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生香港求學受挫記?(轉載)
内地生香港求學受挫記?(轉載)
在香港高校全新教育环境里，内地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佼佼者”，很多显得无所适从。深受民族感悟的内地学生，在香港这种无国无家的遗民教育体系中，有志难伸。
刁靠妮终于下定决心，从香港能仁书院官网上下载了退学申请表，打印在A4纸上。
她用黑色签字笔工整地写着每个字，在“休学原因”一栏，她停住了，沉思一会儿后，写下：因为压力过大。
学校批准了她的申请。但要离开时，她后悔了，跑去找老师：“我还能再坚持！”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因不适应香港大学的学习生活而休学复读，将在香港求学的内地学生群体推到聚光灯下。令人吃惊的是，刘丁宁式的不适应并非少数，只不过，在压力之下，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坚持，还有人走向了极端。
1988年出生的刁靠妮，本科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在赴香港就读前，对在那个中西文化交汇特区的学习生活充满幻想。“我想象过维多利亚港上空盘旋的鹰，罗大佑歌曲里的皇后大道，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即将面对的特区教育。”
宝安电视广播大学的鲶鱼也在2013年成为香港明德学院的一员。她一直有留学的梦想，但综合了学费、生活成本及高校排名等因素后，她选择了香港。鲶鱼也对香港教育满怀期待，“我觉得香港的高校教育会像电影《AV》一样，老师敢于打破常规，鼓励同学站到课桌上，用崭新的视角俯视这个世界”。
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刁靠妮就被香港的自由氛围所吸引：校园里可以随意悬挂大字报；星期天，校园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校方对学生几乎没有什么束缚……
但最初的兴奋很快在快节奏的学习影响下消失了。
鲶鱼说，每堂课前，都要先读完厚厚一摞全英文材料；每门课每学期平均有三项大作业，全部是学生自己做研究，小组讨论后，形成约1万字左右的论文。此外，还经常需要代表研究小组，在全班做成果展示。
鲶鱼曾尝试过一次，不成功，她有点失望。但老师鼓励了她，并约定下个学期再来一次。英语成为她融入新生活最大的障碍，这位在内地课堂上的积极者，到了香港后“畏手畏脚，不敢开口”。
“内心郁结而不得解，只能一直躺床上了，什么都不想做怎么办？那么多的作业！”
这是出现在鲶鱼QQ心情里最多的话。凌晨6点，她一宿没睡，又写道：“天终于亮了！”
刁靠妮也疲于奔命，为了研究课前材料，每天都“夜战”到凌晨两点。但刁靠妮很喜欢小组讨论的方式，觉得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得到了锻炼。她说这种学习方式内地也有，但只要在网上偷点资料、搬字过纸就可以了；而香港的研究必须动真格，因为那些老师总是吹毛求疵。
在这个过程中，刁靠妮感觉到了与香港本地生的巨大差距。“小组活动大多是香港学生主导的，他们太过霸道了。我只能沦为被动的角色，别人推荐读什么书，我就去读，讨论问题也只能跟着别人思路走，自己很难有话语权”。
第一学期，刁靠妮的4门功课中，得了一个D三个E，这与她的预期相差很大。
刁靠妮开始自责甚至怀疑自己。她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时间，虽然已经很努力。
据公开资料，2003年教育部刚批准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当年仅有不到200名学生赴港求学，10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翻了10倍。2012年，共有超过1.2万名内地生向香港高校提交申请，包括21名省市状元，创造了历史之最。
来自河源的戴西超考入恒生管理学院，当年有茂名、湛江、曲江、云浮、龙华5个地市的高考状元进入该校。
对于戴西超来说，紧张的学习，迥异的文化，都是需要克服的障碍。同时，随着近两年香港关于内地人来港挤占资源的讨论，香港校园内也有时会出现对内地学生不友好的情绪。
刁靠妮说，每次去餐馆吃饭，听到周围都是粤语，她便羞于开口，与同班的香港同学之间，也好像有层隔膜，玩不到一块去。叶芳也会有种“不到被当地人接纳”的感觉，在香港同学面前，始终觉得自己是来做客的“外人”。
鲶鱼重新拾起手写日记的习惯，一年时间，就写满了两三本。“大多是消极的情绪，不愿发在网上，因为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太矫情’。”
“大部分香港学生都是没有有国家观念的，”戴西超说，学校的“大字报”栏，供学生随意发表意见，那里时常出现侮辱内地生的涂鸦，认为内地生挤占了港生的资源。
就在前几天，鲶鱼的学校的一堂名为“中国文化要义”的课上，为照顾内地学生，老师用普通话解释了一下要点，有香港学生为此投诉到校方，还找来媒体大加报道。事后，一位内地学生给校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以谦卑的姿态来感受不同的文化，谨言慎行。我们尊重香港、尊重港人、尊重粤语文化、尊重这里所有的一切，但也不能成为任人欺凌的‘炮灰’……”
在压力和孤独面前，在港内地生有人选择放弃，很多人选择坚持，还有人走向极端。
戴西超刚入学不久，一名内地学生林强突然失踪，两个月后在东莞一家按摩院里找到。林强对媒体说，他无法忍受学习压力，因此选择了逃避。
之后，又有内地生在宿舍内以上吊方式控诉香港。戴西超回忆，事件起因是该名内地生想在香港找份体面的工作，但都不理想，在压抑与苦闷的情绪中，以上吊方式控诉香港的凉薄。
刁靠妮决定退学时，自我感觉，已经有点自闭和轻微的抑郁。因为不愿意放弃，她在提交退学申请又反悔后，去了两次南葵涌精神病院，精神科医生认真开导，还送她一本小册子，里面都是些励志故事；她还画了一张表格，从经济、生活等方面对比“继续读书”与“退学回内地”的利弊。
2012年6月，刁靠妮第二次递交了退学申请，回到内地，透过亲戚在地方上的关系，在单位里工作。她说她并不后悔，毕竟多了一份人生经历。
在香港高校全新教育环境里，内地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佼佼者”，很多显得无所适从。深受民族感悟的内地学生，在香港这种无国无家的遗民教育体系中，有志难伸。
刁靠妮终于下定决心，从香港能仁书院官网上下载了退学申请表，打印在A4纸上。
她用黑色签字笔工整地写着每个字，在“休学原因”一栏，她停住了，沉思一会儿后，写下：因为压力过大。
学校批准了她的申请。但要离开时，她后悔了，跑去找老师：“我还能再坚持！”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因不适应香港大学的学习生活而休学复读，将在香港求学的内地学生群体推到聚光灯下。令人吃惊的是，刘丁宁式的不适应并非少数，只不过，在压力之下，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坚持，还有人走向了极端。
1988年出生的刁靠妮，本科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在赴香港就读前，对在那个中西文化交汇特区的学习生活充满幻想。“我想象过维多利亚港上空盘旋的鹰，罗大佑歌曲里的皇后大道，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即将面对的特区教育。”
宝安电视广播大学的鲶鱼也在2013年成为香港明德学院的一员。她一直有留学的梦想，但综合了学费、生活成本及高校排名等因素后，她选择了香港。鲶鱼也对香港教育满怀期待，“我觉得香港的高校教育会像电影《AV》一样，老师敢于打破常规，鼓励同学站到课桌上，用崭新的视角俯视这个世界”。
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刁靠妮就被香港的自由氛围所吸引：校园里可以随意悬挂大字报；星期天，校园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校方对学生几乎没有什么束缚……
但最初的兴奋很快在快节奏的学习影响下消失了。
鲶鱼说，每堂课前，都要先读完厚厚一摞全英文材料；每门课每学期平均有三项大作业，全部是学生自己做研究，小组讨论后，形成约1万字左右的论文。此外，还经常需要代表研究小组，在全班做成果展示。
鲶鱼曾尝试过一次，不成功，她有点失望。但老师鼓励了她，并约定下个学期再来一次。英语成为她融入新生活最大的障碍，这位在内地课堂上的积极者，到了香港后“畏手畏脚，不敢开口”。
“内心郁结而不得解，只能一直躺床上了，什么都不想做怎么办？那么多的作业！”
这是出现在鲶鱼QQ心情里最多的话。凌晨6点，她一宿没睡，又写道：“天终于亮了！”
刁靠妮也疲于奔命，为了研究课前材料，每天都“夜战”到凌晨两点。但刁靠妮很喜欢小组讨论的方式，觉得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得到了锻炼。她说这种学习方式内地也有，但只要在网上偷点资料、搬字过纸就可以了；而香港的研究必须动真格，因为那些老师总是吹毛求疵。
在这个过程中，刁靠妮感觉到了与香港本地生的巨大差距。“小组活动大多是香港学生主导的，他们太过霸道了。我只能沦为被动的角色，别人推荐读什么书，我就去读，讨论问题也只能跟着别人思路走，自己很难有话语权”。
第一学期，刁靠妮的4门功课中，得了一个D三个E，这与她的预期相差很大。
刁靠妮开始自责甚至怀疑自己。她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时间，虽然已经很努力。
据公开资料，2003年教育部刚批准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当年仅有不到200名学生赴港求学，10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翻了10倍。2012年，共有超过1.2万名内地生向香港高校提交申请，包括21名省市状元，创造了历史之最。
来自河源的戴西超考入恒生管理学院，当年有茂名、湛江、曲江、云浮、龙华5个地市的高考状元进入该校。
对于戴西超来说，紧张的学习，迥异的文化，都是需要克服的障碍。同时，随着近两年香港关于内地人来港挤占资源的讨论，香港校园内也有时会出现对内地学生不友好的情绪。
刁靠妮说，每次去餐馆吃饭，听到周围都是粤语，她便羞于开口，与同班的香港同学之间，也好像有层隔膜，玩不到一块去。叶芳也会有种“不到被当地人接纳”的感觉，在香港同学面前，始终觉得自己是来做客的“外人”。
鲶鱼重新拾起手写日记的习惯，一年时间，就写满了两三本。“大多是消极的情绪，不愿发在网上，因为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太矫情’。”
“大部分香港学生都是没有有国家观念的，”戴西超说，学校的“大字报”栏，供学生随意发表意见，那里时常出现侮辱内地生的涂鸦，认为内地生挤占了港生的资源。
就在前几天，鲶鱼的学校的一堂名为“中国文化要义”的课上，为照顾内地学生，老师用普通话解释了一下要点，有香港学生为此投诉到校方，还找来媒体大加报道。事后，一位内地学生给校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以谦卑的姿态来感受不同的文化，谨言慎行。我们尊重香港、尊重港人、尊重粤语文化、尊重这里所有的一切，但也不能成为任人欺凌的‘炮灰’……”
在压力和孤独面前，在港内地生有人选择放弃，很多人选择坚持，还有人走向极端。
戴西超刚入学不久，一名内地学生林强突然失踪，两个月后在东莞一家按摩院里找到。林强对媒体说，他无法忍受学习压力，因此选择了逃避。
之后，又有内地生在宿舍内以上吊方式控诉香港。戴西超回忆，事件起因是该名内地生想在香港找份体面的工作，但都不理想，在压抑与苦闷的情绪中，以上吊方式控诉香港的凉薄。
刁靠妮决定退学时，自我感觉，已经有点自闭和轻微的抑郁。因为不愿意放弃，她在提交退学申请又反悔后，去了两次南葵涌精神病院，精神科医生认真开导，还送她一本小册子，里面都是些励志故事；她还画了一张表格，从经济、生活等方面对比“继续读书”与“退学回内地”的利弊。
2012年6月，刁靠妮第二次递交了退学申请，回到内地，透过亲戚在地方上的关系，在单位里工作。她说她并不后悔，毕竟多了一份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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