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从诗人到哲学家的转变

（以下内容选自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段忠桥译本，第6-7页。标题是我自己加上去的，特此注明。）
60年代后期发生的另一件事（与此事相并列的另一件事是科恩对阿尔都塞解释马克思理论的不满——新月注）把我引向了分析哲学的方向。那时我正在写一篇不是严格意义上分析哲学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它是对《神圣家族》中一段话的扩展性反思，在那段话中，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像无产阶级一样也是被异化了的，但与无产阶级不同，他们享受他们的异化并从中发现了他们的力量。在1966-1967学年中的某一时候，我向伦敦大学哲学小组宣读了那篇文章的一个改写稿。听众中有以撒·莱维（Isaac Levi），一个难对付的美国哲学家。在评论了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有关货币的权力的一些说法以后，我的文章大胆地提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富有的资本家的主妇不是因为他的钱而爱他，相反，她爱的是钱本身。莱维想要确切地知道这种见解的含义，以及/或人们应该怎样说明它是否是正确的，说的准确一点就是：喜欢某些人只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钱，与喜欢那些钱本身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莱维的提问是不友好的和无益的（虽然我现在认为他的体温是绝对恰当的）。但在讨论结束后，当我们离开房间时，他走近了我，并且无疑注意到了我的不自在，他以朋友的方式对我说：“你瞧，我不在意做事情的不同方式。我只是想知道基本的规则是什么。”
这一谈话对我打击很大并使我情绪低落。在莱维的告诫后不久，我停止了诗人式的写作方式（至少是部分地停止了），诗人写下的是他听起来感到很好的东西，他不需要为他的诗句辩护（它们或者得到读者的共鸣，或者得不到）。而我在写作时却力图问自己：这句话对于进行说明或论证的确切作用是什么？当你进行这种自我批判时（常常是痛苦的），你就成为注重分析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