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融與永明時代》序
寒假之後不久，曉光傳來《王融與永明時代》書稿的電子版，請我作序。我很樂意，而其實按我早先的預期，這該是一年前的事。
曉光的這部書稿，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增修而成的；那篇學位論文之成型并通過答辯已是三年前了。在完成復旦的學業之後，曉光得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青睞，轉去杭州從林家驪教授進行博士後研究。臨行之際，我曾囑咐他在兩年間，除了博士後報告須勉力從事以形成未來新的研究格局之外，一定得將博士論文增訂完畢提供出版。我們時常見面，也屢屢催促他抓緊書稿之修撰。雖然了解到曉光一直在興致勃勃地讀書、寫作，不過書稿還是較我的期待晚了一年。這自然不是曉光惰怠，多半是因為新的研究很引起他的興趣和熱情，而關於王融的這部書稿，他也在時時修補，事實上，他前一個多月又傳來書稿最近的一個多有塗抹、移易、補充的文本。
在我的印象中，曉光始終是好學而樂思的。記憶裡第一次見面是2000年的秋天，那時我剛從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歸來，不知什麼緣故，竟無課可上，於是臨時擔任了一門古典散文的全校公開選修課，曉光那時應該還是剛入復旦的本科生，他跑來聽了一次課，隨便聊到中文專業的學生修這樣的公選課是否合適之類的話題，而後就不見了。漸漸熟悉是後來的事，從本科階段直到碩士、博士的修習，曉光名義上都是我指導的學生。他讀書之廣，我也是逐漸了解的，也大致感覺他會以學術為自己的方向，於是不經意間或許比較多督促他要更加勤勉，好像說過你付出和呈現得比旁人多百分之二十算不得什麼，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乃至百分之百才成之類的話。曉光在讀碩士期間曾下功夫通讀有關六朝的史籍，在中古時代的歷史、宗教和文學方面形成了相當不錯的基礎，遠超同齡學子，其碩士論文討論東晉南朝佛教與民間祠祀的衝突，并因而一度有意往思想文化史方面發展。幸而曉光還是留在了中古文史的領域，博覽而銳思的態勢就此延續下來。
博士階段的第二年，曉光獲得了去日本研究的機會，承蒙早年在復旦進修過的釜谷武志教授照拂，留學神戶大學兩年。能去日本學習，我想是曉光的夙願。他喜好日本文化，不僅對東瀛的中國研究有相當了解，而且對純粹的日本文學有真實的親切感，所以很認真地學習了日語。後來聽當時正在神戶大學客座的我的同事朱剛教授回來說，曉光初到日本就能順利地以日語交際，這多少有些出乎我原來的預料。正是在神戶期間，他最後確認了以王融為博士論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因為身處兩地，曉光選擇王融的考慮，我當時的了解不能說周詳。說實話，我甚至有些擔心，道理很簡單：王融在永明時代無論在政治舞台還是文化場域之中都是一位很有光彩的人物，但是，其一，畢竟相關材料比較而言甚少，其二，在既往的研究視野之下，也難以想象能有多少展開的空間。而我一直期望自己學生最初的學術工作要有相當的延展性，也就是說，未來正式進入學術領域之後在論題的內涵或研究的路徑上有可持續拓展的前景。圍繞王融的研究，可以嗎?不過，另一方面，我也還是有所期待。有時，我會對學生開玩笑說，你們的論文如果多半部分作為導師的我都大致了解，那就不必做了吧。以我對曉光的了解，他不會甘於做一個因循平淺的題目，而以我對王融研究的黯淡估計，或許他能提供出乎想象的很不一般的圖景？
回國之後，曉光如期完成了博士論文及答辯，現在以此為基礎形成的著作也呈現學界面前了，他做得如何，相信自有公論；而我，是滿意的。
在這部著作中，曉光的多年積學得到了較為集中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他基於對中古史料文獻的諳熟而形成的對當時歷史狀況的深入體察，沒有這層功夫，永明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王融形象不可能勾勒得如此生動入微；可以看到他對中古文學文本的精細讀解，對文本背後的書寫成規、知識素養、儀式背景等的真切把握，沒有這一能力，進入中古時代的文學世界完全沒有可能。這中間，曉光留學東瀛前後所承受的彼邦學術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無論是關於王融和永明時代政治文化的具體分析討論，還是在整體的構架上承受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以下諸多大師關於六朝貴族社會論之影響，斑斑可睹。而貴族社會及於其中展開的文化和文學，是曉光理解王融和永明文學的基本立場和關鍵所在，也是這一研究對於重新估量六朝文學最富有刺激和啟示之處：我們究竟該如何來審視六朝文學的格局？每一個依憑後世文學觀念建構起來的文學史圖式，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過去時代的折射，但洞見的同時也就存在盲點，或許對六朝文學而言，這種折射是否遮蔽了那個時代最為重要乃至核心的部分，真是一個值得慎重省思的問題。由此而言，曉光的這部書稿，固然是對王融及永明時代政壇和文壇的一次照察，在相當程度上刷新了我們對永明文學及其背景的認識，不過它透露的從王融的這一個個案進而刷新我們對整個六朝文學的理解方向和觀照方式的祈望也可謂至為明顯，而後面這一點無論是否能為學界同仁接受，恐怕會是它更大的意義所在。
我說自己對曉光的這份成果是滿意的，不僅在他錯綜各類相關的歷史文獻和文學文本，批判性地汲取傳統和域外的既有成果，完成了對王融的一項突過前賢的研究，且更在他滿懷勇氣試圖重構對六朝文學主流認知之銳氣。我欣賞曉光的努力，當然不是說完全就以之為是，我也曾直言他的有些見解和表達或涉率意輕急。不過，年輕學人做一項規範性的工作值得肯定，而如果是一項修整甚至重擬規範的研究，似乎無論如何更值得支持，況且在大方向上，我是站在曉光一邊的。
我始終以為，如果期望歷史地把握六朝文學必須連貫地觀照政治、家族、信仰和文學這幾個方面。曉光的王融研究，便是在六朝貴族社會論的歷史規範下，大致涉及了這些維度的考察。六朝時代的文學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屬於社會的精英，這是貴族制社會所決定的，因而必定或緊密或疏遠地捲入政治，這樣的政治的介入，遠不是後來比如唐代大多數詩人們能想像的，後者不少其實身處唐帝國的政治邊緣；而這種仕途的起伏必定有其家族的社會地位、人緣脈絡、文化傳統等影響，同時這種家族因素在六朝士人的文化素養和美學趣味上常常留有決定性的烙印，這類家族影響也與後代比如宋代的文學家族及其家族文學大相徑庭，後者呈現的是平民社會之中的形態，文學作為家族文化資本和地位的宣示性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信仰在六朝時代也不像後世那樣更多是個體的精神抉擇，而往往呈現強烈的家族性，與政治的立場和姿態也有深刻得多的關聯性；至於文學，只有在這樣一個諸因素聯結綰合的形態中考究，或許方能得其真實。基於這樣的想法，我相信曉光所完成的王融與永明時代的個案研究，是可以有廣闊的推展空間的。
曉光完成王融的研究後，在杭州的近三年時間裡，展開了新的方向。他曾與我談及，或許可以有兩個嘗試方向。一，是就文本深入，由文體、文類探究其與制度、儀式的關聯，這在很大程度是書稿下篇的延續和拓進；我對此很表支持，因為如果深入文學內部，則六朝時代的文體、文類堪稱核心問題，其時文學意識日漸清晰與文學書寫循之演進，都是圍繞著它展開的。二，是從文獻載錄的角度考察六朝時代文學文本在後世的呈現面貌，這在王融的研究中也有其端倪，書稿下篇比較討論王融與謝朓兩篇哀策文之序的差異時就點出作為類書的《藝文類聚》與《文選》之類總集在保存文學文本上有不同的原則；我對此自亦非常鼓勵，此一問題也是中古文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對文獻載錄方式的重視本就是文獻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近年海外抄本文化討論的興盛與之也有緊密關聯，如果全面而系統地予以疏理，當能更清楚而透徹地了解所面對的文學文本的樣貌和性質，而對我們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及其限度有充分的自覺。結果，曉光所著力的主要在後一範圍，《論〈藝文類聚〉存錄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學變貌》（《文學遺產》2014年第3期）等正陸續在刊布之中。
回顧我所了解的過去十年曉光在中古文學領域的研習過程，相信他走在正大而很有前景的路上，我願祝他一路走好。最後如果一定要說什麼，還是曾經一再期望於他的：付出超過同儕百分之百的努力吧。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
曉光的這部書稿，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增修而成的；那篇學位論文之成型并通過答辯已是三年前了。在完成復旦的學業之後，曉光得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青睞，轉去杭州從林家驪教授進行博士後研究。臨行之際，我曾囑咐他在兩年間，除了博士後報告須勉力從事以形成未來新的研究格局之外，一定得將博士論文增訂完畢提供出版。我們時常見面，也屢屢催促他抓緊書稿之修撰。雖然了解到曉光一直在興致勃勃地讀書、寫作，不過書稿還是較我的期待晚了一年。這自然不是曉光惰怠，多半是因為新的研究很引起他的興趣和熱情，而關於王融的這部書稿，他也在時時修補，事實上，他前一個多月又傳來書稿最近的一個多有塗抹、移易、補充的文本。
在我的印象中，曉光始終是好學而樂思的。記憶裡第一次見面是2000年的秋天，那時我剛從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歸來，不知什麼緣故，竟無課可上，於是臨時擔任了一門古典散文的全校公開選修課，曉光那時應該還是剛入復旦的本科生，他跑來聽了一次課，隨便聊到中文專業的學生修這樣的公選課是否合適之類的話題，而後就不見了。漸漸熟悉是後來的事，從本科階段直到碩士、博士的修習，曉光名義上都是我指導的學生。他讀書之廣，我也是逐漸了解的，也大致感覺他會以學術為自己的方向，於是不經意間或許比較多督促他要更加勤勉，好像說過你付出和呈現得比旁人多百分之二十算不得什麼，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乃至百分之百才成之類的話。曉光在讀碩士期間曾下功夫通讀有關六朝的史籍，在中古時代的歷史、宗教和文學方面形成了相當不錯的基礎，遠超同齡學子，其碩士論文討論東晉南朝佛教與民間祠祀的衝突，并因而一度有意往思想文化史方面發展。幸而曉光還是留在了中古文史的領域，博覽而銳思的態勢就此延續下來。
博士階段的第二年，曉光獲得了去日本研究的機會，承蒙早年在復旦進修過的釜谷武志教授照拂，留學神戶大學兩年。能去日本學習，我想是曉光的夙願。他喜好日本文化，不僅對東瀛的中國研究有相當了解，而且對純粹的日本文學有真實的親切感，所以很認真地學習了日語。後來聽當時正在神戶大學客座的我的同事朱剛教授回來說，曉光初到日本就能順利地以日語交際，這多少有些出乎我原來的預料。正是在神戶期間，他最後確認了以王融為博士論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因為身處兩地，曉光選擇王融的考慮，我當時的了解不能說周詳。說實話，我甚至有些擔心，道理很簡單：王融在永明時代無論在政治舞台還是文化場域之中都是一位很有光彩的人物，但是，其一，畢竟相關材料比較而言甚少，其二，在既往的研究視野之下，也難以想象能有多少展開的空間。而我一直期望自己學生最初的學術工作要有相當的延展性，也就是說，未來正式進入學術領域之後在論題的內涵或研究的路徑上有可持續拓展的前景。圍繞王融的研究，可以嗎?不過，另一方面，我也還是有所期待。有時，我會對學生開玩笑說，你們的論文如果多半部分作為導師的我都大致了解，那就不必做了吧。以我對曉光的了解，他不會甘於做一個因循平淺的題目，而以我對王融研究的黯淡估計，或許他能提供出乎想象的很不一般的圖景？
回國之後，曉光如期完成了博士論文及答辯，現在以此為基礎形成的著作也呈現學界面前了，他做得如何，相信自有公論；而我，是滿意的。
在這部著作中，曉光的多年積學得到了較為集中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他基於對中古史料文獻的諳熟而形成的對當時歷史狀況的深入體察，沒有這層功夫，永明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王融形象不可能勾勒得如此生動入微；可以看到他對中古文學文本的精細讀解，對文本背後的書寫成規、知識素養、儀式背景等的真切把握，沒有這一能力，進入中古時代的文學世界完全沒有可能。這中間，曉光留學東瀛前後所承受的彼邦學術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無論是關於王融和永明時代政治文化的具體分析討論，還是在整體的構架上承受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以下諸多大師關於六朝貴族社會論之影響，斑斑可睹。而貴族社會及於其中展開的文化和文學，是曉光理解王融和永明文學的基本立場和關鍵所在，也是這一研究對於重新估量六朝文學最富有刺激和啟示之處：我們究竟該如何來審視六朝文學的格局？每一個依憑後世文學觀念建構起來的文學史圖式，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過去時代的折射，但洞見的同時也就存在盲點，或許對六朝文學而言，這種折射是否遮蔽了那個時代最為重要乃至核心的部分，真是一個值得慎重省思的問題。由此而言，曉光的這部書稿，固然是對王融及永明時代政壇和文壇的一次照察，在相當程度上刷新了我們對永明文學及其背景的認識，不過它透露的從王融的這一個個案進而刷新我們對整個六朝文學的理解方向和觀照方式的祈望也可謂至為明顯，而後面這一點無論是否能為學界同仁接受，恐怕會是它更大的意義所在。
我說自己對曉光的這份成果是滿意的，不僅在他錯綜各類相關的歷史文獻和文學文本，批判性地汲取傳統和域外的既有成果，完成了對王融的一項突過前賢的研究，且更在他滿懷勇氣試圖重構對六朝文學主流認知之銳氣。我欣賞曉光的努力，當然不是說完全就以之為是，我也曾直言他的有些見解和表達或涉率意輕急。不過，年輕學人做一項規範性的工作值得肯定，而如果是一項修整甚至重擬規範的研究，似乎無論如何更值得支持，況且在大方向上，我是站在曉光一邊的。
我始終以為，如果期望歷史地把握六朝文學必須連貫地觀照政治、家族、信仰和文學這幾個方面。曉光的王融研究，便是在六朝貴族社會論的歷史規範下，大致涉及了這些維度的考察。六朝時代的文學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屬於社會的精英，這是貴族制社會所決定的，因而必定或緊密或疏遠地捲入政治，這樣的政治的介入，遠不是後來比如唐代大多數詩人們能想像的，後者不少其實身處唐帝國的政治邊緣；而這種仕途的起伏必定有其家族的社會地位、人緣脈絡、文化傳統等影響，同時這種家族因素在六朝士人的文化素養和美學趣味上常常留有決定性的烙印，這類家族影響也與後代比如宋代的文學家族及其家族文學大相徑庭，後者呈現的是平民社會之中的形態，文學作為家族文化資本和地位的宣示性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信仰在六朝時代也不像後世那樣更多是個體的精神抉擇，而往往呈現強烈的家族性，與政治的立場和姿態也有深刻得多的關聯性；至於文學，只有在這樣一個諸因素聯結綰合的形態中考究，或許方能得其真實。基於這樣的想法，我相信曉光所完成的王融與永明時代的個案研究，是可以有廣闊的推展空間的。
曉光完成王融的研究後，在杭州的近三年時間裡，展開了新的方向。他曾與我談及，或許可以有兩個嘗試方向。一，是就文本深入，由文體、文類探究其與制度、儀式的關聯，這在很大程度是書稿下篇的延續和拓進；我對此很表支持，因為如果深入文學內部，則六朝時代的文體、文類堪稱核心問題，其時文學意識日漸清晰與文學書寫循之演進，都是圍繞著它展開的。二，是從文獻載錄的角度考察六朝時代文學文本在後世的呈現面貌，這在王融的研究中也有其端倪，書稿下篇比較討論王融與謝朓兩篇哀策文之序的差異時就點出作為類書的《藝文類聚》與《文選》之類總集在保存文學文本上有不同的原則；我對此自亦非常鼓勵，此一問題也是中古文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對文獻載錄方式的重視本就是文獻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近年海外抄本文化討論的興盛與之也有緊密關聯，如果全面而系統地予以疏理，當能更清楚而透徹地了解所面對的文學文本的樣貌和性質，而對我們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及其限度有充分的自覺。結果，曉光所著力的主要在後一範圍，《論〈藝文類聚〉存錄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學變貌》（《文學遺產》2014年第3期）等正陸續在刊布之中。
回顧我所了解的過去十年曉光在中古文學領域的研習過程，相信他走在正大而很有前景的路上，我願祝他一路走好。最後如果一定要說什麼，還是曾經一再期望於他的：付出超過同儕百分之百的努力吧。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