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名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重读名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者：萧相恺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2期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中国小说史略题记》）小说史专书的出版，是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始的。鲁迅先生在1923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叙该书的出版缘起时说：“……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词，听者或多不(忄+僚去单人旁），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则此书本系讲稿，而讲述此门课程的时间是在1920年。讲课的学校则是在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20年8月离开北大)。
   1920年前后，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当时的北京大学，则堪称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固然丰富多彩，而极力倡导平民的文学则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古代小说就其基本面而言乃是平民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通俗小说，则更系平民文学的典范。故当时的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都十分重视古代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白话小说。比如说，胡适1919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便说：“……《水浒传》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他又曾说过：“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吴敬梓传》钱玄同的《〈儒林外史〉新叙》中则说：“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部书”，而且说：“(《儒林外史》)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就连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的陈独秀也作过《〈水浒〉新叙》、《〈儒林外史〉新叙》。在《儒林外史新叙》中他指出：“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写在后面作一结束：‘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如何看重中国的古代小说的。马幼渔之所以请鲁迅去北大讲中国小说史，鲁迅之所以应聘，且如此认真地写成讲稿，并付枣梨，显然与当时的文化背境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小说史略》虽因“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它的问世，实际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史，对于小说史学科的建立，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关于这一点无需多言。令人无限钦敬的是，从这部书出版到现在已经七十余年了，尔后所出的各类小说史少说也当数以十计，我自己也出过一部《宋元小说史》、一部《世情小说史》(署名向楷)，但就我看来，迄于今，还没有一部真正从整体上全面超过《中国小说史略》的著作出现。今日的治古小说的学者也许可以不读后来所出的某些小说史著作，但却没有一个会不读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
   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是“整体上”“全面”超过，而不是指个别、局部。鲁迅自己在1924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中就说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宇遐心，胡适为《水浒后传序》考得其事尤众……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觐，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在1930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他又说过：“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很显然，从《中国小说史略》作成起，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便时有出现，这些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当然会使后出的小说史更丰富，也必然会使后出的小说史从某些局部或某一个方面纠正《中国小说史略》中存在的错误。比如说，关于中国古小说观念的历史变迁，关于中国古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等等，后人的研究，都有丰富于《中国小说史略》处，而被后人写进了小说史中。又如《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有一些堪以人史的小说陆续发现，像前面提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残本及‘三言’”，“五种”中，鲁迅所见，便只《全相三国志平话》一种，而“他四种未能见”，“三言”则概未见，故论述时，于宋元人之“讲史”，只涉及《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全相三国志平话》两种，而于“三言”则只说“《喻世》等三言在清初盖尚通行，王士祯(《香祖笔记》)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清平山堂所刊之市人小说集、《最娱情》、熊龙峰所刊小说以及《型世言》也皆未见，故其于“宋之话本”、“明之拟宋市人小说”诸篇便只就《京本通俗小说》及“二拍”、《今古奇观》等立论，而难见宋明市人、拟市人小说全貌。其他当时尚未发现或鲁迅先生没有看见的小说亦不少，象《残唐五代史》《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至其在论述褚人获《隋唐演义》时，将这部小说据以改编的本子错作《隋唐志传》(实系《艳史》《遗文》)。在其论世情小说的有关章节中，也漏掉了《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姑妄言》(这是一部新近发现的艳情小说)这样的重要作品。等等。这些，后来的不少小说史中也都作了补充。《中国小说史略》中还存在因作者判断失误而产生差错的地方。比如“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中关于存世《水浒传》繁简版本产生先后的问题，鲁迅先生认为：“(简本)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又于引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的一段话后说：“应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但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却表明，今存的《水浒传》版本确是先繁后简。其他的错失也还有，像将宋人沈徵的《谐史》与吕居仁《轩渠录》同列，以为皆《笑林》之类，则是上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当，《谐史》实非笑话一类。又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在“明之人情小说”篇中论述。其所论才子佳人小说虽或有以为出于明者，而其盛行于世则在清之顺、康间无疑，至所论《铁花仙史》则肯定出于清之中前期。因此用“明之人情小说(下)”标题便不准确。当然，鲁迅先生也许是沿用“元明传来之讲史”这样的叙述惯例，意为“明传来之人情小说”之意。另外，《中国小说史略》还存在着分类标准不一的问题，前面的暂且不说，从第十四篇起至第二十七篇，作者对长篇的通俗小说，主要是按题材分为“讲史”、“神魔”、“人情”几大类的，但中间又夹了“清之讽刺小说”(二十三篇)和“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二十五篇)，最后第二十八篇又以“清末之谴责小说”标题。“讽刺”、“谴责”是讲的小说艺术手法。而炫才则是指小说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和由此显现的小说风格，和前面的分类标准明显不同。
然而尽管如此，鲁迅先生创立的体例，比如，先叙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变迁，接叙中国小说的起源，后来的小说史著作便多遵循，即使有所丰富，有所修正，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以其叙小说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鲁迅先生先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籍载讲起，再接汉谭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著录和关于小说家的论述，一直到历代史学家、学者对小说的著录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意见，可以说，举凡史籍中涉及小说观念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意见，举凡史籍中具有关键性变化的小说著录，像《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家的论说和对小说家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对小说的著录(所谓“诸书——按：谓《感应传》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前传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对古小说的分类、清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对小说的论述等等，《史略》便皆曾列叙，后来的小说史家虽也于史籍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但鲁迅论定的框架并未被打破。又以关于小说的起源来说，鲁迅先生以为，中国的小说起源，“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后来的小说史家便多从此说，或也有对其本源作新说者，诸如宗教说，史传说，寓言说等，要之，实亦未出神话、传说两端。
   谈到小说史的体例，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划定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阶段?如何来勾勒小说发展变化的轮廓?鲁迅的这部《史略》主要采用的是一种按朝代又兼顾同类题材小说发展变化情况的实际来划定小说历史发展阶段、勾勒小说发展线索的方法：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论述的主要是汉前的小说，也包含部分汉代小说，如刘向的《百家》等，以这批小说多不可考，又同载在《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便是以朝代划分了(对于《西京杂记》似依违于刘歆、葛洪之间)；第五、六、七篇主要也是以朝代划分，不过于魏晋六朝中又按题材分“志怪”、志人(《史略》中所谓“《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论述；第八、九、十之三篇叙唐代小说，只是将单篇的传奇与传奇集和杂俎分论；第十一、十二叙宋代小说，又分文言(《史略》所谓“宋之志怪及传奇文”)、通俗(《史略》所谓“宋之话本”)两类论述；十三篇讲“宋元之拟话本”，也还是按朝代分；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诸篇，就主要是按同类题材小说发展的实际而兼顾朝代的更迭来分了；第二十二篇至第二十八篇叙清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则是于同一朝代中主要依题材分类缕述的方法。这样缕述小说发展的历史，时而按朝代，时而按同一题材小说发展的实际，确乎有点混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作于1930年)中就曾说过：“……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似乎对自己的这种体例也不完全满意。但小说发展的历史有时与政治发展的历史(朝代的更迭)并不同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市人小说决不会因为宋的灭亡而马上消亡；明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后来的《西游记》则正是文人对宋元市人小说中“说水浒”、说“三国”、说“西游”故事的反思、总结、再创作的结果；明末与清初许多类型的小说(如才子佳人小说等)之间，更有着难分难解割不断的关系。因此，基本按朝代而又结合小说题材发展的实际来叙述小说发展历史的作法，有时反更为科学。实际上，后来的许多小说史著作，虽多按朝代来划分小说发展的历史阶段，勾勒小说发展变化的轮廓，但在论述的时候，不少学者还是兼顾了同类题材小说发展的实际状况的。
   从《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足可见作者的我们所难于企及的深厚的国学功底。因为是小说史专书的第一部，而且是在那个前此人们多不重视小说的时代作成，几乎所有的资料(本文的和其他文献的)都得靠自己去挖掘，作成这部《史略》，该要翻阅多少的史籍!我们只要想想，后来的小说史著作对于《史略》有所修正、有所丰富是靠了多少学者的努力，便会明白这草创者筚路蓝缕的艰辛。而《史略》最见功力处，还在于作者对每一部论及的小说本文及其产生原因的无比深刻的领悟与理解。往往一两句话，作者就能把这部小说的精神、精彩或失败处十分精辟地点出来，令人叹为观止，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史略》在论及《世说新语》前后志人小说产生的背境时说：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
于比较中叙当时社会及土流的习俗和文化心态，充满辩证精神，确实道出了六朝此类小说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论《世说新语》时又说：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徵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
    可以说，他一下就抓住了这部小说集的最本质的特点，都论到了点子上。
    《史略》第八篇在论及唐代小说的演进时指出：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子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呈梗概者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
   鲁迅的这一番论述，揭示出中国小说史的一个质的飞跃，后来的几乎所有论及唐人小说的文章和小说史著作都要引用，只是有些人往往太过，进而论定唐前的小说皆实录而无虚构，甚至认为唐前无小说。其实“有意为小说”是指“意识之(小说)创造”，六朝方士或佛道信徒们的小说要“自神其教”，怎会不虚构故事?只是他们造作小说是为了传教或“发明神道的不诬”，而非有意识的文学创造罢了。鲁迅在这一篇中为传奇一体所界定的范围：
    ……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
   ……其间虽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
    也几乎为后来所有的研究者所遵从。
   这样于动辄百万言的中国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只一两句话便出其精髓，令人倾倒的例子，在《史略》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他评《金瓶梅》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他评《聊斋志异》说：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有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又说：
    《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
    他评《儒林外史》曰：
     ……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如他评《红楼梦》曰：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为写实，转成新鲜。……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败破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鲁迅先生的洞透纸背的鉴赏领悟能力，又岂是一般的学人所能达到?后来的不少研究文章和小说史著作，论述固更全面，有时也颇深刻，但认真地检视一下，就会发现，有许多是在《史略》的基础上掘进丰富的。
   《史略》曾给于后来的研究者以多少启迪，则更是难以估量。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在批评宋之志怪、传奇小说之后指出：“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第二十八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说：“《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又说：“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馀韵”数语，便曾启发我们对于《水浒传》进行研究，提出了《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观点，出版了《水浒新议》一书。
   诚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小说史略》还存在着问题，就是它的整个体例，也并不是无懈可击。鲁迅先生自己似也不完全满意它，我在前面所引《中国小说史略》《后记》里的那一段话正证明了这一点。也就在同书的《题记》中，鲁迅先生曾殷殷言曰：“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作为《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七十馀年后的今日学界，正应同心协力，加倍努力，写出一部全面超越《中国小说史略》的中国小说史来。“诚望杰构于来哲”，我们不要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才好。
作者：萧相恺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2期
编辑：陈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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