版是将正文排成大字，在各个生词后边接着排小字注释。老先生不知小字是注释，要求我当成正文背诵，这就降低了我的读书进度。因为他要种田和自己煮饭吃，他也让我当他的“助教”。有个学生叫高宗选，比我大5岁，是我的堂侄，也很聪明。他已经读到四书中的《先进》了，背书认字也是一流的，也被免打手掌了。
一次“月终总考”，他对本月所教的新课倒背如流，生字也难不倒他，我想打他的手掌来逗乐。他背书时，我发现他的书上有个印刷变体了的“不”字，就是“一”字底下一个“个”字。让他背完书之后，我就写那个字考他，他认不得，我便打了他三个手掌；把他打痛了，才在书上翻出那个字给他看，原来是个“不”字。他去告老师，老师也没有责怪我，他也把我这个小叔没办法。几十年后我与他谈起这件事都还好笑。
在上述两年的私塾中，我一直读的是新学课本，但没有读过的《三字经》《三字幼仪》《百家姓》全背得，连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等一些章节我也能背诵，因为学生同室朗读，等于他们教我。故我可以当先生的“助教”。
1948年初，高枧老街上办了个私塾，从毕节水洞请来个新学毕业的潘老师，我和我幺哥去插班。我幺哥读初一，我读四年级，都只读语文而不学算术。我们寄宿于新街上的亲戚刘三婶家，我们没有行李，我就同她那比我大一岁的小儿子刘祖裕同读一班同住一室，同一床睡。因为三婶的五儿子刘祖英时任高枧的保长，我们就不担心被抓兵，否则，是不敢离开家乡去读书的。不过，时临解放前，国民党已兵慌马乱，一学期没读完，学校就散伙了，从此结束了我断断续续的两年多的私塾生涯，完成了我的入学生涯“三级跳”中的第一跳。
高致贤
按：2014年3月7日《毕节日报》第7版“热土品读”发表我回忆录《苦乐人生》中的一节，我的《私塾生活》。再次转发，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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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生涯就是我在学校当学生的时间，一般来说，这应该算我的学历，可它又不完全等于我的学历，因为我的学历很特殊。
旧社会入学要到7岁，因方言中“六”与“绿”同音，人们就说：6岁入学就会“绿眉绿眼”（痴呆状）的，我就延到1944年才在熊家庄熊德益办的私塾中去拜孔圣人正式入学。
当时的私塾是一年读一学，即正月十五开学，十月初一放学。此期间没有星期，也没有假期，只有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各放学一天，其余时间都在校读书。
全堂学生十余个，各人读的课本不相同，有读发蒙课本《三字经》的，有读《大学》、《中庸》等“四书”的；我读的却是新学（政府办学统一用的）课本。可是只读语文，没有学算术等别的学科；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老师（当时称先生）教读一篇新课文，而后各自诵读。
读熟了，次日上午把书交给老师看着，学生车过身子，背对老师，背诵头天教的课文，能背诵了，老师随便指认课文中的几个生字，若认得了，就算过关，先生教新课，教会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如果头天教的课文还背不得，或只背得课文认不得字的，就继续读，直到背得课文认得字了，才给教新课。反之，如果你一天能背诵几篇课文，且又认得文中的难字，先生就给你多教几篇新课。一间课堂里，同时传出读各种书的声音。我因学前已熟读《千字文》，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我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字也是全认得的，于是，先生就说我是什么“神童”，还把我的生日与观音联系起来，对我实行免背书，免认生字，新课也由我自己先读，如有认不得的字才去问先生。先生还让我当他的“助教”：帮他检查其他一些学生背课文，认生字。
每天中午还要写一篇大字，根据学生水平，最低是老师手把手地教“填红”，有写蒙格的，有写跳格的，有临帖的；并在大字行间写小字，反复写上课文中的生字，藉以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我一开始就写蒙格，很快就写跳格。
熊德益老师的书法不错，教学认真，被家长们公认为好老师。可惜刚教了我们一年多点时间，他家住房失火，学校也就停办了。1950年他便被他宗族里的一个人杀害。
1946年，有个叫韦应华的先生，又在垭口场的碾房里团了一堂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了一年。私塾的教学都是一个模式。我己读到三、四年级的新学课本了。而四年级的课文排版是将正文排成大字，在各个生词后边接着排小字注释。老先生不知小字是注释，要求我当成正文背诵，这就降低了我的读书进度。因为他要种田和自己煮饭吃，他也让我当他的“助教”。有个学生叫高宗选，比我大5岁，是我的堂侄，也很聪明。他已经读到四书中的《先进》了，背书认字也是一流的，也被免打手掌了。
一次“月终总考”，他对本月所教的新课倒背如流，生字也难不倒他，我想打他的手掌来逗乐。他背书时，我发现他的书上有个印刷变体了的“不”字，就是“一”字底下一个“个”字。让他背完书之后，我就写那个字考他，他认不得，我便打了他三个手掌；把他打痛了，才在书上翻出那个字给他看，原来是个“不”字。他去告老师，老师也没有责怪我，他也把我这个小叔没办法。几十年后我与他谈起这件事都还好笑。
在上述两年的私塾中，我一直读的是新学课本，但没有读过的《三字经》《三字幼仪》《百家姓》全背得，连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等一些章节我也能背诵，因为学生同室朗读，等于他们教我。故我可以当先生的“助教”。
1948年初，高枧老街上办了个私塾，从毕节水洞请来个新学毕业的潘老师，我和我幺哥去插班。我幺哥读初一，我读四年级，都只读语文而不学算术。我们寄宿于新街上的亲戚刘三婶家，我们没有行李，我就同她那比我大一岁的小儿子刘祖裕同读一班同住一室，同一床睡。因为三婶的五儿子刘祖英时任高枧的保长，我们就不担心被抓兵，否则，是不敢离开家乡去读书的。不过，时临解放前，国民党已兵慌马乱，一学期没读完，学校就散伙了，从此结束了我断断续续的两年多的私塾生涯，完成了我的入学生涯“三级跳”中的第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