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叶嘉莹：一辈子都和诗歌恋爱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叶嘉莹：一辈子都和诗歌恋爱
赵晓兰（刊于《环球人物》）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且不说她在诗词创作、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90高龄的她仍然站在讲台上，70年的教龄培养出无数人才，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就可说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说她“老师你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叶先生。原本清雅的居所里，已挤进了好几位来访者。90岁高龄的叶先生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多年。“我很单纯，心无杂物，专心与古人交流。”这是叶嘉莹总结的养生秘诀。
一身黑色的丝质衣衫尽显飘逸气质，黑色丝巾上装点着一些粉色小花，领子上别了一枚粉色的领扣，叶嘉莹看起来精致高雅，气定神闲，像是民国老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记者脑中猛然就跳出了一个流行词汇“民国范儿”。
“我与纳兰同里籍”
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 “意暖而神寒”、“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而这种气质的练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身京师旧家，本姓叶赫那拉，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后来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小时候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和蝴蝶，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哦的对象，也自小养成了她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课本就是《论语》，这对她来说终身受用。当叶嘉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面，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要‘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塑造了她的性格，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开始降临的时候，这让她多了一股应对的力量。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战火打响。在沦陷区最饥苦的阶段，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灰绿色的，酸酸臭臭的，是很干很粗糙的渣滓，包饺子没有粘性，烙饼也不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把它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大学毕业后她去教书，冬天，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但没有钱做新的衣服。于是她找来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在后面。穿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她并不觉得羞耻：“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的尊敬。”她有这种精神，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这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后来也曾接触过基督教，但女儿小慧说她是一个“不虔诚的基督教徒”。比起“宗教信仰”，古典文化给了她更多的精神给养：“作为教徒，去做做礼拜，求神拜佛，这种外在的，就对你发生作用了吗？孔子教学生，因材施教，鼓励你成人，叫你自立，并不是说让你相信他才得救。”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生命中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是在1941年，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病终而去世。那时候的叶嘉莹才17岁。身为长姐，她还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沦陷区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尚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伯父从小对她的天分和才华十分欣赏，一直对她呵护备至，对她的诗词道路是深具影响的人。
另一个对他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说起这位老师，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了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老师希望她能够 “别有开发，能自建树”。叶嘉莹保存至今，足见其珍视程度。
顾先生博学多才，讲课意随神游，提升了叶嘉莹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她记下了厚厚的八本听课笔记。在奔波流离之中，唯有老师的笔记，她一直妥善地保存着，因为它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份”。晚年她把笔记交给了顾随女儿，和她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关起门来让你念书，也就念了。大学毕业后服从分配教中学。我老师喜欢我，把我介绍给他弟弟，也就结了婚。后来跟着丈夫去南方工作，随国民党从南京、上海坐船撤退到台湾。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1948年，叶嘉莹同新结婚的丈夫一起来到台湾，“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她写下这样的诗句。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离乡背井，与祖国、亲人天各一方。
结婚第二年，叶嘉莹生下大女儿才四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所在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彰化警察局把他们抓了起来，说是要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叶嘉莹就去找了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见她实在不懂政治，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把她放了出来。但是叶嘉莹没了工作，也没了安身之所，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她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三年后丈夫出狱，但是身陷囹圄之痛后他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而妻子就成为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就已经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与丈夫的感情问题又加重了身心的负担。她经常恶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不堪宵梦续尘劳”，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她一力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经几位师友介绍，从彰化来到台北，先是教高中国文，后来担任淡江、辅仁、台大的老师。生下小女儿后，她原本就没有好好修养，加之工作过劳，瘦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气喘病。每天晚上下课回家，她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放佛气血耗尽，身体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诗词使人心不死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将一切委屈、苦难都尽数吞下。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词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恋爱。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的名声渐渐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在和叶嘉莹几番接触之后，也对她的才华颇为心折，力邀她去哈佛讲学。1968年，她本欲再赴哈佛，不料签证没有落实。在海陶玮的建议之下，她不得不辗赴加拿大曲线救国，没想到当地领事馆仍然不给她签证。经过海陶玮的推荐，她接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就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城市定居下来。
在加拿大，她不得不用一门新的语言，给学生们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打动了学生。
后来她拿到了学校的终身聘书，本以为以后就能安稳度日，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含泪回到温哥华，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十首哭女诗。“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是其中的一句。
诗词不仅帮助她表达和排解悲痛情绪，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归国旅行中，她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还买到了一本《天安门诗抄》。这让她感到，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用英文讲授古典诗词，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诗词只有回到自己的语言和国度，才能真正迸发出生命力。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先是在北京大学，后辗转全国各地。经过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了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当时的中国经历“文革”之后，传统文化崩坏，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和热情。课堂上很多教授还是在用非常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且旁征博引，兴会淋漓，令当时的学生们激动万分。
学生们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都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事业的开拓使她再度年轻，她真正涉越了人生的险峰恶浪，又将热切的希望与追求寄托于新的讲台上。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她每天的生命都填得满满的，恩师顾随的话给了他力量：“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书生报国成何计
叶嘉莹曾经写道：“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从少年时期，叶嘉莹就膜拜王国维，但在绝望之中，她并没有如静安先生一般“悲观孤绝”，而是选择了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她来说，“书生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她一生随遇而安，但对待古典诗词执着。即便学生程度很低，但她讲课的时候，一定尽己所能，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于她来说，这不但是对不对得起学生的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好多学生现在也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今年她90大寿，还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1979年她回南开教书，如今也已事隔30多年，有些学生到现在还经常来上她的课，说他们是“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的新奇和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
也有学生问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讲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她指指家里的一个个行李箱说：“这些箱子，里面放的不是我的衣服，是我带回来的历年我讲课的录音和录像。”她想把多年来的讲课录音整理成书，这项工作受到女儿的鼓励。因为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不易为大众接受，而讲课的时候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更是将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起其他的木柴，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看起来这个难题，她早已解开。
叶嘉莹：一辈子都和诗歌恋爱
赵晓兰（刊于《环球人物》）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且不说她在诗词创作、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90高龄的她仍然站在讲台上，70年的教龄培养出无数人才，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就可说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说她“老师你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叶先生。原本清雅的居所里，已挤进了好几位来访者。90岁高龄的叶先生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多年。“我很单纯，心无杂物，专心与古人交流。”这是叶嘉莹总结的养生秘诀。
一身黑色的丝质衣衫尽显飘逸气质，黑色丝巾上装点着一些粉色小花，领子上别了一枚粉色的领扣，叶嘉莹看起来精致高雅，气定神闲，像是民国老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记者脑中猛然就跳出了一个流行词汇“民国范儿”。
“我与纳兰同里籍”
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 “意暖而神寒”、“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而这种气质的练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身京师旧家，本姓叶赫那拉，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后来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小时候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和蝴蝶，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哦的对象，也自小养成了她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课本就是《论语》，这对她来说终身受用。当叶嘉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面，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要‘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塑造了她的性格，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开始降临的时候，这让她多了一股应对的力量。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战火打响。在沦陷区最饥苦的阶段，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灰绿色的，酸酸臭臭的，是很干很粗糙的渣滓，包饺子没有粘性，烙饼也不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把它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大学毕业后她去教书，冬天，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但没有钱做新的衣服。于是她找来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在后面。穿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她并不觉得羞耻：“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的尊敬。”她有这种精神，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这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后来也曾接触过基督教，但女儿小慧说她是一个“不虔诚的基督教徒”。比起“宗教信仰”，古典文化给了她更多的精神给养：“作为教徒，去做做礼拜，求神拜佛，这种外在的，就对你发生作用了吗？孔子教学生，因材施教，鼓励你成人，叫你自立，并不是说让你相信他才得救。”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生命中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是在1941年，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病终而去世。那时候的叶嘉莹才17岁。身为长姐，她还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沦陷区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尚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伯父从小对她的天分和才华十分欣赏，一直对她呵护备至，对她的诗词道路是深具影响的人。
另一个对他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说起这位老师，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了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老师希望她能够 “别有开发，能自建树”。叶嘉莹保存至今，足见其珍视程度。
顾先生博学多才，讲课意随神游，提升了叶嘉莹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她记下了厚厚的八本听课笔记。在奔波流离之中，唯有老师的笔记，她一直妥善地保存着，因为它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份”。晚年她把笔记交给了顾随女儿，和她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关起门来让你念书，也就念了。大学毕业后服从分配教中学。我老师喜欢我，把我介绍给他弟弟，也就结了婚。后来跟着丈夫去南方工作，随国民党从南京、上海坐船撤退到台湾。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1948年，叶嘉莹同新结婚的丈夫一起来到台湾，“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她写下这样的诗句。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离乡背井，与祖国、亲人天各一方。
结婚第二年，叶嘉莹生下大女儿才四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所在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彰化警察局把他们抓了起来，说是要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叶嘉莹就去找了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见她实在不懂政治，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把她放了出来。但是叶嘉莹没了工作，也没了安身之所，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她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三年后丈夫出狱，但是身陷囹圄之痛后他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而妻子就成为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就已经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与丈夫的感情问题又加重了身心的负担。她经常恶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不堪宵梦续尘劳”，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她一力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经几位师友介绍，从彰化来到台北，先是教高中国文，后来担任淡江、辅仁、台大的老师。生下小女儿后，她原本就没有好好修养，加之工作过劳，瘦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气喘病。每天晚上下课回家，她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放佛气血耗尽，身体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诗词使人心不死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将一切委屈、苦难都尽数吞下。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词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恋爱。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的名声渐渐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在和叶嘉莹几番接触之后，也对她的才华颇为心折，力邀她去哈佛讲学。1968年，她本欲再赴哈佛，不料签证没有落实。在海陶玮的建议之下，她不得不辗赴加拿大曲线救国，没想到当地领事馆仍然不给她签证。经过海陶玮的推荐，她接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就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城市定居下来。
在加拿大，她不得不用一门新的语言，给学生们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打动了学生。
后来她拿到了学校的终身聘书，本以为以后就能安稳度日，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含泪回到温哥华，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十首哭女诗。“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是其中的一句。
诗词不仅帮助她表达和排解悲痛情绪，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归国旅行中，她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还买到了一本《天安门诗抄》。这让她感到，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用英文讲授古典诗词，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诗词只有回到自己的语言和国度，才能真正迸发出生命力。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先是在北京大学，后辗转全国各地。经过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了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当时的中国经历“文革”之后，传统文化崩坏，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和热情。课堂上很多教授还是在用非常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且旁征博引，兴会淋漓，令当时的学生们激动万分。
学生们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都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事业的开拓使她再度年轻，她真正涉越了人生的险峰恶浪，又将热切的希望与追求寄托于新的讲台上。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她每天的生命都填得满满的，恩师顾随的话给了他力量：“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书生报国成何计
叶嘉莹曾经写道：“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从少年时期，叶嘉莹就膜拜王国维，但在绝望之中，她并没有如静安先生一般“悲观孤绝”，而是选择了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她来说，“书生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她一生随遇而安，但对待古典诗词执着。即便学生程度很低，但她讲课的时候，一定尽己所能，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于她来说，这不但是对不对得起学生的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好多学生现在也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今年她90大寿，还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1979年她回南开教书，如今也已事隔30多年，有些学生到现在还经常来上她的课，说他们是“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的新奇和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
也有学生问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讲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她指指家里的一个个行李箱说：“这些箱子，里面放的不是我的衣服，是我带回来的历年我讲课的录音和录像。”她想把多年来的讲课录音整理成书，这项工作受到女儿的鼓励。因为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不易为大众接受，而讲课的时候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更是将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起其他的木柴，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看起来这个难题，她早已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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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接受采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