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文体论观念之异同及对南朝文学批评的影响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文论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文体论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并产生了两部较早从文体角度出发研究文学独立审美特质的作品：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通过研究二者对文体问题认识和文学观念主张的差异，来审视魏晋文体论对南朝文学研究以及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不仅能深刻领悟文体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看到中西方文学观念对文体论理解的不同导致的中西方文学观念的差异，同时，亦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意识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走向独立的主张，有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文体论；修辞；情采；贵真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主张“为文以体制为先”，强调文体在文章创作的重要性。魏晋时期是中国文体论研究兴起和繁荣的开始，这一时期的一些文体论主张，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不仅重视探讨文学表现的体裁方式特点，同时也开始思考从文体角度出发，去探寻文学的精神意义和独特审美特质层面的问题。鲁迅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意识觉醒，文学自觉和思想解放的时期。（1） 而魏晋时期文体论研究的兴起和繁盛，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摆脱两汉儒学“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功利主义和强调文学社会功用思想的影响，将视野转向文学本身独特艺术审美性的重要表现。对文体意义的重视，以及对文体问题的专门分析与探讨，也是文学独立意识和文学精神觉醒的反映。
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文学批评和文体论的观念随着西方文学的引入，开始逐步影响中国文学研究，西方文学思想中，与修辞学关联紧密的文体论主张，使得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研究和文体论主张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变化，进而引发了关于修辞学和文体学关系的讨论和辩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特别是魏晋时期的文体学主张，是鲜明的将修辞和文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认识和理解的，这种主张虽最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如《尚书》中就有“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记载，但真正意义上将文体和修辞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从修辞的角度去解构文体，并探讨文学的审美意义和精神意义的观念，是在魏晋时期形成并进而影响中国后世的文论研究的。而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两部文论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都在对文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文学的精神意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他们对文体这一文学研究重要要素的认识上的不同，进而导致审美情趣和文学评价标准的差异，也从不同层面说明魏晋时期是文学研究独立意识和个性意识张扬的时代。
二
《典论.论文》作为建安文学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创作风格和原则，受当时的文学的两个时代特征的影响颇深。第一，《典论.论文》创作于建安文学重“峻骨“的背景之下。在钟嵘的《诗品》中，对建安诗人的评价大都突出其悲慨之气，如评曹操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等等，而《典论.论文》中，对文学“真骨凌霜”的尊崇是很体现的很明确的。而体现在文体观念上，《典论.论文》传承了建安时期名理学的一些的特点，提出了共性与个性并重的重要的文学观念。所谓“文本同而末异。”，曹丕在强调“文以气为主”这一文学的共性的同时，也认为应该认识到不同文学家因其气质和思想观念上的不同，所产生的文体表现形式的不同。《典论.论文》首先强调文学应该以真情实感，以作家的真正性格的展现，为评判作品之首要原则，其次，认可文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文学精神价值的表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二，《典论.论文》继承和发展了建安文学摆脱两汉文学以经学为体，重视政教的文学意识的观念，进而鲜明提出了“诗赋欲丽”这一重要的审美观念。夫文本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如果说在曹丕以前，不同文学体裁所体现的文学意义不同的观念只是一种无形的创作追求的话，那曹丕就提出了一个明确而有形的文体论观点，既通过对不同文体的具体认识和分析，提出不同文体承载的文学功用是各异的。两汉时期所提倡的儒学的文体观念，只片面的推崇具有政教，劝谏等社会公用的，而忽视文学的修辞，语言和情采。而曹丕则主张，用文学自身审美特质的概念，如缘情，来重新分析和理解文体，进而主张要分清不同文体承担的功用，它们各具不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能以一概而论之的。如奏议，书论，应更重视其政教的价值和公用，诗赋则应重视其吟咏性情，体现作家气质才学的作用。
《典论.论文》对文体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与曹丕著说的出发点和目的有紧密的关联，在《自序》中，曹丕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所关注的，是论人之难的现实，因而《典论.论文》的出发点是解决如何识人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曹丕的文体论主张，十分强调“气”的意义，“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有的精神和气度，而不同的精神和气度，就会产生不同风格的作品，这种对才性的理解和重视，奠定了《典论.论文》在具体文体主张的基础。《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而且，每一科都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区分体现了曹丕认为提出不同文体承载的文学功用是各异的，应视其表现的文学价值和精神的不同来划分文体的原则，同时，也表达了曹丕对才性和真情真意的重视。不同才情的作家，会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文学体裁，去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审美，而不会也不应屈从当时主流意识的影响，去以词害意。这种坚持文学共性的同时，又尊重个性，尊重真情实感的表现，强调文体只是文学意义和精神的载体的观念的提出，是《典论·论文》对后世文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陆机的《文赋》继承了《典论·论文》的一些文体论主张，同样主张通过对文体的分类认识，去探索文学背后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同样认可以作家所要表现的情感和才性为依据，去区分不同分体所承载的文学意义和社会功用的差别。陆机在曹丕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文体分类细化为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同时，尽管陆机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观念，但陆机也非常重视文体所承载的文学中的个性。在重视文人才质性情和文学对人真实情感的表达上，陆机与曹丕的见解是相似的。同时，二人在不同文体承载不同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尽管《典论·论文》更多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悲慨之气，而《文赋》更多承载了太康文学的尚文彩，喜华赡、烂漫、净美、风流之词的特点，在各自所推崇的评判标准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肯定文学法天贵真，崇尚表达真感真情，而非以文学博取功利功名的认识上是相同的，曹丕和陆机，在批判两汉文学片面追求文章的社会功用和政教意义的同时，对文学所具有的独立审美性质的认可和推崇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所坚持的文学评价原则有差异，但二者对于真和才的认识是一致的。
三
《文赋》与《典论·论文》在文体观念上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写作目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仍具有浓重政教色彩的汉魏文人不同，受到玄学思想和对个体性情的重视，对个性解放的推崇观念的影响，晋人论文，更注重探讨文学自身审美情趣和的问题。《文赋》中提到：“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鲜明的指出了陆机创作《文赋》的出发点的核心，是怎样的文学是出色的，优秀的文学，即文学的批判标准这一问题。与《典论·论文》重在以文识人的观念不同，《文赋》相对更强调文学本身语言，词汇和修辞的作用，所着重探讨的，是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出发点的差异，就使得《文赋》发展了《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将文体与修辞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陆机的《文赋》相较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注重文学内部的规律，特别是文学创作的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讲，曹丕的《典论·论文》具有总结过去的特点，而陆机的《文赋》这更多具有启迪未来的作用。（2）
而体现在区分文体和评价文章的标准上，二者的差异就更为明显，曹丕和陆机在文体认识上的差异，其实在自身创作选择的文体上就可以看出了。《典论·论文》是以“论“的形式表现的，而《文赋》则选择了辞赋。曹丕《典论·论文》中指出“书论宜理”与“诗赋欲丽”，而陆机的《文赋》提出的论与赋两种文体的各自特点则是“论精微而朗畅”与“赋体物而浏亮”。由此就可以发现，《典论·论文》所表现的是一种相对厚重的说理以及立足于客观的，冷静的叙事性的说议，带有建安文学的超脱和刚性。而《文赋》则表现了的是一种相对灵巧的阐述以及清丽的，有感染力的描写性的赞颂，表现了太康文学的柔美和华彩。相对《典论·论文》的名理观念所暗含的直观，明确的表达方式，《文赋》则以更具个性更文学化的手法，将《典论·论文》四科分类加以细化，并着重探究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用文学性的用词和语言来评价文学，不仅是《文赋》最突出的特点，也为中国后世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构思方法和表达形式。
《文赋》对《典论·论文》的文体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革新。例如，在评价诗赋上，《典论·论文》将二者并为一科，强调他们相对厚重的文学色彩，认为他们都具备“丽”的特质。这种评价固然看到了诗和赋在文学审美上的共同特质，但因其说理性文体的限制，《典论·论文》在不同文体之间差异的比较这一问题上，缺乏详细和严谨的探讨和论述。而《文赋》则不同，《文赋》在阐述不同文体间文学性审美特质的差异时，采取了更加具有文学独立特性的处理方式，例如在论诗与赋的差异时，陆机以赋论赋，将赋的特点鲜明直观的表现在文本和文字之中，进而将诗赋的差异表现的简洁而通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中对不同文体的文学特质的理解，说明陆机对“体物”观念有比较透彻的理解，进而在“体物”的基础上，对不同文体的特征和特性，就有了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3）从这一角度分析，《典论·论文》在文体问题上，提出的是一种逻辑紧密的，追求结构性和实用性的理念，重视文体的功用性，而并未将文体自身也纳入文学审美的范畴。而《文赋》在文体问题上，则提出了一种洞彻深邃的，追求文本与性情和谐共一的观念。陆机将文体本身作为文学审美构成的要素之一，认为文体在表现作者情感和才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对文体的运用和把握，是表现作家情感和才性的关键。这也就是《文赋》十分讲究修辞和词藻使用的原因。《文赋》的这一观念，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意识在两晋时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表现。
《文赋》重视文学自身审美情趣的观念，进一步体现在《文赋》对灵感的理解和推崇上，与《典论·论文》强调文人的气质和性格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同，《文赋》相对更重视作家在创作时的灵感和构思。陆机指出：“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段评价实际上以一种略带玄理的超妙之论，表现了对文章灵感和构思的重视。《文赋》与《典论·论文》在文学审美意识的核心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典论·论文》更重视文人自身的才智和性格，认为文章能不能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意义和文学特质，取决于作者的才学气质，并强调这种气质是因人而异，不可模仿的。而《文赋》则更强调文学审美特质自身的一些要素，如修辞，词藻，灵感和构思，更注重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基于“以文识人”目的的曹丕和“以文识才”目的的陆机，在文体论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前者希冀通过文章能发现和选拔人才，而后者希冀通过文章见识作者的文采。
《文赋》和《典论·论文》在对文体和文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解析和探讨后，提出了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审视文学的态度。审视文学的态度的不同，也能更深层次的表现出在对文体这一文学重要要素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二者治文，论文的心态上的差别。《典论·论文》是将文学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视文章在识人，求贤上的作用，“审己以度人。”这种心态的产生，也许与曹丕的政治家身份有关，但同时也说明曹丕的文学主张还存留着政教和功利观念的影响。而《文赋》则将文学视为另一种“事业”，即独立于政教，功利之外的，完全独立的一种审美和创作的“事业”。可以说文学在中国作为一种全然独立的，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评价方式的艺术，是始自陆机的。陆机在《文赋》中，具体阐述了文学构思和创作的全过程，由“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到最终的“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这种将文学视为一种独立的，艰苦的，甚至神圣的艺术和表现方式的心态，颠覆了汉魏时期将文学的价值附着于政治，选才，教育，宗教之上的传统，对中国后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影响是很重大的。而《文赋》文体理论的核心，即将修辞和词藻看做文体的主体的观念，也是与《文赋》对文学的态度和论文的心态相关的。《文赋》认为文体和文意的关系，是“意能趁物，文能逮意。”这种观念影响下，文体就不单纯是意的载体了，相反文体本身就是意的组成要素。所以陆机极为重视修辞和词藻的作用，主张“情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进而沉辞浮藻，联翩而来；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性，主张“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十分重视不同文体下修辞和用词的差异，鼓励创新和个性，反对抄袭和因循旧体。进而将修辞方式与遣词造句视为文学创作最关键的审美要素，以及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四
《典论·论文》和《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自觉，积极的从文体角度，分析文学的独特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著作。尽管两部作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后世的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些重要原则的产生和建构。在两晋以后的南朝时期，对于文体论的许多主张和观点，都是植根于《典论·论文》和《文赋》的，是对二者认识和观点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概念，与西方文学中的“文体”概念是有所区别的，既指文章的体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文学所特有的审美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探究。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语境中，不仅指形式和结构，同时也包含文学的风格与情调。这一观念在《典论·论文》和《文赋》中体现的已然清晰，曹丕将文体问题和个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文体是气质的反应，而陆机则进一步主张文学是灵感的产物，唯有在充分体物，充分理解物性和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有超秒的灵感。二者都认为文体是依托于文学的本源的，而这本源，用刘勰的观点看就是情，如果心中无所念，就不能产生文学，也就不能谈到文体的问题了。（4）这种观念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极为深远，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在涉及到文体问题时，很少单独去探讨文学的结构和形式，而都会涉及对到文艺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定势》等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体势相关，情采共谐的观念，认为文章的体制应该服从情感，主张以情造文。（5）可见刘勰认为一切文体都不是无源之水，脱离了文学最根本的情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同样，文体也受到文势的影响，如果不能表现出论文之势，甚至压制了势的表现，那就谈不上好的文体，也不是好的文章。
《典论·论文》和《文赋》都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个性，尊重作家的真情实感，反对为了特定的目的和空洞的词采进行的文学创作。“贵真”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理念的提出，是魏晋时期文体论研究对后世中国文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勿论其观念的核心价值是境界，是兴趣，或者是性灵，是神韵，都坚持以作者的真实体悟，真情实感为文学审美和文学价值的前提。这种“贵真”观念使得中国的文学审美摆脱了两汉儒家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开始重视文学和人性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文学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观念的自觉，与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的观念诉求的实现和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总结。在《定势》中，有“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的观点，刘勰认可文学是真情实感的产物，因情而立体，是刘勰的重要主张。（6）真情实感，依托作者的风格与个性，表现在文章之中，就是因情立体，才是好的文学创作的前提。在《自序》中，刘勰也说道：“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尊，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才俊才蒸。”在汉魏之交，随着社会的动荡，政治格局的变化，玄学的影响，文学观念逐渐从两汉时期以政教为目的的功利主义倾向，趋向于展现人的个性和真情实感。驰骋个性，舒展抱负，以情造文的观念的影响下，才有了这一时期文学情致体貌英逸，与文体形式百家争鸣的文学潮流。
《典论·论文》和《文赋》初创通过研究文体问题，来探索文学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论文方法，特别是《文赋》在探究文体，性情和风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修辞和立意的理解，使得后世文学批评在理解文体结构的时候，大都从文学价值观和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这与西方文学所提倡的结构主义和逻辑性的主张截然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价值观的革新，多与文体问题的争议相关，文体在魏晋以后，基本被定义为一个宽泛兼容的概念，不仅仅包括文章的体制，结构，也包含了文章的灵感，构思，和情境。而魏晋以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文体究竟应该更重视体制，还是更重视词采。 在南朝齐梁之交，文坛保守派和革新派就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辩。裴子野认为“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主张因循古代的文体，讲究文辞的实用性，认为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在于文意而非文辞。与之相对的是当时“三萧”的文学观，即萧子显、萧纲与萧绎等人的文学理论。他们的文学理论代表了当时的新变一族。当时出现的“文笔之辨”实质上也是从讨论文体的角度来新确定文学的价值观。在“三萧”看来，行文的关键在于词采和修辞，没有丰富的词采和修辞，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和作者的情感，就不能充分的表现出来，文章就会因文辞枯竭，意不由衷而失去价值。《梁书. 刘勰传》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 由此可见，当时文学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文体。而这一时期学者所谓的文体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了文章的体制结构，而且涉及到学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意义等文学的基本要素。这种对文体的认识，产生于魏晋，发展于南朝，进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念。
五
综上所述，《典论.论文》和《文赋》作为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研究探讨文体问题，进而揭示和考察文学独特审美特质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较早能自觉，自主的立足于文学自身审美的立场，而非两汉经学对文章政教意义和功利观念的认知上，理性的将文学艺术性审美的特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原则的作品。尽管《典论.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同文体间的界限设定的过于明显，而《文赋》则过于强调修辞和词藻的意义，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长期陷入过度看重修辞，韵律，炼句，词采等文章外在的表现形式，忽略不同文体之间关联分合的关系等观念中，正如钱钟书所说：“古代不仅诗与文一体，而且史与诗也往往相混。这是因为“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诗而已。……此《春秋》所以作于《诗》亡之后也。（7）” 所以说，诗中有史实，史中有诗质，二者交互渗透。可见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并非鸿沟而不可逾越，相反，善于灵活运用其它文体创作中的积极因素，反而能使文章更富情韵和新奇感。、如散文中或有诗味，诗中或有文气，于是有人在文体分家后又谋合作，从而出现了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等嫁接文体。
尽管如此，《典论.论文》和《文赋》对文体问题的认识和提出的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为中国后世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从文学自身审美特质和精神意义解读和赏析文学的途径，特别对南北朝时期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而积极的影响。文体论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领域，《典论.论文》和《文赋》所起到的提倡和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二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总结和批判了两汉经学“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功利主义和强调文学社会功用的观念，开启了从文学自身审美特质和精神价值角度解读和认识文学的新的时代，抑或说，《典论.论文》和《文赋》所代表的魏晋时代的文体论研究，在中国文学走向独立，自觉的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是尤为重大的。
参考文献
【1】 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袁济喜：《六朝文体论与人文蕴含》，《江海学刊》，2004年第05期。
【4】 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
【5】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文体论；修辞；情采；贵真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主张“为文以体制为先”，强调文体在文章创作的重要性。魏晋时期是中国文体论研究兴起和繁荣的开始，这一时期的一些文体论主张，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不仅重视探讨文学表现的体裁方式特点，同时也开始思考从文体角度出发，去探寻文学的精神意义和独特审美特质层面的问题。鲁迅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意识觉醒，文学自觉和思想解放的时期。（1） 而魏晋时期文体论研究的兴起和繁盛，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摆脱两汉儒学“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功利主义和强调文学社会功用思想的影响，将视野转向文学本身独特艺术审美性的重要表现。对文体意义的重视，以及对文体问题的专门分析与探讨，也是文学独立意识和文学精神觉醒的反映。
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文学批评和文体论的观念随着西方文学的引入，开始逐步影响中国文学研究，西方文学思想中，与修辞学关联紧密的文体论主张，使得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研究和文体论主张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变化，进而引发了关于修辞学和文体学关系的讨论和辩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特别是魏晋时期的文体学主张，是鲜明的将修辞和文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认识和理解的，这种主张虽最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如《尚书》中就有“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记载，但真正意义上将文体和修辞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从修辞的角度去解构文体，并探讨文学的审美意义和精神意义的观念，是在魏晋时期形成并进而影响中国后世的文论研究的。而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两部文论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都在对文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文学的精神意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他们对文体这一文学研究重要要素的认识上的不同，进而导致审美情趣和文学评价标准的差异，也从不同层面说明魏晋时期是文学研究独立意识和个性意识张扬的时代。
二
《典论.论文》作为建安文学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创作风格和原则，受当时的文学的两个时代特征的影响颇深。第一，《典论.论文》创作于建安文学重“峻骨“的背景之下。在钟嵘的《诗品》中，对建安诗人的评价大都突出其悲慨之气，如评曹操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等等，而《典论.论文》中，对文学“真骨凌霜”的尊崇是很体现的很明确的。而体现在文体观念上，《典论.论文》传承了建安时期名理学的一些的特点，提出了共性与个性并重的重要的文学观念。所谓“文本同而末异。”，曹丕在强调“文以气为主”这一文学的共性的同时，也认为应该认识到不同文学家因其气质和思想观念上的不同，所产生的文体表现形式的不同。《典论.论文》首先强调文学应该以真情实感，以作家的真正性格的展现，为评判作品之首要原则，其次，认可文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文学精神价值的表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二，《典论.论文》继承和发展了建安文学摆脱两汉文学以经学为体，重视政教的文学意识的观念，进而鲜明提出了“诗赋欲丽”这一重要的审美观念。夫文本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如果说在曹丕以前，不同文学体裁所体现的文学意义不同的观念只是一种无形的创作追求的话，那曹丕就提出了一个明确而有形的文体论观点，既通过对不同文体的具体认识和分析，提出不同文体承载的文学功用是各异的。两汉时期所提倡的儒学的文体观念，只片面的推崇具有政教，劝谏等社会公用的，而忽视文学的修辞，语言和情采。而曹丕则主张，用文学自身审美特质的概念，如缘情，来重新分析和理解文体，进而主张要分清不同文体承担的功用，它们各具不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能以一概而论之的。如奏议，书论，应更重视其政教的价值和公用，诗赋则应重视其吟咏性情，体现作家气质才学的作用。
《典论.论文》对文体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与曹丕著说的出发点和目的有紧密的关联，在《自序》中，曹丕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所关注的，是论人之难的现实，因而《典论.论文》的出发点是解决如何识人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曹丕的文体论主张，十分强调“气”的意义，“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有的精神和气度，而不同的精神和气度，就会产生不同风格的作品，这种对才性的理解和重视，奠定了《典论.论文》在具体文体主张的基础。《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而且，每一科都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区分体现了曹丕认为提出不同文体承载的文学功用是各异的，应视其表现的文学价值和精神的不同来划分文体的原则，同时，也表达了曹丕对才性和真情真意的重视。不同才情的作家，会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文学体裁，去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审美，而不会也不应屈从当时主流意识的影响，去以词害意。这种坚持文学共性的同时，又尊重个性，尊重真情实感的表现，强调文体只是文学意义和精神的载体的观念的提出，是《典论·论文》对后世文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陆机的《文赋》继承了《典论·论文》的一些文体论主张，同样主张通过对文体的分类认识，去探索文学背后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同样认可以作家所要表现的情感和才性为依据，去区分不同分体所承载的文学意义和社会功用的差别。陆机在曹丕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文体分类细化为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同时，尽管陆机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观念，但陆机也非常重视文体所承载的文学中的个性。在重视文人才质性情和文学对人真实情感的表达上，陆机与曹丕的见解是相似的。同时，二人在不同文体承载不同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尽管《典论·论文》更多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悲慨之气，而《文赋》更多承载了太康文学的尚文彩，喜华赡、烂漫、净美、风流之词的特点，在各自所推崇的评判标准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肯定文学法天贵真，崇尚表达真感真情，而非以文学博取功利功名的认识上是相同的，曹丕和陆机，在批判两汉文学片面追求文章的社会功用和政教意义的同时，对文学所具有的独立审美性质的认可和推崇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所坚持的文学评价原则有差异，但二者对于真和才的认识是一致的。
三
《文赋》与《典论·论文》在文体观念上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写作目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仍具有浓重政教色彩的汉魏文人不同，受到玄学思想和对个体性情的重视，对个性解放的推崇观念的影响，晋人论文，更注重探讨文学自身审美情趣和的问题。《文赋》中提到：“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鲜明的指出了陆机创作《文赋》的出发点的核心，是怎样的文学是出色的，优秀的文学，即文学的批判标准这一问题。与《典论·论文》重在以文识人的观念不同，《文赋》相对更强调文学本身语言，词汇和修辞的作用，所着重探讨的，是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出发点的差异，就使得《文赋》发展了《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将文体与修辞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陆机的《文赋》相较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注重文学内部的规律，特别是文学创作的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讲，曹丕的《典论·论文》具有总结过去的特点，而陆机的《文赋》这更多具有启迪未来的作用。（2）
而体现在区分文体和评价文章的标准上，二者的差异就更为明显，曹丕和陆机在文体认识上的差异，其实在自身创作选择的文体上就可以看出了。《典论·论文》是以“论“的形式表现的，而《文赋》则选择了辞赋。曹丕《典论·论文》中指出“书论宜理”与“诗赋欲丽”，而陆机的《文赋》提出的论与赋两种文体的各自特点则是“论精微而朗畅”与“赋体物而浏亮”。由此就可以发现，《典论·论文》所表现的是一种相对厚重的说理以及立足于客观的，冷静的叙事性的说议，带有建安文学的超脱和刚性。而《文赋》则表现了的是一种相对灵巧的阐述以及清丽的，有感染力的描写性的赞颂，表现了太康文学的柔美和华彩。相对《典论·论文》的名理观念所暗含的直观，明确的表达方式，《文赋》则以更具个性更文学化的手法，将《典论·论文》四科分类加以细化，并着重探究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用文学性的用词和语言来评价文学，不仅是《文赋》最突出的特点，也为中国后世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构思方法和表达形式。
《文赋》对《典论·论文》的文体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革新。例如，在评价诗赋上，《典论·论文》将二者并为一科，强调他们相对厚重的文学色彩，认为他们都具备“丽”的特质。这种评价固然看到了诗和赋在文学审美上的共同特质，但因其说理性文体的限制，《典论·论文》在不同文体之间差异的比较这一问题上，缺乏详细和严谨的探讨和论述。而《文赋》则不同，《文赋》在阐述不同文体间文学性审美特质的差异时，采取了更加具有文学独立特性的处理方式，例如在论诗与赋的差异时，陆机以赋论赋，将赋的特点鲜明直观的表现在文本和文字之中，进而将诗赋的差异表现的简洁而通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中对不同文体的文学特质的理解，说明陆机对“体物”观念有比较透彻的理解，进而在“体物”的基础上，对不同文体的特征和特性，就有了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3）从这一角度分析，《典论·论文》在文体问题上，提出的是一种逻辑紧密的，追求结构性和实用性的理念，重视文体的功用性，而并未将文体自身也纳入文学审美的范畴。而《文赋》在文体问题上，则提出了一种洞彻深邃的，追求文本与性情和谐共一的观念。陆机将文体本身作为文学审美构成的要素之一，认为文体在表现作者情感和才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对文体的运用和把握，是表现作家情感和才性的关键。这也就是《文赋》十分讲究修辞和词藻使用的原因。《文赋》的这一观念，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意识在两晋时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表现。
《文赋》重视文学自身审美情趣的观念，进一步体现在《文赋》对灵感的理解和推崇上，与《典论·论文》强调文人的气质和性格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同，《文赋》相对更重视作家在创作时的灵感和构思。陆机指出：“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段评价实际上以一种略带玄理的超妙之论，表现了对文章灵感和构思的重视。《文赋》与《典论·论文》在文学审美意识的核心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典论·论文》更重视文人自身的才智和性格，认为文章能不能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意义和文学特质，取决于作者的才学气质，并强调这种气质是因人而异，不可模仿的。而《文赋》则更强调文学审美特质自身的一些要素，如修辞，词藻，灵感和构思，更注重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基于“以文识人”目的的曹丕和“以文识才”目的的陆机，在文体论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前者希冀通过文章能发现和选拔人才，而后者希冀通过文章见识作者的文采。
《文赋》和《典论·论文》在对文体和文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解析和探讨后，提出了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审视文学的态度。审视文学的态度的不同，也能更深层次的表现出在对文体这一文学重要要素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二者治文，论文的心态上的差别。《典论·论文》是将文学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视文章在识人，求贤上的作用，“审己以度人。”这种心态的产生，也许与曹丕的政治家身份有关，但同时也说明曹丕的文学主张还存留着政教和功利观念的影响。而《文赋》则将文学视为另一种“事业”，即独立于政教，功利之外的，完全独立的一种审美和创作的“事业”。可以说文学在中国作为一种全然独立的，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评价方式的艺术，是始自陆机的。陆机在《文赋》中，具体阐述了文学构思和创作的全过程，由“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到最终的“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这种将文学视为一种独立的，艰苦的，甚至神圣的艺术和表现方式的心态，颠覆了汉魏时期将文学的价值附着于政治，选才，教育，宗教之上的传统，对中国后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影响是很重大的。而《文赋》文体理论的核心，即将修辞和词藻看做文体的主体的观念，也是与《文赋》对文学的态度和论文的心态相关的。《文赋》认为文体和文意的关系，是“意能趁物，文能逮意。”这种观念影响下，文体就不单纯是意的载体了，相反文体本身就是意的组成要素。所以陆机极为重视修辞和词藻的作用，主张“情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进而沉辞浮藻，联翩而来；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性，主张“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十分重视不同文体下修辞和用词的差异，鼓励创新和个性，反对抄袭和因循旧体。进而将修辞方式与遣词造句视为文学创作最关键的审美要素，以及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四
《典论·论文》和《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自觉，积极的从文体角度，分析文学的独特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著作。尽管两部作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后世的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些重要原则的产生和建构。在两晋以后的南朝时期，对于文体论的许多主张和观点，都是植根于《典论·论文》和《文赋》的，是对二者认识和观点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概念，与西方文学中的“文体”概念是有所区别的，既指文章的体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文学所特有的审美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探究。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语境中，不仅指形式和结构，同时也包含文学的风格与情调。这一观念在《典论·论文》和《文赋》中体现的已然清晰，曹丕将文体问题和个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文体是气质的反应，而陆机则进一步主张文学是灵感的产物，唯有在充分体物，充分理解物性和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有超秒的灵感。二者都认为文体是依托于文学的本源的，而这本源，用刘勰的观点看就是情，如果心中无所念，就不能产生文学，也就不能谈到文体的问题了。（4）这种观念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极为深远，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在涉及到文体问题时，很少单独去探讨文学的结构和形式，而都会涉及对到文艺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定势》等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体势相关，情采共谐的观念，认为文章的体制应该服从情感，主张以情造文。（5）可见刘勰认为一切文体都不是无源之水，脱离了文学最根本的情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同样，文体也受到文势的影响，如果不能表现出论文之势，甚至压制了势的表现，那就谈不上好的文体，也不是好的文章。
《典论·论文》和《文赋》都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个性，尊重作家的真情实感，反对为了特定的目的和空洞的词采进行的文学创作。“贵真”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理念的提出，是魏晋时期文体论研究对后世中国文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勿论其观念的核心价值是境界，是兴趣，或者是性灵，是神韵，都坚持以作者的真实体悟，真情实感为文学审美和文学价值的前提。这种“贵真”观念使得中国的文学审美摆脱了两汉儒家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开始重视文学和人性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文学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观念的自觉，与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的观念诉求的实现和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总结。在《定势》中，有“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的观点，刘勰认可文学是真情实感的产物，因情而立体，是刘勰的重要主张。（6）真情实感，依托作者的风格与个性，表现在文章之中，就是因情立体，才是好的文学创作的前提。在《自序》中，刘勰也说道：“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尊，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才俊才蒸。”在汉魏之交，随着社会的动荡，政治格局的变化，玄学的影响，文学观念逐渐从两汉时期以政教为目的的功利主义倾向，趋向于展现人的个性和真情实感。驰骋个性，舒展抱负，以情造文的观念的影响下，才有了这一时期文学情致体貌英逸，与文体形式百家争鸣的文学潮流。
《典论·论文》和《文赋》初创通过研究文体问题，来探索文学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论文方法，特别是《文赋》在探究文体，性情和风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修辞和立意的理解，使得后世文学批评在理解文体结构的时候，大都从文学价值观和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这与西方文学所提倡的结构主义和逻辑性的主张截然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价值观的革新，多与文体问题的争议相关，文体在魏晋以后，基本被定义为一个宽泛兼容的概念，不仅仅包括文章的体制，结构，也包含了文章的灵感，构思，和情境。而魏晋以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文体究竟应该更重视体制，还是更重视词采。 在南朝齐梁之交，文坛保守派和革新派就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辩。裴子野认为“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主张因循古代的文体，讲究文辞的实用性，认为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在于文意而非文辞。与之相对的是当时“三萧”的文学观，即萧子显、萧纲与萧绎等人的文学理论。他们的文学理论代表了当时的新变一族。当时出现的“文笔之辨”实质上也是从讨论文体的角度来新确定文学的价值观。在“三萧”看来，行文的关键在于词采和修辞，没有丰富的词采和修辞，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和作者的情感，就不能充分的表现出来，文章就会因文辞枯竭，意不由衷而失去价值。《梁书. 刘勰传》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 由此可见，当时文学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文体。而这一时期学者所谓的文体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了文章的体制结构，而且涉及到学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意义等文学的基本要素。这种对文体的认识，产生于魏晋，发展于南朝，进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念。
五
综上所述，《典论.论文》和《文赋》作为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研究探讨文体问题，进而揭示和考察文学独特审美特质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较早能自觉，自主的立足于文学自身审美的立场，而非两汉经学对文章政教意义和功利观念的认知上，理性的将文学艺术性审美的特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原则的作品。尽管《典论.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同文体间的界限设定的过于明显，而《文赋》则过于强调修辞和词藻的意义，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长期陷入过度看重修辞，韵律，炼句，词采等文章外在的表现形式，忽略不同文体之间关联分合的关系等观念中，正如钱钟书所说：“古代不仅诗与文一体，而且史与诗也往往相混。这是因为“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诗而已。……此《春秋》所以作于《诗》亡之后也。（7）” 所以说，诗中有史实，史中有诗质，二者交互渗透。可见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并非鸿沟而不可逾越，相反，善于灵活运用其它文体创作中的积极因素，反而能使文章更富情韵和新奇感。、如散文中或有诗味，诗中或有文气，于是有人在文体分家后又谋合作，从而出现了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等嫁接文体。
尽管如此，《典论.论文》和《文赋》对文体问题的认识和提出的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为中国后世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从文学自身审美特质和精神意义解读和赏析文学的途径，特别对南北朝时期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而积极的影响。文体论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领域，《典论.论文》和《文赋》所起到的提倡和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二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总结和批判了两汉经学“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功利主义和强调文学社会功用的观念，开启了从文学自身审美特质和精神价值角度解读和认识文学的新的时代，抑或说，《典论.论文》和《文赋》所代表的魏晋时代的文体论研究，在中国文学走向独立，自觉的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是尤为重大的。
参考文献
【1】 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袁济喜：《六朝文体论与人文蕴含》，《江海学刊》，2004年第05期。
【4】 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
【5】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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