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是轻武削兵权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
宁欣《中华文化通志》：“（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
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国人对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种种错误的认识，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宋代不重视武的表现，解除了武将兵权，消弱了武将势力，导致了宋代重文轻武的局面，造成了宋代军事软弱等等。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只是对他身边不信任将领采取的措施，只是罢了典领禁兵的几个宿将的禁军职务。实际上“杯酒释兵权”之后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仍继续担任军职。如石守信改任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任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在地方任节度使，掌管军政大权。“杯酒释兵权”并未解除他们的兵权。“杯酒释兵权”根本谈不上解除了宋代武将的兵权。宋太祖非常信任武将，平定南方各国，都是武将领兵完全掌握军权。“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武将慕容延钊带兵灭荆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武将王全斌领兵灭后蜀。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武将潘美率军灭南汉。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武将曹彬统兵灭南唐。
可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的论断都是错误。宋太祖不信任武将，解除武将兵权，领兵权，消弱武将势力，造成了宋代军事软弱也都是不成立的。说武臣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也是错误的。
太祖时很重视武将，国家军事主席也是由武将担任。边关重地都是武将为一把手，掌管一方的军政大权。宋人钱若水在对宋太宗进言评价太祖用将政策时指出：“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升在原州。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所以十七年中，北边、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使乞和。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择名臣，分理边郡；罢部署之号，使不相统辖；置巡检之名，俾递相救应。如此则出必击寇，入则守城，不数年间，可致边烽罢警矣。”宋人张方平指出：“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董遵诲捍环州，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皆十余年，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而少遣兵。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贼所入辄先知，并兵御之，战无不克。故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终太祖之世，边鄙不耸，天下安乐。”宋人田况指出：“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宋人贾黯指出：”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捍寇之效，细故小过，皆宜略之，则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时，天下未定，用李汉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边，皆十数年不易。举其州征榷之利皆以与之，仍听其贸易，免所过征税。军事无小大，皆许便宜。以故汉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郭进、李汉超、何继筠等等皆是武将。显然宋太祖是择名将武臣治理边镇，何谈“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
《宋史》评论曰：“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继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若李进卿、杨美亦专师西征，而美居北海，以乐易结民心，诚得为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绍先业，以勋名著。承矩议屯田，赞和好，其谋甚远。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于斯为盛焉。”
田况《儒林公议》：李汉超帅军于高阳关，贷民财而不归之，民挝皷登闻上诉。太祖召谓之曰：“尔之乡里亦尝为契丹所钞掠乎？”曰：“然。”上曰：“自汉超帅彼有之乎？”曰：“无之。”上曰：“昔契丹掠尔，不来诉；今汉超贷尔，乃来诉也。”怒而遣之。乃密召汉超母，谓之曰：“尔儿有所乏，不来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白金三千两。自是汉超奋必死之节矣。
叶梦得《石林燕语》：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舰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优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张永德守郑州，其军下有人诣阴告变者，太祖械送其人于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答十。智哉，永德！
以上例子足以看出宋太祖对武臣的信任与重视。贾昌朝指出：“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曾巩评价宋太祖对武将：“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
宋太祖提出：“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这是想提高武臣之文化与能力。这是重武的表现。宋太祖还请教大臣：“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这也是重武的表现。宋太祖根本就不轻武，而是重武。邓小南在《祖宗之法》里说：“武人知书达理，文人孔武有力才是宋太祖的理想。”
综观历史，宋太祖不存在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所以“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更是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所谓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都是错误论断。宋朝与辽国相比实在看不出武事不振与所谓的积弱局面。宋朝与前代被认为强盛的唐朝相比更加看不出武事不振与所谓的积弱之处。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赵匡胤避免杀戮功臣，排除对自己皇位有威胁将领的可能性而实施的一项高超措施。其目的不是解除功臣兵权，而是排除功臣威胁。其性质不是收夺兵权，在而是调离“危险”岗位。正如王曾在《王文正公笔录》中所说：“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宁欣《中华文化通志》：“（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
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国人对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种种错误的认识，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宋代不重视武的表现，解除了武将兵权，消弱了武将势力，导致了宋代重文轻武的局面，造成了宋代军事软弱等等。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只是对他身边不信任将领采取的措施，只是罢了典领禁兵的几个宿将的禁军职务。实际上“杯酒释兵权”之后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仍继续担任军职。如石守信改任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任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在地方任节度使，掌管军政大权。“杯酒释兵权”并未解除他们的兵权。“杯酒释兵权”根本谈不上解除了宋代武将的兵权。宋太祖非常信任武将，平定南方各国，都是武将领兵完全掌握军权。“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武将慕容延钊带兵灭荆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武将王全斌领兵灭后蜀。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武将潘美率军灭南汉。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武将曹彬统兵灭南唐。
可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的论断都是错误。宋太祖不信任武将，解除武将兵权，领兵权，消弱武将势力，造成了宋代军事软弱也都是不成立的。说武臣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也是错误的。
太祖时很重视武将，国家军事主席也是由武将担任。边关重地都是武将为一把手，掌管一方的军政大权。宋人钱若水在对宋太宗进言评价太祖用将政策时指出：“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升在原州。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所以十七年中，北边、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使乞和。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择名臣，分理边郡；罢部署之号，使不相统辖；置巡检之名，俾递相救应。如此则出必击寇，入则守城，不数年间，可致边烽罢警矣。”宋人张方平指出：“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董遵诲捍环州，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皆十余年，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而少遣兵。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贼所入辄先知，并兵御之，战无不克。故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终太祖之世，边鄙不耸，天下安乐。”宋人田况指出：“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宋人贾黯指出：”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捍寇之效，细故小过，皆宜略之，则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时，天下未定，用李汉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边，皆十数年不易。举其州征榷之利皆以与之，仍听其贸易，免所过征税。军事无小大，皆许便宜。以故汉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郭进、李汉超、何继筠等等皆是武将。显然宋太祖是择名将武臣治理边镇，何谈“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
《宋史》评论曰：“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继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若李进卿、杨美亦专师西征，而美居北海，以乐易结民心，诚得为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绍先业，以勋名著。承矩议屯田，赞和好，其谋甚远。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于斯为盛焉。”
田况《儒林公议》：李汉超帅军于高阳关，贷民财而不归之，民挝皷登闻上诉。太祖召谓之曰：“尔之乡里亦尝为契丹所钞掠乎？”曰：“然。”上曰：“自汉超帅彼有之乎？”曰：“无之。”上曰：“昔契丹掠尔，不来诉；今汉超贷尔，乃来诉也。”怒而遣之。乃密召汉超母，谓之曰：“尔儿有所乏，不来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白金三千两。自是汉超奋必死之节矣。
叶梦得《石林燕语》：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舰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优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张永德守郑州，其军下有人诣阴告变者，太祖械送其人于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答十。智哉，永德！
以上例子足以看出宋太祖对武臣的信任与重视。贾昌朝指出：“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曾巩评价宋太祖对武将：“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
宋太祖提出：“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这是想提高武臣之文化与能力。这是重武的表现。宋太祖还请教大臣：“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这也是重武的表现。宋太祖根本就不轻武，而是重武。邓小南在《祖宗之法》里说：“武人知书达理，文人孔武有力才是宋太祖的理想。”
综观历史，宋太祖不存在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所以“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更是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所谓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都是错误论断。宋朝与辽国相比实在看不出武事不振与所谓的积弱局面。宋朝与前代被认为强盛的唐朝相比更加看不出武事不振与所谓的积弱之处。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赵匡胤避免杀戮功臣，排除对自己皇位有威胁将领的可能性而实施的一项高超措施。其目的不是解除功臣兵权，而是排除功臣威胁。其性质不是收夺兵权，在而是调离“危险”岗位。正如王曾在《王文正公笔录》中所说：“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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