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规则：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
与米开朗琪罗不同，帕拉第奥并非天才少年，个人努力加上环境适宜，逐渐成就了这位西方早期现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大师。帕拉第奥性格宽和、擅言谈、聪慧好学，工作起来常无间日月。他建筑事业的成功，得益于一批慷慨、博学而又慧眼识才的赞助人，他们给帕拉第奥各种机会进行建筑创作。他设计了维琴察大会堂的拱廊(图1)，在维琴察及周边地区建造了很多别墅。在事业晚期，帕拉第奥接替桑索维诺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总建筑师，并在这里留下了他的宗教建筑名作：圣乔治马焦雷教堂(San Giorgio Maggiore, 1560-1565, 图2)和救主堂(Il Redentore, 1576-1577, 图3)。帕拉第奥的建筑恰如其人：宁静、清晰、理性，同时又温和而易于接近。他的作品与环境默契相融，成为赏心悦目的景观。著名的圆厅别墅(Villa Rotonda, 1566-1570, 图4)就是最好的例子。
帕氏是社会下层的工匠出身，没有艺术家背景。他生于帕多瓦，十三岁开始在当地一家石工作坊做学徒，三年后去了维琴察，在两位大石匠的作坊里当助手，并逐渐做到合伙人，但直到1530年前后仍名不见经传。尽管帕氏出身寒微，石匠的经历却使他充分掌握了这个古老行业的方方面面。他悉心观察并积累下管理经验，再加上对石材的了解和对石雕装饰技术的掌握，为其转型成为建筑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帕氏的建筑事业与两位赞助人慧眼识才密切相关。第一位伯乐是维琴察的贵族特里西诺(Gian Giorgio Trissino, 1478-1550)。1538年帕氏已经三十岁，尚未在建筑领域展示出天分。一次与特里西诺的会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特里西诺对帕氏的建筑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不仅为帕氏虚构了古典名字，更为这位在营造行里小有成就的石匠提供了一系列进入建筑师职业必不可少的知识教育与专业训练。
文艺复兴时期，学习古建、掌握素描及透视技法是建筑师成长之路的唯一共同点。对当时大多数建筑师来说，古建学习纯属“自学”，但帕氏是个例外，因为有特里西诺这位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入门导师。后者经历了以教皇雷欧十世和拉斐尔为主导的罗马建筑的黄金年代，亲眼见识过伯拉孟特(Donato Bramante, 1444-1514)等大建筑师的作品，对建筑理论和实践怀有浓厚兴趣。作为人文学者，特里西诺系统研究过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这部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唯一建筑专著，被文艺复兴时期数代建筑师奉为宝典，以其为指导在罗马的层层废墟中悉心钻研，寻觅走向新建筑的途径。但是，拉丁文本的《建筑十书》术语深奥，晦涩难懂，而维特鲁威本人又刻意卖弄文字，表达上模棱两可，即令精通拉丁文的学者也望而却步。帕氏只会念最初级的拉丁文，古典文学更非他这个阶层有机会涉猎，幸而，博学的特里西诺引导其读《建筑十书》时在语言上给了他大力帮助。这位大文人在自家庄园里创立了一个学社，定期邀请文学家和哲学家做演讲，帕氏有幸成为学社的一员。
学习古典建筑的另一有效途径是现场考察古迹，对此特里西诺再次给予帕氏慷慨资助。第一次罗马之行给帕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三十年后他在自己的《建筑四书》里回忆说：“我发现古代建筑的遗迹比我原来想象得更值得仔细研究，于是我开始精心测量它们的每一个细部。”可见帕氏对古建遗迹的态度既非浪漫抒情也非实用功利，而是一种体系化探究的精神。帕氏不只把建筑当成职业，还把它看作可与文学和哲学相比肩的历史理论的研究、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没有特里西诺的鼓励、引导和支持，很难想象匠人出身的帕氏会对建筑形成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人文化的关怀。
特里西诺去世前将帕氏介绍给威尼斯共和国大使巴尔巴洛(Daniele Barbaro, 1514-1570)——他的第二位伯乐。这位教皇的远亲也致力于钻研古典建筑。1554年，两人首次结伴前往罗马，经其引见，帕氏结识了一群重要的教廷建筑师，包括米开朗琪罗和维尼奥拉(Jacopo Barozzi da Vignola, 1507-1573)，后者于1562年出版了著名的《建筑五种柱式规则》(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architettura)。正是在1554年，帕氏在罗马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罗马古迹考》(L’antichità di Roma)。该书体现出作者的博识和严谨：在介绍每一处古建遗迹时，都引证当时能找到的文字记录，并与实地观察和测绘数据进行比较。正是特里西诺对帕氏在建筑专业训练和智识教育两方面的帮助才促成了该书的诞生。对帕氏来说，这种集建筑师与作家于一身的优势很快奠定了他在罗马古迹方面的权威地位，使其扬名亚平宁半岛。
帕氏作为建筑师的能力和素养得到巴尔巴洛的激赏。1556年，由巴尔巴洛作注、帕氏配图，通力合作完成了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新译本，铸为图书出版史上的佳话。当时帕氏研究维特鲁威著作已有十载。巴尔巴洛为该版《建筑十书》作序充分肯定了帕氏的贡献，认为他不仅仅是插图师，更是一位建筑专家和知识权威。序言说：“帕拉第奥把维特鲁威提到的剧场、神庙、大会堂以及所有比例和谐且样式优美的细部逐个向我作了解释。他边画边讲，分析得十分透彻。也正是他从整个意大利的古代遗迹中遴选出最好的例子来做了详细的测量。”
这段话所揭示的帕氏对建筑的态度贯穿其事业始末。这与拉斐尔对绘画的态度可堪比较。拉斐尔曾为罗马台伯河西岸的法内西那别墅(Villa Farnesina)作过一幅有名的神话题材的壁画。当被问及他画中神话人物的原型来自何处时，拉斐尔说这样的原型并不存在，他笔下的人物是通过综合许多现实人物的优点而创造的。同样，帕氏的传世之作《建筑四书》也是通过“遴选最好的例子”来完成的。有学者认为，即便帕氏设计的别墅和教堂无一存世，仅《建筑四书》也足以使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而被世人铭记。作为一生建筑创作和研究的心血结晶，《建筑四书》既非个人史，也不是对维特鲁威的简单诠释，而是一部煞费苦心为建筑师准备的教科书，作者尽可能使之好读好用。的确，几个世纪以来《建筑四书》的读者遍及天下，从科班出身的英国文艺复兴大建筑师琼斯(Inigo Jones, 1573-1652)，到出身贵族的建筑爱好者伯林顿伯爵(Richard Boyle, 3rd Earl of Burlington, 1694-1753)，甚至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缔造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无不从中受益。该书的持久影响恰恰反映出它在建筑教育上的成功。
若将《建筑四书》与同类建筑专著作简单比较，便可看出其推广建筑专业训练的优势。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在1414年左右被重新发现后一度成为撰写该类专著的范本，但该著作文学价值不高，且内容每陷于理论空谈，留下许多未解之谜。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的名著《论建筑》是在批判性研究维特鲁威著作的基础上独立写就的，结构上保留了十书的形式，内容和主题则另辟蹊径。阿尔伯蒂集建筑师、学者、诗人、数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是典型的通才。《论建筑》以精炼的拉丁文写成，论述精辟深刻，通篇没有插图。这样一来，《论建筑》更像文学史上的一部珍品，令人高山仰止，却未能作为建筑教材得以传播。
在流传广度上与帕氏《建筑四书》更接近的是赛里奥(Sebastian Serlio, 1475-1554)的《建筑七书》。与前者相比，赛里奥著作的文字组织欠严密，条理不尽清晰。在这方面，帕氏从赞助人特里西诺那里得到的启蒙训练和与巴尔巴洛的合作经历使其受益匪浅。他的著作文风清澈、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值得指出的是，《建筑四书》的插图是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帕氏严格运用正投影绘图法，同时在插图中标注尺寸，便于读者参详。这些严谨图例展示的范式规则，令帕氏成为后世建筑师反复学习的一代宗师。
帕氏的建筑专业训练已现早期学院风气的端倪。如果说米开朗琪罗是打破规则的先驱，那么帕氏恰是古典建筑规则的建立者。他的实践和著作引来无数追随者，这与米开朗琪罗的身后寂寞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意义上，帕氏一个人就成了一所学院。必须说明的是，作为规则制订者，帕氏并不泥守于教条化的法式。实际上，他在《建筑四书》里呈现的规则都是他认为最适宜而合理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不必首尾一致。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帕氏在第一书里把爱奥尼柱式的柱间距确定为柱直径的2.25倍，科林斯柱式的柱间距则为其柱直径的2倍(图5)。但是在第二书中引用匹奥比诺别墅(Villa Piombino)这一案例时，虽然首层的爱奥尼柱廊基本保持了2.25倍柱直径的间距，但上层的科林斯柱廊却显示出比2倍柱直径宽得多的柱间距(图6)。这一明显的矛盾并非作者的疏忽，问题其实可追溯到古典建筑的根源。众所周知，古典柱式源于环绕在古希腊神庙内殿周围的柱廊。每一座神庙只有一种柱式，其柱间距便可用柱直径(也即 “模数”, Module)的一个固定倍数来确定。古罗马建筑出现了两种或多种柱式叠加的样式，出于结构的考虑，上下两层柱子必须对齐。帕氏在为别墅住宅类建筑设计神庙式入口立面时常常使用罗马的复式柱廊。匹奥比诺别墅就是其中一例。假如帕氏按照其本人分别为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式提出的2.25倍和2倍柱间距来设计，那么上层的科林斯柱就会比下层的爱奥尼柱粗出25%。显然这样的处理不让人满意。因此帕氏有意调整了柱间距，使整个立面的结构和视觉效果达到了和谐统一。
这个例子说明，帕氏是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来做设计的；规则对他来说是灵活而非绝对的，他把建筑看作生动而丰富多姿的事物。这一态度既体现在他对规则的阐述里也反映在他的插图中。尽管他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古代建筑遗迹中“精确的表达和优美的比例”，他的每一幅插图却比语言更有说服力。难怪《建筑四书》不但对职业建筑师的训练贡献卓著，同时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建筑爱好者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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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琴察, 帕拉第奥大会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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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圣乔治马焦雷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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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救主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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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琴察, 圆厅别墅 |
帕氏是社会下层的工匠出身，没有艺术家背景。他生于帕多瓦，十三岁开始在当地一家石工作坊做学徒，三年后去了维琴察，在两位大石匠的作坊里当助手，并逐渐做到合伙人，但直到1530年前后仍名不见经传。尽管帕氏出身寒微，石匠的经历却使他充分掌握了这个古老行业的方方面面。他悉心观察并积累下管理经验，再加上对石材的了解和对石雕装饰技术的掌握，为其转型成为建筑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帕氏的建筑事业与两位赞助人慧眼识才密切相关。第一位伯乐是维琴察的贵族特里西诺(Gian Giorgio Trissino, 1478-1550)。1538年帕氏已经三十岁，尚未在建筑领域展示出天分。一次与特里西诺的会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特里西诺对帕氏的建筑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不仅为帕氏虚构了古典名字，更为这位在营造行里小有成就的石匠提供了一系列进入建筑师职业必不可少的知识教育与专业训练。
文艺复兴时期，学习古建、掌握素描及透视技法是建筑师成长之路的唯一共同点。对当时大多数建筑师来说，古建学习纯属“自学”，但帕氏是个例外，因为有特里西诺这位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入门导师。后者经历了以教皇雷欧十世和拉斐尔为主导的罗马建筑的黄金年代，亲眼见识过伯拉孟特(Donato Bramante, 1444-1514)等大建筑师的作品，对建筑理论和实践怀有浓厚兴趣。作为人文学者，特里西诺系统研究过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这部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唯一建筑专著，被文艺复兴时期数代建筑师奉为宝典，以其为指导在罗马的层层废墟中悉心钻研，寻觅走向新建筑的途径。但是，拉丁文本的《建筑十书》术语深奥，晦涩难懂，而维特鲁威本人又刻意卖弄文字，表达上模棱两可，即令精通拉丁文的学者也望而却步。帕氏只会念最初级的拉丁文，古典文学更非他这个阶层有机会涉猎，幸而，博学的特里西诺引导其读《建筑十书》时在语言上给了他大力帮助。这位大文人在自家庄园里创立了一个学社，定期邀请文学家和哲学家做演讲，帕氏有幸成为学社的一员。
学习古典建筑的另一有效途径是现场考察古迹，对此特里西诺再次给予帕氏慷慨资助。第一次罗马之行给帕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三十年后他在自己的《建筑四书》里回忆说：“我发现古代建筑的遗迹比我原来想象得更值得仔细研究，于是我开始精心测量它们的每一个细部。”可见帕氏对古建遗迹的态度既非浪漫抒情也非实用功利，而是一种体系化探究的精神。帕氏不只把建筑当成职业，还把它看作可与文学和哲学相比肩的历史理论的研究、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没有特里西诺的鼓励、引导和支持，很难想象匠人出身的帕氏会对建筑形成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人文化的关怀。
特里西诺去世前将帕氏介绍给威尼斯共和国大使巴尔巴洛(Daniele Barbaro, 1514-1570)——他的第二位伯乐。这位教皇的远亲也致力于钻研古典建筑。1554年，两人首次结伴前往罗马，经其引见，帕氏结识了一群重要的教廷建筑师，包括米开朗琪罗和维尼奥拉(Jacopo Barozzi da Vignola, 1507-1573)，后者于1562年出版了著名的《建筑五种柱式规则》(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architettura)。正是在1554年，帕氏在罗马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罗马古迹考》(L’antichità di Roma)。该书体现出作者的博识和严谨：在介绍每一处古建遗迹时，都引证当时能找到的文字记录，并与实地观察和测绘数据进行比较。正是特里西诺对帕氏在建筑专业训练和智识教育两方面的帮助才促成了该书的诞生。对帕氏来说，这种集建筑师与作家于一身的优势很快奠定了他在罗马古迹方面的权威地位，使其扬名亚平宁半岛。
帕氏作为建筑师的能力和素养得到巴尔巴洛的激赏。1556年，由巴尔巴洛作注、帕氏配图，通力合作完成了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新译本，铸为图书出版史上的佳话。当时帕氏研究维特鲁威著作已有十载。巴尔巴洛为该版《建筑十书》作序充分肯定了帕氏的贡献，认为他不仅仅是插图师，更是一位建筑专家和知识权威。序言说：“帕拉第奥把维特鲁威提到的剧场、神庙、大会堂以及所有比例和谐且样式优美的细部逐个向我作了解释。他边画边讲，分析得十分透彻。也正是他从整个意大利的古代遗迹中遴选出最好的例子来做了详细的测量。”
这段话所揭示的帕氏对建筑的态度贯穿其事业始末。这与拉斐尔对绘画的态度可堪比较。拉斐尔曾为罗马台伯河西岸的法内西那别墅(Villa Farnesina)作过一幅有名的神话题材的壁画。当被问及他画中神话人物的原型来自何处时，拉斐尔说这样的原型并不存在，他笔下的人物是通过综合许多现实人物的优点而创造的。同样，帕氏的传世之作《建筑四书》也是通过“遴选最好的例子”来完成的。有学者认为，即便帕氏设计的别墅和教堂无一存世，仅《建筑四书》也足以使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而被世人铭记。作为一生建筑创作和研究的心血结晶，《建筑四书》既非个人史，也不是对维特鲁威的简单诠释，而是一部煞费苦心为建筑师准备的教科书，作者尽可能使之好读好用。的确，几个世纪以来《建筑四书》的读者遍及天下，从科班出身的英国文艺复兴大建筑师琼斯(Inigo Jones, 1573-1652)，到出身贵族的建筑爱好者伯林顿伯爵(Richard Boyle, 3rd Earl of Burlington, 1694-1753)，甚至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缔造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无不从中受益。该书的持久影响恰恰反映出它在建筑教育上的成功。
若将《建筑四书》与同类建筑专著作简单比较，便可看出其推广建筑专业训练的优势。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在1414年左右被重新发现后一度成为撰写该类专著的范本，但该著作文学价值不高，且内容每陷于理论空谈，留下许多未解之谜。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的名著《论建筑》是在批判性研究维特鲁威著作的基础上独立写就的，结构上保留了十书的形式，内容和主题则另辟蹊径。阿尔伯蒂集建筑师、学者、诗人、数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是典型的通才。《论建筑》以精炼的拉丁文写成，论述精辟深刻，通篇没有插图。这样一来，《论建筑》更像文学史上的一部珍品，令人高山仰止，却未能作为建筑教材得以传播。
在流传广度上与帕氏《建筑四书》更接近的是赛里奥(Sebastian Serlio, 1475-1554)的《建筑七书》。与前者相比，赛里奥著作的文字组织欠严密，条理不尽清晰。在这方面，帕氏从赞助人特里西诺那里得到的启蒙训练和与巴尔巴洛的合作经历使其受益匪浅。他的著作文风清澈、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值得指出的是，《建筑四书》的插图是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帕氏严格运用正投影绘图法，同时在插图中标注尺寸，便于读者参详。这些严谨图例展示的范式规则，令帕氏成为后世建筑师反复学习的一代宗师。
帕氏的建筑专业训练已现早期学院风气的端倪。如果说米开朗琪罗是打破规则的先驱，那么帕氏恰是古典建筑规则的建立者。他的实践和著作引来无数追随者，这与米开朗琪罗的身后寂寞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意义上，帕氏一个人就成了一所学院。必须说明的是，作为规则制订者，帕氏并不泥守于教条化的法式。实际上，他在《建筑四书》里呈现的规则都是他认为最适宜而合理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不必首尾一致。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帕氏在第一书里把爱奥尼柱式的柱间距确定为柱直径的2.25倍，科林斯柱式的柱间距则为其柱直径的2倍(图5)。但是在第二书中引用匹奥比诺别墅(Villa Piombino)这一案例时，虽然首层的爱奥尼柱廊基本保持了2.25倍柱直径的间距，但上层的科林斯柱廊却显示出比2倍柱直径宽得多的柱间距(图6)。这一明显的矛盾并非作者的疏忽，问题其实可追溯到古典建筑的根源。众所周知，古典柱式源于环绕在古希腊神庙内殿周围的柱廊。每一座神庙只有一种柱式，其柱间距便可用柱直径(也即 “模数”, Module)的一个固定倍数来确定。古罗马建筑出现了两种或多种柱式叠加的样式，出于结构的考虑，上下两层柱子必须对齐。帕氏在为别墅住宅类建筑设计神庙式入口立面时常常使用罗马的复式柱廊。匹奥比诺别墅就是其中一例。假如帕氏按照其本人分别为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式提出的2.25倍和2倍柱间距来设计，那么上层的科林斯柱就会比下层的爱奥尼柱粗出25%。显然这样的处理不让人满意。因此帕氏有意调整了柱间距，使整个立面的结构和视觉效果达到了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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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第奥, 建筑四书, 科林斯柱式柱间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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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第奥, 建筑四书, 匹奥比诺别墅平面及立面 |
这个例子说明，帕氏是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来做设计的；规则对他来说是灵活而非绝对的，他把建筑看作生动而丰富多姿的事物。这一态度既体现在他对规则的阐述里也反映在他的插图中。尽管他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古代建筑遗迹中“精确的表达和优美的比例”，他的每一幅插图却比语言更有说服力。难怪《建筑四书》不但对职业建筑师的训练贡献卓著，同时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建筑爱好者的审美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