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齐泽克诞生出德勒兹的孩子时……——对齐泽克的《无身体器官》的评论》

《当齐泽克诞生出德勒兹的孩子时……——对齐泽克的《无身体器官》的评论》
米拉顿•杜拉 廖鸿飞译
原文链接 http://simongros.com/text/articles/mladen-dolar/zizek-makes-deleuze-baby/
       我们很难跟得上齐泽克在写作上的多产。今年他又给了我们三个标题：与《无身体器官》（Organs without Bodies）一道，还有《傀儡与侏儒》（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MIT）（该书同时也在德国的Suhrkamp出版社出版）和一本关于伊拉克的书（最近由Verso出版社出版）（更不用提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各个版本了）。这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基督教的，一本是关于当代哲学的，一本是关于当前政治的。这些标题已然展示了作者那广阔的视野，作者通过不同的主题不偏不倚地在各个领域内穿梭，在其中展示他的姿态、他的切入点，这总是会让你不能回避，让读者要么赞同，要么暴力地拒斥。
      假如我们先不理睬他那关于基督教的叙说，先静候他那本关于伊拉克的书，那么很有必要地指出他那本关于德勒兹的书，的确是最为深入思考的、篇幅最长的，并且它拥有一种敏锐的、富有创造性的姿态，它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回应。
      几十年以前米歇尔•福柯在德勒兹的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著名的句子，提到这个世纪（即20世纪）有朝一日会是德勒兹的世纪。虽然这句话所提及的是一位相对不是非常著名的和晦涩的作者，但是这个预言被证明基本上是先知式的。德勒兹在法国的声望在他1995年逝世时以及之后逐渐见长，但是英美学界在落后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最终掌握了他，看上去好像德勒兹是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知识分子，这其中还多亏了德勒兹那数不胜数的学生们（比如最近被翻译出来的《帝国》的作者内格里和哈特）的成功。尽管这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事情确实发生了：德勒兹几乎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尺，从艺术运动到文化批评乃至整个反全球化的运动，每个人都引用他。这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是因为德勒兹作品涉猎领域之广泛、晦涩和智性上的果敢与流行天差地别，它只代表它自身，因此我们很难去归类它，也不能将之说成是哪一个学派的。当然，只有以某种特定的还原为代价，将其著作稀释为一些可操作的信条，使其丧失了锋芒之后，德勒兹的突然流行起来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齐泽克这本书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重返德勒兹”，重返到位于流行形象背后那“无码”（hard core）的德勒兹。这不是对德勒兹的一个简单辩护，也不是对德勒兹的一个简单的批判，虽然批判是每个人都期待看到的一幕，因为德勒兹是精神分析学最引人瞩目的批判者，而齐泽克则是精神分析学著名的拥护者。但是在这里，齐泽克将德勒兹作为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值得向之学习的对话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避免掉进与德勒兹进行“哲学对话”的陷阱。德勒兹是一个强烈地反对“对话”这个概念的哲学家，他从不发起争辩和对话，他坚信这只会是陷入某人自身的观点视角之中的无果的自恋，而哲学只有在作为概念之建构的时候才是具有生产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是与德勒兹的“对话”，而是别的东西：是一种去描绘两种不同的思想领域在十字路口和交汇处如何惊人地相遇的努力，因为在此它们彼此看上去像是无比地天壤之别。这不是一种象征的交换，而是遭遇：对话是常见的但常常是琐碎的，但遭遇却是罕见的。
       遭遇发生之处是最为痛楚的，也是最料想不到的；我只能在此浅尝辄止。让我们拿黑格尔为例，他是德勒兹最恨之入骨的哲学家（德勒兹的著名格言是“我们必须忘却黑格尔”——不要去分析他、批判他或者征服他，而是简单地忘记这个怪物的曾经存在），而齐泽克却在他的整部著作里都提及黑格尔。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更大的对立：黑格尔是一个在每次肯定之中看到否定性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的这一要义最终将每一个差异还原为自我指涉的同一性从而固化了绝对。另一方面来说，德勒兹则是一个提倡纯粹肯定、纯粹生成、事件及其系列、意义的表面性的思想家，在他的眼中冷酷的差异和“多样性”（multitude）是不能被缩减为一和同一性的。但是这个官方版本的故事是误导人的，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会变得不可靠，所以在阅读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概念变得就像是从他的对手的笔下写出来似的。德勒兹的生成理论难道不是与黑格尔的概念的演进紧密相关吗？他们不都是提倡对表面的肯定，而不提倡任何深度吗？“幕布后面空无一物”这个论点不也是适用于德勒兹吗？对于德勒兹来说，否定性难道不是某种包围着肯定的存在并形成“事件”的东西吗？齐泽克在第一部分的最后很好地找到了两者的共同点，他们两人通常的哲学差异变得非常模糊，而他们共通之处和联系看上去一定能够产生出奇妙的结果。
      或许，让我们例举第二个最敏感的之处，它是由“反俄狄浦斯”的箴言所总结出来的，位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这本书的所有标题后面（我们可以以一个比拟性的箴言总结为“我们必须忘记俄狄浦斯”）。在这里，德勒兹再次与精神分析学针锋相对，是作为结构的俄狄浦斯的诅咒将人类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整体减缩为“父-母-我”这个家庭三角关系的永恒同一的剧情，因而它再现了作为压抑起点的强有力的标准化，辗碎了“游牧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y)，将其辖域化（territorialize）。
      但是假如我们再次仔细观察，齐泽克的解读将俄狄浦斯变作了一个异质性欲望和机制的代表，它允许解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发生（德勒兹最爱的词语），这就是说，它同时将那些自然的东西和社会限制因素移除了，只允许向它的异质性敞开。所以俄狄浦斯成了第一个“游牧的主体”，成了有人类欲望的游牧特征的第一人。
      在第一部分，齐泽克讨论了德勒兹的理论，一步步地解读了他的基本思想著作，将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扭曲。虽然这种解读有时是晦涩的，它却提供了全部必要的概念锋芒并暴露了它们的关系，这在当前的理论区分之中无疑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部分则更为分散，它深入探究了德勒兹著作在三个领域内的一些后果：在科学上，齐泽克将德勒兹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例如通过“自动生产”(autopoiesis)或“效果先于原因”这样的概念）；在艺术上，他延续了德勒兹论述电影的两本大部头的一些方向；在政治上，他试图带出一个别样的德勒兹式的政治，而不是延续那些常见的看法，例如作为反叛空间的“多样性”。但是齐泽克无论如何是不能被总结的，我必须在此停笔。
     德勒兹自己就是一个热切的阅读者，他对（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的哲学文本有着精准的分析。曾经一度他说过他的写作是试图诞生出特定哲学家的孩子，因而他内在地追随了哲学家们的著作，但又完全移置和转变了他们的作品，因此哲学家们不会想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德勒兹的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齐泽克也是这样做的，他是确定无疑地诞生了德勒兹的孩子，但是德勒兹也是不会乐意见到这个孩子的。作为读者的我们，值得为此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