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精神病备忘录
一个多月的睡眠治疗结束后,开始有了食欲,也能稍微行走,但还不能到室外散步;所以我装作医生的样子,去门诊部看了看。幸好我的主任医生是门诊部主任——千谷医生,不容分说,我是随意闯入的。
不知其他精神病医院是怎样的,至少在东大附属医院里,这家精神病院是最好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都非常为病人着想,尽力不让他们感到焦虑,其他医院肯定不会做得这么周到。我即使是因为其他病住院,也会住进神经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专门病房是最好的。
我在门诊接受预诊时,还有二十多个病人,其中有七八个是学生。听说因为正值假期,学生家长都说是”抽风“,没有一个人用”癫痫“这个词。
这些患抽风的学生,都是智能障碍者,没有丝毫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大部分看起来都很普通。
听千谷和一些年轻医生说,保罗患的病可能就是癫痫。从《圣经》中描述的保罗来看,可以看得出有癫痫的征兆,通常都认为默罕默德得的是癫痫。狂热的信奉确实会伴随一种幻想般的确信,在宗教教里面的确有不少癫痫病患者。
在我出院前两天,小林秀雄来看望我,他说梵高患的不是分裂性精神病,可能也是癫痫。
精神病医生之所以认为梵高患的是分裂性精神病,只是读了雅思贝尔斯的相关著作后才那样认为的,并没有像小林秀雄那样,看过癫痫病的相关文献。
小林秀雄在十多年时间里查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文献,现在又在研究梵高,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梵高在发病时的表现竟然极其相似。
两位艺术家都对自己病情发作时的情况有过描述,发作时都会闭门不出,专心研究。小林说了一个词好像是”ruridyazu",我们俩是在喝酒时聊到这番话的,我忘了具体详情。两人的手记中好像都用了这一相同的词来描述,所以小林怀疑梵高的病也是癫痫。
这不能仅凭这种相似性就断定梵高患的是癫痫,本来分裂性精神病就有许多种,也许无法计算。
分裂性精神病的多样性正说明了精神病医学还不够发达,它只是将多种病情归纳成一个病名而已。
事实上,关于精神,不仅仅是医生,文人和哲学家们对它的本质还不甚了解。
小林秀雄问东大是否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疗法,当他得知没有时,显得非常意外。
在我入院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疗法评价很高,但是入院后突然坚信这种方法行不通。
我怀疑分裂性精神病有其潜在意识的成因,我得的是抑郁症,还患有安眠药中毒。与分裂性精神病相比,虽然抑郁症也有一些潜在意识的成因,但是被压抑是其病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在东大主要是通过睡眠维持疗法来治疗抑郁症,也应用了电气疗法(分裂性精神病的治疗法有胰岛素治疗、电气机械治疗或脑科手术)。
我接受的是睡眠维持疗法,通过服用一种安眠药,人为使患者昏睡一个月 ;在昏睡期间患者可以进食、排泄,有时还可以和医生交谈。听说我则是睁着一只眼睛看书和报纸,但是我醒后,却对此一点记忆都没有。睡了一个月醒来后,就像只是睡了一晚上,一开始怎么也不相信睡了一个月。不仅仅作为治疗手段的睡眠维持法会出现这种现象,安眠药中毒也是如此。入院前,我过量服用安眠药(二十四五天服用了四五十片)导致昏睡,醒来后自己觉得只睡了一晚上,实际上过了一周。这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有过三次。
睡眠维持疗法和安眠药中毒有个共同特征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人会变得性欲强烈。我不知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有些人一边想抑制性欲一边用药,安眠药不仅不能起到作用,反而会刺激性欲的神经,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并不是指弗洛伊德式压抑精神的解放,只是觉得如果药物不会伴随出现这样的副作用就太好了,最好能发明出一种这样的安眠药。
在东大接受的睡眠维持疗法用的是一种名为索佛那的安眠药,在半清醒状态时会变得性欲旺盛,但是不会变得行为粗暴,若安眠药服用过多的话就完全相反。日本医学界还没有安眠药中毒患者的病例,千谷说我是第一例。我住院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第二例,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性,听说服用量是我的两倍,症状非常厉害,出现了凶暴性症状。
从我自身经历来说,服用安眠药一定要注意剂量,定量就是一片,最多不超过两片。
安眠药会使人睡得酣沉,但是我睡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就醒,然后又服用,就这样慢性中毒。但我是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过量服用,总之是因为生活没有规律。中毒会伴有严重的幻听现象,行走能力丧失,内心沮丧和痛苦,我告诉自己要尽量注意,但是由于两个月内和一家杂志社解约,要支付五十六万赔偿金,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写,两三个月后十分担心会不会又要住院。我坚信必须要有克服疾病的意志力,必须战胜疾病,或许我能赢吧。
话说回来,我住进东大,当我听说接受的睡眠维持疗法会使人昏睡一个月时,让我想到的是弗洛伊德。我怀疑其实就是让病人昏睡,医生再给予暗示,让压抑的意识得以解放的一种疗法。
在因幻听严重难以入睡的夜晚,我一直在心里叫喊:“不行!绝对不行!”我领悟到:在精神最为衰弱、最为不稳定时期,弗洛伊德式的治疗方法实际并不可行。
也就是说,在我精神最为衰弱、不安定的时候,不需要任何暗示,任何压抑都变得不可能,这种不可能的压抑最让我痛苦,并使病情恶化。也就是说,身为病人的我那时最需要的就是压抑,不能使压抑解放。如果把所有的压抑都解放了的话,毋容置疑:人就会变成动物,只有色和性。
弗洛伊德疗法在理论上结构非常巧妙,但并不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疗法。
从我个人角度,所谓一个患者急切想要的并不只是健全的精神这一模糊的东西,而是自我理想化的精神结构。
所谓的健全的精神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标准是什么?可能是一个限度的问题,但是对于患者的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时,我这样想:精神病发病的原因之一,不是由于意识被压制,而是对自我理想化精神结构的强烈追求与现实的不平衡所致的。这也是在我恢复健康后,观察精神病患者得出的结论。
我见到十来个门诊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千谷问我是不是很吃惊,我只回答了一个“不”字。
除了一个患者之外,其他人都极其寻常,都是我常见到的类型。像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不认识的青年来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和这些来东大精神外科看病的患者没有什么区别。
有的年轻人与你相对而坐,近半小时都不说一句话,沉默不语,之后就悄然离去。还有的年轻人带着简历和身份证来请求帮助介绍工作;你给他写好介绍信,和对方杂志社电话联系好,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月后又出现在面前讲述当时为什么消失;而后又拜托让写同样的介绍信,如此反复重复。还有的寄来文稿想让我读读,第二天打电话来又说觉得不好意思,让我把文稿烧了,过一天又来电说那是部杰作让我一定给看看,隔天又说还是烧了吧,如此反复重复达十天之久。还有的说是要把自己的五个手指砍了,让我给每个手指寄一万块钱,等等。大概每个作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吧。
我在东大精神科门诊看到的这十来个患者,即使出现在我的客厅,我也不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文人的客厅和精神病院的门诊室有相似的地方。我不禁苦笑:倒不如在我的客厅隔壁也造一间电气机械治疗室,也便于我就医。
可以这样说:其实在我的客厅和精神病院门诊室的这些患者,他们真正烦恼的并不是来自于潜在意识,而是强烈的愿望和现实的不一致。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烦恼所在,只是不对人说而已;而且他们知道:即使向别人倾诉也无济于事,所以变得厌恶他人,不知不觉精神消磨。我的客厅和精神病院门诊室不同的地方在于:来门诊的病人并不是他们自愿的,都是听从别人的劝说来的,所以对医生只会说一些并非出自内心的话;而来我的客厅的人则相反,他们是自愿的,努力想袒露真实的内心。
所以这些患者对道义的内省要比普通人更深刻,如果不是在发作时期,他们的行为通常端正谨慎。精神病院的护士们会对患者态度和善并热爱这项工作,可能就是由于患者本性质朴正直的缘故吧。
一般来说,犯罪似乎总是伴随着精神鉴定,且不说在癫痫病发作期或异常发作的场合。像小平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是精神异常就不太适合了,对“犯罪”应该有明确另外的定义。通常,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苛刻是一种过度的压抑,不会具有像小平那种的普通性以及具有动物性质的当然性。精神病患者对抗的最大敌人就是自身的动物性,我之所以认为小平不是精神异常,而是普通的犯罪,原因就在于此。精神病患者对自身苛刻,所以比起普通人来,离犯罪更远。
在家庭或职场,如果没有摩擦的话,或对自身不强加戒律的话,就不会患精神病。所以,身居要职或严于克己的社会人大多易患精神病,而小平几乎就是普通人的状态。
在我见到的门诊患者中,只有一个是在我的客厅里没见过的类型。那是个女性患者,四十七岁,从穿着来看,似乎是个农家主妇,膝盖和脚部两个地方被带子和手巾捆住,一个像她丈夫的年轻家人抱着她走进了门诊室。
她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不停地左右来回叩拜天皇和观音,对医生的提问一概不回答。每当那个像她丈夫的人回答医生提问时,她便生气地用手甩开他。
我的客厅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患者,但是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由于某种宗教问题,且不说教主是什么人,这些信徒到底是不是人呢?精神病患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东大神经科并没有重症患者,因为没有相关医疗设备。仅在走廊的出口处上了锁,每个病房都没有上锁,窗户镶有铁窗,病人逃不出去。但是窗户和普通的房间位置一样,凶暴的病人可以进入其他病房并砸碎玻璃。
听说我的房间以前是某A级战犯发病后住过的病房,由于是玻璃窗户,所以后来被送往松泽的医院。在东大门诊室,经过千谷的诊断后,将重症或凶暴的患者送往松泽的医院,所以在我那栋病房,除了脑梅毒患者,并没有重症患者。
分裂性精神病在二十岁前后发病,呈周期性复发,无法根治;病人通常是些第三次,甚至第六次住院的顽固患者。但是,并不会在智能上有所损伤,只要有从事工作的才能,除了外人的异样眼光外,很多人并不需要终生接受治疗。
现在,只要不间断服药,癫痫病也不会发作。脑梅毒就不一样了,它会损伤智能,导致痴呆,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通过疟疾疗法来治疗。我在住院的时候,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女脑梅毒患者总会在走廊来回走动,她已经没有体力接受治疗,只得注射青霉素,依靠人工营养维持;最终变成痴呆状态,听说最后的命运就是发狂而死。
问题是那些患分裂性精神病、抑郁症、狂躁抑郁症的患者。我所处的住院去并没有重症患者,所以对他们的病症并不是很了解,我是单人病房,除了在走廊和厕所擦肩而过,并没有和其他患者有特殊的接触。
当时我出现幻听症状,因绝望而痛苦时,千谷让我马上去就诊并住院,但是没有单人病房,只能住进五人间的病房。
那时我觉得精神病患者非常凶暴,并且自己不能行走,失去了防御和抵抗的能力,内心充满恐惧感。
碰巧石川淳来探望,他觉得多人病房不错,因为只是睡个觉,其他人并不会造成干扰,建议我尽早住院。以前他也和别人合住过,就像火车的卧铺车厢,虽然无法判断同住一间房的人是杀人犯还是强盗,但是也无需担心,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安慰并劝我去住多人病房。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石川淳感概道:“现在合住房间已经不见踪迹了。如果有的话,说不定洋装等衣物会被偷得一件不剩,这个社会真不太平啊!”
但是,到东大神经科办理住院手续时,碰巧有一个患者提前出院,我得以住进单人间。当时极其虚弱的我觉得真是太幸运了。后来治疗结束、恢复健康后,觉得有些遗憾没住进五人间,没能仔细观察到他们的生存状态。
在走廊、盥洗室和厕所,那些无礼、缺少常识、粗鲁的人都是陪护者,反而患者显得很稳重谨慎。
得知我住院后,前后来过十来批带着摄影师的记者。千谷想尽办法阻止他们,于是出现了我因吸毒中毒的谣传,以至三个负责毒品调查的警视厅警员来调查,千谷抱怨说:把病历给他们看,花了两个小时才让他们信服 。
后来又写出各种谣传:说我从精神病院三楼跳下自杀;十来批带着摄影师的记者的来访给医院带来了困扰,所以医院拒绝我和记者面谈等。
我不得不怀疑写出这种报道的社会部记者们的教养,精神病患者发病时,在痛苦的状态中根本无法与他人会见。连续数日无法进食(身体技能丧失),不能行走,甚至不能说话。因幻听和绝望痛苦不已,处于易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且不安定的状态当中。在这种状态当中,应该得到亲密的人的安慰和鼓励,不能见那些不认识或不怀好意的人;如果见了的话,会变得不知所措,只会使病情恶化。所以医生才会严厉拒绝和新闻记者见面,新闻记者连这一常识都没有,让人实在难以理解。
对于这种新闻记者和报纸,我只能认为他们太不通常理,不是患了精神病,而是犯罪,即“小平式的犯罪”,最终会引发战争式的混乱。精神病患者不会这般无礼、缺乏人性。就像我在前面说到的那样,虽然和自身的非人性作斗争,最终战败的也许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精神病患者的特质之一就是:克己和尊重他人,这点必须牢记。
去年,帝银事件嫌疑人平泽被带到东京时,报纸谴责当局将嫌疑人公之于众是不道义的行文。但是如果警视厅秘密将平泽从小樽带到东京被新闻记者发觉到了的话,就会作为谣传在报纸上大篇幅地加以报道。在平泽事件之前,水户的某人在秘密接受调查时,报纸将之大篇幅报道,当时当局就是秘密进行的。
认为公之于众的做法缺少道义,却以独家新闻沾沾自喜;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道义,却责备他人,不知反省自身。精神病患者不会忘记自己反省和对自身无礼的自责。所以,如果精神病患者是不正常的话,精神病院之外的世界更是晃荡怪诞,并不是精神病性质的不正常,而是犯罪式的行为。
精神病患者或许是与自身的非人性作斗争的战败者,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忘记了和自身的动物性作斗争,不作自身反省,安睡在自身的动物性上。
小林秀雄也说过,相比之下梵高更要“健康“,梵高也说过:”精神病院外的那些人不可理解。“对此,我也有同感,精神病院外的世界丧失道义、充满罪恶、荒诞无比。
”人类应该怎样好好地活着?“——精神病院里的我,对此充满强烈的期盼,那些想要好好活着的人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正常。然而,不懂得如此思索之人,虽然不会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正常,却总如罪犯般背负着罪恶。
(批注:小平是?书中并无注释 )
不知其他精神病医院是怎样的,至少在东大附属医院里,这家精神病院是最好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都非常为病人着想,尽力不让他们感到焦虑,其他医院肯定不会做得这么周到。我即使是因为其他病住院,也会住进神经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专门病房是最好的。
我在门诊接受预诊时,还有二十多个病人,其中有七八个是学生。听说因为正值假期,学生家长都说是”抽风“,没有一个人用”癫痫“这个词。
这些患抽风的学生,都是智能障碍者,没有丝毫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大部分看起来都很普通。
听千谷和一些年轻医生说,保罗患的病可能就是癫痫。从《圣经》中描述的保罗来看,可以看得出有癫痫的征兆,通常都认为默罕默德得的是癫痫。狂热的信奉确实会伴随一种幻想般的确信,在宗教教里面的确有不少癫痫病患者。
在我出院前两天,小林秀雄来看望我,他说梵高患的不是分裂性精神病,可能也是癫痫。
精神病医生之所以认为梵高患的是分裂性精神病,只是读了雅思贝尔斯的相关著作后才那样认为的,并没有像小林秀雄那样,看过癫痫病的相关文献。
小林秀雄在十多年时间里查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文献,现在又在研究梵高,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梵高在发病时的表现竟然极其相似。
两位艺术家都对自己病情发作时的情况有过描述,发作时都会闭门不出,专心研究。小林说了一个词好像是”ruridyazu",我们俩是在喝酒时聊到这番话的,我忘了具体详情。两人的手记中好像都用了这一相同的词来描述,所以小林怀疑梵高的病也是癫痫。
这不能仅凭这种相似性就断定梵高患的是癫痫,本来分裂性精神病就有许多种,也许无法计算。
分裂性精神病的多样性正说明了精神病医学还不够发达,它只是将多种病情归纳成一个病名而已。
事实上,关于精神,不仅仅是医生,文人和哲学家们对它的本质还不甚了解。
小林秀雄问东大是否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疗法,当他得知没有时,显得非常意外。
在我入院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疗法评价很高,但是入院后突然坚信这种方法行不通。
我怀疑分裂性精神病有其潜在意识的成因,我得的是抑郁症,还患有安眠药中毒。与分裂性精神病相比,虽然抑郁症也有一些潜在意识的成因,但是被压抑是其病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在东大主要是通过睡眠维持疗法来治疗抑郁症,也应用了电气疗法(分裂性精神病的治疗法有胰岛素治疗、电气机械治疗或脑科手术)。
我接受的是睡眠维持疗法,通过服用一种安眠药,人为使患者昏睡一个月 ;在昏睡期间患者可以进食、排泄,有时还可以和医生交谈。听说我则是睁着一只眼睛看书和报纸,但是我醒后,却对此一点记忆都没有。睡了一个月醒来后,就像只是睡了一晚上,一开始怎么也不相信睡了一个月。不仅仅作为治疗手段的睡眠维持法会出现这种现象,安眠药中毒也是如此。入院前,我过量服用安眠药(二十四五天服用了四五十片)导致昏睡,醒来后自己觉得只睡了一晚上,实际上过了一周。这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有过三次。
睡眠维持疗法和安眠药中毒有个共同特征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人会变得性欲强烈。我不知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有些人一边想抑制性欲一边用药,安眠药不仅不能起到作用,反而会刺激性欲的神经,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并不是指弗洛伊德式压抑精神的解放,只是觉得如果药物不会伴随出现这样的副作用就太好了,最好能发明出一种这样的安眠药。
在东大接受的睡眠维持疗法用的是一种名为索佛那的安眠药,在半清醒状态时会变得性欲旺盛,但是不会变得行为粗暴,若安眠药服用过多的话就完全相反。日本医学界还没有安眠药中毒患者的病例,千谷说我是第一例。我住院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第二例,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性,听说服用量是我的两倍,症状非常厉害,出现了凶暴性症状。
从我自身经历来说,服用安眠药一定要注意剂量,定量就是一片,最多不超过两片。
安眠药会使人睡得酣沉,但是我睡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就醒,然后又服用,就这样慢性中毒。但我是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过量服用,总之是因为生活没有规律。中毒会伴有严重的幻听现象,行走能力丧失,内心沮丧和痛苦,我告诉自己要尽量注意,但是由于两个月内和一家杂志社解约,要支付五十六万赔偿金,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写,两三个月后十分担心会不会又要住院。我坚信必须要有克服疾病的意志力,必须战胜疾病,或许我能赢吧。
话说回来,我住进东大,当我听说接受的睡眠维持疗法会使人昏睡一个月时,让我想到的是弗洛伊德。我怀疑其实就是让病人昏睡,医生再给予暗示,让压抑的意识得以解放的一种疗法。
在因幻听严重难以入睡的夜晚,我一直在心里叫喊:“不行!绝对不行!”我领悟到:在精神最为衰弱、最为不稳定时期,弗洛伊德式的治疗方法实际并不可行。
也就是说,在我精神最为衰弱、不安定的时候,不需要任何暗示,任何压抑都变得不可能,这种不可能的压抑最让我痛苦,并使病情恶化。也就是说,身为病人的我那时最需要的就是压抑,不能使压抑解放。如果把所有的压抑都解放了的话,毋容置疑:人就会变成动物,只有色和性。
弗洛伊德疗法在理论上结构非常巧妙,但并不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疗法。
从我个人角度,所谓一个患者急切想要的并不只是健全的精神这一模糊的东西,而是自我理想化的精神结构。
所谓的健全的精神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标准是什么?可能是一个限度的问题,但是对于患者的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时,我这样想:精神病发病的原因之一,不是由于意识被压制,而是对自我理想化精神结构的强烈追求与现实的不平衡所致的。这也是在我恢复健康后,观察精神病患者得出的结论。
我见到十来个门诊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千谷问我是不是很吃惊,我只回答了一个“不”字。
除了一个患者之外,其他人都极其寻常,都是我常见到的类型。像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不认识的青年来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和这些来东大精神外科看病的患者没有什么区别。
有的年轻人与你相对而坐,近半小时都不说一句话,沉默不语,之后就悄然离去。还有的年轻人带着简历和身份证来请求帮助介绍工作;你给他写好介绍信,和对方杂志社电话联系好,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月后又出现在面前讲述当时为什么消失;而后又拜托让写同样的介绍信,如此反复重复。还有的寄来文稿想让我读读,第二天打电话来又说觉得不好意思,让我把文稿烧了,过一天又来电说那是部杰作让我一定给看看,隔天又说还是烧了吧,如此反复重复达十天之久。还有的说是要把自己的五个手指砍了,让我给每个手指寄一万块钱,等等。大概每个作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吧。
我在东大精神科门诊看到的这十来个患者,即使出现在我的客厅,我也不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文人的客厅和精神病院的门诊室有相似的地方。我不禁苦笑:倒不如在我的客厅隔壁也造一间电气机械治疗室,也便于我就医。
可以这样说:其实在我的客厅和精神病院门诊室的这些患者,他们真正烦恼的并不是来自于潜在意识,而是强烈的愿望和现实的不一致。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烦恼所在,只是不对人说而已;而且他们知道:即使向别人倾诉也无济于事,所以变得厌恶他人,不知不觉精神消磨。我的客厅和精神病院门诊室不同的地方在于:来门诊的病人并不是他们自愿的,都是听从别人的劝说来的,所以对医生只会说一些并非出自内心的话;而来我的客厅的人则相反,他们是自愿的,努力想袒露真实的内心。
所以这些患者对道义的内省要比普通人更深刻,如果不是在发作时期,他们的行为通常端正谨慎。精神病院的护士们会对患者态度和善并热爱这项工作,可能就是由于患者本性质朴正直的缘故吧。
一般来说,犯罪似乎总是伴随着精神鉴定,且不说在癫痫病发作期或异常发作的场合。像小平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是精神异常就不太适合了,对“犯罪”应该有明确另外的定义。通常,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苛刻是一种过度的压抑,不会具有像小平那种的普通性以及具有动物性质的当然性。精神病患者对抗的最大敌人就是自身的动物性,我之所以认为小平不是精神异常,而是普通的犯罪,原因就在于此。精神病患者对自身苛刻,所以比起普通人来,离犯罪更远。
在家庭或职场,如果没有摩擦的话,或对自身不强加戒律的话,就不会患精神病。所以,身居要职或严于克己的社会人大多易患精神病,而小平几乎就是普通人的状态。
在我见到的门诊患者中,只有一个是在我的客厅里没见过的类型。那是个女性患者,四十七岁,从穿着来看,似乎是个农家主妇,膝盖和脚部两个地方被带子和手巾捆住,一个像她丈夫的年轻家人抱着她走进了门诊室。
她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不停地左右来回叩拜天皇和观音,对医生的提问一概不回答。每当那个像她丈夫的人回答医生提问时,她便生气地用手甩开他。
我的客厅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患者,但是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由于某种宗教问题,且不说教主是什么人,这些信徒到底是不是人呢?精神病患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东大神经科并没有重症患者,因为没有相关医疗设备。仅在走廊的出口处上了锁,每个病房都没有上锁,窗户镶有铁窗,病人逃不出去。但是窗户和普通的房间位置一样,凶暴的病人可以进入其他病房并砸碎玻璃。
听说我的房间以前是某A级战犯发病后住过的病房,由于是玻璃窗户,所以后来被送往松泽的医院。在东大门诊室,经过千谷的诊断后,将重症或凶暴的患者送往松泽的医院,所以在我那栋病房,除了脑梅毒患者,并没有重症患者。
分裂性精神病在二十岁前后发病,呈周期性复发,无法根治;病人通常是些第三次,甚至第六次住院的顽固患者。但是,并不会在智能上有所损伤,只要有从事工作的才能,除了外人的异样眼光外,很多人并不需要终生接受治疗。
现在,只要不间断服药,癫痫病也不会发作。脑梅毒就不一样了,它会损伤智能,导致痴呆,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通过疟疾疗法来治疗。我在住院的时候,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女脑梅毒患者总会在走廊来回走动,她已经没有体力接受治疗,只得注射青霉素,依靠人工营养维持;最终变成痴呆状态,听说最后的命运就是发狂而死。
问题是那些患分裂性精神病、抑郁症、狂躁抑郁症的患者。我所处的住院去并没有重症患者,所以对他们的病症并不是很了解,我是单人病房,除了在走廊和厕所擦肩而过,并没有和其他患者有特殊的接触。
当时我出现幻听症状,因绝望而痛苦时,千谷让我马上去就诊并住院,但是没有单人病房,只能住进五人间的病房。
那时我觉得精神病患者非常凶暴,并且自己不能行走,失去了防御和抵抗的能力,内心充满恐惧感。
碰巧石川淳来探望,他觉得多人病房不错,因为只是睡个觉,其他人并不会造成干扰,建议我尽早住院。以前他也和别人合住过,就像火车的卧铺车厢,虽然无法判断同住一间房的人是杀人犯还是强盗,但是也无需担心,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安慰并劝我去住多人病房。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石川淳感概道:“现在合住房间已经不见踪迹了。如果有的话,说不定洋装等衣物会被偷得一件不剩,这个社会真不太平啊!”
但是,到东大神经科办理住院手续时,碰巧有一个患者提前出院,我得以住进单人间。当时极其虚弱的我觉得真是太幸运了。后来治疗结束、恢复健康后,觉得有些遗憾没住进五人间,没能仔细观察到他们的生存状态。
在走廊、盥洗室和厕所,那些无礼、缺少常识、粗鲁的人都是陪护者,反而患者显得很稳重谨慎。
得知我住院后,前后来过十来批带着摄影师的记者。千谷想尽办法阻止他们,于是出现了我因吸毒中毒的谣传,以至三个负责毒品调查的警视厅警员来调查,千谷抱怨说:把病历给他们看,花了两个小时才让他们信服 。
后来又写出各种谣传:说我从精神病院三楼跳下自杀;十来批带着摄影师的记者的来访给医院带来了困扰,所以医院拒绝我和记者面谈等。
我不得不怀疑写出这种报道的社会部记者们的教养,精神病患者发病时,在痛苦的状态中根本无法与他人会见。连续数日无法进食(身体技能丧失),不能行走,甚至不能说话。因幻听和绝望痛苦不已,处于易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且不安定的状态当中。在这种状态当中,应该得到亲密的人的安慰和鼓励,不能见那些不认识或不怀好意的人;如果见了的话,会变得不知所措,只会使病情恶化。所以医生才会严厉拒绝和新闻记者见面,新闻记者连这一常识都没有,让人实在难以理解。
对于这种新闻记者和报纸,我只能认为他们太不通常理,不是患了精神病,而是犯罪,即“小平式的犯罪”,最终会引发战争式的混乱。精神病患者不会这般无礼、缺乏人性。就像我在前面说到的那样,虽然和自身的非人性作斗争,最终战败的也许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精神病患者的特质之一就是:克己和尊重他人,这点必须牢记。
去年,帝银事件嫌疑人平泽被带到东京时,报纸谴责当局将嫌疑人公之于众是不道义的行文。但是如果警视厅秘密将平泽从小樽带到东京被新闻记者发觉到了的话,就会作为谣传在报纸上大篇幅地加以报道。在平泽事件之前,水户的某人在秘密接受调查时,报纸将之大篇幅报道,当时当局就是秘密进行的。
认为公之于众的做法缺少道义,却以独家新闻沾沾自喜;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道义,却责备他人,不知反省自身。精神病患者不会忘记自己反省和对自身无礼的自责。所以,如果精神病患者是不正常的话,精神病院之外的世界更是晃荡怪诞,并不是精神病性质的不正常,而是犯罪式的行为。
精神病患者或许是与自身的非人性作斗争的战败者,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忘记了和自身的动物性作斗争,不作自身反省,安睡在自身的动物性上。
小林秀雄也说过,相比之下梵高更要“健康“,梵高也说过:”精神病院外的那些人不可理解。“对此,我也有同感,精神病院外的世界丧失道义、充满罪恶、荒诞无比。
”人类应该怎样好好地活着?“——精神病院里的我,对此充满强烈的期盼,那些想要好好活着的人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正常。然而,不懂得如此思索之人,虽然不会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正常,却总如罪犯般背负着罪恶。
(批注:小平是?书中并无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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