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黄玉峰：语文改革先锋的保守文化实验
黄玉峰：语文改革先锋的保守文化实验
周勇
【专题名称】初中语文教与学
【专 题 号】G351
【复印期号】2012年08期
【原文出处】《上海教育》(沪)2012年5A期第58～60页
【作者简介】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十年前，从一位复旦附中毕业的学子那里，知道了黄玉峰。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讲《诗情画意》《阿爸教作文》，带学生远行，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与历史文化，研究杜甫、苏轼、鲁迅，批判语文教育，不照教科书讲课，教学生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班上谁过生日了，送上自己的书画，等等，一大串的回忆。
学子讲述这些回忆时，表情显露骄傲。我听着，亦认为黄玉峰是能够让学子佩服、记住的老师，像那些古道热肠的民国先生。而我的高中老师中，最好的只是做到了对若干成绩好的学生视如己出，周末也在义务“授业”，不顾自家生计，只恨不能替我们去高考。
后来，因想见其人，便去复旦附中拜访，谈了许多话。接着，看到他重上电视，在《文化中国》《百家讲坛》等处，讲李白、苏轼，讲汉字中的历史文化。其间，还惹得不少想起语文“标准答案”的“记者”们、“网民”们起来说他“解构”了李白的“至高”文化形象。
可见，“标准答案”的确力量很大，即便学子们当年不喜欢它，甚至考完还烧掉它，它还是能造成很大影响，大到可以让那么多人，将许多有意、无意建构的“说教”当做“真理”，以至于看不到，黄玉峰的“解构”讲法不过是民国语文界的常识。当年，被张伯苓校长挖到南开中学做语文首席的孟志荪先生在课堂上讲李白时，便说他“格调不高”，骨子里想的，多是“美酒”“妇人”“神仙”，与真正古道热肠的杜甫差距甚大。
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提及这件涉及“古今中西”文化复杂演变的小事，是想呈现一点黄玉峰身处的巨大“双重结构”：在其中，他不仅要面对被“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捆绑的语文教育，还要面对更庞大的被“标准答案”塑造的“网民”群体。他本来可以免于陷入后一重结构，只待在校园里，但他还是陷入了。
难道在他看来，语文教师就该多做点事，已经毕业在社会上经受各种“锻炼”的人，也要让他们学会重新思考，更好地思考？
关于这一点，我没问过他。就像上次他打电话来，问我怎么看现在的大学，我也没问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只是谈现在的、民国的和欧美的大学，谈了很久。我一直觉得，依靠平实自然的交往，才可以做出平实自然的研究。就像现在写他，也未告诉他，只因为看到三月份的一期《上海教育》时，看到他和他的朋友，钱梦龙、骆玉明、王德峰、余党绪等，一起谈如何改革语文教育。况且写黄玉峰，也可以试一下，在“教师绩效评价”工具满天飞的今天，还可以有何种不同的“范式”来评价现在的教师。
那些“绩效评价”工具大都来自以利益、效率为本的“企业界”（讲效率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利益），其基本假设是认为，“员工”也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必须加以严格的标准化管理，才可以保证“企业”方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将那些工具引入教育界的力量是如何看待教师的呢？是不是也是以“商业思维”在打量教师？
这个问题这里无以回答，只知道民国前辈们早提醒过，如果“商业文化”在教育界不断蔓延，教育界便要被毁掉，会变成活动方向、运行机制均和“企业”差不多的“学店”。黄玉峰也知道这一点。或许正因为许多观念一致，即使不说，我与他的十年交往也不带任何“商业文化”，而是表现为在信任的基础上，各读各的书，各做各的事，然后随缘而已。而我的信任最初来自他的学生对他的信任。
当然，还有他的朋友、他的学校对他的信任：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我看到的那本复旦附中毕业纪念册上，首页内容是黄玉峰的照片和寄语：勉励弟子们继续追求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布局，校长、书记竟然被编排在教师后面出现。到底是上海滩最有“大学气质”的一所中学，当好好珍惜。
然而，信任他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仅在学校里做，而且在学校外面做，即使会遇到许多阻碍与困难，也是如此。当然，支撑他一路走来的外部力量也有许多。在我看来，其中他最需要的也许正是信任。是啊，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教师会争气呢？不是还有学生在直接看着教师的表现，为何借用“企业界”的思维与工具来管理教师？
被视为“特立独行”的黄玉峰非常清楚，信任在其教育改革历程中的作用。去年年底，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附中等单位为他庆祝从教45周年时，他感谢了各界对于他的信任。我当时也在场，听完就想起《读书》杂志上女科学家李爱珍说过的一句话：“我总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李爱珍教授遭遇过更多的困难和打压，她的经历更能说明，对生产“教育”的教育界来说，杰出的“教育”历来都是由“超商业”的文化塑造而成，信任正是塑造杰出教育的基本文化之一。黄玉峰有那么多要感谢的信任，是他的幸运，更是教育界的幸运。而他也没有辜负信任，做出了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然，即使没有那些“企业界”的考核机制，他也早被学生赶下讲台，或自动走下讲台了。谁愿意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误人子弟”、混日子呢，多难受的事！
作为语文改革先锋的一介书生及其文化保守
除得力于外界各方的信任外，黄玉峰之所以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更与他的文化理想与行动有关。他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保守文化实验”，也就是努力将被诸多异化力量包围的语文教学，改造成他十分珍视的传统文化活动。他即是依靠这种因突围显得“先锋”但其实“保守”的“文化实验”，做出了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本来，教育和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一样，性质都是“育人”的文化活动。教育甚至是所有文化活动的聚集之地。然而自从教育被“制度化”为“学校教育”，便被许多非文化的力量撕扯着，因此总是难免异化，甚至变成只是非文化力量的工具。
现实中的教育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竞技场，其中既有许多文化的力量，更有许多非文化的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压过前者，则现实中的教育便要异化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所有的教师与学生都有责任去“改革”，消除种种非文化力量对于教育的异化作用，创造可以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朱熹主持书院时，就一直带领学生做这种改革，将正统的儒家文化，从各种异化力量的包围中挺立起来，使书院转向以“孔孟之道”为本，展开求学与实践。黎锦晖也是在力量冲突的教育“场域”中，奋力从事自己的音乐教育，为此不惜花光自己的钱，还深夜为唱片公司写情歌，来养活自己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
黄玉峰自觉加入了改革者的行列。他很清楚自己在面对哪些异化力量，他写过《语文教育的“五大绳索”》《人是怎么不见的？》等文章。有一次，在歌颂语文教育成绩的全国论坛上，他还冲上讲台，抢到话筒，痛批语文教育的几大积弊均没解决，却在那里大谈成绩。在场的记者将其称为“五四青年”和“语文教育界的叛徒”。
那些喜欢夺人眼球的记者不知道，黄玉峰其实相当“保守”，不过是想让被“五大绳索”束缚的语文教学，回到孔子以来公认的文化教育传统。但凡中国的一介书生教师，都可能会努力让语文、历史或其他性质相似的学科教学保持基本的传统文化活动特性。悲剧的一点在于，在被应试教育、“奥数”、利益等力量及其屡禁不止的“变种”包围的教育大环境中，这个保守、耿直的一介书生确实显得“特立独行”“不谙时务”。
确实，他想保守的文化教育理想非常简单，就是耐心与学生一起通过读书、思考与实践，追求更好的文化与人生。而所谓更好的文化与人生，也不过是孔子以来的文化与人生传统，其内涵只需用“琴棋书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概念界定一下，便足矣。
总之，作为深爱传统文化的一介书生，黄玉峰是一位文化保守的语文改革先锋。尽管他的“琴棋书画”玩不过苏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不上顾炎武，“有教无类”的空间也大不过真正面向社会做教育的孔子、朱熹，但他一直在努力增强自己的文化功底，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扩大教育空间，以至惹来不少非议，尤其是许多由语文“标准答案”塑造的“网民”们，竟把他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常识，与“芙蓉姐姐”哗众取宠的“作秀”归为一类。
社会人心沦落到此地步，堪称为语文教育制造了最为严峻的外界挑战。黄玉峰面对了这一挑战。说实话，与面向社会讲和坤的那位教师比，黄玉峰的面对方式更接近是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光讲述内容旨在从传统文化中求真、求美，表情也流露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喜爱，仍然是当初那个讲《诗情画意》的黄玉峰。
和王国维、钱穆等曾任教中小学的国学大师比，黄玉峰远谈不上有很高的传统文化造诣，但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各种值得保守的文化，带着学生一起探索，希望借此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意义更为超越的人生道路。所以他喜欢巴金先生的一句话：“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今天，黄玉峰仍在立足他珍视的那些保守文化，努力展开实验，反抗包围语文教育的各种异化力量，使语文教育与其本质意义（“育人”）的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与行政、与专业力量通过架构各种“专业化”的教学引领与管理机制，鼓励、推动更多的教师起来改革“应试教育”，可谓途殊归同。
回归中国教师的专业传统
也许有人会说黄玉峰有那么好的“生源”，是可以做点事。但我想说，无论他早年在乡村中学教书，还是后来进复旦附中，都在学《论语》中的孔夫子，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孔子也要教参差不齐的学生“应试”（获取“利禄”），只是那时没有“高考”，孔子只好向各处推荐学生，可谓用尽全力。但在“应试”之上，他还有更用心的事，便是“学而时习之”，与学生一起学习历史文化，并努力践行其中的“仁”道。
此后2500年的中国教育即因此确立文化传统，而且无论遇到多少异化力量，都能壮大。也因为一直有这种执拗文化教育传统的引领，多少学生在高中“状元”“进士”“举人”之余，学会了像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朱熹那样为人处世，成为维系整个国家文明的上下支撑与推动力量。
我相信，这一壮丽的中国文化教育历史图景及其蕴涵的“教师专业传统”时刻都在影响黄玉峰，为他提供改革方向与动力，使他追求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言外之意，他有自己的源自数千年中国文化教育积累的“教师专业传统”，甚至连写自己的教育心得时，也采用《论语》体例（《关于语文教学的断想》，载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的大语文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末尾想说，若能将悠久的“中国教师专业传统”注入今天日益完备的“专业化”的教学引领与管理体系，为涌现更多的黄玉峰式的教育改革先锋创造信任、宽松的工作环境；同时，黄玉峰也能进一步反思、优化自己的“教师专业传统”，则上海乃至中国教育界不仅会出现更大的“应试教育”超越力量，而且能让“现代化”的校园弥漫更多中国教育本有的文化底蕴与书生意气。
周勇
【专题名称】初中语文教与学
【专 题 号】G351
【复印期号】2012年08期
【原文出处】《上海教育》(沪)2012年5A期第58～60页
【作者简介】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十年前，从一位复旦附中毕业的学子那里，知道了黄玉峰。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讲《诗情画意》《阿爸教作文》，带学生远行，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与历史文化，研究杜甫、苏轼、鲁迅，批判语文教育，不照教科书讲课，教学生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班上谁过生日了，送上自己的书画，等等，一大串的回忆。
学子讲述这些回忆时，表情显露骄傲。我听着，亦认为黄玉峰是能够让学子佩服、记住的老师，像那些古道热肠的民国先生。而我的高中老师中，最好的只是做到了对若干成绩好的学生视如己出，周末也在义务“授业”，不顾自家生计，只恨不能替我们去高考。
后来，因想见其人，便去复旦附中拜访，谈了许多话。接着，看到他重上电视，在《文化中国》《百家讲坛》等处，讲李白、苏轼，讲汉字中的历史文化。其间，还惹得不少想起语文“标准答案”的“记者”们、“网民”们起来说他“解构”了李白的“至高”文化形象。
可见，“标准答案”的确力量很大，即便学子们当年不喜欢它，甚至考完还烧掉它，它还是能造成很大影响，大到可以让那么多人，将许多有意、无意建构的“说教”当做“真理”，以至于看不到，黄玉峰的“解构”讲法不过是民国语文界的常识。当年，被张伯苓校长挖到南开中学做语文首席的孟志荪先生在课堂上讲李白时，便说他“格调不高”，骨子里想的，多是“美酒”“妇人”“神仙”，与真正古道热肠的杜甫差距甚大。
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提及这件涉及“古今中西”文化复杂演变的小事，是想呈现一点黄玉峰身处的巨大“双重结构”：在其中，他不仅要面对被“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捆绑的语文教育，还要面对更庞大的被“标准答案”塑造的“网民”群体。他本来可以免于陷入后一重结构，只待在校园里，但他还是陷入了。
难道在他看来，语文教师就该多做点事，已经毕业在社会上经受各种“锻炼”的人，也要让他们学会重新思考，更好地思考？
关于这一点，我没问过他。就像上次他打电话来，问我怎么看现在的大学，我也没问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只是谈现在的、民国的和欧美的大学，谈了很久。我一直觉得，依靠平实自然的交往，才可以做出平实自然的研究。就像现在写他，也未告诉他，只因为看到三月份的一期《上海教育》时，看到他和他的朋友，钱梦龙、骆玉明、王德峰、余党绪等，一起谈如何改革语文教育。况且写黄玉峰，也可以试一下，在“教师绩效评价”工具满天飞的今天，还可以有何种不同的“范式”来评价现在的教师。
那些“绩效评价”工具大都来自以利益、效率为本的“企业界”（讲效率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利益），其基本假设是认为，“员工”也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必须加以严格的标准化管理，才可以保证“企业”方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将那些工具引入教育界的力量是如何看待教师的呢？是不是也是以“商业思维”在打量教师？
这个问题这里无以回答，只知道民国前辈们早提醒过，如果“商业文化”在教育界不断蔓延，教育界便要被毁掉，会变成活动方向、运行机制均和“企业”差不多的“学店”。黄玉峰也知道这一点。或许正因为许多观念一致，即使不说，我与他的十年交往也不带任何“商业文化”，而是表现为在信任的基础上，各读各的书，各做各的事，然后随缘而已。而我的信任最初来自他的学生对他的信任。
当然，还有他的朋友、他的学校对他的信任：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我看到的那本复旦附中毕业纪念册上，首页内容是黄玉峰的照片和寄语：勉励弟子们继续追求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布局，校长、书记竟然被编排在教师后面出现。到底是上海滩最有“大学气质”的一所中学，当好好珍惜。
然而，信任他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仅在学校里做，而且在学校外面做，即使会遇到许多阻碍与困难，也是如此。当然，支撑他一路走来的外部力量也有许多。在我看来，其中他最需要的也许正是信任。是啊，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教师会争气呢？不是还有学生在直接看着教师的表现，为何借用“企业界”的思维与工具来管理教师？
被视为“特立独行”的黄玉峰非常清楚，信任在其教育改革历程中的作用。去年年底，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附中等单位为他庆祝从教45周年时，他感谢了各界对于他的信任。我当时也在场，听完就想起《读书》杂志上女科学家李爱珍说过的一句话：“我总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李爱珍教授遭遇过更多的困难和打压，她的经历更能说明，对生产“教育”的教育界来说，杰出的“教育”历来都是由“超商业”的文化塑造而成，信任正是塑造杰出教育的基本文化之一。黄玉峰有那么多要感谢的信任，是他的幸运，更是教育界的幸运。而他也没有辜负信任，做出了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然，即使没有那些“企业界”的考核机制，他也早被学生赶下讲台，或自动走下讲台了。谁愿意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误人子弟”、混日子呢，多难受的事！
作为语文改革先锋的一介书生及其文化保守
除得力于外界各方的信任外，黄玉峰之所以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更与他的文化理想与行动有关。他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保守文化实验”，也就是努力将被诸多异化力量包围的语文教学，改造成他十分珍视的传统文化活动。他即是依靠这种因突围显得“先锋”但其实“保守”的“文化实验”，做出了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本来，教育和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一样，性质都是“育人”的文化活动。教育甚至是所有文化活动的聚集之地。然而自从教育被“制度化”为“学校教育”，便被许多非文化的力量撕扯着，因此总是难免异化，甚至变成只是非文化力量的工具。
现实中的教育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竞技场，其中既有许多文化的力量，更有许多非文化的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压过前者，则现实中的教育便要异化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所有的教师与学生都有责任去“改革”，消除种种非文化力量对于教育的异化作用，创造可以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朱熹主持书院时，就一直带领学生做这种改革，将正统的儒家文化，从各种异化力量的包围中挺立起来，使书院转向以“孔孟之道”为本，展开求学与实践。黎锦晖也是在力量冲突的教育“场域”中，奋力从事自己的音乐教育，为此不惜花光自己的钱，还深夜为唱片公司写情歌，来养活自己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
黄玉峰自觉加入了改革者的行列。他很清楚自己在面对哪些异化力量，他写过《语文教育的“五大绳索”》《人是怎么不见的？》等文章。有一次，在歌颂语文教育成绩的全国论坛上，他还冲上讲台，抢到话筒，痛批语文教育的几大积弊均没解决，却在那里大谈成绩。在场的记者将其称为“五四青年”和“语文教育界的叛徒”。
那些喜欢夺人眼球的记者不知道，黄玉峰其实相当“保守”，不过是想让被“五大绳索”束缚的语文教学，回到孔子以来公认的文化教育传统。但凡中国的一介书生教师，都可能会努力让语文、历史或其他性质相似的学科教学保持基本的传统文化活动特性。悲剧的一点在于，在被应试教育、“奥数”、利益等力量及其屡禁不止的“变种”包围的教育大环境中，这个保守、耿直的一介书生确实显得“特立独行”“不谙时务”。
确实，他想保守的文化教育理想非常简单，就是耐心与学生一起通过读书、思考与实践，追求更好的文化与人生。而所谓更好的文化与人生，也不过是孔子以来的文化与人生传统，其内涵只需用“琴棋书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概念界定一下，便足矣。
总之，作为深爱传统文化的一介书生，黄玉峰是一位文化保守的语文改革先锋。尽管他的“琴棋书画”玩不过苏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不上顾炎武，“有教无类”的空间也大不过真正面向社会做教育的孔子、朱熹，但他一直在努力增强自己的文化功底，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扩大教育空间，以至惹来不少非议，尤其是许多由语文“标准答案”塑造的“网民”们，竟把他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常识，与“芙蓉姐姐”哗众取宠的“作秀”归为一类。
社会人心沦落到此地步，堪称为语文教育制造了最为严峻的外界挑战。黄玉峰面对了这一挑战。说实话，与面向社会讲和坤的那位教师比，黄玉峰的面对方式更接近是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光讲述内容旨在从传统文化中求真、求美，表情也流露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喜爱，仍然是当初那个讲《诗情画意》的黄玉峰。
和王国维、钱穆等曾任教中小学的国学大师比，黄玉峰远谈不上有很高的传统文化造诣，但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各种值得保守的文化，带着学生一起探索，希望借此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意义更为超越的人生道路。所以他喜欢巴金先生的一句话：“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今天，黄玉峰仍在立足他珍视的那些保守文化，努力展开实验，反抗包围语文教育的各种异化力量，使语文教育与其本质意义（“育人”）的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与行政、与专业力量通过架构各种“专业化”的教学引领与管理机制，鼓励、推动更多的教师起来改革“应试教育”，可谓途殊归同。
回归中国教师的专业传统
也许有人会说黄玉峰有那么好的“生源”，是可以做点事。但我想说，无论他早年在乡村中学教书，还是后来进复旦附中，都在学《论语》中的孔夫子，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孔子也要教参差不齐的学生“应试”（获取“利禄”），只是那时没有“高考”，孔子只好向各处推荐学生，可谓用尽全力。但在“应试”之上，他还有更用心的事，便是“学而时习之”，与学生一起学习历史文化，并努力践行其中的“仁”道。
此后2500年的中国教育即因此确立文化传统，而且无论遇到多少异化力量，都能壮大。也因为一直有这种执拗文化教育传统的引领，多少学生在高中“状元”“进士”“举人”之余，学会了像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朱熹那样为人处世，成为维系整个国家文明的上下支撑与推动力量。
我相信，这一壮丽的中国文化教育历史图景及其蕴涵的“教师专业传统”时刻都在影响黄玉峰，为他提供改革方向与动力，使他追求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言外之意，他有自己的源自数千年中国文化教育积累的“教师专业传统”，甚至连写自己的教育心得时，也采用《论语》体例（《关于语文教学的断想》，载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的大语文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末尾想说，若能将悠久的“中国教师专业传统”注入今天日益完备的“专业化”的教学引领与管理体系，为涌现更多的黄玉峰式的教育改革先锋创造信任、宽松的工作环境；同时，黄玉峰也能进一步反思、优化自己的“教师专业传统”，则上海乃至中国教育界不仅会出现更大的“应试教育”超越力量，而且能让“现代化”的校园弥漫更多中国教育本有的文化底蕴与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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